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事变与脱险经过
我回吉祥路家中，就立刻想设法离开广州，但是省港轮已经开行，陆路更走不通，只好等待明早再说。那时内子蔡凤珍产后数月，仍在广州居住。我俩晚饭后，在阳台上闲谈，忽见马路上不断有汽车环绕我的公馆游行，速度很慢，车中的人时常向我公馆顾盼。我对内子说：“气候已很凉爽，为什么还有人游车河（即乘汽车兜风）？说时，我心中已有些疑惑，恐怕是他们派来暗中监视我的。我俩谈至十一点钟，已经就睡，忽然冯祝万进来要求接见。侍从人告诉他，我已经入睡了，可否明早再见？他说：“无论如何，要立刻叫醒一见。”我在楼上听他的口气，知道有重要事情发生，于是披衣下楼，两人在扶梯上相见，他不及上楼，就说：“得到确实的消息，他们今天晚上将有举动，目标完全在你身上，不管确实与否，今晚一定要避开为妥。我深夜冒险到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两句话。”说完，便匆匆下楼回去。我平日对冯祝万颇敬重。彼处世持重，不苟言笑，说的话自然使我相信。加以今天日间所见的情况，判断他报导的消息，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会在晚上暗算我。于是急急改装出门，连我的妻子都没有好好的安顿，使她们受到极大的恐怖与危险，也就想见我当时急迫的情形了。这时正是深夜十一时四十分钟。
个人走出了公馆，茫无所之。后来才想起石秘书楚琛住在西关很僻静的地方，于是跑到他家里去，两人相对默坐，听候情况的变化。并时时打电话到我的公馆去探问，亦没有事情发生。到了两点钟，东北方的枪声，好像鞭炮一般的响了起来。我家的电话，再也摇不通了，就知道不幸的事件已经发生。我虽然一时脱了险，可是如何逃出广州，还成问题。而且在石寓也是一个危险地方，他们不难搜查我办事人员居住的地方。因此再行改装，成一个乡下人模样，预备黎明就逃走。正在那个时候，就有人来报告：我公馆的卫士，除死亡外，已全数被缴械，我的妻子尚被看守在楼上，办事处亦被攻击缴械。我得报后，心里盘算，必须向北江逃走。因为我尚有一师人驻防在那里，到了部队，才有办法。于是同石楚琛向西村车站走去。到站一问，据说：“今天火车停开。”也就知道他们对于北江方面，已有防备。就是三水一路，亦必是同样的情形。于无可奈何之下，便转到南澳（西村附近小镇）石楚琛友人姓胡的家内，耽搁了大半日，想想终不是个办法。必须转回长堤方面，看省港轮船的情形，设法逃到香港，才是生路。走到十八埔，见有一班士兵，在那里警戒检查坐汽车通过的人，我一手夹雨伞一手提一包药材，土头土脑的走过去，他们竟然毫不留意，被我扬长通过。但是离下午四点钟开船的时间，还很长，西堤地方，耳目众多，固然不宜久留，就是在任何地方停止等候，都易启人怀疑。只好在马路上低头缓步，一面察看他们对社会表示是怎样的。行经永汉路，见那些政工人员，正在那里张贴五颜六色的标语。
第一条是“欢送李主席北上”，第二条就是“打倒黄绍竑”。以下各条，无非是列举我种种罪状，非得驱除不可的意思。反正我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内，是不会也不可能抗辨的。我于是恍然明白他们所玩的，原来是这一套把戏，觉得好气也好笑。
想我在西南的政治舞台，本来不过是个次要的角色，现在倒弄得我名闻全国，这也算是他们在替我捧场吧。我看了之后，仍回转西堤，在离码头不远的一个水果摊上徘徊着等候船上开船的号令。就在要抽吊桥的时候，三步并作二步的，跨上轮船。在船上，碰见熟人甘心卫，他已不认识我了，我以肘触他，大家才点头示意。轮船徐徐开动，离开了岸边，好像一条大鱼，摆脱了腮边的吊钩，脱险游入大海一样。而我呢，也正似一只笼中飞鸟，已破笼凌空，猎者又何从弋获呢？甘君秘密引我到一个房间里，我的妻子及家人面现着忧思，在那里默坐着。瞥见之下，真说不出是悲是喜。在十几个小时之内，居然演出这种离奇曲折的情事，是做梦呢，还是在做戏？真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了。
