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理：重新认识毛泽东

事情的缘起(chinesenewsnet.com)

今天，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对毛泽东的看法。之所以想谈这个问题，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最近，搜狐张朝阳在自己的博客中写了一篇《革命后代》的文章，被网媒更名为《重新认识毛泽东》后广为转载，这件事引起了我对毛泽东现象的再关注。(
我知道，中国企业家佩服毛泽东，多多少少有意学习毛泽东，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史玉柱就是一个毛泽东迷。但是，知名企业家网上发贴公开赞美毛泽东，并呼吁大家也来学习毛泽东，在我印象中还是头一次。企业家不是官员，没有必要口是心非，张朝阳的这个表态，我相信是他真诚的感受，毛泽东的事迹和精神对他帮助。其实不仅企业家，我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心底里不佩服毛泽东的人实在太少。

我自己在1997年出过一本叫《东亚新文化的兴起》的书，里面有专门的章节谈到毛泽东，分析了毛泽东的文化心理结构，认为他在建国前的文化心理结构属于“内禅外法”，内在的狂禅，外在为法家，认为这样的文化心理结构极有助于摧破殖民强权，还中国独立与自主，也算是表达了我当时对毛泽东的赞美。我与张朝阳大概岁龄差不多，他说我们是革命后代，有那么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崔健说得更形象，说我们是“红旗下的蛋”，我们心灵深处有红旗在飘，这其实是一种客观的总结。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能够在毛泽东巨大力量面前保持自由独立心态并以死挑战的人是极少的，北大右派圣女林昭算一个，东北烈女张志新算一个，都是女姓，女性有时比男性更真诚和顽强。被知识界推崇的顾准，在毛泽东思想覆盖中国的威势下，也保持了自己的思想独立性。想想中国十来亿人，都被毛泽东的威力所折服，拜倒在毛泽东的光辉下。近年来，随着自己阅历和内心价值的变化，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在悄然变化，开始从一种中国未来走向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毛泽东。近年来，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公开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不喜欢，网络上的“右愤”也开始讥嘲诅咒毛泽东，可以说中国社会中开始涌现出一股解构毛泽东的暗流。毛泽东留下的上亿元的私人稿费、毛泽东的男女关系等等，都成为网络热贴，学术界反毛与拥毛的辩论也时有出现。看来，围绕毛泽东评价的辩论的热度可能会逐渐上升。我相信，这种辩论的热潮会有一个开始的时候，但这种辩论却很难有终止的时候。虽然中国人还没有从毛泽东的影子中走出来，但如果能够开始对这么一个巨大的历史人物进行自由的辩论，才能说明中国人的精神活力还没有完全衰竭，才能说明中国人的精神还没有完全阳萎。(
张朝阳呼吁学习毛泽东，让我想到，毛泽东还好好活着呢，我们推进今天中国的改革，我们展望中国的未来，绕不过毛泽东去。毛泽东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或者文化力量，无论我们对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反正我们不能绕过他去，他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影响着今天，也影响着明天。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会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上影响着中国的走向。有的人活着，已经死去。有的人死去，他还活着。一切对今天和未来可能产生影响的人和事，无论多么久远，都还算活着。据一个调查，对西方人来说，中国最有名的人有三个，一个是李小龙，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孔子。但是，李小龙、毛泽东、孔子对西方人来说，未必是活着的因素，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老子还活着，孔子还活着，孙子还活着，韩非还活着，秦始皇还活着，汉武帝还活着，我们生活在历史传统的网络中，或者更难听的说，我们生活在阴魂交织的网络中，我们的精神很难说有多少自由。精神要有一些自由，首先要求我们敢于正视这些历史人物，把他们都拉下神坛来讨论他们。没有平等自由的精神，就建立不了自由平等的社会，没有蔑视权威的精神，就走不出被奴役状态。

