儒教是一种静止的世界观。正是这种静止的世界观赋予了中国社会超强的惰性，使得中国社会几千年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
除了上文中提到过的种种表现之外，儒教的静止世界观在中国社会中还有以下三种表现：
第一，儒教使人安于现状，反对任何社会变革。中国历史中的每一次的变革，都会毫不例外地遭到“效法先王”的儒生们的围攻，受到儒家思想的层层阻滞。
第二，儒教使人迷信祖先，崇拜师长。儒教是崇拜祖先的宗教，他的祖先崇拜使得中国很迷信自己的祖先，迷信祖先的技术，迷信祖先的秘方。后人有了新的技术、学术也要假托黄帝、周公的名义才有说服力。一个不信儒教之邪，敢于大胆搞革新、创造的人，那他只会有两种结局：要么被儒教所扼杀，扼杀不死，他就会被后来的儒者尊为神圣。一批不信儒教的人打下江山后，儒教也会将他们捧为神圣。不论是文臣、武将还是文学家、艺术家，开国的一代就是这个王朝各行业的开山鼻祖，他们的继承者、学生在“事师如事父”的儒家思想的束缚下，只能对老的学问承袭而不敢有所超越突破，因为在儒教中国，超越突破就是越礼犯上、不尊重老师的表现。这样，各种学问不是愈做愈好，而是愈作愈糟；人物也不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而是一代不如一代强。
第三，儒教反对科学。在人类进步发展的历史中，技术的发明、革新起到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人类社会许多大的飞跃，究其原因，其动力原是来自于一两个不起眼的技术发明。近代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也是近代科技突飞猛进的结果。
抵挡社会进步的儒教，在本能上是反对科学的。
儒教的反科学主要表现在它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自然观上。
经过秦朝暴政和楚汉战争后建立的汉王朝，初期信奉寡欲无为的道家思想，经过六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刘氏祖孙六代的经营，到了汉武帝刘彻即位时，汉王朝已经人给家足，国力强盛，年方二八的刘彻已不再满足清净寡欲的黄老之道了。为了追求“万事之统”询问“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刘彻下诏命令全国“贤良文学”上书对策。此时熟谙儒家经典的董仲舒脱颍而出，以“天人三策”回答了刘彻的三次册问，使刘彻最终找到了治国的理论武器，从此，汉王朝开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核心内容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
天人合一。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⑴
人之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行体化天数而成。⑵
人之首，首妢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尤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⑶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于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夫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⑷
董仲舒还将儒教之五常：仁义礼智信分别和五行一一相对应，东方木主仁，西方金主义，南方火主礼，北方水主智，中央土主信。
不仅只是三纲、五常，董仲舒还将官体、继承、刑辟、摄政、嫁娶等儒教制度内容都与天象、五行一一比附。
父死子继合法？法木终火王也。兄死弟继何法？夏之承春也。……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男不离父母何法？法火不离木也。女离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取妻亲迎何法？法日入阳下阴也。⑸
…………
天人感应。
“人之所为，与天地流通而往来响应。”（《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谬戾而妖孽生亦。此灾异所缘而起也。”⑹
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为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曰：“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咨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⑺
君王顺天而行，修饬德政，天就会降祥瑞庇佑，君王逆天而行，天就会将灾难惩戒。如果不悔改，天就会收回符命，使之败亡……。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最后又引申出两个结论：一是：“王权天授”，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天，皇帝是天之子，受命于天，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二是“屈民伸君，屈君伸天”，民众必须服从君王，君王必须服从天意。这两个结论恐怕才是汉武帝青睐董仲舒，将他的理论视为“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原因。
正是董仲舒将阴阳、五行与先秦儒家思想相结合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儒家思想演变成儒教，使得儒学升华为中国的政治神学。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之前，儒、道、阴阳、五行等思想本是混沌一体，不分家的。春秋战国，几个弟兄分了家，各立门户独自发展，经一段时间后，在汉代又重新合为了一家。混沌、混合本来就是中国龙文化的秉性，儒、道、阴阳、五行等兄弟的结合只是早晚的事。
儒教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反科学主要表现在：
一 使自然与人相混合，主客体不分。
二 使权力成为社会结构、思想价值的核心，科学沦为权力的附庸。
三 权力中心思想导致了科举制度的诞生。
四 歧视科技、劳动、实践。
一 天人合一使自然与人相混合，主客体不分。
儒教“天”的概念，十分抽象、十分模糊，并且包涵性极大，自然中的万物皆可被“天”所涵括。儒教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使得自然与人合一，自然与人相互感应。人成了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也成了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学者将此种自然观称之为有机自然观。
儒教虽然声称天是人的曾祖父，人的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人的生活可效法自然，但飘渺的天，蒙昧的自然并不会说话，人怎么去效法呢？只能通过自己的眼睛、耳朵等感官去看去听。太阳、月亮、星辰周而复始的运动可以看见，昼夜、四季的变化可以感觉到，但是这些被感觉器官所感知的自然之法都是肤浅的、感性的、有限的，是远远不够人们效法之用的。那么隐藏在自然现象之下的更为深奥、更为复杂，不能被人的感觉器官所感知的规律、自然之法，怎么去知道呢？既然自然与人是同理、同质、合而为一的，于是中国人就有了一条探索自然的捷径：以己度物，凭自己的主观感觉去推测自然规律。
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现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⑻
“格物”就是研究事物。表面上，儒生的话很有道理，并且给了“科学研究”很高的的地位，但实际上，结果却与儒生的话正相反。让我们看看儒生们是怎样“格物”的。
