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是腐败的根源zt
１９４５年７月７日，黄炎培等五位民国参议员访问延安。返回重庆后，黄炎培发表了《延安归来》一文，文中有这样几段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如何，我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个团体、一个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１９４９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傅作义将军同中共代表戎子和有过这样的对话：
傅说：我们国民党取得政权后２０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你们共产党执政后，３０年、４０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
戎子和答：我们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精华，别说３０年、４０年，就是５０年、６０年以后也不会腐化。
傅作义摇了摇头，表示不信。
毛泽东不仅说了，他也做了。建国后，他一次又一次地发动群众搞运动，从三反、五反到文革批林批孔，他的确成功地将腐败的苗头扼杀在了摇篮之中。然而，他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群众不过只是他手中的工具，群众的大鸣大放、大字报，也只是代表他个人的意志而已。如果哪个大字报不合他的胃口，就会被视为毒草掐掉，作者也会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专政。
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话说的很漂亮，也是正确的。的确，只有民主才能使得中国人跳出传统的兴衰周期律。但可惜，毛泽东所说的“民主”是“新民主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卢梭所倡导的能代表“公意”、“所有人利益”的“严肃的”、“真正的”“人民代表制”民主，而不是孟德斯鸠所倡导的只代表“众意”、“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议制”的“资产主义”民主。表面上，社会主义民主要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先进、更科学、更博爱，但是，真理再往前迈一步就是谬误。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制民主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的，就象卢梭所言：“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的存在。” ⑴ 人是有罪的，人是自私的，人世间是不完美的。政府能够尊重、代表大多数人的“众意”，已经是人的能力的极限了，卢梭所追求的代表所有人意志的“公意”，在人世间是不存在的，如果强求，只能得到一个贴着“人民民主”标签的绝对独裁。卢梭的“民主”是建立在否定秩序的“绝对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绝对的平等”正是孟德斯鸠所批评的“极端平等”，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平等的精神和极端平等的精神的距离，就象天和地一样”。“民主原则的败坏不仅发生在人们丧失平等精神的时候，而且发生在产生极端平等精神，每个人都要同他们选举的领导人平等的时候。”他认为，不平等将会导致贵族政治或一人独裁，极端平等将会导致绝对独裁。毛泽东所言的“民主”正是产生绝对独裁的“人民民主”。就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言：“有三类暴君，一类是施暴肉体，一类是蹂躏灵魂，一类是肉体灵魂齐压制；第一类称作帝王，第二类称作教皇，第三类称作人民。” ⑵
虽然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反腐败很成功，但这是以国民经济的停滞，人民生活的贫穷为代价的。这种饿着肚子的反腐败是不会支撑太久的，他一死，也就真个“人亡政息”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是腐败的开放，是腐败的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４９年建立政权，到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共２９年，刚刚不到３０年，共产党的腐败“进程”被傅作义不幸言中。