讨论毛泽东是困难的，是有顾忌的，因为他与现实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割断。赞美毛泽东，没有人会来伤害你。批评毛泽东，就有人会着急，以为你是使坏心，要砸活着的人的权利饭碗。还有一些人崇拜毛泽东，认为他太伟大了，只可仰望，已经伟大到一般人没有资格来评价他。你算什么？你也配来评价毛泽东？我能理解这种心态，我自己过去就认为，评价毛泽东，有点像佛头上拉尿，不够尊重。但现在我觉得，自己过去这种态度，这其实是一种奴才心态，不值一提。麻烦的是，一些人对自己眼前权力和利益的担忧，把毛泽东封存了起来，设定禁区，不让人讨论。其实，放远点看，能否巩固权力和利益，岂在准不准讨论毛泽东！关键是能否让今天的大多数人满意。世界上的道理是相通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优价廉，消费者就购买，企业就发展。政府提供的服务质优价廉，百姓就满意，政权就稳固。下功夫，要下在质优价廉这四个字上。一提起这些事就让人烦心，不谈这些事了，我们回到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是“三七开”，三分过七分功。毛泽东说自己的两件历史功劳是，一件是打跑蒋介石，第二件是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时候。”中央文件提到毛泽东的错误，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我读了张朝阳的博客，发现他更多强调的是毛泽东“成功、胜利和大无畏”的精神，这是与企业竞争有关的层面，他没有提蒋介石，也没有提文革。可见，每个人都只是从自己的需求来看待前人，生前就给自己历史定位的想法是不妥当的，在这方面，武则天留下无字碑的做法更明智一些。

个人实现

说实在话，只要是中国人，很少人不在心底里崇拜毛泽东，批评毛泽东的，是少数知识分子。我从网上看到，现在有不少网民对毛泽东很厌恶，这完全是中国历史的新现象。人们为什么会崇拜毛泽东呢？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猜想人们的答案可能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成功，另一个方面是毛泽东敢跟外国人叫板，有民族尊严。我们每个人都会做一些事，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一想毛泽东做的这么大的事业，遇到的那么巨大的困难，他居然千难万险地成功了，他的能力毫无疑问超越我们平头百姓的能力之上，让人不得不佩服。毛泽东不仅是厉害的政治家，消灭或压服了所有的政治对手；而且还是军事家，指挥过无数成功的大仗；而且还是思想家，文章简易明快，思想深刻；而且还是大诗人，他的诗歌可算是唐诗宋词后中国古典诗词的另一个高峰，也只会是最后一座高峰；而且还是书法家，他的书法气势磅礴，令人叹服；而且还是大男人，男女情爱上无所顾忌，自由自在，很多很多的而且。他在诸多领域都出类拔萃，超越常人，令人难以想象，难以弃及，一句话，牛啊！超出想象的个人成功，崇拜超常英雄的超常成功，大概这是过去毛泽东崇拜和毛泽东令我们中国人佩服的首要原因。其实，这样的总结，如同废话，如果毛泽东失败了，谁还会料他。我这样总结，是为了引出下面的分析。()