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有一位姓钱的朋友坐在亭子里“格竹子”，“格”了三昼夜后，病倒了。王阳明继承了朋友的工作，亲自去对竹子静观了七天，仍没有得到有关竹子的道理，最后他感慨道：“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于是，他便劝人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内心上来，“真格物之功只能在身心上作”。王阳明的顿悟，并不稀奇，他的前辈们早知此理，宋朝的理学家程颐就说：“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⑼“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⑽ 宋朝的理学大师朱熹讲得更明白，格物的目的就是要“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如果不是这样，“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为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11)……。
儒教的格物，实质上是“格心”。
儒教的“格心”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内向性。
儒教的以心格物，使得自然人格化。儒教声称人应当效法于天，可实际上，他的有机自然观却让自然成为了人的有机体的延伸。这样，中国人研究自然就不能将自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去研究，而只是将自然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去研究的。中国古代是没有人去研究纯自然的，他们研究自然只是作为研究人的一个手段。
比如说天文，中国人认为天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延伸，天文与人事是相互感应的，因此，天象中隐藏着人世间王朝兴衰更替、王侯将相生死休戚的信息：
日蚀，必有亡国死君之灾。
日以春蚀，大凶，有大丧，女主亡。夏蚀无光，诸侯死。秋蚀兵战，主人死。冬蚀有丧，多病而疫。(12)
日蚀所宿，国主疾，贵人死。用兵者从蚀之面攻城取地。
日蚀有三法，一曰妃党恣，邪臣在侧……，而曰偏任权柄，大臣擅法……，三曰宗党犯命，威权害国……。(13)
却说孔明在荆州，夜观天象，见将星坠地，乃笑曰：‘周瑜死亦’。
却说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三投再起，隐隐有声。懿惊喜曰：‘孔明死亦！’(14)
…………
中国古代的地理同样是研究人的。中国人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龙脉的地方就可以出皇帝，人的阴宅（祖坟）、阳宅（房屋）、所处的地理位置及结构决定了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兴衰沉浮：
地理家以山名龙者何也，山之变态千形万状，或大或小，或起或伏，或逆或顺，或隐或显，支垅之体段不常，咫尺之转移顿异，验之于物，惟龙为然，故以名之。(15)
穴后相看节节高，有如天马下云霄。子承于父孙承租，世代居官挂紫跑。
穴后一重低一重，此地须知是退龙，纵有穴情只一代，儿孙不久便贫穷。
福龙赖有祖宗好，左右周围筹集来，体势纵非真正结，盘桓安静亦勘裁。
病龙慵懒不堪言，边死边生力欠完，锄破崩残同一断，纵然成地亦孤寒。 (16)
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屡织席为业。家住本县楼桑村。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17)
…………
中国古书中提到某位博学贤士，有经天纬地之才时，常说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前知一千年，后知五百年。这里的天文、地理和今天我们学习的西方的天文、地理等科学是不同的，他们的实际意义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星象、风水。
儒教的有机自然观对中国人的生活的影响是广泛的，它使人相信日月星辰的运行决定着王朝的兴衰、将相的生死，同时还决定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百姓凡有出行、动土、植树、迎娶、出葬等他们都要查一查黄历，定一定吉凶；它使人相信人的行为也可影响天地变化，比如窦娥屈死后，天被其怨气所感而降六月雪；它还使人相信大自然和人是同理的，比如中国古代有位良医，曾用梧桐树叶熬汤治难产，可后来人们仿效这个办法时，不仅不见效，反而加重了病情。人们去请教这位良医，他解释道：我用的是秋天的落叶，现在是是春天，树叶正在向上长，哪里能用来治难产？………有了这种自然观，就是苹果天天砸到每个人的头上，也不会有人去思考，这是为什么，更不会去发现什么万有引力定律，一句“叶落归根，认祖归宗”就足可以让中国人解释苹果为什么往下掉而不是向上“掉”了。
英语词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本是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自然科学）的简称，科学的出意就是指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
科学的精神包括三个内容：一，对自然之法客观存在的确信。二，将自然之法推进到自然规律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由实证、数学化、分析、重建、存疑、求真等精神共同组成的。三，同时代人文学者、文学家对这种关于自然的理性探索的称颂，感性认识对这种理性探索的认同。
儒教的天人合一使中国人不能将自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客观存在，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然之法，因而也就谈不上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了。这当中如果偶尔冒出来个探索自然之人，那他也会被视为是在“炊沙成饭”而遭到文人们的嘲笑挖苦。
儒教的天人合一使得中国人的科学精神无从产生，或者说是将中国人的科学精神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和儒教的天人合一相对立的是古希腊、基督教的自然观。在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自然与人是异质的，两者的关系是被异隔化的，而不是同质、同理、合一的。
在古希腊文化中，存在着一位至高神宙斯，宙斯又统领了很多个与自然事物相对应神灵如日、月、星辰等。希腊文化是多神文化，它的自然观是神性自然观。
“论自然”是古希腊哲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宣称物理学（ｐｈｙｓｉｋａ）即是研究自然（ｐｈｙｓｉｓ），这里自然成了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研究实体。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希腊人认为至高神在造就自然的同时也把理性带入自然，产生了各种具有理性的事物。这种自然理性使得自然之法得以确立。但同时自然又是与诸多神灵相对应的，它也具有神性。这种理性与神性在自然那里合而为一成了古希腊文化的一大悖谬。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逻各斯（ｌｏｇｏｓ）（初意为世界的普遍规律性，后被引申为“宇宙理性”和基督教中的“道”）“那唯一的智慧即愿意又不愿意接受宙斯这一称号”。虽然主希腊人在自然的神性中并未进入迷信的境地，但这种自然理性与神性之间形成的难以克服的张力，使古希腊人在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活动中陷入了两难境地：我们要伐树木、踏山、喝水、要解析研究它们，这不是对树神、山神、水神的不恭吗？
《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是唯一真神，是 祂创造了自然万物，然后又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同古希腊文化一样，《圣经》中的人和自然也是隔异的，正是这种“异质”的自然观念，使得古希腊人、基督徒对“自然之法”确信不疑，这种“自然之法”在古希腊表现为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力，在基督教中表现为上帝为自然设定的秩序。