毛泽东专制权力的继承者，第三代君王，面对普遍的、危及生死政权存亡的腐败，并无灵丹妙药，他也许比任何人都清除腐败的根源在于专制政体，但出于一人、一党私利，出于个人的“阶级”感情，专制政权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默认腐败的存在，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将腐败压缩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求延长政权的寿命。于是谆谆教导全党同志要严格自律，要能抵制住金钱和美女的诱惑，要以党国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腐败问题。这无非是在告诉党徒：如果你们腐败没有节制，让党亡了，那你们也就再也没有腐败的机会了！三个代表之一，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真正含义是代表最广大官僚及其家属的利益。
人性是恶的，靠自律来抑制腐败，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专制者本人也未尝不知道这是在得过且过。共产党最终会因腐败而丧失政权的宿命，每一个智力正常的中国人都能认识到。但这里有一个时间问题，共产党“气数丧尽”是在１０年之后，还是在１００年之后呢？能够像明朝、清朝那样长寿，估计就是今天鼓吹儒家思想、以德治国、三个代表的专制者的最高理想了，最起码，坚决不能让用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换来的江山断送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手里。
如是观之，中国共产党仍没有逃脱黄炎培先生所言的兴衰周期律：开国皇帝总是能以上个朝代因腐败亡国为鉴，总是能凭借着在战场上浸染的血腥气对腐败的官吏痛开杀戒，第二、第三代皇帝便开始安享太平，官僚们就开始腐败，直到腐败将这个王朝毁灭为止。取而代之的下一个新王朝仍如法炮制，同样逃脱不了这种命运，如此的兴衰循环便构成了中国的历史。共产党所标榜的“新中国”其实不过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一个新的传统专制王朝罢了。毛泽东的反腐败，并没有超出一个传统专制帝王的范畴，他的手段并不比朱元璋高明、严厉多少。
这个兴衰循环的周期律是中国的特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如果你能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本质，你就会发现这个周期律其实是个魔圈，或者说是个龙圈。
欧洲、日本社会也有新旧更替，但这和中国的魔圈有着本质的不同。欧洲、日本社会的新老更替社会的进步，他们的革命、维新，针对的是社会制度、游戏规则，而不是做游戏的人。因此，社会制度改变了，旧的皇室仍然可以存在。而中国则相反，造反所针对的是打牌的人，而不是打牌的规则，中国的改朝换代仅仅是权力的重新分配，仅仅是重新洗牌，打牌的规则并没有改变。欧洲、日本的社会是向前走的，中国的社会则是在原地转圈的。
中国文化是怎样打造这个魔圈的呢？
首先，是阴阳五行家的“五德始终”说为其划出了基本蓝图。
阴阳家的代表是一个在当时战国时代备受诸侯们尊崇的“神仙”式的人物邹衍。他运用中国人所认为的宇宙的五大基本元素--五行：木、火、土、金、水的相生相克来解释王朝的更替历史的循环。他认为每个王朝都有属于自己的与五行相应的品德，“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⑶ 即：舜属土德，夏属木德，殷属金德，周属火德。这五行之间又是循环相克的：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于是王朝的循环更替便是天经地义的了。邹衍的“五德始终”说，将历史与未来按照严格的五行顺序编排进一个封闭的首尾相连的循环系统之中。这种“天人、感应”式的历史循环论到汉代经董仲舒之手与儒学杂交，衍演而成中国的政治神学。
其次，有孟轲的“革命”论为改朝换代提供理论武器。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杀其君，可乎？”
曰：“贼（败坏）仁者谓之‘贼’，贼义者为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亦，未闻杀君也。”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⑷
孟轲明白地告诉人们，如果皇帝不遵守儒教的规矩，那他就不再是什么真龙天子，而只是个独夫民贼，人人可以杀戮之。儒教的规矩那么多，谁能保证一辈子不违犯一次？显然，孟轲的“革命”理论为图谋不轨的枭雄们提供了政变、造反的漂亮借口。
最后，儒教让一个王朝腐败、坏死，以使下一个新的王朝取代它。
儒教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儒教的“仁爱”观，第二是其道德虚伪导致的低薪制。
