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戴安澜将军背回国的二百师百岁老兵
作者：方军
一
张老汉只有一颗牙，张老汉今年一百岁了。张老汉曾经是中国军队二百师的少校军官，张老汉曾经把戴安澜将军背回祖国。
张老汉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张老汉还是个充满人格魅力的老人。我和张老汉住了一周，和他老人家分手时，他拉着我的手满怀深情的说：“你要走啦，再多住几天嘛！什么时候再来？楼上有空房子，就住到这来！”
他送我走出老远，我上车了，他还在向我挥手。
我仅和这位在地球上生存了一百年的人共同生活了一周，就从心里尊敬起他来。
我始终忘不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笔墨难以形容，看一眼，就可以记住一生。
我忽然想起他说的话：“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1951年9月4日我被逮捕。那时，我的军衔是中校。每天都有成车的下级军官被拉出去枪毙，有时，二十多，有时，三十多------。我想，哪一天就论到我了吧，等啊，等啊。可是，最终我活了下来。”
张老汉深邃的目光遥望着远方的翻滚的云团回忆：“后来，有个管理者说，根据调查，我的双手上从来没有沾染过人民的鲜血，罪不大、恶也不极。‘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你没有后退半步。这是历史事实。根据调查，你会木匠？我们劳改大队就少木匠嘛’。”
简单的说，张老汉的前半生一直和侵华日军在各个战场血战；后半生一直当木匠。可以说他见过无数的战死者，中国人，日本人。也建过无数的房子、了望塔、桥梁、桌椅。
顺便说一句，张老汉经历过枪林弹雨却丝毫未伤，真是奇迹。
我为什么忽然想起这些情节？我想：实在是天意。张老汉这么善良的人，怎么能不活到一百岁呢？沧海桑田，世事巨变，“有多少英雄竞折腰”。没有人能重写历史，却有无数人希望张老汉这样的人物永远幸福、健康的活着。
我能采访到我们中国军队二百师的百岁老兵也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
云南昆明有家地方报纸叫《都市时报》他们推出了一个叫“与百岁老人共度中秋”的活动，出乎发起者意料的是：不是三两老人的“响应”，而是三十名的“报到”。
张老汉是1904年春节生的，按照农历，当然是“百岁老人”。而且，在百岁老人中，张老汉身体最好，精神最旺，记忆最清澈，谈吐最明白，生活能自理、还参加过抗战，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老英雄。
所以，《都市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抗战老兵中秋满百岁》的文章。我作为专写抗战题材的作家读者朋友满天下，有个漂亮的昆明姑娘把该报寄给了我一份。可是，困难重重。如果采访的话。
《都市时报》出于关心老人的目的三缄其口。即使我告诉他们我是采访、报道云南滇西抗战最多的作家、记者；甚至连描写滇西抗战的历史书籍《血色记忆》一书都是我写的《序》，他们还铁面无私，不买帐。
没办法，几个昆明的朋友四处调查，八方询问，不巧问到张老汉的儿子的头上。可是，另外的难题又来了，这，就是采访经费。
别看贪官污吏们不干正经事、胡吃海喝、周游列国，可比起他们来，我就是英雄气短、捉襟见肘。我作为抗日战争的研究者在全国采访竟然都是自费！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来了——天上掉下了馅饼：缅甸国地方军的司令官说他可以资助我的采访行为。
张老汉是中国军队二百师的老兵，二百师在缅甸与日军交战，后来，二百师官兵途径缅甸野人山回国。访“张老汉”，就扯的“二百师”，扯到“缅甸的野人山”。
我在严寒中的北京起飞，在中缅边境下了飞机，一路坐车进入缅甸。缅军军官迎接，热情洋溢，刚才还是羽绒服，一下进入骄阳似火、草木皆哀的境地。
连续十几天的汽车颠簸使我几乎进入散架的状态。缅军的师长开车行进一路，坑坑洼洼，红土飞扬。车上有冲锋枪，师长还给我一只美国生产的手枪。我担心走火，又还给了他。
在欢迎的酒会上，地方军司令长官用不娴熟的中文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来访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周总理长者的风范和微笑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缅中有很长的边界线，缅中友谊世代相传。我中国朋友很多，有军方的，政界的，经济方面的。有中国首都北京的，也有云南省的、贵州省和四川省的。可想进我们野人山方面转转的，就你一个。”他右手握着酒杯，不解的目光始终在我脸上扫描。
我在缅甸既想进野人山、也想进大帅府。我遇见什么人都想聊；衣衫褴褛的、西服革履的。语言不通，而且，吓我一跳：旁边一个人一弯腰，居然不小心掉出一只左轮手枪来！
缅甸的两极分化使我想到毛泽东和他的革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铁和血的较量，生与死的搏斗。缅甸的贫穷和富有也使我联想到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联想到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想到中国共产党的本来的任务和职责。
