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西藏秘闻 （1949-1960）

骆威

肥胖的、爱吃牛排的多诺万，迈出了美国介入中国西藏的历史性一步 　　西藏，亚洲的腹地，作为一个天然的战略高地屏护着中国西侧。无论从军事位置还是地缘政治上，西藏的重要性都不可而喻。而美国战略情报局成立后不久，就注意到了西藏的特殊地位。 　　1942年，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打算修筑一条经西藏的中印公路，作为盟军军用物资运输线。这是一个普通的战时规划，而对于“烈性子的比尔——多诺万来说，不啻于天赐良机。多诺万，这位后来被称为“中央情报局之父”的胖子，爱吃牛排，身体强壮，富有冒险性。他多次要求美国国务院利用这件事，以勘察路线为名，前往西藏进行“有战略意义”的接触。年底，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伊利亚·托尔斯泰上校（移居美国的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国的孙子）和布洛克·多兰上尉带着秘密使命来到了神秘的西藏。这是美国官方与西藏当局首次直接接触，美国对此严加保密。这两人到达拉萨后，向达赖呈献了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和一些小礼物。他们在1943年3月离开拉萨，在西藏3个月的时间里，两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联络西藏上层人士和搜集情报上。他们承诺，西藏可以参加战后和平会议，美国会向西藏提供远程发报机。 　　面对西藏，战略情报局跃跃欲试，国务院却忘不了要应付国民党政府为此进行的政治交涉。1943年11月，通过战略情报局，一批机器远涉重洋，到达西藏高原。 　　1946年底，杜鲁门总统又亲自下令，给西藏当局送去了数台供发报机用的发电机。1949年，西藏在这些设备基础上，经过英国特务福特等修理筹备，建立了“西藏广播电台”，播放西藏独立舆论，与美国等进行联系。 　　之后，“西藏”被放在了战略情报局的研究桌上，从历史、文化、政治、军事力量、气候、地理环境到西藏的重要人物，都成为研究的对象。 　　1947年到1949年，西藏当局派遣孜本夏格巴为首的商务代表出访印、英、美等国。这是西藏亲英上层加紧“藏独”的行动之一。1948年2月，在小托尔斯泰的引荐下，夏格巴等拜会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等军政要人。 　　美国想方设法阻止中国解放西藏 　　二战结束后，冷战的寒流从西到东席卷大地。美国确立了遏止共产主义扩长，争霸世界的冷战战略。在白宫的五角大楼的眼中，西藏的战略价值不容忽视，它是南亚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一个“桥头堡”，是打击新中国政权的有力工具。设法阻止中国解放西藏就成为美国这一时期对藏政策的主要目标。 　　1949年春，在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中，西藏上层分裂势力预感到中国共产党进军西藏已不可避免。在外国势力幕后操纵下，1949年7月8日，“驱汉事件”发生了，国民政府驻拉萨办事处人员和在拉萨的汉人被驱逐出藏。同时，西藏当局利用美国提供的无线电器材，在青藏沿线设立通讯网点，连同原来建立的“西藏广播电台”，播放独立舆论。1949年11月4日，西藏当局向美国求援。碍于当时的条件，美国只好暂时拒绝了西藏的请援要求。 　　但美国仍然密切注意着藏事的发展。早在1949年9月，美国国会就通过一项用于“泛指的地区”的7500万美元拨款，进行反对中国的情报搜集等活动。1950年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国防部长约翰逊的支持下，从这7500万美元中划出3000万美元，作为留给台湾和西藏的“应急储备金”。中央情报局的“黄金眼”时刻盯着西藏高原，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到的有关西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到美国。噶伦堡，这个位于印度西孟加拉邦，距中国西藏亚东边境仅100余公里的小镇，忽然变得热闹起来。作为西藏通往印度的山间小道的要冲，也是西藏与美方进行联系的一个窗口，这里特务云集，被称为“间谍的巢穴”。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也时常出没于此。