崇拜成功者，不管他是怎么成功的，这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专利，东西方都一样。但是，从文化心理上看，似乎我们中国人更为突出一些。例如，耶稣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对无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个失败者。让中国人崇拜耶稣，确实要克服许多文化心理上的障碍。希特勒如果战争胜利了，我想不少人也一样会崇拜他的。(
这使我想到一些更深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判断政治善恶是非的标准，其实就是个人的成败，成则王侯败则贼，输了就是恶，赢了就是善，道德仁义总跟着胜利者走。我读中国诸子百家和二十四史，有时觉得，这些都可算是政治家成功学，个人政治成功学。中国的思想家们，更多是用个人成功来吸引读者，很少讲善恶是非问题。总之，成败得失讲得极多，善恶是非讲的极少。我想，中国这种文化心理基因的形成，可能与中国文化的原创期在战国时代有关。几百年的战乱，狡诈残暴方可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心理结构，就容易是不择手段生存下来壮大起来，因此就崇拜强者崇拜狡诈者。谋略之美，暴力之美，就变成了一种人生之美。庄子赞美神家，说神农“不以人之败而自成，不以人之卑而自高”，看来这种神农品格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心理的主体。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不否定那种“以人之败而且自成，以人之卑而自高”的选择。(
客观说起来，中国政治文化中，儒家讲道德仁义忠孝节义较多，孔子还讲杀身以成仁，但道家、法家则是极其功利的，是只讲目标而较少关心手段善恶的。但是，儒家的道德仁义忠孝节义，是以巩固君权官权和男权为基本标准的，其背后是更隐蔽的权力算计，是为权力服务的。毛泽东骂“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文革时批判儒家是“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我们习惯于按照成败得失的算计去行动，而不是按照善恶是非的判断去行动。这样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我们习惯用个人的成败得失来评价人，而不是按照善恶是非的标准来评价人。(
都说中国文化是伦理至上的，这要看与谁比较。如果与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相比，我们在伦理上的善恶是非是不够力度的，成败算计至上，善恶是非只是粉饰的工具。都说中国文化讲规矩，这要看与谁比较。与希腊文化相比，我们对制度的正义性关注是不够的。因此我们评价一个政治家，很少去评价他的行为的善恶是非，更很少去评价他在制度创设方面的贡献，我们更多关心他是不是打败的敌人，是否最终赢得了个人的胜利。(
分析毛泽东崇拜，我是当成一个文化现象来分析，从中来研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中我们能看到这种崇拜的客观性，也能看到这种崇拜背后的心理问题。毛泽东的个人成功是超常的，毛泽东的“自我实现”是登峰造极的，这在一种不管好歹都只崇拜成功的文化心理土壤中，毛泽东崇拜将是长期的。为什么崇拜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克服巨大困难，灭掉所有政治对手，取得了胜利，至死都将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崇拜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民族尊严

个人成功，巨大的个人成功，我想这是人们崇拜毛泽东的首要原因。其次，我觉得是民族尊严。把毛泽东放回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列强入侵、中国分裂、国贫民弱的时代。我们可以想见那时的中国人的内心屈辱与无奈。毛泽东则成了中国人自尊的一个精神符号，减轻了中国人自尊心被殖民列强损害的伤痛。愈是年纪大的人，愈是摆脱不开毛泽东崇拜情节。尤其是那些在海外备受欺负的老华侨，更是如此。开国大典上，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很传神，它既表达了中国人在殖民列强面前挺立起来了的民族自尊，也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要站起来的阶级斗争理论。我相信，这句话会让当时无数的中国人热泪盈眶。面对外国势力，毛泽东有一种特有的自信与豪气，这对百年来饱受外国人欺侮的中国人来说，十分重要。抗日战争与日本人打，朝鲜战争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打，越南战争支持越南人打美国人，中印战争打印度，中苏冲突打苏联，毛泽东真没怕过外国人，他留下了一笔不怕外国人的中国精神遗产。这对把中国人从被殖民的自卑阴影中带出来，对增强中国人面对外国势力时的自信心，具有一种历史的贡献。毛泽东把“东亚病夫”这个形象彻底改变了。网上有人说，中国人的自尊是李小龙打出来的，是毛泽东打出来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被殖民情节在中国人心中烙下了很深的印迹，这种情节仍然在支配着许多人。杨振宁获诺贝尔奖，他说他的真正贡献，在于提高了中国人的自尊心。这种话，有自信心的美国人或德国人恐怕不会这么讲，只在丧失过民族自尊心又获得成就的人才会这样讲。诺贝尔奖，是奖给那些发现了自然奥秘，增进了对自然规律认识的人，是为了人类的科学进步，是科学奖，不是民族自尊心提高奖。杨振宁这样讲，是真诚的，因为他心中有中国人屈辱的印迹。中国人能拿诺贝奖，有助于消除中国人的屈辱自卑感，这对杨振宁来说，才是他一生的真正意义所在。老年人如此，年轻人也如此。第28届奥运会上，刘翔获110米栏冠军，我注意到他的谈话，他说：“我是冠军，我证明了中国人也能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证明了黄种人在这个项目上同样可以有所作为。”他还对记者说：“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人在短距离项目上不如欧美人。”看到这样的表述，我的心情不是兴奋而是有点悲凉，我感到其实我们在心里，仍是弱势民族，仍有弱势民族的屈辱感，感到这只说明我们中国人还没有足够强大起来。非洲人在短跑上也不错，但刘翔不拿非洲人比，只拿欧美人比，这是一种微妙的心理，心里的历史对手就是欧美人。刘翔与杨振宁的心理结构是一样的，他们都将自己个人的成就的意义视为提高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其实，这是一种被欺侮过的弱势民族挣扎求尊严的心态，不是强势民族的从容自信的心态。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运动场边，看到一个纪念碑，上面写着斯坦福大学学生取得的体育成绩。破世界纪录的有三十几十个人，获奥运奖牌的六十多个人，所以美国的冠军不会说他的夺冠，是证明了美国人的本事和尊严。这种心态是正常的，一切弱势的小国和民族都如此。我们中国开始起飞了，中国产品已开始冲向世界，但我们的心态还没有从被殖民的阴影中走出来，我们还习惯将个人的成就，抹上民族尊严的光环。看来，只有当我们不把个人的成就与民族尊严统一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民族才真正强大了。