在宴会上，我吃到豹子肉和蟒肉。缅甸的酒，让我直到今天还在恐惧。
缅甸的野人山十分落后，深山里时至今日没有流传进多少现代文明，如果使用“刀耕火种，和原始社会状态”来形容的话，可能有一点过分。但是，联想到60年前与日本军队拼杀过的撤退中的戴安澜将军及二百师官兵经过此处情景，足以见得其艰难困苦于一斑。
二
张老汉吃一碗面条需要40分钟，他慢慢的吃，我静静的看。一根一根的。
老人的回想也很慢，断断续续，悠悠长长，象一根丝线，穿越时空，连接一百年。
张老汉叫张家福，1904年春节生人，祖籍是四川省云阳县龙重乡的凉水井村人。有个妹妹，我忘记问是不是还活着。他父亲叫张传人，租人家的地种。
张老汉说自己有运气，外婆是个医生，街上有旧学先生教书。“八岁那年，外婆送我去上学，一共读了五年书，然后，回家放牛、放羊。后来又去小学读了一年书，一共读了六年四书五经。”
张老汉说他19岁开始在当地当了三年的小学教师，后来，在龙重乡当书记员，管理户籍。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军开始了全面的旨在占领整个中国国土的侵华战争。张老汉放弃安逸平静的生活到四川重庆的军官总队当了一名少尉文书。张老汉得意的自述：“我字写得好。”
1940年，在重庆陕西街有个军官训练队，专门训练团长和上校以上军衔的军官，一年训练三期，每期二、三百人。那时，张调到军政部当中尉军官。
1942年，张到远征军二百师参谋处当了一名上尉书记员。由于张文龙少校开车逃跑了，所以，在滇西的楚雄提升为少校作战秘书，专门辅佐戴安澜将军。
1942年春夏，日军进攻并占领缅甸北部，盟军在缅甸战役中遭受挫折，为协助盟军，解救受围英军，二百师在戴安澜将军的指挥下英勇作战，不幸在缅北中伏，浴血殉国。
老人回忆，由于英军的撤退和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上，二百师陷入了日军三个师团的包围。“当时的困境我们二百师全体官兵都清楚，上下都横下了以死报国的决心。”
“同日军作战很激烈，二百师也是中国的精锐部队，数十天的大小激战下来，双方死伤人数相当。在同古那一仗，我们只有200人，而日军数量十几倍于我们，把我们团团包围，仗打了七天七夜，200人只打的剩我们18个人。
战场上月黑风高，硝烟弥漫，冷枪不断，篝火丛丛。我们和师长一起突围，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我走在第三，战士们跟在后面。近在咫尺的敌人发现了我们，师长腹部连中三枪。负伤。参谋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会日语，他和日本人喊话，对方以为是自己人，我们才得以突围。”
“我们十几人轮流背着戴师长翻越缅甸的野人山往中国云南方面走，由于没有吃的、没有药物，戴安澜师长两天以后就牺牲了。我们砍下胳臂粗细的树枝做成担架轮流抬着戴师长往祖国的方向走，他著名的战绩和战至一弹一卒的精神举世闻名；他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牺牲在前，他是我们的军魂，他是我们的英雄，我们一定要和他一起回到祖国去。”
说道这里，老人的眼中涌出大滴的泪水。
“和戴师长一起踏上祖国的土地那一刻，我们都放声大哭，我们回来了！我们还要和外国的侵略者血战到底！那时，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已经开始高度腐烂了，一路上，我们都把军装脱下来裹在将军的身上。那些军装什么军衔都有，有士兵的，有尉官的，也有校官的。”
“在云南省的腾冲县，由县长张问德领全县父老乡亲沿街而跪，迎接我们二百师的官兵。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可爱的祖国，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土地，我还要上前线！”
三
张老汉的儿子叫张云蜀，今年55岁，他文革时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吹军号。所以，张老汉让他吹军号，自己高声唱二百师的军歌。让我吃惊的是二百师的军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军歌嘹亮，声振四方。老人高声唱道：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张老汉还让儿子吹二百师的冲锋号。老人左手拉着我的手，强劲有力。他右手指向远方向我命令：“日本鬼子正在蹂躏我们的大好河山！三光政策正涂炭我们的民族！战争的烈火从东北烧到华北，从华北烧到华中！烧到云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前进！消灭侵略者！”我一边激动一边感动：这个一百岁的大老头子！唉！——二百师的象征呀！
昆明的天是蔚蓝的天，云南的地是充满生机的郁郁葱葱的大地，我们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摆脱贫穷落后、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时代了。怎么不让人高兴呢？