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先遣部队向西康藏族地区进发，拉开了进藏序幕。西藏当局准备以武力对抗解放军入藏。美国再次行动，鼓动西藏扩军备战，阻止解放军进藏。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民用航空公司（CAT）成为西藏秘密飞行的主角。美国国内的舆论宣传机器也开动起来，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论”、“中国侵略扩张论”一时间充斥了美国的大小报刊。美国《纽约时报》针对中国解放军进军西藏，胡说什么苏联准备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已经派遣了大批特务进入西藏，对共产主义对印度等国的“冷战”开始了。这个消息的源头就是中央情报局。1950年3月，当时的美驻印大使韩德逊接见了一位叫帕特逊的苏格兰人。他的公开身份是苏格兰传教士，实际上是英国特务，曾在西康呆了3年，会说藏语，在西藏上层人物中颇有些“知名度”。之后此人多次充当了美国与西藏联系的中间人，并且成了中央情报局最重要的西藏情报源之一。 　　1951年5月21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喜气洋洋。经过近一个月的谈判与充分协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代表终于圆满达成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消息传到大洋彼岸，一些沮丧的美国官员侥幸地推测：达赖“处于亲汉势力的包围而无法作出自己的决定”，希望达赖否认协议。 　　同年7月，达赖的长兄也是其私人代表当采在中央情报局的赞助下，到达纽约，成为美国与达赖秘密联系的中间人。美国不断通过他，怂恿达赖和西藏噶厦拒绝协议，鼓动达赖出逃。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还和中央情报局签订了一个关于在西藏开展情报和游击队的协议。在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他在大吉岭建立了一个西藏间谍网。美驻印的官员们甚至还拟定了一个准备向达赖建议的由中央情报局特工参与的“外逃计划”，旨在偷偷将达赖带至印度。但有关计划细节传达到达赖那里时，达赖方面却没有任何反应。 　　西藏形势发展很快，粉碎了美国的“美好愿望”。10月24日，达赖正式致电毛主席，拥护《十七条协议》。到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进驻西藏各大要地，把五星红旗插上雪域高原。美国苦心经营的阻止中国解放西藏的阴谋以破产而告终。 　　艾森豪威尔政府“希望中国在某一方面出现内部崩溃”。艾伦·杜勒斯高兴地说：“我们要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秘密援助，‘袭扰’中国。” 　　西藏和平解放后，美国仍与西藏当局保持秘密接触。帕特逊和西藏分裂分子夏格巴、索康等人都曾充当过美驻印使馆和西藏联系的中间人。已到达美国的当采不断与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官员接触，报告西藏情况。而在西藏，一些上层亲美分裂分子设置障碍，破坏协议实施，企图阻挠在西藏开展民主改革。1952年起，昌都地区开始出现叛乱活动。1951年春，理塘、甘孜、康巴发生了有组织的武装叛乱。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印度靠近中国西藏阿尔莫一带的居民，惊奇地发现，仿佛一夜之间，这里有了3个教育中心、2个医院、2个麻风病院和1个肺病疗养院。当然，医院里并没有病人，教育中心也没有学生，这里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的对藏秘密行动基地。 　　1955年初，西藏上空乌云密布，拉萨叛乱已如箭在弦上。此时，与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的帕特逊向美国提出一个计划：把康巴武装叛乱分子与伪人民会议力量结合，“形成 西藏全民反抗中共的形势”。这个计划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极大兴趣。 　　1955年5月，噶伦堡的山道上，出现了一位神秘的游客。这是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扮成“游历者”，在帕特逊的引荐下，见到了康巴叛乱分子的代表热帕·邦达仓。