内人告诉我：昨晚自我离家后，大家非常不安，但又不敢外出。到了两点钟，枪声大作，向卫兵驻所及我卧室射击。
她自己唯有紧抱着小孩，卧于床下。幸楼板系洋灰石子所造，不致穿透，得以保全性命。卫兵缴械后，枪声停止。即由官长上楼搜查，搜遍全屋，找不到我的影子，大失所望。乃向她查问我的行踪，她回答说：“晚饭后出去，并未回来。”直到次日下午，她仍被监禁着，于是对那看守的连长讲革命应如何的遵守纪律，这种政治斗争，不应涉及妇人稚子的身上。
一面将她的金银首饰，及箱内万余元的广西纸币，都交与那连长保管，要求准她与小孩自由外出。连长至此，心为之动，遂准她母子离宅。她带着孩子，狼狈的逃到船上，遇见了熟人，及那些家人，最后竟又和我团聚了。我听了她脱险的经过，对她那种镇定的态度，动人的言词，与微妙的方法，终能打动对方，脱离虎口，使我衷心起了很深的敬佩。
在港发表谈话暴露事变真相
我逃到了香港，起初住在港商陈佐衡的家内，后来又搬到邓彦华家中（前任广州市公安局长），继又自赁房屋，在半月之间，迁移了四处地方。无非使行踪秘密，免再被他们暗算的意思。到港后三日内，广州政治分会的委员，如戴季陶邵元冲等，以及李任潮各亲信干部，都避到香港来。并有飞鹰舰长舒宗鎏乘舰武装冲出虎门等要塞。我于是将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在香港各报发表。社会人士才知道事实的真相，各方面对汪精卫的反感，便日甚一日了。首先是吴稚晖先生撰文斥责汪精卫等受共产党的利用，并指他们是灰色的共产党，认这次事变，完全是为叶贺泄愤，以后必有更重要的演变，劝国人注意。
我在香港，见各方反应良好，急想回广西去。但西江已被封锁，检查非常严密，不易通过，乃绕道安南，由龙州回南宁，随下柳州，部署军事。这时驻在北江的我军，皆已退回梧州，彼此就在西江形成对峙之势。可是双方都没有什么名目，可以开始打仗，只是在那里磨拳擦掌，等候导火线的燃烧。
广州大暴动与汪派的离去
十一月中旬，广州的大暴动发生了。系由共党领导第四军的教导团，与广州市工人，乘着汪派部队向各方布防，广州市内空虚，发动了一个空前的大暴动。虽然由他们回师将暴动平定了，但是广州已遭了空前的浩劫。社会上无论知道内容与否，把一切责任与罪过，都归到他们身上。于是在福建的陈真如军（十一军），和南路的后方四军各师，及江西方面的我军，都有了打仗的题目，一 齐向广州进发。南京中央政府并派李任潮回粤主持这一次的军事，汪精卫等首要见形势不佳，也都离开了广州。随后他们在军事方面，把广州也放弃了，全部向东江出发。据我的判断，他们见广州处于四方包围的地位，作战至为不利，想以全力击破东江方面的陈军，然后再回师击破我军，及南路部队，万一不利，即折入江西，另谋出路。因此我军由西江直趋广州，而广州已是一个灾后的空城，这时正是民国十七 年的元旦前后。
我军到达广州，不稍停留，即会合南路徐景唐的十三师，急向东江追蹑。这时四军已与陈真如军在五华岐岭等地接战，陈军为其所败。我军追至河源县谭落镇附近时，适与彼回军相遇，于是发生非常激烈的战斗。我军及十三师共有四个师的实力，对方亦有四个多师，全面展开大战，历时两昼夜，卒为我方及十三师击败，双方都死亡七八千人，实为内战以来最激烈的一个场面。事后回想，在国民革命军中素以善战著名的四七两军，自己火并起来，那种敌忾精神，比较对反革命的军队作战，一定卖力得多，真是一出可悲可痛而又可耻的武戏。四军方面的勇将许师长志锐，就在那次阵亡了，黄师长镇球受伤。我前年到曲江时，曾参观过规模宏大的许志锐的纪念学校，广东的将领，无论在当时为敌为友，都捐款为他建筑纪念馆。我心里想：“如果张向华要我捐款的时候，想起了以前和现在的情形，内心是如何的矛盾呢？”我有一次，笑问黄镇球（前四军师长）“你腿上的子弹是那个送给你的？”
彼此相顾大笑。这是儿戏呢？还是历史之神在那里导演呢？我欲问天。
这次战事结束了，我也由东江回到广州，广州又是一番新的气象了。我的军队除了一部之外，大部都开回广西，我也于四月间回广西，继续我那些饶有兴趣的建设工作。满以为这次是粤桂最后一次的内战了，从此好好的把广西建设起来，悔祸未晚，桑榆可收。谁又料及历史的主宰，还在那里导演第三第四幕的武戏，我们这些演员，又是不由自主的在幕后从事准备的动作，这真是不可逆料的惨剧。