李小龙用拳脚功夫打败外国人，证明了中国人敢打而且能打，这是尊严。毛泽东与外国打仗，证明了中国人勇敢不怕死，不怕与外国人拼，这是尊严。杨振宁取得了诺贝尔级别的科学成就，证明了中国人在科学上有智慧，不比外国人差，这是尊严。刘翔拿到奥运短跑冠军，证明了中国人短跑不比欧美人差，这是尊严。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用各种方法争民族尊严，原因就是我们曾经太没有尊严了。在这个意义上，也许随着中国的日趋富强，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就会淡化。如果中国人继续被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就会继续保留甚至强化。

也许，会有一天，我们不再从毛泽东身上求自己的尊严，我们不再从杨振宁身上求自己的尊严，我们不再从刘翔身上求自己的尊严，我们那时就成了真正有自己尊严的人，我们那时每个人都只从自己身上求尊严，中华民族也就真正成为自尊的民族了。

前面对毛泽东崇拜原因的分析中，提到了个人实现和民族尊严两个原因，基于某种中国式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原因可能还很多，但我认为这是比较普遍的两个原因，这种分析，算是一种理解。也就是说，毛泽东崇拜，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真实基础的。甚至可以说，这两条是毛泽东留下的正面遗产。

逆文明而动的非人道主义

今天，一想到毛泽东，我就会想到人道灾难这个问题，想到毛泽东对个体生命的冷漠，他对杀人的不眨眼睛。说到这，就会有人着急，说你也太娘娘气了，拔乱返正，不杀人行吗？但是，我对这种责问是不接受的。我对人杀人，有一种发乎生理的厌恶。现在再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那样的杀人赞歌，已开始有一种警惕和反感了。从硬心肠变到软心肠，这是人性的觉醒和进步。二千五百年前，老子说，战胜消灭了敌人，“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战胜了敌人，不要自我吹嘘自我赞美，不能赞美自己杀人的本事。孔子诅咒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过去读这些话时，不太懂，现在似乎读了。老子和孔子的这些话，都表达了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惜。仔细总结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形象，似乎英雄就是最会杀人的人。小英雄关羽之所以是英雄，是于万军中取华雄首级，是过五关折六将，是水淹七军。大英雄们是秦始皇、汉武帝，连百万大军灭数千万人。大英雄之所以为大英雄，是因为有了他们，就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说到这，也许有人会说，照这么说，军队不要了？军队本身就是杀人机器。我要说，错了，军队当然要，但军人要明白自己的使命，军人的使命不是战争杀人，而是保护生命，保卫和平。如果失去了保护生命保卫和平这个基本原则，军队就变质了，就成了魔鬼的工具了。老子说：“至誉无誉。”这最适合和平时期的军人。和平时期，军人就没有什么军功和荣誉，但正是和平才是军人最高的军功和最大的荣誉。