但《圣经》中的自然已不再具有神性，而是人具有了神性（部分），并被上帝授权管理自然。既然最能体现上帝创造力的人类被赋予了管理自然的使命，研究自然、探索自然便成了基督徒面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多神论给古希腊人带来的困惑，最终让上帝给解决了。
“自然之法”是上帝在太初时确定的、统治自然的法则，自然规律是上帝的被造之物，并且它是需要人类去探明的。这就促使基督徒运用科学手段去探索自然的奥秘，与自然进行进行平等对话。面对科学家的“一阵阵轻声软语”大自然“发出袅袅不断的回音”自由落体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行星运行三定律、力学三定律………就“仿佛鸟儿向平原飞翔，迎接旖旎的春光，婉转的欢畅”（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的是《海涛》）飘然来到科学家的身旁。--正是上帝的启示，使人类完成了从“自然之法”到自然规律的理性过渡，塑造了近代科学精神。
是否能够摆正神、人、自然之间的关系，正是一种宗教、文化能否孕育出科学的根本原因。
四 歧视科学技术和劳动实践。
天人合一虽然是被董仲叔明确提出来的，但时期思想精髓是早已有之，只是比较模糊罢了。
早在春秋时代，孔丘就明确地表现出了对权力的崇拜和对科学技术、劳动实践的歧视。
学而优则仕(19)（《论语?子张》）
学习好了就应当从政；
君子不器(20)（《论语?为政》），
器，就是有用的器皿，将此话说得白些就是专业技术人才不是君子。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21)（《论语?为政》）
钻研尖端，就是祸害；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小时候贫贱，所以才学会很多卑贱的技艺。真正的君子会有那么多的技艺吗？不会的呀）(22)（《论语?子罕》）
“技艺”在孔丘眼中竟是“鄙事”，自己被迫学会了几件，竟自贱如此！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23)（《论语?子路》）
民众在孔丘的眼中还是人吗？
背后说人坏话是孔丘的一贯表现。
有了老师的教导，学生们也不甘落后。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即使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可取之处，但是这会妨碍远大的事业，所以君子不做这些事）(24)（《论语-子张》）
君子这也不干，那也不干，那君子到底该是什么样呢？
若有一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亦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有这样一位臣子，老实诚恳而无别的技艺，与世无争，有容人的度量。人家有本事，就好象他自己的本事一样，别人品德高尚，本领高强，不但口中称道，而求内心确实也很喜欢。这种宽宏大量的人，是可以保全我的子孙和黎民的幸福的，是实在有利于国家的人。）(25)（《大学》）
原来儒生眼中的君子就是一个不懂专业技术，专门外行管内行的领导。
还是“亚圣”孟轲说的露骨、痛快：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26)（《孟子?滕文公上》）
由于圣人们的教导，科学技术在中国人的眼中成了“奇技淫巧”，儒教经典《礼记》中甚至提出：“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正是儒教对科技的歧视，使得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处于被禁锢、被歧视的地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仅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和民众的理解，并且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孙中山先生曾说：在中国社会“创造新器，发明新学，人民以惧死刑，不敢从事。”
在儒教统治的中国，在“孔圣人”的二亩地头，科技落后是顺理成章的，科技发达才是咄咄怪事。
古希腊的科学发达主要表现在理论方面，在实验、技术方面却是裹足不前的，这是古希腊人鄙视手工劳动的思想所造成的。在古希腊，动手做实验被认为是不光彩的，就像阿基米德这样的实验大师也都为自己制造仪器感到羞耻，柏拉图甚至指责两个希腊人制造装置仪器来解决几何问题是在“污染思想”。学者和工匠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科学是生长在奴隶主和自由民花园中的花朵，而技术则掌握在会说话的工具－－奴隶手中，因此古希腊的学者们对劳动技术也是蔑视的。
古希腊人对手工劳工、实验、技术的歧视，阻碍了其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得古希腊的的科学思想无法演变成近代的科学技术。
古希腊人的缺陷，让欧洲的基督徒给弥补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填平了学者与工匠之间的鸿沟，并且基督徒将手工劳动视为阅读上帝的著作、使自己更能接近上帝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劳动就是祈祷”。这些中世纪“修道士是第一批人数很多的指甲下有污垢的知识分子。”（小林恩?怀特语）正是这些靠劳动磨练自己意志、陶冶情操的修道士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结合起来，将科学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并最终使实验成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的组成部分，使得“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27)
中世纪西欧所取得的技术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至于１５世纪时，便有东方人建议，派学生到西方学习“实用工艺”。红衣主教贝萨里翁（东正教）因在罗马住过多年，所以对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印象极深。１４４４年，他写信给拜占庭自治省的统治者，建议他派四个或八个年轻人到意大利去，偷偷学习意大利的手工技艺，在信中他谈到“木头被自动锯锯断，随车轮转的又快又匀称”“熔炼和提炼金属时使用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需用手推拉”……。(28)
在这种背景中，一个名叫罗杰-培根的修道士在１３世纪就已预见到未来的许多技术成就，这并不偶然的。
人们可制造机器，使用这种机器，最大的船只需要一个人驾驶，而且比那些乘满划手的船炮的还快；人们能制运货车，他们无需牲畜牵引，而且速度惊人；人们能制造飞行器，一个人乘在飞行器上，可以用机械翅膀拍击空气，就象鸟一样……人们还能制造使人能潜入河底的机器……。(29)
正是基督教，而非别的什么，将科学理论、可控试验、实用技术结合在了一起，并使这三者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机制，创造出了近代科学的神话。
通过以上四点粗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儒教反科学的真面目。
天人合一，其实质是对“天”的否定。天人合一是无神论者的最高哲学成就。 同时他也体现了中国龙文化的女性本质：男人的实质是理性，女人的实质是感性。男人离上帝近，女人离自然近。男人具有“灵性”，女人具有“物性”。女人的“物性”在战争时期表现在她们是一种战利品，在和平时期表现在女人是被观赏的对象，女人在被观赏中能得到很大的愉悦，这使得女人具有了爱美的天性，甚至为之不惜自残。尽管女权主义者对此也有嘤嘤的几声非议，但她们终难抵女人爱美的洪流。女人之所以与哲学无缘，是因为她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她们只是哲学的对象，而非哲学的主体。女人感性思维的最高“哲学”成就就是物我不分的“天人合一”。