神秘的客人提出了一个关于西藏叛乱的“十年计划”：第一年以组织工作为重点，设法弥合西藏各界的内部纷争，再打出民主改革的旗号，包括解除奴隶劳役和减少税收负担，以争取全体藏人的支持。他表示，将派一位特别代表常驻噶伦堡，与西藏联系。双方还讨论了西藏向美国出口羊毛、联合开发西藏石油和铀矿等问题。 　　1956年春，康巴发生叛乱后，美国认为需要重新调整对藏政策。对西藏的援助不能公开进行，也不能通过国务院和驻印外交机构（因不久必然会泄露）。中央情报局于是成为这种秘密援助行动的可靠执行者。局长艾伦·杜勒斯对此极为积极。他认为西藏叛乱的形势给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理想机会。 　　一个间谍小说里描绘的秘密转移，开始了中央情报局训练西藏特工的行动 　　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纵容与支持下，1957年5月，康巴叛乱首领恩珠仓·贡布扎西等人在拉萨搞武装叛乱。恩珠仓·贡布扎西等人决定直接与美国联系，他们通过嘉乐顿珠送密信给中央情报局求助。 　　1957年初，由嘉乐顿珠安排，中央情报局从旅居印度的藏人中挑选了6名康巴人接受美国特工训练。这也是中央情报局首次训练西藏特工。一场典型的“间谍小说”式的秘密转移开始了。一天夜里，这6人接到命令，要他们步行走出噶伦堡。步行途中，一辆汽车把他们接到巴基斯坦边境，司机正是嘉乐顿珠。在那里，一位美国官员给了他们长长的缠头和宽大的旁遮普大裤，装扮成锡克人，通过东巴基斯坦来到印度达卡。他们在达卡隐蔽了两天后，一架飞机把他们送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他们穿上美军制服，和赶来的当采一起接受了4个月的训练。负责训练的美国人对他们说：“中国也是我们的敌人，因此我们要帮助你们抵抗中国。我们的关系要保持很长一段时间，而不只是二、三年。”他们学习了如何认识地图，使用无线电台，使用武器和跳伞。1957年8月，他们被空投回西藏，使命是指导叛乱并敦促达赖公开向美国求援。最后，空投到山南桑日宗的两人与恩珠仓·贡布扎西取得了联系。1958年1月，这两人到达赖夏宫罗布林卡，秘密会晤了达赖管家帕拉·土登维登。 　　实际上，1951年底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情报局已开始从逃亡的西藏分裂分子中，挑选身体强壮的人，进行初步的游击战训练。训练的目的，一是增强叛乱力量，袭击解放军，“使中国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在平叛斗争中”；二是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中国“侵占”西藏导致西藏反抗的印象，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1957年首次训练西藏特工后，据不完全统计，从1957年到1962年，中央情报局通过嘉乐顿珠等人联系，先后挑选了约170名以康巴人为主的西藏叛乱分子，从印度经过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到台湾、塞班岛等地受训。这些特工有的经印度等地，由陆路派入西藏，有的分批被空投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和西藏的山南、边坝、纳木湖、唐古拉山区、芒康、仲巴等地，携带电台，接受中央情报局的指令，成为各地叛乱武装的骨干。还有的特工留在训练营地任教员及翻译，或为执行特殊任务，接受更进一步的训练。解放军在平叛斗争中，击毙、俘虏共25名由中央情报局训练的西藏特工。 　　中央情报局挑选富有经验的游击战教官来训练西藏特工，号称“游击队战士中活着的传奇人物”、代号为“托尼1号”的游击专家普埃最为著名。他先后在印度东北部、哈尔营等地招募和训练康巴人。除了军事训练外，西藏特工还要学习汉语和“政治”，尤其是反共教育。1991年5月，从印度回国定居的藏胞丹巴对西藏自治区归国藏胞接待办公室人员讲，美国的政治教官对受训人员直接灌输：“中国是很强的，对自由世界构成了威胁；但是中国现在不富裕，如果富了，那么威胁就会更大。要趁他还穷的时候，设法将他分割开来。首先是把你们西藏分割出去，然后把新疆分割出去，把内蒙古分割出去，再把满洲也分割出去。这样，只剩下汉族的一块地盘，中国的力量就小了，就不能威胁自由世界了。你们正是担负着将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要使命而被我们接到这里来受训的。” 　　在台湾的西藏特工训练，由中央情报局里“成绩卓著”的台湾站来负责。