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4月12日的反革命政变，我是同蒋介石合谋发动的桂系军阀首脑之一。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会议，是发动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枢纽，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济深都参加过那次会议。这次反革命政变使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屠杀，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我过去对于这一段充满血腥的罪恶历史，是不愿意接触的。李济深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鼓励我写历史资料。他说，“你应该把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果有那些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告诉你。”现在李济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参加过那次反共会议的，在大陆只有我一个人了。因此，我觉得更有责任把这一段经过写出来。我写这一篇资料，目的主要是暴露事实真相，可能写得不全面，分析批判更是不够的，希望读者指正并严加批判。
二
1927年3月下旬某日，我在南宁接到李济深从广州拍来急电，要我立刻秘密去广州商量要事。那时我因家眷还住在广州珠江颐养园，广州是时常来往的，因而我这次去广州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乘专轮到广州后，立即同李济深见了面。他取出一份蒋介石由南昌拍来的密电给我看，内容是要李济深和我两人克日到上海同他商量重要问题。电报里虽然没有说明是什么重要问题，可是李济深和我都不约而同地料定，一定是为了反共，因为那时候南昌、武汉以及各地的国共斗争已经很露骨了。我和李济深互相交换了一些情况和看法，在反共这个问题上彼此所见略同，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就决定同去上海。他说，到香港和上海的船票都已经准备好了，下午就要动身；他并且提醒我说，现在码头上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监视很严，我们行动要秘密。我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妻子。为了保持行动秘密，她劝我把留了六七年的落腮胡须剃去。我就匆匆忙忙剃去胡子，坐了一只小艇悄悄地登上了省港轮船泰山号。
在泰山号船上，我同李济深见了面，同行的还有冯祝万（那时他是参谋长还是财政厅长，已记不清）、陈孚木及随从一人。我们当晚10点多钟就到了香港，李民欣早已在码头上秘密迎接。他同香港的一班买办有联系（他的老婆是香港某买办的女儿），从香港到上海的船票已经由他办好了。我们下了省港轮船泰山号，马上就上了美国邮船庇亚士总统号。第二天，邮船就向上海开行了。
在由香港赴沪途中，我们在船上也作了几次秘密谈话，内容无非是补述一些当地情况和商量到上海以后的共同主张，由陈孚木作记录。陈孚木是廖仲恺被刺时同时遇难的陈秋霖的老弟，此行替我们担任秘书。
4月2日上午，邮船驶入黄浦江，还没有泊码头，白崇禧就派他的参谋长兼上海市市长张定璠乘海关小火轮到船上来迎接我们了。他一见面，就告诉我们说，租界里万不能住。他说：“自从我军克复上海之后，租界的周围都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严密封锁，他们同租界里的外国军警隔着铁丝网对峙着，住在租界不但出入不方便，而且很危险。白总指挥要你们两位到他的总指挥部去住。”我们就乘小火轮直接开往设在高昌庙江南兵工厂里面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我们在小火轮上看见满江外国兵舰的大炮都褪了炮衣，指向上海市区，情况的确相当严重。船到了高昌庙，李宗仁、白崇禧都在码头上迎接我们，李宗仁也住在总指挥部里。
三
在我们到达上海以前不久，蒋介石就已经到了上海。我们到上海那天（4月2日）的下午，他和何应钦、吴稚晖（当时任南昌总政治部主任）、李石曾、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陈立夫（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来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同来的这几个人之外，还有住在总指挥部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我。蒋介石首先发言，说明为什么要“清党反共”和为什么要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他说：“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最后，他表示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到会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主张“反共”的，自然决不会有相反的意见，而是从一致的反动立场出发，罗列一些歪曲事实的“亲身见闻”加以渲染夸大，来污蔑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以此来加强“反共清党”的气氛。李济深首先报告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我也接着把韦拔群所领导的广西东兰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说了一番，并且说：“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从而，我的结论自然也是“必须早日清党反共”。
何应钦在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况时着重谈到南京惨案。他居然为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恶作辩护，把南京惨案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说是因为“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白崇禧发言最多。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他还诬蔑共产党“离间”军队，说：“第一军住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二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反共）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要打倒他；第一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形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白崇禧又说：“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是坚决反共的。”
吴稚晖的发言满口无锡土音，我不大听得懂，只听见他说什么“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等等谬论。他的话我虽然不太懂，但是当时我对他这个人还是相当“敬仰”的，认为他是“理论家”（蒋介石称他为国民党的“瑰宝”）。陈果夫不大说话，我同他是第一次会面。他身穿长衫，罩上一件小坎肩，活像一个钱庄的挡手。李宗仁也谈了一些军队政治部问题以及他在地方上所看到的问题。
这次秘密会议上各个人的发言，深刻地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头目（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共产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面前战栗危惧的心情，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企图扑杀革命的反动阶级本能。“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就在这次充满血腥气的秘密会议上决定下来，而我们这几个桂系军阀头目追随蒋介石合谋叛变革命的滔天罪行也就从此开始。
四
在4月2日秘密会议以后，为了使“反共清党”合法化，4月5日上午又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谈话会。参加的有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查阅当时上海报载出席的还有汪精卫、甘乃光，实际上此二人并未参加）。由于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都是少数，无法代表国民党中央，这次会上就决定由吴稚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并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据以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地方军事当局作“非常紧急处置”。这个咨文是由蒋介石授意，由吴稚晖、陈果夫等包办的，内容如何，当时我并未看过，现在将查到的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咨文摘录如下：
“（衔略）窃本会职责所在，‘党员施政方针是否根据本党政纲’，尚应过问，则弃裂本党政纲、酿成亡党卖国之行为尤应举发。是以本会委员分赴各地，遇集上海，遂于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先开临时会议，决定于四月二日下午七时召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到会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人杰、吴敬恒、李煜瀛、陈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经出席委员共同讨论，……全场一致议决将访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单另附）咨请贵委员等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一面由贵会公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下略）”
这个咨文表面上好像是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进行处理，实际上不过是替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阴谋作政治上、舆论上的准备，替他制造借口而已。而且这个咨文所称四月二日举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一节，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即使把那天的秘密会议改头换面，冒称“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话，当时在场的也只有李宗仁、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五人，只占全体中监委二十人的四分之一；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三人并未参加，即使把这三个人加上，也还不足半数。可是咨文不但把三个不在场的人加上，“公推”一个不在场的蔡元培当主席，还把到会的人数说成是三分之二。这种睁着眼睛说胡话的撒谎伎俩也实在太拙劣可笑了。
蒋介石在接到咨文后，复函中央监察委员会称，“中正接奉四月二日贵会全体紧急会议决议举发共产党谋叛证据来咨，……事关叛乱党国，中正所辖各军汛地已十万火急通电令行照办，静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共议处分矣。”从中监会的咨文和蒋介石的这个复函看来，似乎蒋介石的反共并非出于他的策动，而是根据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举发，实际上，这完全是蒋介石一手布置的烟幕。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开始，蒋介石是一贯搬弄这一套手法来掩人耳目的。
最后，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又在4月9日联名发表了一通长达三千余言的“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指摘武汉国民党左派“不合者”二事，列举“可痛心者”九事。电文最后说：“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险象如此，讵能再安缄默？爰痛切陈词，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披沥奉陈，敬候明教。”
此电发出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的政治准备就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下手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从这个“护党救国”通电发出后的第三天——4月12日起，在蒋介石、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帮会流氓以及我们这一小撮反动军阀和投机政客的共同合作下，一场历史上空前的血腥大屠杀，便先后在上海、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开始了。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