道教也是反科学的。
道教的创始人李耳，认为学习和“道”是背道而驰的，并且学习会伤害“道”，“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30)（《老子-四十八章》）。科学技术对于社会不仅无用，并且有害，“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因而他主张“绝圣弃之”“绝巧弃利”，奉劝统治者“常使人无知无欲”行“无为而治”(31)（《老子》）
道教的老二庄周更反对科技，他认为“道”只能通过“冥通”“冥合”来悟，而不能通过学习得到。因而他主张“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32)（《庄子-大宗师》）
在《庄子-天地篇》中，庄周讲了一个故事：
子贡到南方的楚国游历，返归晋国，在经过汉水之男时，看见一位长者在菜园里劳动，向井边挖水渠，抱着瓮取水浇灌，用力很多而功效很小。子贡说：“有种器械，一天可以灌溉一百亩田，用力很少而功效很大，您不想使用吗？”
老翁抬头看看他说：“怎么回事？”
子贡说：“用木头凿制机械，后重而前轻，提水如同抽引，快如沸汤上溢，这种机械名叫桔槔。”
老翁满面怒容地冷笑说：“我听我的老师说，有机械的必有机事，有机事的必定有机变之心。机变之心藏在胸中，就不具备纯洁清白的品质；不具备纯洁清白的品质，就会神情不定；神情不定，就不能载道。我不是不知道那种机械，而是耻于去用它。”
子贡满面愧色，低头不语。
可见，机械、机事、机心是和“道”相悖的，相对立的。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胡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33)（《庄子-应帝王》）
浑沌就是浑沌，一开窍，他就死了。
中国古人曾将纯科学成为“屠龙之术”，现代人只是将之理解为无用之术，因为世上的龙太罕见了。其实，发明“屠龙之术”一词的人应是位与中国龙文化灵犀相通之人。龙和道是统一的，理性、科学对道、龙的伤害都是致命的。
然而，现实中的道、浑沌并不是任人摆布，任人敲凿的，龙也不是容易被屠的。面对理性的进攻，龙会使出太极功夫，运用种种缠绵、变化手段，要么躲避理性的凿击，要么将理性的冲击力化为己有，借力发力，转身一推，四两拨千斤，将理性的主体推出门户之外……。这也是近代中国虽屡遭国外先进科技的侵入，但自己始终摆脱不了浑沌思维，培养不出科学精神的原因。
正是浑沌的道，使得中国人难得糊涂、缺乏认真、理性、逻辑思维能力。
认真的人也有，战国时的楚国人屈原就对儒道教的宇宙观提出了质疑，在《天问》中，他对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日月星辰为何不坠、太阳运行的轨迹等问题一口气提出了１７０多个问题，但是没人能回答他。最终，他因不被社会所容，投江自杀了。
认真的人还有山西的李松绿，但他的舌头被割断了；还有海南的何海生，但他神秘猝死了；还有湖南的青年教师李尚平，但他被人暗杀了……。
认真，是被中国龙文化所排斥所扼杀的东西。
认真就是认识真理，而龙是抵挡人们认识真理的。
太极图是“浑沌”“道”的肖像，是中国人灵魂的写照。
太极图首先是一个封闭的圆圈。他使得中国人的思维保守、内向、兜圈子，缺乏开拓性、创造性；他也使中国人自我封闭，缺乏合作精神，有一点技术也是传子不传婿，宁可失传，也不让肥水流入外人田。
太极圈内，黑白混淆，混沌糊涂。它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感性化，且具有诡辩性，排斥理性逻辑，最终与真理无缘。
太极圈内只有曲线没有直线，太软，没有硬度。他使得中国人百事运用之妙，完全存乎一心，缺乏硬性检验对错的客观尺度，建立不起试验机制。
于太极图对立的是十字架。
十字架是开放的，是没有界限的。他使得基督徒的思维开放、外向、积极进取，富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他使得基督徒具有合作精神，使得科学的社会化合作成为可能。
十字架有经纬分明、横平竖直的两条直线构成。他使得基督徒具有了排斥诡辩的分析、逻辑的思维，使得他们能用机械的、逻辑的思维将复杂、混沌的大自然剖析开，使之直线化、简单化、概念化，再作具体分析，直到最终得到真理。
十字架不存在任何曲线，具有百分之百的硬度。他使得基督徒重视实验，让试验最终成为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十字架与太极图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宇宙观。
曾经有个笑话，象是在揶揄德国人，说如果有根针掉在地上，中国人会凭着直觉去寻找，而德国人则会在地上画上方各，逐格寻找。
其实这不单是个笑话，他也是中西方两种思维方式不同的形象说法。
基督徒在研究自然时，大脑显得很机械，总是将对象格式化，将一个整体分解开，逐步分析，直到最后得到一个具体的、本质的、精确的答案。中国人在研究自然时，大脑显得很灵活，总是凭着直觉去感悟，最后得到的答案也是综合性、外表化、模糊的答案。
在一个小的区域内，在短的时间内，凭直觉“找针”要比划方格“找针”有优势，但是如果在一个很大的空间里，很长的时间内“找针”划方格子做法的优势就会逐渐表现出来：
第一，它可以避免一个人走回头路，作无效的重复劳动。第二，它有利于许多人在空间上进行合作。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内“找针”，避免了智力、资源的重复浪费。第三，它有利于多代人在时间上合作。一代人结束了，下一代人可以继承父辈的工作接着找下去，他们的工作成果可以因此一代一代积累下去。第四，它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划格子这种机械的工作方式很容易让人想到发明一种“搜寻机器”来代替人力，逐格“找针”，使效率更高。今日世界的机械化、数字化就是这种机械式思维的延伸。
总之，这种机械式的思维从短时间内看是笨拙的，但从长远的眼光看是聪明的，是一种大聪明，是真正的大智若愚。
凭直觉“找针”则正相反：第一，她免不了使一个人走回头路，作无效的重复劳动。第二，她无法使多人在空间上合作，参与的人说再多也会因重复劳动而使巨大的人力物力白白浪费掉。第三，她无法使多代人在时间上合作，一代人的工作下一代人仍要重复，数代人的工作无法积累。第四，她不利于实现机械化和数字化。自觉和机械化、数字化是矛盾的。
这种直觉式“思维”，从短时间内看是聪明的，但从长时间内看是愚笨的，这是小聪明，是大愚若智。
逻辑思维是理性思维、男性思维。
直觉思维是感性思维、女性思维。
直觉思维是具有早期优势的，但时间一长，它的劣势就会越来越明显；逻辑思维具有后期优势，时间越长，其优势越明显。
当欧洲的医学知识越积越高，他们的医生开始从细胞的层次上为病人诊断疾病，用生化药品为病人治疗时，中国的医生们仍在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远古祖先的感性发明，用金木水火土为病人诊断，用草根树皮为病人治病。当一名文弱的欧洲人拿起数代祖先的科技成果－－来福枪，去征服世界时，中国的壮汉还在日复一日地苦练着祖先传下来的太极拳、洪拳、义和拳以及刀枪不入的气功法术。两者相遇结果如何？请看中国的近代史。
在中国的古代思想中，墨家思想是个另类。
和儒、道反科学的态度不同，墨家非常重视对自然的研究，并且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创始人墨子在几何学、力学、光学等方面的造诣很高，已超越了手工业者的局限，做到由具体到抽象，有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总结。墨子的研究已展现了纯科学的萌芽，已经踏上了数量科学的门槛。可惜，墨学后被中国人所抛弃，几成绝学。墨学在中国衰落的原因，也正是科学在中国衰落的原因。
