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大家跟着这算命的活题聊起来了，广西的韦建中家里是广西建筑设计院的，他说人家给他算的卦说他将来是坐小汽车的，我们那时候一点都没想过，出山沟都不知什么时候，这样的希望一点儿都看不到，自然没法接茬。他后来分在县农机厂工作，不久回家娶了个媳妇，结婚没过三天回来了，过了两三年就是不回家，后来马家爸爸问他，他说离婚了，好像是发现那个姑娘不是处女，那时候可是严肃的事。他比我们都早调回了南宁。
内蒙工业大学毕业的王凡一表人才，也说起他的经历来了。他说毕业时他们几个人坐在一起聊天，一个同学的朋友来了，聊了一会儿天儿，就给他们算起卦来，先问王凡算什么，王凡问他会被分到哪儿，那人说大青山南边。结果他真的被分在了南边，他又问一个女生，那人想知道婚姻，这位就说她将来会嫁给一位在旅途中认识的人，后来果真如此，其他的我也记不住了。王凡没怎么干活，成天回呼和浩特去，路过县城就去汇报汇报， 早早就分配到了县农机厂工作。他娶了个漂亮的大夫，79年以后也调回了呼和浩特。再后来听说被抓了起来，因为爬到人家女生澡堂子后面窗户偷看。这叫什么事呀，那算命的没算到这个。
湖南的刘建平调到公社广播站，每次马家爸爸去公社买粮，领工资就去看他。他那里有个火炉，有个尺半大的锅，有一次从他那儿回来，马家爸爸高兴得很，我说怎么回事呀？他说小刘买了个羊架子（整个的羊骨头）他们煮了一锅面条，那个香呀，一人吃了五大碗，那可是北方的碗呀。后来他也调到了县农机厂，干得不错。他是个很会值产业的人，每月发了工资就先买东西放着，什么毡子呀，皮袄呀，总之不乱花钱。后来他在老家娶了个媳妇，很结实，再后来就调回湖南去了。80年代他到北京看过我们，在他们县里也搞得不错，自己都建了楼了，那时还刚开始改革开放哪。
内蒙的老高是个老实人，老家是邻县托克托县的，他一直和我们在村里，直到我们都给分配工作。他家在农村给她找了个老婆，也不错，一直在县农机厂，后来我们都走了，他还在那儿。
这几个在大汉沟锻炼的人中，只有我们两对儿是结了婚了。我们怎么结的婚你们都读了，那朱秀英和董化民可不一般。他们是河南工学院毕业的。1963年，我们入学时正好国家教育部有规定，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跳舞，不许谈恋爱.......我们真是听话，努力地学习。可是朱秀英她们俩一个是书记，一个是班主席，借着工作关系就爱上了，越爱越明显，闹到人人皆知的地步，学校领导生气了，叫他们不要谈下去了，他们不听，最后杀一警百，把他们开除了。这两人不低头，还叫了个三轮车，坐在上面在校园里转了好几圈，以示抗议。后来文革开始了，好像她们又杀回了学校，要不怎么分配了哪？我可是从来没去追过根挖过底，现在写东西了想该说清楚呀，太晚了找不到了。他俩的脾气够大，动不动就听见他们大吵大闹，时不时还摔碗摔盆，五奶奶就去劝。他们因为有关系，没劳动锻炼完就回了河南。
马家爸爸和我悠悠哉哉地在村里，他穿着一身百衲衣，天天出工去干活。为什么是百衲衣哪？那时候的人只有两三条换洗裤子，不像现在几个礼拜轮不上一次。那活又重，砍的柴又带刺，衣服裤子就破得不成样了，到处补的都是补丁，那时候的口号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虽然生活不如城里，但鸡蛋很便宜，从老乡那里买4角一斤。有时候也会改善生活，农村有个习惯叫“打拚伙”，就是几个人想解馋，一起出钱买一只羊，杀了煮好大伙分，（当然不能每天杀，全队的羊也没多少）。 记得有一天他们说好了，等了一晚上没动静，我们就睡了。 半夜，忽然被惊醒，原来是海亮子来敲门，开开门，递进一碗羊肉来，没有佐料，白煮搁点盐，我不吃嫌膻，马家爸爸披着衣服，棉裤也没穿，趴在风箱上（那时没桌子）三下五除二把那一碗羊肉吞了下去，那是内蒙的冬天啊也不怕冷。可真是馋呀，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趴在那里吃那碗羊肉的样子。我那年怀了孕，过了冬天到三月就回了北京，等到生了马大，过了产假，我们已经被分配在县种子站了，就直接去上班了。
到现在我们这些人天各一方，失掉联系了，韦建中肯定是坐上小汽车了，我们现在连家里带店里就四辆车哪，时代真是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