儒教的“仁”的核心是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于是一个人掌握权力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亲人。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老婆、孩子谋求一个高职位、安排一份好工作。－－这并不犯法，也无人追究。然后，就是裙带关系，给自己的女婿、儿媳安排个高职位、好工作；再往后，就是“泛爱众”，为亲戚、同学、战友、老乡们牟取方便……。这些现象被今天中国的老百姓称之为“走后门”，虽然老百姓对此很不满，但同时又对他特别的宽容和理解，因为这些初级腐败现象都是寄生在“情”字上的。儒教“仁爱”观的长期教化使得中国人将对以自己血缘为核心、以自己交往为半径的小圈子内的人的关怀照顾视为爱的唯一表达方式，所以这些为了“情”而搞特殊化，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在中国百姓的眼中简直是一个人富有爱心的表现。相反，如果一个干部很原则，不徇私情，六亲不认，那他将会被认为很“生”，没有爱心，是个不通人情的刻薄之人。他就会因此得罪周围几乎所有的人，并且还得不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最终他会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失败者遭到人们的嘲笑。儒教的“仁爱”一旦被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接受，那他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势力，就是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本人想彻底的反腐败，也会投鼠忌器，犹豫不决。因为皇帝要真的彻底的反腐败，那他就不仅仅是在向腐败开战，他还是向儒教开战，向“爱”开战，那他就必然要落个暴君的坏名声，甚至会因此而动摇自己政权的根基。
儒教的“仁爱”其实是中国腐败的避风港，是藏污纳垢的大本营。
在反腐败方面，毛泽东算是个数一数二的帝王了，但就是他这么严厉的君主，也没能杜绝“走后门”现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等毛派人马就借助运动批“走后门”，并想以此为突破口批判周恩来及传统思想严重的老干部，但不久，这种被称为“三箭齐法”的做法，就被毛泽东所制止，理由是担心批“走后门”会冲淡“批林批孔”。是的，“走后门”在中国太普遍了，批“走后门”的打击面太宽泛了，一味批下去，要么会使运动流于形式、化解乌有，要么会遭到太多人的反对而引火烧身。今天中国的民众，对毛的评价是好坏参半的，而对周的评价却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称好。在中国，周的确是个好人，他将传统文化美的一面表现的很充分，而他身上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却被中国人视而不见，什么阴暗面？就是吃喝风，走后门，官官相互。中国的民众只知道周是个好人，但不知道周还是“新中国”吃喝风的鼻祖，走后门的师爷，官官相互的楷模。就是知道，也不计较，因为周的行为最符合中国传统的价值、审美观念。从周恩来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就可以看出反腐败在中国有多么难。
中国民众、中国帝王对寄生在“情”上的腐败的宽容、暧昧，表现了中国人理性的幼稚，表现了中国文化的混沌性：感情和理智混淆一谈，分不清楚，更实质地讲是情感高于理智，而感情、感性的特征就是混沌。中国文化的感性化、混沌性，暴露了中国文化女性化的实质。
腐败既然扎下了根，就会像病毒一样迅速繁衍传播。官僚们打着“情”字招牌以权谋私，得到了不少好处，并且又没有得到惩罚，时间已久，他们权力的触角就会慢慢地、偷偷地超出“情”的范畴，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好处了：自己不出面，但可以纵容、唆使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权力经商，将自己的权利转换成货币，并且还能将自己的灰色收入在他们的经商活动中洗得干净些。亲朋好友托自己办事，也不能单凭过去的几滴淡水之情了，还要会来事儿，够意思才行。再发展，干脆不看情面了，太费神，还是一把一清来的爽快、省心，谁上的贡多，就给谁办事儿－－别怪咱无情，市场经济吗，竞争是残酷地……。普通百姓们既无力、也无心去改变这种现状，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埋下头来，苦心经营，巴结权贵，以去适应现实，以求能分杯残羹。这些生力军的加盟，又使得中国开放后的市场中唯一的“短缺资源”－－权力的货币价格一路攀升，腐败也就更加花样迭出，更加糜烂败坏。随着时间的推演，他会愈演愈烈，直到这个王朝的崩溃。
皇帝当然知道腐败对自己江山社稷的危害，也不忍心国家的、当然也就是皇帝自己家的财产都被大小官僚、蛀虫们偷偷装进自己的口袋，所以，皇帝们都是反腐败的。但是皇帝的反腐败，是有很大局限的，他的监察手段再高明、再严密，也禁止不了官僚们的集体作弊。皇帝所能做的也就是抓几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典型，杀鸡吓猴，一儆效尤。他并不敢动真格的，因为他的专制统治离不开这群官僚。就是动真格的，将腐败的官僚们全部杀光，也没有用，因为新上来的官僚们，用不了多久就会和旧官僚们一样腐败，因为腐败的策源地、大本营、腐败的温床不是别的，正是专制政权赖以长期生存的儒教。因此，中国历代的反腐败都是象征性的、局限性的，他所能体现的仅仅是中央皇帝与地方官僚们之间的意志较量与妥协，中国的皇帝和腐败官僚就像迪斯尼中的猫和老鼠一样，它们之间的斗争游戏只是一场没完没了的闹剧。中国历朝历代都不缺乏被百姓们所称颂的清廉之官，但这些“清官”代表的也只是皇帝的利益，清官和污吏的斗争，也只是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斗争的又一个表现形式。