墨子（名翟约公元前４６８－－３７６）出生平民，他出生在孔丘之后、孟轲之前。他所创建的墨家学派和儒家并立为当时的两大显学，同时墨家又是儒家的最大的反对派：儒家宣扬无神论，“不问神怪乱力”，墨家提倡“天志”“明鬼”宣扬有神论；儒家主张厚葬久丧，墨家主张“节葬”；儒家重音乐，讲排场，墨家主张“非乐”“节用”；儒家信宿命，墨家信“非命”；儒家主张“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别爱，墨家主张人人平等的“兼爱”；儒家信“上智下愚不易”，墨家信“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墨家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追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墨家是一个为广大劳动人民谋福利的、具有科学民主精神的学说。也正因为此，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思想被中国的专制龙文化视为异端，遭到了龙文化的排斥，被国人所唾弃、遗忘。就连最为公允的史学家司马迁也敌视墨子、墨家学说，他的《史记》力求宽博，多为先秦诸子立传，但偏偏对墨子不感兴趣。他明知儒墨同为显学，并是一对冤家，但却把墨子的名字附于《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以区区２４个字一笔带过：“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出于学习科学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墨学才从历史的旧纸堆中被挖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
墨学这个追求科学的屠龙之术，屠龙不成，反被龙屠。
今读墨学，不胜感慨。假如中国人能过沿着墨家思想的道路继续前进，就完全可以进入以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科学领域；如果战国群雄能听从墨子“非攻”的主张，你不吞并我，我不吞并你，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一样彼此和平共处，良性竞争，那春秋战国的思想、学术繁荣一定会延续下去。诚如此，估计中国人早在宋朝的历史时期内就造出原子弹了。
墨家思想类基督思想，但两者又有质的差别。墨子所明的鬼神，并不是上帝耶和华。上帝的威严足可以使欧洲的列国彼此和平共处，而墨子的鬼神却不能震慑战国的群雄停止兼并战争。直到今天，中国人也做不到“非攻”，要么大一统，要么军阀混战，重讲战国故事。－－无神的中国，不幸的中国。
墨子和耶稣同为木匠出身，墨子的才华不比耶稣逊色，但墨子终被龙屠，而耶稣却的复活永生，为什么？墨子是个肉体凡胎的伟人，而耶稣却是道成肉身的神。
谈到科学，人们常存在两个误区：
第一，中国古代的科技很发达，只是到近代才落后了。
第二，基督教是反科学的。
先说是一个误区。
让中国人认为自己祖先科技很发达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我们的祖先本是不以发明为荣反以发明为耻的，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保守人士为了证明国学的优越，为了增强民族自信心，整理国故，才整理出了个四大发明。在这所谓的四大发明中，除了活字印刷之外，其他的三个发明，其实是存在争议的。但这“四大发明”的确让屡遭屈辱的阿Ｑ们自我陶醉、自我胜利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天仍是他们用来证明民族文化优越的一个朗朗上口的武器。
让中国人认为自己祖先科技发达的另一个东西是著名科学史家英国人李约瑟博士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１９４５年出版）在此书中，李约瑟论断，无论是在以前的千余年，还是近五百年，中国的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一直在稳缓地前进”，而西方在经历了“几乎没有任何科技上的建树”的黑暗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来了，发生了科学大革命。”西方的科学才得以领先世界。
有了如此论断，下面一个问题就接踵而来：“为什么这种科学大振兴或大革命，不在中国或印度发生，而是在西方发生？”(34) 后来，李约瑟在１９６９年又重述了该难题：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却起于欧洲而非中国？这就是科学史上著名的、让中国人颇感几分自豪的“李约瑟难题”。
中国文化是一套完整的自欺欺人的文化。她的欺骗性很强，不论是自欺还是欺人都很游刃有余。“自欺”使得中国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而自我陶醉；“欺人”使得许多老外在长期深入地研究中国之后能得出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结论。李约瑟博士也算是其中的一位。
“李约瑟难题”之所以成为一个让别人和自己都难以回答的难题，是因为这个难题本身有问题：这个难题是由两个结论组成，一是中国在十六世纪前科技超过西方，二是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这第二点是事实，而第一点呢，是事实吗？李博士为何得出这样的结论？
李约瑟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很大程度上是他将科技与技术混淆一谈了。
现代科学包括科学理论、可控试验（可以控制、重复的试验）实用技术三个部分，只有实用技术而无科学理论和可控试验，不能称之为科技，只能称之为技术。
的确，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的许多生活实用技术处于较为领先的水平，但这些实用技术的发明权并不能百分之百地归于中国人，其中有些要归功于古中国西部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小国家、小民族，因这些国家寿命短暂，在历史中影响力小，由他们传入中国的技术时间久了也就自然成了中国的技术。就是将这个因素忽略不计，中国古代的技术先进也不能证明中国古代的科学就发达，技术与科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除了墨学之外，中国古代的科学理论和可控试验几乎是零。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并不是科学理论和可控试验的结果，而只是发明者将个人的经验和相关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创作的结果，这种技术发明是一种随机现象，其概率取决于发明者个体的数目及与相关个体经验得以关联和融通的环境。大自然向人类展现的发明机会又是均等的，因此，哪个国家人多，哪个国家稳定的时间长，哪个国家的发明就会多。这种实用技术发明是“碰巧”而成的，中国人口多，稳定的时间又长，使得这些“碰巧”更多罢了。这种“碰巧”并不是科学理论的必然，也不具备科学精神，因此谈不上“科技”发达。
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稳定与人口众多，是古代任何国家都羡慕的。这种现象是中国文化女性化的结果。女性的直觉思维具有早熟性和初期优势，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中国社会也是早熟的社会。
今日的专制者又在鼓吹民族复兴，复兴什么？还想重现小学一年级时当女班长的风光吗？其实专制者也未必不知道这是在做白日梦，只不过“民族复兴”是能为专制找到的唯一一个漂亮的煽情的代名词而已！
再谈第二个误区。
只要一提到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黑暗”这个词，尤其是在讲科学的时候。“黑暗”是人们对中世纪普遍且根深蒂固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有明确的、铁的事实作依据，这事实就是宗教异端裁判所曾将几个科学家活活烧死。
这种看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误区。
所有持中世纪黑暗传统看法的西方科学史家无不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即中世纪与近代科学的完全间断性无法面对中世纪到近代科学时代的迅速过渡这一历史事实。为了解决这一困惑，编史家便一味颂扬文艺复兴并从中搜索近代科学的雏形，来做唯一答案，这些科学史家们使人们至今仍在坚信，正是文艺复兴揭开了中世纪的黑色帷幕，宣告了近代科学的降临。