全国编遣会议后的不幸事件
十八年一月间，中央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问题的核心，固然在长江黄河一带，但是两广也不能例外的。而受到召集的李任潮，对应否出席会议，颇费考虑。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大坡山乡下，踌躇未决，要我前去商量。冯祝万、邓益能、李民欣、张文，都在他家里，参加商讨。有主张出席的，也有主张不出席的。我到后，竭力主张应去出席。我认为必须裁减兵员，国家才可谈建设，革命才可告成功。同时因为我自己正在广西进行地方建设工作，也不愿发生意外的阻碍。李任潮采纳了我的意见，遂动身赴南京。这个难题解决之后，我也很愉快的回到南宁，安心致力我的工作。不料到了三月间，武汉北平问题发生，第四集团军解体，李任潮在南京不能自由。问题的核心，一转就到了两广。广州方面电邀前去商量应付的办法，并派专轮到梧州迎候。我连夜赶到梧州，乘南强小轮，前赴三水。到三水时，第八路总指挥部副官处长李少毅，正在火车站守候，形色张皇，不似前来欢迎的样子。他一见到我，即拉我到一个僻静的处所，秘密对我说：“广州局势已变，陈真如、陈伯南已就广东省政府主席及广东编遣主任的新职，白剑生昨晨曾秘密到过广州，旋即遄返香港，请你赶紧搭商轮回梧州，切不要到广州去，自投罗网。”我见情形如此，自不能再前进，时适港梧大明轮进口，就搭船回梧。真是无巧不成书，在船上，忽然发现白剑生，他很秘密的躲藏在一个房间里，相见之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处说起。原来他是前数天从天津搭一艘日本的货轮，秘密的偷过上海。当船到上海时，南京方面派人上船严密搜查，他伏在船主房内的衣柜里，未被发觉。前天到达香港，当晚即乘船入广州，昨天早上到广州，而广州局面已变，由公安局长邓益能调停，方得自由转回香港，即由香港乘这船回梧，适巧和我相遇。在船上，除了谈一些武汉北平的经过外，也没有什么积极的决定。回到梧州，一 两日内，李德邻亦秘密到来，数年以来的患难朋友，聚首一堂，虽然是在失意的局面之下，而大家都非常欢洽。此时广东的局面虽变，彼此感情，尚未完全破裂，往返的电报，都以和平建设为言。我们在梧州逗留不久，即回到我家乡容县，召集重要的干部会议。广东方面并派香翰屏代表到来商量，表面上仍是息战宁人一套老调。他们除了答应我驻粤部队自由撤回之外，其他政治问题，实无从谈起，一切只有静候时机的演变。我对于内战，确已早生厌倦的心理，但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个人的意志，是很不容易表示出来的。记得有一次，我因事到了离城数十里的乡下，住了两日，就有很多电话，催我回去。但是回来之后，并未有若何重要问题，等待解决。后来才知道我到乡下去，引起了德邻剑生的误会，以为我有意隐避。的确，在当时那种形势之下，本来有容易引起误会的可能。其实我虽有厌战的心理，却不愿违背团体的意志，因为不顾团体的个人行动，是会使团体陷于不幸的分裂的。在那时候，谭组庵、何敬之有一个电报给我，要我顾全大局，劝解息争。可惜措词不甚妥切，字里行间，并感觉有令人难堪和不够诚恳之处，我自然不能单独用我的意见去答复他们，而是要参酌大家的意见。商量的结果，认为首先要求恢复李任潮的自由，与德邻、剑生的名义。复电的语气，亦不示弱。南京方面正在“六合统一千军解甲”的乐观时期，我们提出这种要求，与崛强的口气，当然不会得到结果。从此与南京往来断绝，成了一个僵局，无法再行转圜。而外间的谣言很多，不是说广东的军队集中肇庆，就是说湖南的军队，集中永州，对广西将实行武力解决等话，空气日趋紧张。广西的民性，是不输最后一口气的，你迫得他愈厉害，他就不顾一切的和你蛮干到底。洪杨末期，很多全军被杀，不肯投降的情形，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到这时候，战争的主动，遂移到我们这一方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