早在1949上到1950年，中央情报局、国民党政府和西藏分裂势力之间的联系就一直未曾中断过。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曾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那里受过教育，并且成了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女婿。美国利用这个关系，通过他和台湾当局、西藏政府保持联系。达赖大哥当采也在1953年通过中央情报局与国民党政府接触。蒋介石把西藏叛乱武装作为反共、“光复大陆”力量之一加以利用。从50年代开始，台湾当局在西藏秘密设立无线电台，对康巴和安多藏人进行游击战训练，空投武器和给养，这在康巴叛乱后尤盛。蒋介石也一直与美国互通西藏形势发展的情报。叛乱的信息不断通过在印度噶伦堡、加尔各答的国民党情报人员，传到台湾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1958年6月，恩珠仓·贡布扎西率领部分叛乱骨干，带着美国空降的两名特务和电台，离开拉萨到山南建立了叛乱“根据地”，组建了“卫教志愿军”。中央情报局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负责无线电台的特务不应该离开拉萨，以免失掉与拉萨的联系。不过，他还是立即通过在噶伦堡的特务，向“卫教志愿军”送去了30驮武器弹药物资。 　　支持印度尼西亚叛军的武器弹药，从天上、地下来到西藏 　　1956年某一天，一架美机越过缅甸飞到西藏巴塘以南，向康巴叛乱分子投下物品。这是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第一次空投。对西藏空投，中央情报局与美国空军进行了多次合作，共同制定计划，由空军具体实施。这一年，在西藏出现了用降落伞布料制成的衣服，成了美机空投的证明。空投物品除武器弹药外，还有电台、药品和金钱。 　　山南“卫教志愿军”成立后，1958年11月4日，中央情报局首次向他们进行空投支援。美国一架运输机在山南哲古宗给叛乱武装空投武器弹药50包，包括轻机枪20挺、步枪100枝、55mm迫击炮2门、手榴弹600枚、炮弹、600发和子弹30000多发。美机还在边坝地区空投过3次共8个架次的武器弹药，在恩达、丁青、嘉黎、硕般多之间的地区空投过6批9架次飞机，包括特务17名和大批武器弹药，并在空投特务的指挥下，成立“康区四水六岗军队总部”。在解放军平叛战斗中，多次缴获美国的空投物资。如1959年起，美国在藏北温泉、黑河、巴青之间的地区3次空投武器弹药、电台和藏籍特务昂旺沛穷、卓玛登球等7人，在点头中被解放军俘虏。 　　陆路运输方面，1958年11月26日，中央情报局特工经过“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占区，向山南叛乱武装运入武器弹药226驮。1959年1月11日，又经尼泊尔运入定日40驮武器弹药，后经协噶尔运送到山南地区的“卫教志愿军”营地。 　　空投和运输的武器弹药，许多是中央情报局为印度尼西亚储备的。1958年，中央情报局支持和印尼叛军被共加诺政府平定后，为印尼叛乱准备的大量武器装备成为多余之物，这些存货于是就被“有效利用”来支持西藏的叛乱武装。 　　除空投特工、武器外，美国空军还出动了U-2高空侦察机，从巴基斯坦的基地起飞，进入西藏上空进行间谍侦察。直到1960年5月在苏联执行秘密任务的一架U-2飞机被击落，飞行员鲍尔斯被苏联俘虏，使美国大丢脸面。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停止在苏联的U-2飞行，西藏上空的间谍侦察活动才暂告一段落。 　　“不是中国人要废黜达赖，而正是美国人要使他倒台”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终于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3月20日10时零5分，驻藏解放军奉命反击，平息叛乱。3月17日夜，达赖及其亲属、随从、官员、藏军等600余人从拉萨出逃。 　　很多年来，关于美国在达赖出逃中的行为，被当作国家机密锁在保险柜里。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支持了达赖出逃事件。美国的飞机飞入西藏数百英里对达赖集团进行空中掩护，侦察解放军的动向，空投食物、地图、收音机和金钱。他们给这次行动拍了彩色录像（一个由美国训练的康巴摄影师一直陪同达赖），后来在美国许多人观看过这些录像，有人便说：“毫无疑问的是，不是中国人要废黜达赖喇嘛，而正是美国人要使他倒台。”