我们中国的二十四史，都是政治军事的历史，在这些著作里，杀人如儿戏，人命如草芥。一个个的大活人，不过是政治家、军事家们实现报负逐鹿天下的资源和工具。我们主流的儒家思想，不过是用甜言蜜语鼓惑人们去当这种资源和工具。政权更迭和争夺，血腥熏天。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中国人就没有找到和平处理内政的办法，我们只是不断强化了在血腥争夺中如何取胜的办法。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不断在中国出现，这就成了必然。西方也不比中国好到那儿去，赞美战争英雄，赞美杀人本事，这是世界各国都有的文化。和平的呼叫如此微弱，以至成了懦弱、无能和迁腐的代名词。现在，只要一看到那些赞美内战的电影，我就厌恶万分。中国人杀中国人，人类杀人类，还赞美什么呢？我想起老子的话，“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对他人生命的尊重程度，直接体现一个民族人性觉醒的程度，体现一个民族文明发育的程度。在这方面，毛泽东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了。他未必是以杀人为乐，但他赞美成功杀人是经常的。毛泽东自比秦始皇，并且认为比秦始皇厉害百倍。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与人辩论过，说我们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战争的起因是复杂的，在战争中杀人有时也是别无他法的。如果是自卫反击、正当防卫而伤害人，是有合理解释的。但是，在和平时期仍视人命为儿戏，造成成百上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就是天大的罪恶了！这个罪恶的责任人就是毛泽东，这是不容否认的。许多人不管这一条，还一天到晚不加取舍地对毛泽东全面歌功颂德，这是一种什么阴暗邪恶的心理在起作用？毛泽东的问题不是什么功与过的问题，而是功与罪的问题。有大功的人也不能犯大罪，而毛泽东是有大罪之人。孙志刚案让民众如此激愤，山西黑窑事件让大家如此愤怒，但大家对毛泽东大跃进的错误政治决策造成的成千上万人饿死的罪恶历史，却轻轻放过了，这只说明我们民族精神的胆怯和丑陋。在这样的意义上谈民族尊严，谈人格尊严，简直让人感到滑稽和丑恶。这个问题如果不清理，如果我们因毛泽东的成就而放过毛泽东的罪恶，那么今后我们中国仍然摆脱不了可能的人道灾难。因为这会形成一种文化心理，有大成就的人杀了人，只是过失，而过失是可以原谅的。即便这个“过失”使成千万的人非正常死亡，也是可能原谅的。从推动人类文明转型和升级的角度看，比尔•盖兹比毛泽东伟大吧，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比尔•盖兹犯下了杀人大罪，我们也认为可以当成过失放过呢？评价毛泽东，只是一句“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话，就能说明了？那怕你功高盖天，但是人生关天，造成这么多人非正死亡，这是罪恶。不清理这样的罪恶，我们就永远陷在罪恶之中。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这不是理论问题。给你一个例子，问你几个问题就清楚了。把你生殖器割了，让你当皇帝，你干不干？我估计现在一百万个人里面，也不会有一个人愿意。那愿意的人，一定是脑子有问题的。把你眼睛挖了，让你当亿万富翁，你愿不愿意？我估计愿意的人也极少。正常人谁也不愿做这种交换。显然，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很珍贵呀，更不用说整个生命体了，这是最正常和最自然的常识。人人都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的，所以老子教导统治者，当你用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去治理国家，国家就治理好了。我们只要承认生命价值高于一切这个简单的标准，并以这个标准去判断善恶是非，我们就会有清晰的结论。但是，正常人的这样的生命观，显然不是毛泽东的生命观，他要的是改天换地，而改天换地又建立在他人牺牲生命的前提上，所以他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司马迁评价法家，说法家刻薄少恩，毛泽东崇尚法家并将法家刻薄少恩的这一面发展到了极致。

