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大致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大凡朝代更替的时候,“流氓土匪”执政的时代,总是英才辈出, 正应了一句“时势造英雄”的老话。在这样的时代,新的文化和思想昌盛,往往把一贯是心肝宝贝的儒家正统挤到了“边缘”的地位。 儒家们因此肝火正旺,觉得“流氓土匪”实在是该杀,不自觉地就撕下了仁慈的面目,把修身齐家两个字忘得干干净净,只希望把天下的人都给平了,只剩下自个在轻舞飞扬,专横地跋扈着。
愿望归愿望,风头却总是被别家的孩子抢了去。当年的胡适在美国农学院,文学哲学院转了一圈以后,拿了一个学士学位,通过了博士论文的考试,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一封信, 表示要回国进行文学革命。蔡元培看了信大喜,觉得中国当时的文坛正需要新鲜空气,就答应了胡适的要求,胡适就回国当了北大的教授。
写到这儿,我就忍不住羡慕胡适。不需要论文,不需要学位,只要知道几个概念给北大的校长写一封信,就可以回去当北大的教授,这样的好事现在哪里去找啊?真是今非昔比阿。
胡适刚回去的时候,是一个热血青年,也是一个愣头。回去以后就把他在国外的一份作业出写在报纸上了,说要提倡白话文。 没想到这样一来捅了一个马蜂窝。
当时的中国,所谓的大儒们都喜欢吟诗诵词,觉得小说这样的白话是下里巴人的文化, 是根本瞧不在眼里的。胡适在国外转了一圈回来,却告诉大家,外国现在是白话文吃香, 中国一直也是白话文吃香。这个事情在当时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大概也让那些大儒们一时没有转过气来,就开始骂胡适和白话文。
可惜得很, 骂人这样的事情从来都是白话文好使。等到一个人凑足了韵和调再来骂人,心中的那股气恐怕早就没有了。 就算心中的气火大, 真正憋足了劲筹足了韵调的骂人话,别人读起来就不一定再是骂人话,而是不知所云的天书了。
这样一来,老先生们的生气和骂反而帮了胡适的大忙,等于承认了白话文的优点。胡适一下子就成了明星,收获了不少崇拜他的粉丝。
当然当时的胡适还是很英俊的小伙子,很有风度,人又善良,颇有几个红粉喜欢他。 胡适因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非常推崇自由恋爱。 但是他这个愿望却碰了壁。
胡适有一个童养媳,等胡适读书回来的时候27岁了还没有嫁人,说起来是等了他十几年。 胡适的母亲觉得胡适应该娶了他,胡适答应了。
胡适娶了江东秀以后写信给朋友说:“吾选择了不自由”。
写到这里, 我们不妨提提鲁迅。 鲁迅和胡适有很多相似点,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家里帮他找了一个老婆,要他回去完婚。鲁迅拒绝多次,最后母亲以病危的假电报骗他回去。鲁迅在家里的安排下界了婚,但鲁迅却始终没有和朱安同房。假期四天结束以后回到日本,一去三年, 回来以后依然不理睬朱安。他同意母亲的安排,承认朱安是他的老婆,却一直不履行丈夫的义务。
后来胡适碰到了心目中比较喜欢的女孩,并且向他写了情信,回家跟江东秀商量离婚。 江东秀以自杀要协,胡适只能作罢。后来一旦胡适有了什么苗头,江东秀就抓住了胡适的弱点,扬言要砍死他的两个儿子,并且四处宣扬胡适的不端。 这一招对胡适屡试不爽,胡适后来就跟江东秀过了一辈子。
鲁迅后来碰到了许广平,他也犹豫了很长时间,到了最后终于走了出来,跟许广平回到上海同居,但是他一直没有跟朱安离婚。
从他们的婚姻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胡适这个人性格太温和,可以说他很善良,他宁愿牺牲幸福也不愿牺牲名声, 他当初既没有跟母亲据理力争,也没有试图说服母亲,他只是顺从了母亲的意愿。 鲁迅虽然在乎名声,但是在幸福和爱情面前,鲁迅却甘愿承受了世人的白眼,直至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 鲁迅大可以和胡适一样,等到许广平等人被抓起来以后才积极奔走营救,但是他选择了和许广平并肩作战。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许广平才最后死心塌地嫁给了一个四十多岁,相貌平平的有妇之夫。