那为什么文艺复兴偏偏诞生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而不是别的什麽地方，比如接受古希腊科学知识更早的阿拉伯国家？这将会是传统的编史家又要面临的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说中世纪黑暗是有道理的，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中世纪神权的专断、教会的残酷的一种正常的反应，这个“黑暗”是带有感情色彩的。２１世纪的今天，人们应该抛弃这种感情色彩，用理性的客观的眼光重新审视中世纪，尤其是中国人更不能人云亦云。一个胖子大嚷高蛋白的坏处，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一个饥饿的浮肿病人跟着叫嚷，则是可笑的。
早在古罗马时期，圣奥古斯丁（３５４－－４３０）就将古希腊哲学家中唯理论倾向最典型、视数学为真正科学的柏拉图的思想用来论证基督教义，将神学与哲学结合起来。他也因此成了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到了十三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１２２５－－１２７４）有将古希腊中最博学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基督教义相结合，并接受了托勒密的天文体系。他将神学看成科学或哲学，认为人类理性来之于上帝，理性与信仰并不矛盾，是统一的。他因此成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除此之外，基督教还吸收了包括盖伦医学理论的更多的古希腊科学思想。圣阿奎那细致的工作，使得古希腊原始科学结构的“珍珠”被镶入了一个更大的可以使其进一步成长的基督教文化的“珍珠贝”之中了。亚里士多德学说，托勒密的天文体系及盖伦的医学成为基督教自然观的一部分，哪里有基督教，哪里就会传授、学习这些科学知识，本来科学是专业化的，是难懂的，但现在却成了人们必须接受和研究的教义。宗教吸收了科学成果，使宗教变得强大了，强大了的宗教也把科学的宗旨传遍了他们所及的每一个角落。到了十三世纪，在基督教世界里，亚里士多德的各种著作已经家喻户晓。如果亚里士多德能知道他那在古代颇为深奥，只为少数门徒接受的学说会这么快地社会化，一定会目瞪口呆的。
基督教能吸纳并传播外来的科学，而儒教却将自己土产的科学也给排斥免疫掉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的对待科学的态度说明了什么？
科学理性在逐步成长，原来巨大的宗教“珍珠贝”开始变得狭小了，权威的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越来越受到追求真理思想敏捷的基督徒的普遍怀疑。到了１５４３年，新科学与旧神学的矛盾终于爆发了，此年，哥白尼在临终前发表他的《天体运行论》，这一年通常被人视为近代科学革命的开端。而哥白尼本人，这位向旧神学致命一击的近代科学革命的开创者，却是一位一辈子在修道院供职的牧师。此后出现的近代科学史上重要的人物如帕斯卡、波义耳、培根、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科学巨匠们无不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都坚信自己的研究恰恰是修正了过去的一些不适当的看法，更好地维护了上帝的尊严，是对上帝为自然立法的最有力的证明。其中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在完成自己对科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之后，更为上帝所倾倒，完全醉心于神学，并写下了大量的神学著作。他的科学手稿共一百万字，而他的神学手稿则有一千万字之巨－－不是别人正是基督教会自己逐渐将将科学治水煮沸的。当教会为了战胜不再服从旧神学的科学，为了阻止科学之水沸腾而不惜动用火刑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如果将中国儒道教和基督教做个对比，你就会看出，基督教好比是一位老实的火夫，他辛辛苦苦地将科学之水煮沸了，但对于突然到来水的沸腾、升华又感到害怕，于是便忙不迭地、“张牙舞爪”地去扬汤止沸。尽管他最后因此落下了一个阻挡科学进步的坏名声，但实际上，他实是科学进步的功臣。中国儒道教则是位狡猾的火夫，为了防止水的沸腾、生华，他干脆釜底抽薪，根本不把水加热。就如真的专制不是向游行队伍投催泪弹，而是根本就不让游行的事件发生。
面对沸腾的科学之水，基督教会的扬汤止沸，不仅没能阻止水的沸腾，反而加速了水的升华。基督教会对新科学表面上的遏制，反而起到了否定放大作用。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牛顿的惯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出现之前，并不比托勒密的学说更正确，因为他和很多显而易见的直观现象相矛盾。在当时的社会上，只有闭眼不见它与现实观察相矛盾的人才会信奉他，大多数人信奉哥白尼学说并不是因为科学和别的什麽原因，而是因为哥白尼的学说与当时的基督教会所信奉的旧神学对立。
基督教会对科学的扼杀，不仅没有讲科学杀死，反而为科学做了广告。
世上有这样的“傻子”、“冤大头”吗？辛辛苦苦地培养否定自己、嘲笑自己的反对力量，甚至以自己落下坏名声的代价去传播他，无怨无悔，千年如一日？
有一个，也只有一个，那就是道成肉身，具有上帝形象的耶稣基督。作贱、牺牲自己，成全、拯救人类，正是耶稣基督的精神实质！
上帝、耶稣的爱，是深沉的，是永恒的，阿门。
如果能对人类历史做个深入的思考，你就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众多的，默默无闻的传播福音的基督教传教士们，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真正源泉和动力。传教士是圣灵的“接收器”“传感器”，他们承蒙圣灵的感召，带动大家一同向神的国度－－天国前进。他们是人类进步史中真正的无名英雄，和他们相比较，科学家们倒是善于故名钓誉的“摘桃者”。
欧洲中世纪一千年，不是黑暗的，而是理性的、禁欲的、高尚的一千年，这一千年是欧美文明大厦的根基，他之所以容易被人们误解，那是因为根基奠定的艰苦工作是在地平面以下进行的，并且这些工作的作用又是潜在的、长远的，都是常不被人们的肉眼所见的。“文艺复兴”之所以耀眼、眩目，被人津津乐道，那是因为他是为庆祝奠基工程结束、大厦工程露出地平面时而放的礼花、烟火，为这些礼花、烟火欢呼，是人之常情，但将大厦工程的崛起归功于这些烟火，则是愚蠢的。
今天，欧美之外的人们看到人家文明大厦的辉煌，顿生羡慕，纷纷学习模仿，但总是不成，为何？－－没有千年的奠基，楼是盖不高的。
人类始祖偷吃了智慧果，便犯下了原罪，失去了最早的乐园--伊甸园，但上帝爱人，并没有抛弃有罪的人类，而是抱着极大的耐心和信心派先知启示人，派独生子耶稣与人重新立约，来拯救人类，不放任人类用智慧将自己毁灭，引导人类用智慧来走正路。这条正路就是人类通往新的伊甸园－－天国之路，就是人类有罪人变成神－－与耶稣一同作王之路。
理性是把双刃剑，没有真神的带领，他将戕害人类，有真神的带领，他就是人类在走向天国途中的一把披荆斩棘的宝剑。
魔鬼名叫撒旦，就是阻挡的意思。他诱惑人类偷吃智慧果，但他又抵挡人类走向天国，抵挡人类认识真理，企图让人用自己的小聪明去自相残杀，最终使人类整体毁灭。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箴１：７）
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 （箴１９：１）
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
要爱她，她就保守你。
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的之内必得聪明。
高举智慧，她就使你高升；
怀抱智慧，她就是你尊荣。
她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
把荣冕交给你。 （箴４：５－－９）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 （箴１５：１）
阿门。 【全文完】
⑴（《春秋繁露?顺命》）
⑵（《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⑶（《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⑷（《春秋繁露?基义》）
⑸（《白虎通义?五行》）
⑹（《汉书?董仲舒传》）