一个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国的王朝更是如此。中国王朝的“骨”是法家思想，“肉”是儒家思想。当这个有机体的骨肉比例均匀时，他是强壮有力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肉会愈来愈多，机体就会变得臃肿、行动迟缓，血脂也会逐渐增高，进而出现脑血拴、半身不遂，这时，这个机体离死就不远了。一个王朝，随着时间的延长，儒家思想会愈来愈重，社会就会出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等腐败现象。当“儒教血脂”愈来愈稠，开始阻塞“血管”使得政令不通、资金流通不畅而造成“局部缺血”时，中央对地方就开始失控，这时候，这个王朝的气数也就将尽了。
帝王们的反腐败，充其量也就是减减肥而已，有了秦朝暴亡的前车之鉴，后来的专制者们是没有胆量焚书坑儒将机体上的“肉”剔除干净的。然而，减肥顶多只能延缓一下寿命，最终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跳不出兴衰循环的周期律，跳不出这个死亡的魔圈。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一个王朝和一个集团他们内部的腐败程度是与他们心灵中儒家思想所占的比例地绝对正比的。因此，儒家思想完全可称之为“腐败思想”，儒教完全可以作为腐败的代名词。
儒教这个温柔的“肉”是中国专制王朝有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腐败也就是中国专制社会的一个永久的组成成分。
汉代继承了秦代的中央集权制，同时，也吸取了秦朝暴亡的教训，废除了一些暴政，重新尊崇儒术。汉代的政策是成功的，因为他为自己冷酷的中央集权专制披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这个温情的面纱就是儒教虚伪的道德，以及虚伪道德带来的官吏低薪制度。
汉代独尊儒术，使得官吏们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们不再是秦代时冷酷的惩罚者和无情的统治者，而是爱护百姓的慈祥的父母，是品德高尚的君子，是百姓们学习的道德楷模。与此相配套的是官吏的低薪制度。施行低薪，并不是因为中央朝廷吝啬，而是因为这是儒教道德的必然要求，儒教不是宣扬人性本善吗？儒教不是让人重义轻利吗？儒教不是让人一箪食、一瓢饮、安贫乐道吗？儒教不是说官老爷都是本性善良、道德高尚的的大人君子吗？薪水给多了，官老爷们不都成了见利忘义的小人了吗？还怎么让百姓们心悦诚服，俯首贴耳，顺从专制呢？
随着儒教的日益深入，中国的专制愈演愈烈，官吏的薪水也就愈来愈少，到明代，百官的俸禄很微薄，仅够官吏们填饱肚子。明朝正统年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奏数道：
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府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⑸
一石为１６０斤，明朝一斤为５９０克，一石白米为９４、４公斤。按今天百米每公斤２、６元的零售价算计，一石白米仅相当于２４５、４４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三石白米也不过相当于７３６、３２元人民币的购买力。
曹泰这个省级干部要求增薪的奏折虽然像要饭的一样可怜巴巴，但还是遭到了户部的驳回。
“新中国”同样实行的是低薪制，其薪水标准之低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按１９８５年改革后的新工资标准，国家主席工资是５３０元（月基本工资），总理的工资是３８０元，部长、省长的工资是３５５－－２０５元，局长、厅长的工资是２３０元－－１６０元，处长的工资是１７０元－－１２２元，科长的工资是１３１－－８９元，办事员的工资是８２－－５２元。⑹
“新中国”的低薪制，不仅仅只是传统的延续、加剧，它里面也有马克思的一份功劳。在薪水制度方面，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传统竟不谋而合，以人性本善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使得社会主义也不能给干部们高薪，薪水一旦给高了，公仆们还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他们如果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凭什麽一定要我们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过，“导师”的水平毕竟还是远远赶不上“圣人”的，社会主义的低薪制实行了不到一百年，而中国的低薪制从汉代始已经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了。“圣人”的奥妙何在？