达赖起初也一直否认他出逃是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说什么“1959年3月前与美国人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1993年11月28日，《纽约时报杂志》记者迪娅·德雷菲斯对达赖进行了采访。达赖终于公开承认，中央情报局曾经支持西藏的叛乱武装和他的出逃。 　　3月24日，达赖一行抵达山南邛多江。此时世界各国正在纷纷猜测达赖下落，美国人却对达赖的行踪了如指掌。达赖接见了1957年8月空降到山南的两名报务人员，交把他们一齐带到了隆子宗。中央情报局在东巴基斯坦的联络站随时与这两名报务员保持联络，向美国国内报告。 　　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成了大忙人。在3月26日、4月23日、4月30日连续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上，他不断向总统、国务卿等决策者报告西藏局势发展情况。中央情报局还多次和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空军讨论行动计划。 　　为给达赖一行和叛乱分子空投武器和给养，美国准备了一种专门能在空气稀薄的西藏上空飞行的改装了的洛克希德C130型运输机。这种飞机能够飞行很长距离（从曼谷起飞，飞行2400多英里），而且载重量大（C130E型重量可达22吨）。同时，因为飞到西藏需越过喜马拉雅山，还要在没有无线电导航下找到空投地点，所以，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空军挑选那些技术好、有经验的飞行员、靠星星定位，寻找目标。有时，飞机上还包括一个中财情报局指挥小组和等待空降的西藏特工。 　　实际上。3月11日毛泽东已指示西藏工委：“他们（指达赖等人）逃走时，我认为我军一概不要拦阻，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这使得在达赖长达两周的外逃途中，解放军并没有阻截、追击达赖一行。但是正如参与这一计划的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负责人理查德·皮塞尔后来透露：如果没有中财情报局策划，达赖不可能如此“顺利出走”。 　　中央情报局在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下的哈尔营地秘密训练西藏特工 　　1959年，中央情报局训练西藏特工的基地搬到了美国本土。科罗拉多州位于落基山脉的哈尔营地，位于丹佛市西南100英里左右。训练基地设在海拔10000多英尺高的高原地区，因为中央情报局认为这里比较接近西藏的气候环境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营地曾被用来训练美军的山区作战部队和特工人员，以及用来进行军事演习。被挑选取的西藏特工乘坐C-124地球主人型运输机，在夏威夷作一次简单的加油停留后，直飞到此。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在美国本土。为掩人耳目，在1959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邮报》中，报道这里将启用作为军事试验基地。而营地的警卫接到命令，遇到未经许可闯入者，可就地开枪击毙。 　　中央情报局对训练和空投特工的行动小心谨慎。为防止泄密，特务在空降前，衣服和装备上任何可以把他们与美国联系起来的标记都被销毁，甚至发给他们的自杀用的毒药瓶上的标签也被撕下。训练基地周围戒备森严，任何人都不能随意闯入。但是，1961年12月，载有西藏特工前往营地外彼得森机场的公共汽车在途中出了事故，错过了黎明前起飞的班机。人们惊奇地发现，坐在汽车里的竟是全副武装的西藏人。整个机场被军队包围得水泄不通，经过美国国防部的工作，才没有让《纽约时报》刊登此消息。潘多拉盒子就这样被打开了，中央情报局训练西藏、老挝特工的事之前逐渐披露出去。1962年，哈尔营地被关闭。约有170名西藏特工在这里接受了训练。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美国西藏难民救急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的美元成了“真实的谎言”的制造者 　　1959年7月25日，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向联合国作了一个报告。这是一个由来自50多个国家的法官、律师和法学家组成的组织。