⑺（《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⑻（《大学》）
⑼（《二程遗书》）
⑽（《二程遗书》）
(11)（《晦庵先生文集》）
(12)（《乙巳占》）
(13)（《开元占经》）
(14)（《三国演义》）
(15)（《地理人子须知》）
(16)（《勘舆漫兴》）
(17)（《三国演义》）
(1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
(19)（《论语?子张》）
(20)（《论语?为政》）
(21)（《论语?为政》）
(22)（《论语?子罕》）
(23)（《论语?子路》）
(24)（《论语?子张》）
(25)（《大学》）
(26)（《孟子?滕文公上》）
(27)（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28)（《全球通史》）
(29)（Ｌ．怀特《发电机和处女的重新考虑》《美国学者》）
(30)（《老子?四十八章》）
(31)（《老子》）
(32)（《庄子?大宗师》）
(33)（《庄子?应帝王》）
(34)（胡菊人《李约瑟与中国科学》）
第一，中国古代的科技很发达，只是到近代才落后了。
第二，基督教是反科学的。
先说是一个误区。
让中国人认为自己祖先科技很发达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我们的祖先本是不以发明为荣反以发明为耻的，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保守人士为了证明国学的优越，为了增强民族自信心，整理国故，才整理出了个四大发明。在这所谓的四大发明中，除了活字印刷之外，其他的三个发明，其实是存在争议的。但这“四大发明”的确让屡遭屈辱的阿Ｑ们自我陶醉、自我胜利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天仍是他们用来证明民族文化优越的一个朗朗上口的武器。
让中国人认为自己祖先科技发达的另一个东西是著名科学史家英国人李约瑟博士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１９４５年出版）在此书中，李约瑟论断，无论是在以前的千余年，还是近五百年，中国的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一直在稳缓地前进”，而西方在经历了“几乎没有任何科技上的建树”的黑暗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来了，发生了科学大革命。”西方的科学才得以领先世界。
有了如此论断，下面一个问题就接踵而来：“为什么这种科学大振兴或大革命，不在中国或印度发生，而是在西方发生？”(34) 后来，李约瑟在１９６９年又重述了该难题：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却起于欧洲而非中国？这就是科学史上著名的、让中国人颇感几分自豪的“李约瑟难题”。
中国文化是一套完整的自欺欺人的文化。她的欺骗性很强，不论是自欺还是欺人都很游刃有余。“自欺”使得中国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而自我陶醉；“欺人”使得许多老外在长期深入地研究中国之后能得出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结论。李约瑟博士也算是其中的一位。
“李约瑟难题”之所以成为一个让别人和自己都难以回答的难题，是因为这个难题本身有问题：这个难题是由两个结论组成，一是中国在十六世纪前科技超过西方，二是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这第二点是事实，而第一点呢，是事实吗？李博士为何得出这样的结论？
李约瑟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很大程度上是他将科技与技术混淆一谈了。
现代科学包括科学理论、可控试验（可以控制、重复的试验）实用技术三个部分，只有实用技术而无科学理论和可控试验，不能称之为科技，只能称之为技术。
的确，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的许多生活实用技术处于较为领先的水平，但这些实用技术的发明权并不能百分之百地归于中国人，其中有些要归功于古中国西部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小国家、小民族，因这些国家寿命短暂，在历史中影响力小，由他们传入中国的技术时间久了也就自然成了中国的技术。就是将这个因素忽略不计，中国古代的技术先进也不能证明中国古代的科学就发达，技术与科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除了墨学之外，中国古代的科学理论和可控试验几乎是零。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并不是科学理论和可控试验的结果，而只是发明者将个人的经验和相关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创作的结果，这种技术发明是一种随机现象，其概率取决于发明者个体的数目及与相关个体经验得以关联和融通的环境。大自然向人类展现的发明机会又是均等的，因此，哪个国家人多，哪个国家稳定的时间长，哪个国家的发明就会多。这种实用技术发明是“碰巧”而成的，中国人口多，稳定的时间又长，使得这些“碰巧”更多罢了。这种“碰巧”并不是科学理论的必然，也不具备科学精神，因此谈不上“科技”发达。
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稳定与人口众多，是古代任何国家都羡慕的。这种现象是中国文化女性化的结果。女性的直觉思维具有早熟性和初期优势，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中国社会也是早熟的社会。
今日的专制者又在鼓吹民族复兴，复兴什么？还想重现小学一年级时当女班长的风光吗？其实专制者也未必不知道这是在做白日梦，只不过“民族复兴”是能为专制找到的唯一一个漂亮的煽情的代名词而已！
再谈第二个误区。
只要一提到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黑暗”这个词，尤其是在讲科学的时候。“黑暗”是人们对中世纪普遍且根深蒂固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有明确的、铁的事实作依据，这事实就是宗教异端裁判所曾将几个科学家活活烧死。
这种看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误区。
所有持中世纪黑暗传统看法的西方科学史家无不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即中世纪与近代科学的完全间断性无法面对中世纪到近代科学时代的迅速过渡这一历史事实。为了解决这一困惑，编史家便一味颂扬文艺复兴并从中搜索近代科学的雏形，来做唯一答案，这些科学史家们使人们至今仍在坚信，正是文艺复兴揭开了中世纪的黑色帷幕，宣告了近代科学的降临。
那为什么文艺复兴偏偏诞生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而不是别的什麽地方，比如接受古希腊科学知识更早的阿拉伯国家？这将会是传统的编史家又要面临的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说中世纪黑暗是有道理的，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中世纪神权的专断、教会的残酷的一种正常的反应，这个“黑暗”是带有感情色彩的。２１世纪的今天，人们应该抛弃这种感情色彩，用理性的客观的眼光重新审视中世纪，尤其是中国人更不能人云亦云。一个胖子大嚷高蛋白的坏处，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一个饥饿的浮肿病人跟着叫嚷，则是可笑的。