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饥、饿）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官久自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圣人”就是比“导师”厉害，他原来搞的是曲线救国，清廉只是装装门面，给老百姓做做样子，君子们不是不爱财，而是取之有道，这个“道”是个什么“道”呢？“圣人”坚决反对君子们去经商，又要君子们拿低薪，那这个“道”只有是受贿贪污之道了。“圣人”果然没让他的徒子徒孙们受穷，学而优的仕们，虽然薪水微薄，但并不结局困窘，反而一个个、脑满肠肥，阔绰的厉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中国传统的低薪制度的表面下，还存在着一个灰暗的、“圣人”所设计的财富等级分配的“高薪”制度。这个暗渠道给官员们支付的高薪，是如此之高，使他们可以完全将朝廷的低薪忽略不计，于是，国家低薪的明文制度就成为了一纸空文。中国是个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文字，偶然原因从外面传来了文字，也要使他变得无用。
儒教的虚伪，使得中国的官吏们在表面上拿着低薪，做着安贫乐道的道德文章，背地里却使出种种卑鄙手段去巧取豪夺、坑害百姓。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这种立牌坊的婊子要比赤裸裸地当婊子还要让人恶心，因为她不仅仅犯有奸淫罪，并且还犯有亵渎“贞节牌坊”罪。儒教的虚伪，对真正的道德是一种最大的亵渎。
一位中文名字叫明恩溥的美国传教士，于清朝末期（１８７２年）来华传教，并在中国居住生活了近５０年，他对中国官员的虚伪很有感触：
中国的政治家（官员）的生活与官方公文，用一句话来概括，“言词最高尚，行为最污秽。”就像卢梭的“忏悔录”一样。他杀掉了上万的人，然后不断引述孟子关于人性生命的神圣性的一段论述；他将交给自己保管的作为修筑河堤的钱款藏进了自己的腰包，据为己有，由此导致泛滥的洪水淹没了整整一个省，而他反过来又为广大农民失去大量土地而加以伤心；他与你达成一协议，在其中秘密地宣称他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骗局，后又反而大声痛斥伪证罪。大部分中国官员就仗着以上所描述的这般丑恶的嘴脸。⑻
例外的表里如一、耿直清廉之士也是有的。明朝成化年间，有个叫弘的清官，为官清廉不接受灰色收入，结果闹得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后反遭诬陷下狱受审，宦官尚亨奉命抄家，结果只收出几间破衣裳。１００年后的嘉靖年间，又出来一位清官，海瑞，他也是不肯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结果穷的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因不肯同流合污，而屡遭同僚的排挤打击，死后仅留下白银二十两，不够殓葬之资。
专制帝王对官吏们的小动作心知肚明，但他们似乎对“圣人”所设计的官场虚伪作风并不反感，更不想去纠正它，因为这种虚伪对皇权专制是有利的：虚伪的低薪不仅可以欺骗群众，并且还可以逼着官吏们去贪污，你一贪，就成了有罪之身，小辫子就攥在皇帝手里了，如果你有什么离心离德的言行了，或者是看你不顺眼了，皇帝随时随地都可以名正言顺将你的乌纱帽、甚至脑袋拿下。这样，几乎所有的官僚都成了偷了主子家的财物，欠主子“二斤牛肉钱”的贼奴才了。这种格局可以使得中央专制权力发挥到极致，再也没有什麽东西能阻挡中央专制权力滥施淫威了。这也是今天中国的贪官们纷纷将子女、黑钱送往国外的主要原因，在国内，太没有安全感了，自己的命运并不操在自己手里，就是整日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诚惶诚恐也不行，悬在头上的那把无常的专制利刃随时会落下来结束自己政治生命，使自己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一无所有、身陷囹圄的贪污犯。
专制帝王暗示、纵容、强迫官员们去贪污受贿，然后再按自己的心意反腐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朝廷中央可以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更能增强自己的权力基础。中央朝廷不断的反腐败，一方面可以平息一些民愤，另一方面，还能将专制压迫所造成的人民内的阶级敌对情绪转移集中到官僚身上，使人民相信皇上始终是仁政爱民的，中央的精神总是对的、好的，只不过皇帝、中央的“好经”是被下面的歪嘴和尚－－贪官污吏们给念歪了。
不知道老百姓们想过没有，就是官吏们不贪污，那些钱能到老百姓的手中吗？中央朝廷将钱全拿了去，谁能保证它能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谁能保证他不拿全国人民的脂膏去蓄养后宫以贡自己淫乐？谁能保证它不拿全国人民的血汗去蓄养军警来镇压人民？中央的财务向人民公开吗？中央制定的苛捐杂税经过人民的同意了吗？在中国个别的廉政的年代里，人民难道就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了？……通过历朝历代的专制苛政上看，如果说贪官污吏是贼，那么朝廷中央就是强盗。贼是在黑暗中偷窃，强盗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
在这出由“圣人”导演的，由皇帝和官僚们合演的“双簧”戏中，最终上当受骗吃亏受难的不是别人，而是袖手旁观的观众：老百姓。