虽然美国称其是“一个非政府和非政治组织”，但事实上，它由美国情报机构在1949年创立，前身是自由法学家调查委员会，目的是进行反共宣传和招募间谍，以及“收集证据，向全世界提供文件证明，揭露铁幕后面共产主义的许多不公正的现象”。从1958年到196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至少向它提供了65万美元的赠款。该报告称：中共在西藏实行“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政策”，试图毁灭西藏的民族和宗教信仰。“真实的谎言”背后，就是中央情报局厚厚的美元大钞。 　　实际上，当时美国设立的许多西藏事务机构都由美国政机构或中央情报局资助。例如1959年3月成立的美国西藏难民救急委员会，经费主要来源之一就是中央情报局，它的创始人都是著名的反共分子。比如马文·利希曼，是反共狂热分子，竭力主张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还有罗威尔·托马斯。此人在驱汉事件不久，1949年8月，通过美国驻印大使韩德逊安排，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员身份与其儿子进入西藏。当时西藏噶厦也想借美国电台之口在世界上大造独立舆论，故同意他们的入藏要求。入藏前，托马斯拜会美驻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又在印度拜会韩德逊，接受指示。他们与西藏上层广泛接触，鼓吹阻挠解放军进藏。返美后，他们不断向杜鲁门和美国政府呼吁援助、指导西藏的反共游击战争，“担负起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 　　木斯塘，尼泊尔一个半独立的封建领地中，居然隐藏了上千名全副武装的西藏叛乱分子，成为边境袭击的大本营。 　　1959年11月18日，达赖得知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于12月访印，通过驻印使馆要求拜会他。美驻印大使班克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杜特接触。杜特反对接见，认为这会“增强中共的怀疑，促使他们指挥印度政府在美压力下鼓动西藏抵抗力量”。班克由此建议国务陆军，除非印度政府在总统访印时提出为其安排接见达赖，否则不能答应，实际上等于拒绝了达赖的要求。但是，在新德里，艾森豪威尔还是接受了恩珠仓·贡布扎西通过中央情报局转给他的礼物，包括一把藏刀、一个符咒盒和一些西藏服装，还有一封贡布扎西请求援助的信。 　　1960年前后，在中央情报局策划下，叛乱武装的根据地转到了尼泊尔的木斯塘。中央情报局在尼泊尔成立了名为“亚利桑 那直升飞机”的航空公司，给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和粮食，在新德里设立了指挥总部。还任命老牌特务霍华德·斯通为加德满都情报站站长，负责指挥。 　　1960年底，约2000名西藏叛乱者到达了木斯塘。1961年下半年，美国2架飞机首次对他们进行了空投支援，包括可供475人使用的枪支、药品、食物和相当于1252美元 的印度卢比现钞。另外还有4名中央情报局训练的西藏特工。 　　叛乱分子以木斯塘为基地，不断越境进入西藏袭击解放军和工作人员。1961年底，200名康巴叛乱分子袭击了解放军车队，从而开始了叛乱袭击活动，一直持续了8年。中央情报局通过在大吉岭的嘉乐顿珠转交资助叛乱武装的资金。后来就成从新德里带到尼泊尔的博卡拉，交给到那里接头的叛乱分子。 　　在1955年12月28日召开的美国国家安会委员会会上，决定按照国家安会委员会第5412/2号文件，由总统、国务院和国防部指定代表组成代表团（也称5412小组），任何重大的秘密行动都必须向该小级别汇报。对5412小组作关于西藏秘密行动的报告成为中央情报局官员的日常工作，对西藏的秘密行动计划都由这个小组决定实施。 　　肯尼迪上台，中央情报局希望继续在西藏的秘密行动，但身为经济学家的驻印大使加尔布莱斯却认为，这种秘密行动不太“经济” 　　1960年，年富力强的肯尼迪当选为美国下一届总统。11月底，艾森豪威尔政府把对藏事务移交给了肯尼迪政府过渡工作小组。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宣誓就职。此时，中央情报局早就准备好建议，鉴于艾森豪威尔下令停止U-2飞行和禁止美机飞越西藏，要求对藏秘密援助以陆上运输为主。 　　但是，新任驻印大使，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的加尔布莱斯强烈主张放弃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动，断绝与在木斯塘的西藏叛乱武装的联系，并且劝说其解散。