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今天还在中国继续讲自由的人，只剩很少很少一点，也许不到十万分之一。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从天性上讲，人人都喜欢自由。婴孩喜欢自由地到地上去爬，少年喜欢自由地到操场上去奔。甚至连囚犯都希望越早一天获得释放越好。据报道，近来有科学研究者发现，昆虫有喜欢自由的特性。这几乎都不需科学研究，我们自己都看得见撞入室内的苍蝇没头没脑地要想飞出窗外去。
中国人近代讲自由讲得最多的，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时候流行裴多菲（到了五十年代裴多菲就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词）的诗句“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个时候畅行妇女解放，摆脱封建家庭自由恋爱。那个时候的组党结社发表言论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的时期。后来由于外患，民族危机，就渐渐地不讲自由了。要讲也是“反对自由主义”。人们都受到一种观点的强烈影响：为了民族利益，必须放弃个人自由。这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属于喜欢讲自由的十万分之一。从根本上讲，这种自由和民族利益不冲突。一个简单道理，民族利益具体到个人身上，就是个体利益。个体获得的利益越多，民族利益的实现也越大。我想，今天的最大民族利益，应该是实现个人自由。因为，只有个人自由才能恢复被压抑过久的中国人的人性，只有真实的人性才能有意识地构建健康进步的社会结构，只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才能避免在中国的未来方向上走入歧途，重蹈世界上其余失败国家的覆辙，最终实现民族利益。把“科学发展观”写入中国的基本政治纲领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对于“科学”的最正确解释，应当是重建自由。只有自由才是通往真知的唯一通道。
讲到重建自由，就要问自由从哪里来。有先哲说过，自由与生俱来。可是即便这位先哲自己也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拥有自由。通过下面列举的几个自由来源的分析，大致可以知道如何重建自由。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打碎枷锁争得自由的观点。这是第一个可能的自由来源。受压迫的阶级被压迫阶级长时期禁锢，失去了应该有的自由，因此要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听起来好像是对的，但是实际上没有实现过。直到今天的历史都在证明，凡是实践了《共产党宣言》的地方，都反而走向专制。为什么呢？因为自由是依靠秩序来保证的。凡是习惯了打破秩序的人，都本能地反对建立秩序。或者只建立规范他人的秩序，不建立规范自己的秩序。只用秩序限制他人的自由，不用秩序限制自己的自由，这自然就是专制。
第二个可能自由来源是解放者。解放的英语释义，就是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顾名思义，就是解放中国人民，给他们自由的。二次大战以后，世界格局重新划分，美英盟军和苏联红军进入了其他国家，成为占领军。从这个意义上讲，占领军解放了那个国家的人民，也就是解放者。历史事实也证明，解放者不一定带来自由。特别是一旦解放者以大救星自居，借着解放的名义，抢占地盘，瓜分利益，解放者立刻就成为新的独裁者。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后的十几年，他们受到的剥夺超过历史任何时期。以至于面对全国都是穷人的邓小平，不得不想到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第三个来源可以说是恩赐。在过去皇帝的宫廷里，除了皇帝本人，太监的权力最大，意思也就是，在一个严格掌控的小范围里，太监得到的自由最多。皇帝必须恩赐一定的自由给太监，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效忠和高质量服务。和珅通过“伺意”当今皇上，得到的自由使得他身价过二亿两白银，富可敌国。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共和国。报告文学《大国寡民》揭露了一个当红二十多年，一手遮天的村支书王保京，他的唯一功劳就是逢迎各个时期不同政策的不同领导。虽然这种嗟来之食的自由最终靠不住，目光短浅的人还是趋之若鹜。
最后一个就是和平持续地争取了。和平争取的意思是，在现有秩序下，不用破坏性极大的暴力手段来扩大自由。这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大部分人不会因剧烈振荡受伤害；第二是培养了社会全体的秩序意识，少数人借着混乱浑水摸鱼会受到抵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通过和平实现了自由，后代就建立了对和平的信心，会越来越熟练地运用和平手段。假如对和平变革没有足够的信心，治乱交替还会几千年地延续下去。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一个是美国黑人的争取人权，一个是台湾的民主化。台湾的解严不是蒋经国一个人的作用，而是台湾的民权人士二十多年的推动结果。大陆的民权人士现在也在积极推动，但是要求自由的不如要求改朝换代的人多。
有时候人们看到的情况好像是不争取也会改变，比如常说的“自然演进”。不会的。即便改变的条件有时已经成熟甚至烂熟，不去推一下，改变还是不会出现。并且，这个推动只能是持续不断的推动，推了一两次就不推了，那就将前功尽弃。为什么有很多当年在中国推动民主自由的人不那么努力了呢？他们打算推动的其实是改换政权，眼看现政权一时垮不了，就连推动自由的兴趣也没有了。或许，他们心里想的是革命，自由并不帮助革命，纪律和一致才帮助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