专制需要恐怖，长期专制需要恐怖加欺骗，要欺骗就要尊孔崇儒，要崇儒就要实行低薪制，实行低薪制，就必然会导致腐败。中国专制政体是一个设计精确、环环相扣、浑然天成的整体，腐败是这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提到腐败，今天许多的中国人在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
误区一，是认为今日中国社会中的腐败现象，是经济改革开放的产物，是社会转型期的特征。许多国家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时，都会出现腐败现象，因此，腐败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标志，这种转型期的腐败将会随着社会制度、市场法规的逐步健全而逐渐消失。
误区二，是将今日中国社会中的腐败与欧美民主国家中的腐败混淆一谈，认为腐败是人类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反腐败是个世界性的话题，中国今天的腐败不值得大惊小怪。
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第一种观点属于眼光短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被眼前的经济现象所迷惑。
是的，如果中国自经济改革开放后，能够逐步完善，一步步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并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民主、法制政体，那么这期间的腐败的确会因制度的逐步完善而消失。但是现实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国是在走向真的市场经济吗？中国是在走向民主、法制吗？自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 后，“转型期”这个词汇，又再度火爆起来。是的，今日中国是在转型，但它是在转向哪里呢？是转向民主、法制，还是转向“封建”专制？今天，“三个代表”之后，凡是口称“转型期”者，不是居心叵测，就是弱智或是在做阿Ｑ式的自慰。
从周朝时的“硕鼠硕鼠，无食我粟” ⑼ 到战国时的“举世皆浊我独清” ⑽ 再到三国时的“汝言我等甚浊，其清者是谁？”（11）直到清朝时的“事实上，官员阶层总的来说并不是最好的，相反恰恰是帝国里最坏的一群。一位精明的道台曾对一个外国人说道：皇上下属的文武百官，都是一群坏蛋，全部都该杀掉，不过，杀掉我们也无济于事，因为下任也是同样的坏。”（12）………中国的腐败源远流长，怎会是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专利”？！
再说第二个观点。
有个笑话，讲一个新上岗的记者，请教主编，究经什麽才算是新闻。主编告诉他一个秘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就是新闻。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的Ｗ市出现了一则新闻：某领导拒贿１１万元人民币，受到了是领导的高度表扬，并号召全市的党员、干部向他学习。刚听到这则新闻，别人竟和我想到了一块儿：说不定背后有什么猫腻呢，他是谁呀，这么高尚？再一想，不对劲儿。作为国家干部，拒贿是份内之事，受贿属于违规、违纪、刑事犯罪。一名干部只是遵守了干部的最基本的准则，怎麽就成了先进事迹，受到了表扬，还成了新闻在报纸报道？这种怪现象的出现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在中国，官员受贿属于狗咬人，官员拒贿属于人咬狗。
是的，民主法制国家也有腐败，但他们的腐败是新闻，属于人咬狗；他们的廉洁不是新闻，属于狗咬人。百分之百纯洁的、一尘不染的社会是不存在的，这是可悲的人性所决定的，没了邪恶，人间就成了天堂。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好坏不分。上帝与魔鬼俱存于我们的心中，时刻在争夺我们的灵魂；正义与邪恶也共存于我们的社会中，时刻在进行着斗争。问题的关键是，看哪一个占上风。
中国的腐败是制度化、整体性的。在中国悠悠的历史之中，正气永远不占上风，永远是正不压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句中国古老的格言，无意之中，道出了中国社会的邪恶本质。
中国的腐败是制度化的。
中央集权是法家思想的产物，等级礼制是儒家思想的产物，二者相斗了几百年，在汉代一下子被捏在一起，是需要一个磨合期的。公元前８１年（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死后第七年）西汉朝廷组织召开的盐铁会议，就是法、儒思想磨合的见证。
在盐铁会议中，法家人物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儒生们进行了广泛的争论，其中他们就谈到了腐败问题：
桑弘羊说：“是啊，当医生的医术已经很笨拙了，还要多取报酬。当官的多数不好，并侵夺百姓的利益。大官欺压小官，小官欺压百姓。因此不怕不精心选择，就怕所得到的人与我们期望的不一样；不怕他能力不够，就怕他贪得无厌。”