他认为这不仅增加了美国的供给负担，而且也没有达到阻止中国加强对西藏的控制的目的。更何况，扶持西藏叛乱力量，在国际上造成中国“侵略”的印象、丑化中国形象的作用也极其有限，甚至很容易泄露出去，对美国不利。他一上任，就要求驻印使馆调查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活动。实际上，他的前任班克就曾强烈反对美国训练西藏特工。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对藏秘密行动负责人查德·皮塞尔也把这种行动称为“边际收益”（指收获极小）。国务院内，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和远东司中国科科长马丁等人也反对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动。 　　这时，印度也对美国向西藏叛乱武装空投武器表示了极大不满。杜特在1960年11月底致电美驻印使馆，警告说，印度会采取有力行动打下侵犯印度领空的美国飞机。如果美国计划空投，就不要飞越印度领空，否则如果美机被打下，会造成“巨大轰动”，对双方都不好，“也使中国宣称美国煽动西藏叛乱的话显得可信”，造成反对美国的公众舆论。这是印度对美国行动的最为严厉的警告。 　　虽然加尔布莱斯连续致电肯尼迪、国务卿腊斯克、副国务卿鲍尔等人，要求取消秘密行动。但中央情报局还是希望继续下去。艾伦·杜勒斯大林的继任者麦康认为，除非在西藏问题上改变支持叛乱武装的政策，否则应该继续在藏的秘密活动。肯尼迪总统也批准继续行动。中央情报局还继续了战略情报局开始的一系列关于西藏天气情况的研究，绘制了大量地图，讨论了气象因素对军事行动如跳伞、低空侦察、化学战等的影响。 　　秘密战争的尾声：西藏叛乱武装的最后覆灭 　　但是，对中央情报局来说，坏消息接踵而来。西藏叛乱武装就像扶不起的阿斗，不断遭到失败。1961年底，人民解放军全部肃清了西藏境内的叛乱残余分子，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完全胜利后，加强了边界控制，使木斯塘叛乱武装的边界袭击越来越困难。 　　美国在木斯塘的行动并未照会尼泊尔政府，当1962年中国政府为此向尼泊尔交涉时，尼方表示完全不知情。在中国政府的一再要求下，尼泊尔开始对其境内的西藏叛乱力量采取行动。1964年，尼泊尔逮捕了几名康巴叛乱分子，发现了来自美国大使馆的枪支。这样，尼泊尔驱逐了美国外交官洛基·斯通，禁止美国国际援助团使用其专用机场。 　　而对不断失败和日益加重的空投负担，中央情报局终于失去了兴趣，连有限的耐心也没有了。在1963年9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中，中央情报局官员科尔比作了关于西藏开展秘密行动的详细回顾，最后他承认：这些行动并不是特别有效的。所以，中央情报局的许多人都认为，已经到了改变策略、手段的时候了，中央情报局只能把目标限制在“那些真正重要的行动上”。可见，西藏在中央情报局心目中已失去了行动的价值。在这之后，它几乎放弃了对西藏叛乱武装的接济。1965—1966年，只对木斯塘空投了2批物资。 　　尼克松上台后，出于联华抗苏的需要，开始谋求改善中美关系。尼克松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减少了对达赖的经济支持。在1972年其访华前夕，中央情报局放弃了对西藏叛乱力量的武器和资金援助，关闭了在印度、尼泊尔境内的基地。 　　秘密战争的最后一幕发生在木斯塘。1969年，为了争夺有限的中央情报局的援助资金，首领巴巴益西和嘉乐顿珠以及另一头领旺堆（恩珠仓·贡布扎西的侄子）发生冲突。1971年，巴巴益西带着手下脱离了旺堆，向尼泊尔投降。1973年12月，尼泊尔国王访问中国。毛泽东在会见他时指出，在尼泊尔的康巴叛乱武装是改善中尼关系的主要障碍，催促尼方加紧对其境内残存的西藏叛乱武装开展行动。1974年，尼泊尔军队进攻木斯塘，旺堆等叛乱首领被击毙。西藏叛乱武装彻底瓦解。 　　从充当美国袭扰中国的重要力量，到中央情报局的弃儿，西藏叛乱武装的下场证明，美国只想利用西藏头等活动，通过所谓的“坚持中国战略后方的敌后游击战争”来打击、遏止中国，实现冷战的总体目标。美国当时所考虑的，只是寻找中国存在的冲突和叛乱，发展这种中国内部的适度对力量并控制它，最终为它的国家利益服务。头等这种对力量本身的目标，则不必理会。而当这些力量敌对美国来说没有多大价值后，终将遭到其抛弃。 　　（摘自《百年潮》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