早在古罗马时期，圣奥古斯丁（３５４－－４３０）就将古希腊哲学家中唯理论倾向最典型、视数学为真正科学的柏拉图的思想用来论证基督教义，将神学与哲学结合起来。他也因此成了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到了十三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１２２５－－１２７４）有将古希腊中最博学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基督教义相结合，并接受了托勒密的天文体系。他将神学看成科学或哲学，认为人类理性来之于上帝，理性与信仰并不矛盾，是统一的。他因此成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除此之外，基督教还吸收了包括盖伦医学理论的更多的古希腊科学思想。圣阿奎那细致的工作，使得古希腊原始科学结构的“珍珠”被镶入了一个更大的可以使其进一步成长的基督教文化的“珍珠贝”之中了。亚里士多德学说，托勒密的天文体系及盖伦的医学成为基督教自然观的一部分，哪里有基督教，哪里就会传授、学习这些科学知识，本来科学是专业化的，是难懂的，但现在却成了人们必须接受和研究的教义。宗教吸收了科学成果，使宗教变得强大了，强大了的宗教也把科学的宗旨传遍了他们所及的每一个角落。到了十三世纪，在基督教世界里，亚里士多德的各种著作已经家喻户晓。如果亚里士多德能知道他那在古代颇为深奥，只为少数门徒接受的学说会这么快地社会化，一定会目瞪口呆的。
基督教能吸纳并传播外来的科学，而儒教却将自己土产的科学也给排斥免疫掉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的对待科学的态度说明了什么？
科学理性在逐步成长，原来巨大的宗教“珍珠贝”开始变得狭小了，权威的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越来越受到追求真理思想敏捷的基督徒的普遍怀疑。到了１５４３年，新科学与旧神学的矛盾终于爆发了，此年，哥白尼在临终前发表他的《天体运行论》，这一年通常被人视为近代科学革命的开端。而哥白尼本人，这位向旧神学致命一击的近代科学革命的开创者，却是一位一辈子在修道院供职的牧师。此后出现的近代科学史上重要的人物如帕斯卡、波义耳、培根、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科学巨匠们无不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都坚信自己的研究恰恰是修正了过去的一些不适当的看法，更好地维护了上帝的尊严，是对上帝为自然立法的最有力的证明。其中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在完成自己对科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之后，更为上帝所倾倒，完全醉心于神学，并写下了大量的神学著作。他的科学手稿共一百万字，而他的神学手稿则有一千万字之巨－－不是别人正是基督教会自己逐渐将将科学治水煮沸的。当教会为了战胜不再服从旧神学的科学，为了阻止科学之水沸腾而不惜动用火刑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如果将中国儒道教和基督教做个对比，你就会看出，基督教好比是一位老实的火夫，他辛辛苦苦地将科学之水煮沸了，但对于突然到来水的沸腾、升华又感到害怕，于是便忙不迭地、“张牙舞爪”地去扬汤止沸。尽管他最后因此落下了一个阻挡科学进步的坏名声，但实际上，他实是科学进步的功臣。中国儒道教则是位狡猾的火夫，为了防止水的沸腾、生华，他干脆釜底抽薪，根本不把水加热。就如真的专制不是向游行队伍投催泪弹，而是根本就不让游行的事件发生。
面对沸腾的科学之水，基督教会的扬汤止沸，不仅没能阻止水的沸腾，反而加速了水的升华。基督教会对新科学表面上的遏制，反而起到了否定放大作用。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牛顿的惯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出现之前，并不比托勒密的学说更正确，因为他和很多显而易见的直观现象相矛盾。在当时的社会上，只有闭眼不见它与现实观察相矛盾的人才会信奉他，大多数人信奉哥白尼学说并不是因为科学和别的什麽原因，而是因为哥白尼的学说与当时的基督教会所信奉的旧神学对立。
基督教会对科学的扼杀，不仅没有讲科学杀死，反而为科学做了广告。
世上有这样的“傻子”、“冤大头”吗？辛辛苦苦地培养否定自己、嘲笑自己的反对力量，甚至以自己落下坏名声的代价去传播他，无怨无悔，千年如一日？
有一个，也只有一个，那就是道成肉身，具有上帝形象的耶稣基督。作贱、牺牲自己，成全、拯救人类，正是耶稣基督的精神实质！
上帝、耶稣的爱，是深沉的，是永恒的，阿门。
如果能对人类历史做个深入的思考，你就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众多的，默默无闻的传播福音的基督教传教士们，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真正源泉和动力。传教士是圣灵的“接收器”“传感器”，他们承蒙圣灵的感召，带动大家一同向神的国度－－天国前进。他们是人类进步史中真正的无名英雄，和他们相比较，科学家们倒是善于故名钓誉的“摘桃者”。
欧洲中世纪一千年，不是黑暗的，而是理性的、禁欲的、高尚的一千年，这一千年是欧美文明大厦的根基，他之所以容易被人们误解，那是因为根基奠定的艰苦工作是在地平面以下进行的，并且这些工作的作用又是潜在的、长远的，都是常不被人们的肉眼所见的。“文艺复兴”之所以耀眼、眩目，被人津津乐道，那是因为他是为庆祝奠基工程结束、大厦工程露出地平面时而放的礼花、烟火，为这些礼花、烟火欢呼，是人之常情，但将大厦工程的崛起归功于这些烟火，则是愚蠢的。
今天，欧美之外的人们看到人家文明大厦的辉煌，顿生羡慕，纷纷学习模仿，但总是不成，为何？－－没有千年的奠基，楼是盖不高的。
人类始祖偷吃了智慧果，便犯下了原罪，失去了最早的乐园--伊甸园，但上帝爱人，并没有抛弃有罪的人类，而是抱着极大的耐心和信心派先知启示人，派独生子耶稣与人重新立约，来拯救人类，不放任人类用智慧将自己毁灭，引导人类用智慧来走正路。这条正路就是人类通往新的伊甸园－－天国之路，就是人类有罪人变成神－－与耶稣一同作王之路。
理性是把双刃剑，没有真神的带领，他将戕害人类，有真神的带领，他就是人类在走向天国途中的一把披荆斩棘的宝剑。
魔鬼名叫撒旦，就是阻挡的意思。他诱惑人类偷吃智慧果，但他又抵挡人类走向天国，抵挡人类认识真理，企图让人用自己的小聪明去自相残杀，最终使人类整体毁灭。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箴１：７）
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 （箴１９：１）
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
要爱她，她就保守你。
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的之内必得聪明。
高举智慧，她就使你高升；
怀抱智慧，她就是你尊荣。
她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
把荣冕交给你。 （箴４：５－－９）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 （箴１５：１）
阿门。 【全文完】
⑴（《春秋繁露?顺命》）
⑵（《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⑶（《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⑷（《春秋繁露?基义》）
⑸（《白虎通义?五行》）
⑹（《汉书?董仲舒传》）
⑺（《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⑻（《大学》）
⑼（《二程遗书》）
⑽（《二程遗书》）
(11)（《晦庵先生文集》）
(12)（《乙巳占》）
(13)（《开元占经》）
(14)（《三国演义》）
(15)（《地理人子须知》）
(16)（《勘舆漫兴》）
(17)（《三国演义》）
(1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
(19)（《论语?子张》）
(20)（《论语?为政》）
(21)（《论语?为政》）
(22)（《论语?子罕》）
(23)（《论语?子路》）
(24)（《论语?子张》）
(25)（《大学》）
(26)（《孟子?滕文公上》）
(27)（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28)（《全球通史》）
(29)（Ｌ．怀特《发电机和处女的重新考虑》《美国学者》）
(30)（《老子?四十八章》）
(31)（《老子》）
(32)（《庄子?大宗师》）
(33)（《庄子?应帝王》）
(34)（胡菊人《李约瑟与中国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