我不认为那种用别人的生命牺牲来为自己的个人理想背书的人是有人道精神的，我不认为毛泽东是有人道精神的。而我们的未来，需要基本的对人生命尊重的这个人道底线。网上有言，说毛泽东可评不可骂？凭什么这么说？在我心里，生命权高于一切，生命权高于毛泽东，毛泽东有非正常伤害生命的罪过，为什么不可批判？我们要坚决批判和否定毛泽东那种漠视他人个体生命的非人道精神。继续不加区分地颂扬毛泽东，忘了毛泽东造成的人道灾难和人道罪恶，那就是在颂扬残暴和罪恶。我这样说，一定有许多人会愤怒起来，那我告诉你们。你们崇拜毛泽东个人奋斗而成功，我不否认你们。你们强调毛泽东提升了民族尊严与自信，我不否认你们。但你们认为毛泽东造成了成千万人非常死亡是可以原谅的，我否认你们。我否认你们漠视生命，我否认你们为罪恶辩护，我否认你们以杀人为美的阴邪的罪恶之心。不清算毛泽东人道灾难的罪恶，我们中国今后也不会有人道。在以残暴冷酷杀人为美的人面前，尊重生命服务生命的人道追求往往是弱小的，但只有这微弱之光才能真正照亮人类的未来，才能真正给生命带来希望和幸福。草芥人生的非人道主义，这是毛泽东留下的负面遗产。

逆历史而动的政治集权观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是复杂的，有些层面是可以肯定的，但我今天只捡一个方面来评述，一个否定的方面，我只讲讲毛泽东如何看待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地位。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毛泽东的政治集权观是逆历史而动的，是反动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毛泽东将政治权力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所以他将一切社会资源集中到了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中。毛泽东的集权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一切专制君王，超过了秦始皇。秦始皇的政治集权，没有能够延伸到经济领域，更没有延伸到灵魂领域。秦始皇是尊重民间私有经济的，是尊重民间市场交换的。秦始皇也想搞思想专制，但没有做到。毛泽东在集权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秦始皇。写《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认为，评价一个政治家的成败，应看他是否留下可以继承的有生命力的制度。从这个制度意义上看，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是没有建树的，他不是君主集权制度的创立人，而只是继承人和发挥者。而且他所巩固的许多压制自由和破坏平等的制度，正是中国继续发展必须终结的。从毛泽东下面解放出来，中国才有政治的新生。我相信，随着中国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日趋发展，毛泽东的形象将日趋暗淡，直到为人所抛弃。

全国人民的私有财产被充公了，由政治权力统一配置。全国人民的灵魂被充公了，由政治权力来统一安排。财产权、身体权及思想权都被收入毛泽东的严密控制之中，这在中国历史上可算是空前绝后。这个“成就”，是反动的成就。我说毛式政治集权是反动的，是出于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在人类漫长的农业君主制历史中，政治权力都是社会的中心，东西方都一样，差别只有程度的不同。在中国，中央政治集权是秦始皇开创的。秦始皇消灭了封建制度，建立在君主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在毛泽东时代达到了最高峰。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近现代的政治发展趋向，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权力在社会中地位的跌落。政教分离，解除了政治权力对宗教的控制；市场经济，减少了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支配；司法独立，降低了政治权力对司法的干预；结社自由，消除了政治权力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新闻自由，限制了政治权力对舆论的控制；政党竞争，控制了政治权力集中行恶的可能；选举政治，迫使政治权力不得不回应民众的意愿；言论出版自由，排除了政治权力对思想的束缚；宪政权威，使政治权力不能越出宪法为所欲为。大家看，人类政治文明的这些发展，都建立在约束政治权力这个中心环节上，目的是清除政治权力对社会自发力量的压迫和摧残，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自由与平等。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必走向恶罪，这样的判断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根本前提。这是个历史大趋势，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但大家知道，毛泽东正好是逆这个大趋势而动。毛泽东将一切权利收归权力，由政治权力来控制一切。控制了宗教、控制了经济、控制了新闻、控制了司法、控制了一切。中国自秦以来，中国社会的创造力日趋下滑，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政治控制的不断强化。社会上的一切，都由君王官僚来进行选择和取舍，按政治权力的需要来进行剪裁，中国逐渐演化成一个只知道权力的社会。但即便如此，这种政治集权的发展，即便到清朝的时代，也没有完全侵入到经济活动和宗教活动中来。但是，这种两千多年的集权运动，到毛泽东手上终于彻底完成了。结果呢？留给了中国一个强势的政权和衰败的社会，经济崩溃，百姓衣食不全，思想死寂，民不聊生。政治权力是交易成本，没有生产性，政治权力消耗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创造，政治权力不从事生产活动，不从事物质和精神财富创造，政治集权把社会资源全部控制了，把社会搞死了，就没有足够的社会财富和社会剩余来养政治家们，这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原因。不要忘了，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好是人类政治文明走向分权和权力制衡的历史，毛泽东正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比毛泽东顺应历史，邓小平比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好的福利，邓小平比毛泽东正确，比毛泽东伟大。邓小平的伟大，在于改正了毛泽东之错，减少了毛泽东之恶。邓小平对毛泽东，有继承的一面，有对立的一面，但正是邓小平与毛泽东对立的一面，才真正造福了中华。