儒生说：“古时候制定的官爵俸禄制度，卿大夫的俸禄足够在家里供养厚待一批贤士，士的俸禄足可以使得自己及全家族的人生活优裕，在官吏家当差的百姓所得的报酬也足以代替它耕种所得的收入。今天，小吏的俸禄微薄，地方上出徭役远到京城附近，谷米又贵，收入不能满足需要。平时生活就缺吃少穿，一旦有什么事情，就要变卖家畜产业。不仅如此，还有徭吏经常派徭役，官府经常催逼赋税，地方上的小官吏只好行贿赂乞求宽免，大官则从中渔利。上一级官府向县里要，县里又向乡里要。乡里又向哪里去要呢？俗话说：贿赂的风气下传，好像江河奔腾而下，水源不枯水流不止。今天大江大河流入大海，大海都接受了，却要小溪不接受地面上那点积水；想要百官都廉洁，是不可能的。 （13）
这是一种“腐败有理”论，这种理论在今天仍很有市场，他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在实行低薪制的中国中央集权专制社会中腐败存在的“合理性”。
腐败在儒教中国是既“合情”又“合理”的。
儒教的理想社会是制礼作乐、封土建侯的周代，并非中央集权的汉代。薪水低了，他们内部的等级差别就微小了，所以中央集权的低薪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平均主义色彩，而平均主义并不是儒教的财富理想，和儒教的等级礼制相配套，儒教的财富理想是一种等级的财富观念。周代的分封土地就是严、格地、按等级礼制进行的，而土地是周代士大夫们的主要财富。“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14）孔丘这里所说的“均”并不是我们常理解的“均贫富”、“平均”的“均”，而是等级均匀的“均”。儒教的这种财富理想，随着周代分封制的灭亡、中央集权的建立而遭到了严重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汉代重尊儒术后，儒教的等级财富观也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但它不是以周代的封土建侯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个方式就是腐败。
腐败、权力的充分市场化，最终使得儒教的等级财富理想得以实现，并最终朔造了一个低薪制共处于社会之中的不成文的财富等级分配的“暗制度”、（“黑制度”、“腐败制度”），这个不成文的暗制度，其实才是中国人为人处世所真正遵守的游戏规则。遵守了这个规则，你就是贪污了，你仍是个好人；不遵守这个规则，你就是不贪污，你也是个坏蛋。许多贪官所以翻了船，就是因为没能很好得遵守这个“暗制度”，没能理顺好上下级关系、没能将财物进行“合理”的分配所致。
中国的腐败是整体性的。
在中国，腐败的不仅仅是皇帝、官僚，还包括老百姓。
面对中央朝廷的豪夺，面对官僚集团的巧取，面对井然有序的腐败，受儒教教化的中国百姓并无反抗之心，只有适应之意。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发牢骚有什么用？实际点儿，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才是，人家是由小到大，一点一点贪起的。我们也应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工作职位为自己捞实惠才是硬道理：售票员将紧俏的卧铺票加价卖给票贩子；医生只给病人开有回扣的药品；交警专查外地车辆，大笔一挥就是２００元的罚单，司机们早懂得行情，只缴５０，不要单据；警察先让小偷们作案，完事后再罚款，以后干脆是先“罚款”后偷盗，警匪达成默契，我罚我的，你偷你的，大家“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此所谓警匪一家；警察还会和暗娼勾结，诱骗良民，然后警察抓嫖罚款，事后与妓女分赃，此所谓警妓一家……此类腐败被称之为行业不正之风。没有此等职权的普通工人也有办法，人人“爱厂如家”，许多厂里的东西会慢慢地变成自己家里的东西。看门的师傅则睁只眼闭只眼，看得严了，得罪人，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得饶人处且饶人，于人方便于己方便：食堂的师傅将大块肉带回自己家，自己装着看不见，师傅就会知恩图报，不仅自己吃饭不要票，并且给自己打得菜份量足且多肉，平日对自己还客气有礼；管道工将铁管带回自己家里，自己睁只眼闭只眼，管道工人也会知恩图报，自己和朋友家里需要装水管了，只要和他打个招呼，他就会很快干好……这些交易既无需签订合同，也无需策划于密室，很多时候仅仅需要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微笑或者一个宽容的眼神，双方就能达成共识，形成默契。做此类事情，“聪明”的中国人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那农民又怎么办呢？也有办法，靠山的乱砍乱伐，靠水的滥捕滥捞，靠铁路的就学“飞虎队”扒火车，能偷则偷，不能偷则抢……是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此类所谓“工农兵学商，一块儿坑中央”。改革开放后，坑的对象又增加了许多：可以造假烟、假酒等假产品坑企业；可以盗印图书坑作家、出版社；可以翻录影碟、软件坑老外；－－尤其是老外，谁让他们富得厉害，谁让他们过去侵略过中国，政府还带头“盗版”老外的科技哩，我们百姓不坑白不坑，嘻嘻－－什么？你有看法？４元一张的软件、１０元一张的影碟，你不是照样买得起劲，得了吧你，别装正经了！没有你们这些消费者的支持，那会有我们的饭吃？！也有性情耿介之人，不偷不坑不占任何便宜，但是他也难逃行贿受贿这一关。在中国，政府的明文规定往往地废纸一张，只有傻瓜才去遵守，想办成事儿，费托熟人、请客送礼不行。经常给别人送礼，当那一天熬出来了，有别人给自己送礼了，也就水到渠成、来者不拒了。－－－中国是个大染缸，在此染缸中，人人不得清白。
