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魂魄，遗忘在战场 ──高砂义勇队
编辑部
「在没有道路的丛林，来回穿梭侦察着敌情。他们可以分别出远处的声音，将敌军诱到指示的正确方位。他们将游击战的妙处发挥到极致，是使我军优势的原动力。」这是日本老兵对于「高砂义勇队」的回忆描述。
1942年到1945年，短短3年多，估计有4000到8000位台湾原住民，被日本遣往战况最激烈的南洋群岛从事野战。其中一半以上埋骨在陌生的异域，至于幸运归乡的，却有不少走不出战争记忆的深渊，一生自闭自苦......
来到南投县埔里的梅溪部落，进到高砂义勇队曾元石的小屋，83岁的老人家精神出奇的好，直说：「我一个人在家很寂寞，你们来看我真好。」
重回战场
带领记者来采访的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编纂李展平故意唱着日本军歌，试图打开老人家尘封的记忆，果然，看似茫然恍神的老先生突然说：「你那一句唱错了。」于是记忆回到了战场。
老先生断断续续以泰雅语和日语交叉述说着：
「送行的时候，部落热闹的为我庆祝，然而爸爸、妈妈却是非常伤悲......。知道日本战败时，心中很高兴，想到就要回家了......，回到家时，才知道我的女儿在战争中死亡了......。」
然后老先生将大半的时间，沈浸在丛林野战时差点中毒死亡的经验中。
在战争末期，日本军队弹尽粮绝，包括台籍日本兵与高砂义勇队几乎都和遍野尸体一起共存，许多尸体被剥的只剩一条内裤。「有的身体，被割的只剩骨头，」曾元石表示，当时因为食物严重缺乏，有的战友割人肉来吃，连当地原住民都有被杀来吃的。他不敢吃人肉，于是抓蛇、青蛙来吃，有一回吃了两颗小果子，就全身发麻，昏死了过去，所幸得到日本军医的急救，捡回了一条小命。「另外一个人，吃了一把，就死掉了......，」曾元石反覆地形容中毒的经过。曾元石所属营队六百多名士兵，最后只有一百多人活着回来。谈话中，坐着的曾元石双手不断拍打，双脚也微微颤动。
雕像一般
看着曾元石清爽的精神，李展平高兴地说，「真是太好了！」上回他们来访时，曾元石因为精神状况非常不稳定，被家人锁在屋里！
担任翻译的宋彩玉，自幼在梅溪部落长大。她记得小时候这里的孩子都被曾元石丢过石头，当时在她家香菇寮工作的曾元石非常安静，总是一个人坐在燻香菇的火炉边发呆，「就像一座雕像，很久很久都不动。」
然而当一群小朋友在外面玩耍嬉闹的时候，他却又像自梦中惊醒般，对着他们丢石头，然后整个人趴在地上；过年时，一听到鞭炮声，他就会慌乱地躲在隐密的角落里。
「大一点，才知道原来他把我们当成敌军，对着我们丢手榴弹呢！」这样惨酷的战争伤痛，从来也没有人来关心或处理过。
老先生病情严重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会撕毁破坏，连枕头、棉被都撕得碎碎的，这时就必须要将他锁在屋里。看着曾元石朴实和善的笑容，难以想像他发病的状况。
这样的例子并非特殊，家族中有3位高砂义勇队员的前原住民委员会主委、东华大学民族发展研究所所长孙大川表示，他的小舅舅从战场回来以后，开朗活泼的个性完全消失，总是一个人自我封闭，拒绝参加任何部落庆典，当时他们还遭受国民党的监视与不信任，于是他更选择退缩，终日抱着一台收音机，听着日本歌曲发呆。
舅舅晚年的时候，半夜时分，竟然被家人发现趴在地上匍匐前进，「没有人进过他们的生命，他们压抑60年的情绪至今没有发洩出来，」孙大川表示。
忠贞的原住民
时光倒退，1942年第一回高砂义勇队的召募景况，4247位原住民抢着争取500个名额，在周遭为「国」圣战的集体气氛下，还有想要洗刷被殖民者「低一等」身份的想望下，原住民勇士带着祖先留下的蕃刀与血书，一波波加入高砂义勇队之中。
被选上者唱着军歌，挥舞着太阳旗，参加埔里举行的送别会，接着在台中市民的旗海簇拥下，慷慨出征。「这样精心设计，仪式性的渲染，引发了从军热潮，」孙大川分析。
自古以来，原住民的勇士在面临战斗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在他们的观念里，是一件名誉的事。为天皇打仗，是一种原住民传统精神的实践。一种部落与国家交叠，个人与集体相互的认同，「其实就是一个民族，『当下』对自己生命的安顿，」孙大川表示。这其间的辩证，不能以简单的对错概念来论述。
在战场上，高砂义勇队忠贞不二，宁可饿死也要将食物送回部队。一位在战争期间受过高砂义勇队照顾的日本老兵曾激动地表示：「元旦时，我第一件必要做的事，就是向着南方的台湾，由衷地合掌膜拜。」
只是这样的「死忠」，在战后日本的赔偿不公上，也让许多原住民愤怒不已。
「战败了，就把我们忘记了。想起来就很生气，要是日本人还在，我就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杀死，」同属高砂义勇队、住在921灾变后组合屋里的陈干雄表示。组合屋墙上，还挂着六十多年前陈干雄赴南洋打仗前的纪念照。头戴日式小军帽、卡其戎装，绑腿配上皮鞋，年轻、挺拔、充满力度，在许多高砂义勇队的家中，都可以看见这样的照片。
庶民的历史记忆
那一代的故事，不仅关系到他们个人，其实也深刻地影响到他们的遗族、家人，乃至于整个部落。那样来自军国主义的威仪，混杂着武士刀切腹自杀的悲壮与美感，成为许多原住民下一代对日本文化最鲜明的想像。
「想起我小时候，当牧师讲到耶稣致命的那一段，感触特别深，今天想来，其实是来自那种日本『殉道』的想像，」孙大川表示。
战后，台湾归还中华民国政府，高砂义勇队对日本的忠贞成了一种罪恶，战争中的历史记忆，变成那一代人「不准」表达的心理梦魇。
「我想，现在应该做的是，在根本感情上给老人家理解和支持，而不是让他们无声无息地离去，」面对族群认同纷纷扰扰的今天，孙大川这样衷心地期盼。
（出处：Taiwan Panorama 台湾光华 2005年8月第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