邓小平的改革，就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什么是放权让利？不就是归还权利吗？把那些完全由政治权力控制的权利放回到了社会中，滋养了社会，社会开始呈现活力，中国经济开始了起飞。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在于减少了政治权力的控制范围，给了人民自主发展经济的权利，权利归还运动，带来了经济增长运动，这就是邓小平改革的实质。邓小平改革的成就是有限的，他没有把诸多社会权利归还人民，例如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例如出版自由权，例如新闻自由权。但邓小平改革的大方向，就是放权让利，结果放出了一个增长的中国，让出了一个日趋富裕的中国。从毛泽东的政治集权到邓小平的政治放权，这就是中国惊天动地的伟大改革。称得上伟大吗？当然。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就在于不断减少和控制了政治权力之恶。在这个层面，我们把毛泽东与邓小平相比，我们说，历史站在了邓小平一边，邓小平的方向是顺应历史的。

今天，仍有不少迷恋毛泽东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接受毛泽东的非人道主义和政治集权。如果他们继续迷恋非人道主义和政治集权，那他们不过是历史的垃圾，是坑害中国人民的病毒，是想开历史倒车的昏人恶人。如果这样的病毒扩散，中国又会回到政治高高在上，社会被踩到政治野心家脚下的民不聊生的时代。今天中国，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什么是法治？这些思考，都只有在面对政治集权之恶时，才有意义。政治集权，个人专制，这是毛泽东留下的负面精神遗产。

读到一些毛派的文章和毛派十七人最近给中央的联名上书，总使我想起过去看到的一幅画。画面是毛泽东发出光芒的慈爱地笑着的挥手正面半身像，下面是背面的成千上万的仰望和欢呼毛泽东的工农兵广大人民群众。画下面写着一行字：献给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从画面比例看，画面人民群众中的每个人的大小，相当于毛泽东的小指头大小。这是巨大的红太阳光照下的细微众生的画像。伟大领袖毛主席是阳光雨露，中国人民是茁壮成长的小花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样的画面，本来无非是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有过的精神羞耻，但却是毛派心中的理想，他们希望用毛泽东的光芒来为他们的狂妄与无知背书，以便挤到毛泽东身边，享受不受约束的权力，占有全部社会财富，占有全体人民的灵魂，然后一起接受被愚弄的大众的敬仰和欢呼。朋友们，这样的时代不能再回来。毛泽东旗帜上有光辉在闪耀，但也粘满罪恶和千万人无辜的血。想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人，你们想让大家欣赏那一面呢？

另外，今天的讲话，是从张朝阳引出来的，但我没有批评张朝阳的意思，我不是批评张朝阳有非人道的皇帝集权梦。张朝阳是企业家，他是从自己创业之难的角度来体会毛泽东的创业之难的。我则是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角度不同，结论自然不同，而每个人都有权从毛泽东复杂的遗产出，挑选自己喜欢或批判的部分。

（注：这是艾理2007年8月26日在北京一次朋友交流会上的讲话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