婚姻这个事情只是两人性格的一个缩影。鲁迅的率性和执著同样表现在他待人处世方面, 这为他赢了不少朋友,也惹了不少敌人。胡适则一直很温和,即使在民族和立场这样的问题上,他也经常最后选择不自由, 甘愿受别人的支配。
我们离开政治和道德,看看胡适离开大陆以后的表现,就可以体会到他这种性格和他的命运确实密切相关。 这个事情多少也影响了台湾现在的文化政治现象。
现在有不少人一说起大陆的文革,就说的多么的可怕,其实这是非常容易明白的一件事情。这里面有两层的原因。第一就是国民党的有意妖魔化,第二就是大陆本身的个人恩怨。
先说后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主要的是指追名夺利的过程。也许有人会觉得一群人为了名利名争暗都成那样非常好笑。其实纵观中国的历史,从李斯和赵高的故事,到三国志的孙曹刘,再到李世民杀兄弟逼父亲, 再到宋太祖的斧钺烛影,再到明朝的永乐杀建文,再到清朝雍正皇朝的各种宫廷秘事,我们完全可以说建国后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但不是独无仅有,更不是最不可思议。 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文化大革命不但不值得妖魔化,反而孕育了不少值得提倡值得怀念的东西。
再说前一个原因。国民党失败退守台湾以后,蒋介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讨得失成败。 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中有一个就是妖魔化大陆的文化,坚持儒家文化。
文学革命是胡适起先提出来的,但是蒋介石的命令下,台湾开始研究大陆文化,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以及革命文化或者文化革命是非人性的。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念念不忘这样的话。
而其中胡适也是一个积极分子。
当然,胡适这样的身份是不会跑到第一阵线的,属于稳坐中军帐遥控指挥的所谓“功人”。但“功狗”做的事情经常还是最后要让胡适拍板的。 可以说,胡适开始还是比较温和的,对于革命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到文化革命的讨论还存有一些客观的态度,对鲁迅等人的评价还颇显公平,但后来他就控制不住了。
鲁迅曾经也是制度中的人物,他是因为北师大事件才被边缘化的。鲁迅从制度中走到边缘化,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选择。
胡适呢?虽然他提倡自由, 但是他却从来不敢面对被边缘化,最后他只好半推半就地选择了“不自由”,并且不时地露出了一些无可奈何的温和劲来。就象大陆的郭沫若一样,他也是不管面对被边缘化,只好听任自己的儿子被折磨也不敢求助于毛泽东。
这种无可奈何是有相通的地方的,而且可以说非常相似的经历。
因为无可奈何,胡适从一个提倡文化革命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宣称儒家是产生科学温床的结论。
因为无可奈何, 郭沫若从鲁迅的对手变成了同志。
胡适是讲究证据的实证主义者。因为无可奈何,为了妖魔化大陆文化,胡适抱怨台湾无法进口大陆杂志。
郭沫若是考古学家,诗人。因为无可奈何,郭沫若不得不写诗去赞江青去骂麻雀。
因为无可奈何,胡适最后无法抵抗台湾激进派的攻势,因为曾经提倡文学革命被徐复关骂为不懂中国文化,不懂西方文化。
因为无可奈何,郭沫若被大陆的激进派姚文元等人取代,受了不少同僚的嘲笑和白眼。
所以, 大陆的文化革命和台湾的儒家文化过程在很多问题上是半斤八俩,谁也不比谁更文明更高尚。
惟一不同的是,30年过后,大陆已经可以讨论文革,台湾却依然无法讨论他们那一段历史。换句话说,台湾那段只注重了妖魔化大陆文化,却无法正视自己的历史。 最后只能发展色情文化和考据文化,离开胡适当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是越来越远了。
不知道晚年的胡适有没有梦中醒来,回忆过青年时代曾经的热血没有?如果有的话,大概他只好哆哆嗦嗦地说,我选择了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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