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没来走廊,发现司令越来越开明了,不仅废除了莫谈国事的潜规则,而且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大讨论。那火药味很浓的政治话题我不想讨论了,其实那无须讨论,只需要表明立场即可。为响应走廊号召,我就拣这个最通俗也有点牵强的政治话题扯上几句,也算是参加活动了。
说猪的政治不是因为我刚刚读了乔治的《动物农场》,被猪的政治才能所震撼。也不是要打算写那样的小说,我没那水平,写不出那样幽默辛辣的东东。我这篇确切地说应该是有关猪肉的政治。
猪肉在中国从来都不是普通的农业问题,也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它始终是党国的政治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象中国政府这样,为猪开过如此多的会,发过如此多的文件,出台过如此多个政策,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还设有专门的猪办。因为在中国,猪的确是各级政府不得不重视的大问题,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国,而是猪肉价格已经成为测量中国政府政治能力和国家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向苏联还债起,中国人就懂得了这猪肉的政治。那个时候我们不吃猪肉是为了争中国人的志气,是向苏修展示我们中国人民硬骨头的政治问题。苏联的债还完后,国家又要求国家职工买爱国肉那就更是关系到爱不爱国的政治问题了。
想起陆文夫的《饥饿三部曲》,共产党人在监狱里宁可饿死不吃猪肉,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尽管那红烧猪肉的诱惑是那么实在、那么难以抗拒。
而文革时辽宁人吃不到猪肉也是政治,那是陈三两(辽宁人给陈锡联起的外号)推行的极左政治路线,拒绝商品经济,坚持自给自足造成的。这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出一辙。吃辽宁自己产的猪肉还是吃中国其它省市的猪肉在当时是关系到政治方向的大问题。
粉碎了“四人帮”,改革开放了,可是中国人也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是通货膨胀。原来是猪肉涨价了,过去能买二斤猪肉的钱,现在只能买一斤了。所以就有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社会现象。生活改善了,可是人民却不满了。于是,政府懂得了猪肉的重要性和猪肉的政治性。
如果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史就会发现,1978年以来,中国的几次通货膨胀都是因为农产品短缺引起的,而导火索总是猪肉价格的上涨。
今年猪肉价格的上涨是近年来上涨幅度最大的一次,如今国内的猪肉价格已经超过美国纽约的价格。也难怪为解决猪肉供应紧张问题,中国竟破天荒的从美国进口了上万吨猪肉。这次回国期间,我也切身体会到猪肉涨价的影响。尽管我现在不怎么吃猪肉,但到饭店吃饭就会发现,菜价已悄然上涨,涨的不仅是肉菜,其它品种也都起哄搭车涨价,甚至和猪肉一点关系没有的方便面也要趁机涨价。猪肉价格上涨影响不到高收入人群,它伤害的恰恰是低收入的弱势群体。高收入人群大概对燕窝鱼翅的价格还比较在意,猪肉已被当作垃圾食品了。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在加大收入差距,激化社会矛盾。所以,政府把猪肉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对待一点都不夸张。
猪肉价格上涨被公认是引起今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表面上看,这次猪肉价格的上涨是生猪蓝耳病疫情引起的,属于不可抗力之类的意外情况。但经过有关部门和媒体的深入调查,揭示出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农民养猪不挣钱。现在中国的生猪供应有一半以上仍然是依靠农民散养。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生猪的产业化实际上一直没有真正成功。农民想产业化,可是没有资金,有资金的城里人又不愿意到农村投资。投资股市、投资地产可以一夜暴富,而投资养猪挣的不多,却有实实在在的风险。农民常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这说明养殖业的风险很大。
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确实得到了一些好处,可是很大一部分被中间商人攫取,而且还造成通货膨胀。但不这样似乎没有什么其它的好办法。因此有人提出,坚持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但同时给城市低收入阶层适当补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是国家应该做的,也完全做得到的。
象中国这样的体制,只要政府真下决心,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关键是政治方向的选择。胡温上台后,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强调社会发展,实际上是对江时代错误的一种修正。所谓和谐发展无非是要缩小贫富差距,重视和扶持弱势群体,全民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中国最底层的人群永远是农民,所以解决农民问题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有气魄、有决心、有能力解决农民问题的政治家才是真正的政治家。在中国的现阶段,能够解决好农民的问题也是最大的政治。一个国家是否发达不仅是看你能否遨游太空,是否主办了奥运会,建了多少高楼大厦,最主要的是看你国家里最广大的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根本的改善。
政治是用来平衡经济利益的,政治本身就是人性的一种体现。政治的肮脏是因为参与其中的人的肮脏。政治的好坏善恶有时是由从政的人的好坏善恶决定的。人们习惯于简单地将政治的丑恶归结为制度的丑恶,而忽视人的作用。我却认为,政治的丑恶是人的道德败坏造成的。
现实是可悲的,纵观人类历史,如果按木桶理论来比拟,政治游戏规则总是被那根最短的木板所左右,也就是说规则总由道德低下的强者来制定。其结果就是总是流氓战胜君子,政治游戏成了比谁更坏的游戏。孔子所倡导的君子政治就总是一种理想。想当初,中共刚成立的时候并没打算进行武装斗争,可是蒋介石先开了杀戒,逼的共产党不得不在弱势的情况下接受这个游戏规则。
很多政治人物是把拿破伦“在政治上只需要头脑,不需要良心”的话当作信条的。认为政治运做当中不应含有良心,或将良心的作用降到最低。在他们嘴里经常出现的词语是:国家利益、改革代价、顾全大局、不可避免等等。可我却想起,在那场全国瞩目的抗洪救灾中,温家宝宁肯自己承受巨大压力,甚至是罪责,坚持不泻洪,为的就是保护那相对来说为数不多的农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久违了的政治家的良心!
现在中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可选择方法自然就多了。只要政府中有良心的人多一些,真心为农民办事,可行的方法很多。遗憾的是有些政策总是制定的不精确,比如支持农民规模化养猪的问题,可以说中国政府是真肯花钱,农民只要拿出50万元投资,各级政府则给返回40万,实际农民投资仅10万,就可建成一个占地10亩的可养2000头猪的大型养猪场,按正常年头的猪肉价格,每年至少纯收入20万元。可遗憾的是,能一次性拿出10万元的农民寥寥无几。
中国政府这些年在解决农民问题上下了不少工夫,农民也切实受了益,这些是我们一般的城里人见不到的,但离彻底解决农民问题还相差很远。但现在的政治方向,让我们看到希望。我期望,有一天猪肉问题不再是一政治问题,也许那一天,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才真正进入小康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