阳光下的张老汉开心的笑着，只有一颗牙。
张老汉说：“1944开始反攻啦！我又被派到设在楚雄的远征军参谋部，从松山战役开始，势如破竹，中国军队一路横扫，把侵华日军消灭在腾冲、龙陵！把日军残兵败将赶出畹町！一直把侵华日军撵到缅甸的蔓德勒！”张老汉喝了一口茶说：“松山一战艰苦卓绝，日本人在山头上修了18个钢筋水泥的碉堡。我们一个团的一千多人都战死在日军阵地前呀。”
我去过多次松山，那里日军和中国军队挖的战壕仍然清晰可辨。山头上时至今日没有大树，只有一颗半截的苍年老树发着绿绿的新芽。老树身上弹痕累累，有的子弹至今镶嵌的树身上。风声响起，可以听见松山上隐隐的枪炮声和冲杀的呐喊。我曾经多次书面向云南地方政府提出建议：“开发滇西的战争遗迹旅游资源。”泥牛入海。
张老汉说：“一个美军上校出主意：不可硬冲。他主张向日军堡垒方向挖一人深战壕，并在数百米外安排狙击手，这样，堡垒中的日军单兵射杀就施展不开了。等战壕挖到距离堡垒20米处，使用火焰喷射器。就这样，我们消灭了不可一世、凶残万分、顽强抵抗的日军。”张老汉回忆：“打扫战场时，我看的在日军战壕里和堡垒中存放着大量的弹药、罐头等物资，他们还可以坚守一个月以上。”
1945 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张老汉随部队撤回昆明，在当时一个军管站教军官们古汉语。1946年他和一位石屏姑娘结婚，姑娘当时20岁，在汽车公司当售票员。张老汉当时已经42岁。他和妻子一生感情都非常好，育有一子一女。
张老汉的女儿象个企业家，她抱有三分怀疑的看我的作家证件和名片说道：“我父亲老了，你不可以总提问，应该让他休息。”我急忙点头称是。她是忙人，可以看出来。她走前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她从来没见过父亲，1963年她上初一，在介水县的劳改队看见有七八个人在劳动，在他们当中她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父亲。她回家告诉母亲，可母亲不信，她认为丈夫早被枪毙了。张老汉补充说他被逮捕时女儿两岁，儿子四岁。他本人在押期间从不给家写信，他担心连累家人。
张老汉的儿子张云蜀说头一次见到父亲也是偶然。1975年9月他做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兼号手到石阁林场演出，休息时见一老汉在修建20米高的防火了望塔。瞟一眼，似曾相识，于是就上去攀谈。血缘的力量似乎神秘，总之，三言两语，父子相认了。这一认可不得了了，张云蜀从此就回家吹号去了。
张老汉的后半生很简单：72岁时转业，在个旧冶炼厂当工人，82岁退休。现在每月退休费420元。张老汉告诉我，他年年是先进工作者。
我问张老汉这些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老人说是1958年去文山州修水库，从元月到八月，130人只回来30个。那时的劳改队一顿饭只吃六两红薯片。
我和张老汉父子三人合照了一张照片。我说在照片下面我要这样写说明：
“1937年参军的张老汉退休金420,1965年参加工作的张云蜀退休金500,我的退休金1360。我们三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不够贪官污吏们吃一顿饭的。”
张老汉父子俩大笑，说你不应该当作家，应该回北京说相声去。
四
我问张老汉：“您说1942年您们把戴安澜将军抬回祖国后安葬在昆明的圆通山，还修建了塔和墓碑，那么，我们去看看戴安澜将军的埋葬地好不好？”张老汉当时眼睛里就放出了光，他说：“去！我去！我1950年时还给将军扫过墓，瞻仰过将军的英灵。已经53年了，人生如梦，弹指一挥间呀！”我以为听错了，又连续问了十几遍，确实是1950年他最后一次去瞻仰戴安澜将军的埋葬处。确实是53年没去过了。不可思议。
张老汉住的老人养护中心有台小面包车，张老汉的儿子、司机小林和我把坐的轮椅上的张老汉抬到面包车上，一路上所有人都兴奋异常。
昆明市的圆通山现在是《昆明动物园》的所在地，我们把车停在公园门口就一起往圆通山山顶走去。
虽然事隔53年，老人仍然记忆犹新。他在轮椅上指挥着：“向左！向右！向前！应该在那个方向！” 一路上，张老汉由于激动浑身有些颤栗，思维也更加清澈。
他对我说：“戴安澜是1925年1月入黄浦军校第三期，次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
1938年，在台儿庄对日作战因战功卓越晋升为第八十九师副师长兼第三十一集团军干部训练教育长。
1939年升第二百师师长，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942年初，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要求，中国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援缅）。
同年3月，戴安澜率所部万余人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
