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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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夏天似乎来得特别早又走的特晚，于是知了就过节似的天天亢口高歌。而我，就像屉笼里等待膨发的馒头，惶恐又喜悦地等着市第一中学的通知单或是蛮牛般的父亲的拳头。其实父亲并不一定会简单地因为我的落榜而再次在我身上展示红旗下工人的力量，关键是，考试的时候，我犯了点儿事。
说是事儿，其实我倒真没当回事儿。我有个似乎打我记事时就存在于我记忆里的狐朋，就是那种似乎你可能从你所有幼时的游戏都可以扑捉到他的影子的哥儿们，鉴于他的真名既庸俗又晦涩，就用他的外号耗子吧。耗子大约在高小左右就屡屡在成绩单上碰一鼻子灰，同时，我却不知不觉地成为了家长会上各位叔叔阿姨的谈资，又几乎是同时，所有以前教过我的老师见到我爸的时候都会伯乐似的笑咪咪：老黄，我早就说过你的儿子一定行。他妈的他（她）们就这样在我父亲虔诚的感激中把以前成天对我横眉竖眼骂我没出息篡改成了对我的未来了然于胸具有前瞻性的眼力，我想我即便反驳也只会看到父亲铜铃似的白眼：狗屁不通，要不是管你严哪有你小子的今天？于是我只有更加虔诚加谦逊的满脸堆笑。我还是挺懂事的不是吗？中考后却被父亲大骂了一通不懂事后判了个缓刑：考不上自己掂量着怎么办吧。
事情是这样的，耗子成绩不行却有个二姨在市一中任职，于是就想我在中考时帮他一把，拒绝哥儿们从来就不是我的秉性，当时我就拍了胸脯。他二姨给我俩排了个前后座儿并给了监考老师适当的暗示，考试的时候我就尽我所能地上下其手，甚至自己的物理卷子都没答完。这件事自然而然地在同学之间走漏了风声，我班里的一个挺漂亮的女孩儿的父亲（同时兼任我班历史老师）凭借着天生的克格勃禀赋，打探到了一切，并为人师表地报告了校方。这下我的班主任等都急了，要知道我可是他们计划中铁打的升学率中的分子，但时不待人，等我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只剩最后一科了。老师们集体扼腕，父亲则铁青着脸看着我天真地抿着无辜状的嘴从考场中交卷后走出。
事情解决的并非那么困繁，耗子的二姨是教务处的副主任从而轻而易举的把告密的事压了下来。剩下来的成败的天平的一端是我在刨去一定时间用于“活动”后能不能考上这所全市最好的高中，另一端是耗子在战战兢兢中抄袭的结果。我们报考的这所高中在我所居住的这座中等城市中鹤立鸡群，据传言，全市的三位教育奇才中的两位都盘踞在此为这所学校打广告，升学率高得几乎可以扣排名第二的另一所重点高中一个来回，因此，1000多人竞争400个名额的战场真的是狼烟滚滚。
成绩不期然地下来了，人的记忆就是可这么被有选择地支配，至今已有近十年的光景，我仍然记得我在教委体育部工作的大舅告诉我成绩时所用的语调和所穿的衣服，而客观地说，那个语调和服饰本身并无值得留恋的地方。对我而言，那时的斑驳的夕阳余辉就着隔壁正在炒得辣香的菜味儿，整个儿作为回忆中大舅的背景。他擦了一下汗见是我开的门好象有些失望，朝着屋里喊了一声，报功似的：差不多，考了485分！爸妈不约而同地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又不约而同的再证实一下自己的耳朵的灵敏度：考了多少分儿？大舅看到自己成为了焦点，与事先的预想完全合拍儿，而这一切又都与我父母的急切成正比，因此放慢动作摆一下谱儿来证明自己的在教委的价值就不仅必要而且必须，慢慢地又擦了一下汗拍拍衣襟上的浮土……
对不起，我保证真实不含水分的记忆至此就嘎然而止，大舅不仅带回了我和另一个哥儿们——七寸——的成绩，还带回了分数线，苍天有眼（或没眼），我考上了，缓刑变成了嗔怪与夹在我碗里的肉……后来，我知道了我班考上四人，一人自费，共两男三女，分别是夏阳（女）、孙大头（女）、瞿桦（女）、七寸（男），当然还有鄙人我。
像所有的小说的作者一样，本人急于带领大家进入到我时而艳霞高照时而惨不忍睹的主题中，也像所有的小说作者一样，现在是枯燥地罗列故事人物的背景的时刻，与那么多的出色的小说大家们不同的是，本人的手法拙劣结构感不强并且是野路子出身，就像两个无论功夫怎样的江湖人士见面都要互相拱个手一样，鄙人也要说一声：“承让”。
我父母所在的是一个不小的国企，是为了支援这个新兴的能源城市而建。这是一个70年代才由于发现了煤而建起的根红苗正的笼罩在红色天空下的城市，于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男女们并使之交汇在了这个日后一刮风就煤尘遮天蔽日的污染重镇。这个规模不菲的国企其实是一个小的独立的社会，拥有自己体育娱乐住房医疗教育等一切设施，我们就在这个小群落中出生长大相互结识并共同坚守在一个班级，住在同一个生活区，同样的生活感知途径，相互间的思想侵染渗透非常严重，生活活动空间的大幅度交叉，造就了同样的喜怒哀乐的获得途径和表达方式。总之一句话，要是青梅竹马也可用于男性之间的话，我班这三十多个男男女女就是这个成语的定义。对于这个圈子外的一切，惶恐紧张与好奇企盼并行。
就这样，开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