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最後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應算哪一門的「教」？

中國的宗教，明清進入儒、佛、道衰落期，自此流行社會上的，概屬「準宗教」。民間準宗教，乃類宗教半宗教，以「燴同」三教為特色。東拾點儀軌，西撿些名相，不問教理的信解，無論踐履的行證，只待一聞靈驗，群起風從，這對三教正信言，無疑破碎害道。然儒生由導善信以正風俗的好處看，或許之為風教，即促進風化的德教。此種德教型態，風行各村，每成俗規，民相沿食齋，赴廟同做守齋善人。多者一月可二三日，聚集唸經打醮，甚至要立教興會，官府或目為齋教，對之頗懷疑心。所以由明迄清，國家常鼎力摃出皇上的覺世楷模，大講聖諭，保民如赤子，勸令百姓各安本分，革薄從忠，而成其名教：既自上而下，因名而立教，並且由下而上，遵名而信奉。世之宗教學專家，到了要為中國宗教分類時，總會躊躇一番，難以辨別，最後或謂屬儒教或佛教或道教，而佛教及道教團體，又樂得隨意附和，歸併這全球人口最多的大國之民入本教，以增教眾的數字和聲勢。其實明清以還，中國的主要宗教，已非儒非釋非道，而為雜糅三教僅僅粗略類似三教的「風教」，奉鄉約、通書、善書作三聖典，其混融的信仰，皇帝一端是「名教」，靈明一端是「齋教」，五倫一端是「德教」。逕將中國宗教定名屬儒或佛或道，實皆義有未安。故筆者今改擇「風教」一詞重擬為名，非單取「風化之教」一義，而更由其為教「風動相從」而立義，此「風教」乃因風成俗之教。風教一詞兼名教、齋教、德教三義；作具體教相分析，還可再看對象有否偏于三義中之一或二義。

明清以來的風教，只為準宗教，非必在意宗教的超越價值，所勞神之事，多僅涉及一己現實利益得失。或謂風教中也並不都是跟風之輩，虔心吃齋茹素持戒的，樂意慷慨解囊好施的，大有人在。問題是，這些教眾雖也诚惶诚恐守齋，但不多具佛教不殺生或道教滌塵垢或儒教省吾身的信仰與功德，頂多想修來世，其實更常為消災散禍，治病去害，求子延壽。義莊、社倉、善堂、施粥、贈藥的慈善機構與活動，雖形形色色十分蓬勃，唯奇怪的是，應反映生活的明清通俗文學，竟會對這類貧病苦困的救濟罕予著墨。詩詞中作泛泛抒情的悲天憫人雖是有的，但堪足像法國雨果花費四十年嘔心瀝血寫出一部悲慘世界，或似英國狄更斯努力不懈揭示民間疾痛，可被刻上「他是貧窮、受苦與被壓迫之人的同情者」墓誌的，真是鳳毛麟角。許多有組織的慈善活動，那些夾雜沽名釣譽別有所圖的固無論，即使人真心為善，也是帶同濃厚的個人「積德既深，福報亦重」的意識。文獻中頻見慣性之捐輸年復年，然鰥寡孤獨的生活有否實際改善，肯注意者無幾。善會所關心的，儘是孝子、節婦一類良民，至若乞丐、流民不僅忽略，更時遭蔑視為賤民，以彼遭殃，不外是慵懶敗德的報應。四民心中的等級觀念，封建的「貴、賤」雖趨淡薄，卻代之以強烈的道德「良、賤」感。一般而言，應屬宗教情懷的普渡博愛，社會上仍舊缺欠。

或謂風教也不失導民向善，雖未必能至宗教捨己的悲願與仁慈，但節民性、興民德，于世道人心，多少還應有益無害。這話沒錯，但似未足。首先是風教化民善俗，可令百姓習焉不察，自然而然共成醇厚民風。這雖說非無作用，唯人慣性重規叠矩，無事淳淳悶悶，夥眾一本正經，有事立即各散東西，奪奔小徑，趨利避害，鑽營的鑽營，落逃的落逃。一個社會肯自覺反省而有堅毅不拔信仰的人若太少，必然是只可處常，難以處變。其次庸眾總是人云亦云，跟紅頂白，與世俯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所不免。風教只能夠在這一層面起作用，趕上正常昇平之治，或可以移風易俗。然風教的道德高度，最多是至明哲保身，從井救人似太過，惠而不費的事倒可不計較多多做。風教之孳孳為善，去到一地步仍不出孜孜自利，民間亟待有揚清激濁的正信力量，否則積重難返。故雖說風教無大害有裨益，但論提撕精神的超拔力量，絕不充分。人太多好惡亂其中，又利害奪其外，靈明昏昧，難以通透。因此見熱衷風教者即使滿腔熱诚，不直接征名逐利，做善事也多是滿足自我的良好感覺，成就個人的私心願望，敬神明更是為如天之福，曲全一己身家性命。此情正所謂「不問蒼生問鬼神」：對于民吾同胞的蒼生，冷漠以對不聞不問，反只顧求神問鬼，竊盼速圓妙想美夢。其三風教之忠徒，信以窮通有時，宿命安分，必是順民，便都良民。尤其見僧道巫合流，仙佛孔同敬，聖凡同根，人神等位，真像個和諧社會。不過準為宗教的風教，似道中庸，不極高明。結果是未把人性提升，卻先將神明降格，仙真菩薩都像成了可讒諂面諛的昏君，甚至輕易賄賂的貪官。如此一來，人要是讓道德休假，偶為污吏流氓，也不為過了。民潔身自好，是因與世委蛇，羊群心理。若規行矩步，乃靠風言風語，群眾壓力。「一人不進廟，二人不窺井」，社會竟出現此般怪現象，擔心眾目睽睽，連一人進廟，也成鬼鬼祟祟，二人探井，便似圖谋不軌。勿以為這只屬俚俗的德性，即使士子也高明不到哪裡去，事實上情況可以更糟糕。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曾慨嘆道：「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胥吏。」那些自他地歸鄉的遊宦官人，過縣府院三關科試的秀才相公，及掌理官署文書的使役差吏，不管有位無位、位高位低、得勢失勢，熟讀聖賢書該為民表率，竟成蠹蝕病民的公害！既會做虛偽偽君子，又做無所懼真小人，經常是陋儒才恬不知恥明目張膽幹出的事。道德失範，更根本處，乃在信仰危機。