在东瓜战役中，他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表示了决一死战的坚定信念：“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戴安澜率部孤军奋战，击毙敌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了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
美国官方认为，东瓜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1942年4月24所日，戴安澜在受命收复棠吉的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异常激烈，随从副官受伤，一名卫士牺牲。战至午夜，棠吉被攻克。捷报传来，不仅给中国远征军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也使东线战局的转危为安有了希望。
同年5月16日在奉命撤退的途中，突遭日军重兵伏击，戴安澜亲临前线指挥。激战两天后，全师伤亡惨重，戴安澜胸腹三处中弹，还是突出重围。在多雨的山林中。戴安澜的伤口感染恶化，5月26日行至孟关（即茅邦）时，以身殉国，终年38岁。
毛泽东在给戴安澜的挽诗中写道：外侮须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在送的挽词中写道：黄浦之英，民族之魂。
蒋介石对此的赞誉是：中国军队的黄浦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
重庆的报纸称东瓜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均有其不朽的价值”。
英国的《泰唔士报》称之：“东瓜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美国国会授权总统罗斯福，在戴安澜去世后，向他颁发了美国军团功勋章。
2003年12月6日上午11:05分，我们来到60年前张家福中校和数十位二百师官兵、昆明各界人士给戴安澜将军下葬的地方。
根据张老汉回忆，戴安澜将军的墓就在前省长唐继尧墓右边20米处，戴安澜将军墓还修建一座高15米的塔。张老汉在戴安澜将军下葬处激动万分，他左右走着，四处找寻，老汉大声疾呼：“没得了！没得了！”
张老汉哭了，张老汉的儿子哭了，小林哭了，我也落下了眼泪。
戴安澜将军下葬处只有一片青青的草。高高的塔拆了，墓碑拆了，墓址已
经丝毫没有痕迹了。近在咫尺的将军墓遗址旁是阳光明媚的公园，是熙熙攘攘幸福的昆明人们。
而且，12月6日是星期六，法定的休息日。我出于作家的臭毛病问了周围14位昆明人是否知道戴安澜将军和二百师？只有一位老干部知道，他还知道二百师是美式装备。可惜。
我为什么一定要问14个人呢？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侵华日军曾经占领我们中国的大片国土14年呀！我们中国人死伤3500万人！
张老汉在戴安澜将军的埋葬遗址前久久徘徊不愿离去。
张老汉立正站好，三次向他们二百师师长的埋葬处敬中国军人的军礼。
张老汉告诉我，希望在戴安澜将军的下葬处重新立一块碑，告诉昆明人，告诉云南人，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告诉他们戴安澜、告诉他们二百师，告诉他们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侵略者，中国人曾经前赴后继，中国人曾经英勇牺牲，我们中华民族是不屈的！
张老汉希望在有生之年为这块石碑铲上一锹土。
亲爱的昆明人民，60年前，你们曾经展开宽阔的胸怀迎接一位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并把他安葬在圆通山上。
今天，难道你们不能在当年安葬的旧址上重新立一块石碑吗？
2005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啊！我们的国歌里不是唱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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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军，1954年生于北京，1973年参军，在军队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当日本记者助手，后到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工作。 1990年在北京一家报社任记者，年赴日本留学，曾在日本两所大学学习社会学和经济统计学， 1997年3月回国。12月发表了处女作《我认识的鬼子兵》，之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多篇。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兼任北京社会科学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