如果说中国的朝廷中央是强盗，官僚是大偷，那么普通百姓则是小偷。中国政府的许多治理整顿，其实不过是强盗、大偷、小偷之间的重新分赃而已，更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孙悟空是深受中国人民欢迎的神话人物，他是中国人民心目中正义、勇敢的化身。然而在基督徒的眼中他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形象：“有人委托孙悟空管理九千亩的桃园，可是他却把桃园占为己有，穷苦的农民不同意要阻止他时，他竟然大打出手，还毁坏了全部桃树……一位神仙花了毕生精力，研制了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丸，这个孙悟空却不顾他人的死活，他不但偷吃了药丸，并且还掀翻了炼丹炉，毁坏了人家的制作车间，这是什麽样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价值观和道德的典范吗？” （15）
是啊，老外怎么能理解中国人，他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百姓经年累月所受的专制之苦。我们力所能及地偷那点儿东西和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及“天兵天将”们整日没完没了的剥削、搜刮能算得了是么？苛捐杂税这么厉害，我们不偷点儿东西，怎么生活？他们逼我们当小偷，转过来又口口声声骂我们是刁民，我们真得好苦。孙悟空所以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因为他敢大闹天宫，敢在天宫立偷、抢、砸，能为我们百姓们解气。打倒皇帝取而代之，自己没这个自信，祖坟上没长这根蒿子。自己当不成皇帝，那别人也不能好受，能偷就偷，能强就抢，偷不走、抢不了的，就砸，砸不了的就一把火烧了它。我不能要，大家都别要。
不管理由多充足，孙悟空的行为仍属于小偷、无赖的行为，美国电影《星球大战前传》将其中的恶魔设计成孙悟空的形象，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文化歧视吗？这就是文化歧视！人间没有歧视，怎么能让人分出好歹？又怎么能帮人恶扬善？！
腐败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离开了他，中国人将不会生活。
中国的空气中弥散的是尸体腐烂的气息。
中国是一个被魔鬼控制的，邪恶的帝国。
难道中国人真的不可救药了吗？希望在那里？光明又在哪里？
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的着生命的光。”（约翰８：１２）
让我们洗耳倾听主的福音：
不可收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出２３：８）
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诅咒！
收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诅咒！ （申２７：１６）
贪恋才利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 （箴１５：２７）
恶人暗中收贿赂，为要颠倒判断。 （箴１７：２３）
审判是看人情面是不好的。 （箴２４：２３）
看人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 （箴２８：２１）
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 （传７：７）
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 （以５：２２－２３）
…………
中国同胞们，想要健康、体面的生活吗？想追求光明吗？那就忏悔，重新做人吧！
路就在自己脚下。
耶稣基督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路加１１：９－１０）
阿门。
⑴（《社会契约论》二卷 三章）
⑵（奥斯卡?王尔德《社会主义中人的灵魂》）
⑶（《邹子》）
⑷（《孟子?离娄下》）
⑸（顾炎武《日知录》）
⑹（中共中央、国务院［１９８５］９号文件《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
⑺（《论语?卫灵公》）
⑻（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
⑼（《诗经?硕鼠》）
⑽（屈原《渔父》）
（11）（《三国演义》太监张让语）
（12）（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
（13）（《盐铁论?疾贪》）
（14）（《论语?季氏》）
（15）（电影《刮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