風教本身並沒害處，對安頓民心，非不無小補。只是風從俗眾的，缺少性靈醒覺的，不是宗教，因未足起堅信，明正見。人一時即或有拉拉湊湊之信仰，也不恒久，難高明，易低俗，終導致集體的道德無意識。這毛病也並非獨吾文化裡才有，凡當宗教正信難彰，準宗教流弊乃顯，中國風教不是孤例。英國史學者湯因比Toynbee寫十二冊煌煌鉅著《歷史研究》，當講到文明解體的時代，特闢「心靈中的分裂」專章，便涉及宗教領域之淆濁。因缺少真正宗教之思想創造性和信仰莊嚴性，內心的雜亂感，形成宗教的混同，為不同社會解體的相似癥候。他舉證了印度、埃及、希臘、羅馬等的有關情況，華夏文明僅提到漢朝儒、道哲學方面的折衷主義。惜他忽略了明清宗教現象，不然其說當更具說服力。英十八世紀著名史家吉本Gibbon，在其六卷本的史學經典名著《羅馬帝國興衰史》，寫到國家覆亡前的宗教，有一段生動的描述：「對普通人而言，所有宗教是一樣真實；對哲學家而言，所有宗教都一樣具欺騙性；對政治家而言，所有宗教將一樣可加利用。」借這話講明清的宗教混融，也實有某程度的適切性。雖若結合國情，哲學家未必質疑宗教欺騙，士大夫反多與普羅大眾同一見識，以為心诚便靈，凡是宗教一樣真實。

古今中外，政權常樂于利用充滿雜亂感的混合宗教，由上而下維持社會和諧。因為準宗教簡易懈弛的作風，為俗眾提供從虔诚的踐履滑落為隨意任运于迷信的方便，結果或速見成效于一時，但長遠而言，終無逃文明解體的挑戰。真正的宗教則不然，起初雖多屬無權無勢極少數人的堅持，卻在文明解體的危機關口，以單純诚摯的信仰，無私關懷的心胸，由下而上帶動眾生走出絕望。不過明清帝國非像其他文明崩潰前夕，準宗教充斥之餘，社會還有宗教信仰的足夠實力。亦不再像漢魏到隋唐經年累月長期動亂，卻幸有釋道正信出世，滌蕩人心。明清風教，說是和光同塵，實際上與世俗沆瀣一氣，純正宗教力量，反難立足民間。雜亂的心靈，混融的信仰，民神糅合，聖賢忠烈，仙佛精異，日月星辰，山川河岳，禽獸樹石，上天下地，甚麼都能神之又神。神無大小，靈者為尊。信仰對象覆蓋之廣，非但多神，更成了「全神」。既然無不可拜，拜神通神，也便無不可為。通神近神，人神同體，神神化化，隨時可變成神之又神。大權在握坐龍庭的皇帝，自我神化起來，易如反掌，所以會有宋徽宗神霄帝君，又明世宗卅四十字長的甚麼帝君。龍庭外拜倒的臣民，也樂迎真君降世，同心應和造神。甚至皇帝未必著跡自我神化，下面也爭相神化他。例如雍正《聖諭廣訓》，原謙道自己不過是「丕承鴻業，追維往訓」，繼前聖祖教誨。臣子王又樸的《聖諭廣訓直解》，白話引申，則稱「萬歲爺」如此如此命令你們牢牢切記。第一條首唱孝悌，皇帝講至「不孝不弟，國有常刑」，一句便點到即止，隨後勸導，親其親、長其長，屬隱然之事，法所難及，囑眾勿尚虛文，應當勤始有終。但臣子衍文，竟至數百言，添油加醋，要你看大清律，不孝不悌，該杖幾百下，又徒若干年，嚴重者更要斬要絞要凌遲！廣訓十六條，羼入這類恫嚇語氣甚多，唯恐一不留神有損天縱之主的英明神武。他稱皇帝為「爺」，高呼「萬歲」，似嫌祝長命百歲千歲仍恭敬不足。能萬歲就是萬壽無疆也即長生不老不死神仙啦！善頌善祷，把帝王捧成神明，國人造勢不疲不累，還一再加碼，直喊至萬歲萬歲萬萬歲！這種熱情進了當代，時又高漲，像口號「毛主席萬萬歲」，水泥六字各約五十米見方，今從太空衛星，還依然望得到！（字在42°39′20.11″N, 94°10′0.0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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