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纪中国 时间： 2006-03-02
通常所言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价值形态。价值形态包括，人们对真假、善恶、美丑、利害所选择的取舍方式和规则，及其道德观、宗教观和审美观。
在人类社会行进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态各异的文化此起彼伏。既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也有制肘社会前行的落后文化；即在同一地域背景下的同一历史时期，也还会同时存在，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和与主流相对抗的晦暗文化。
晦暗是反阳光的，是某种潜规则下的低俗和病态。
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机关人是一个群体。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机关人意识形态和价值形态的主流。若非如此，中国机关就不可能与时俱进地出现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这些机关人不仅是时代的旗帜，也是马克思主义占据中国机关文化制高点之最有力的注释。
然而，面对文化这样一个具有多层面、多层次和包容性的形态概念，我们在肯定主流的同时，还应看到病态文化在中国机关的存在已是无法回避、不容置疑的事实。
先进之所以能够先进，就在于其具备搏击落后的强大战斗力，而战斗力的激发又正源自对丑陋和阴暗的揭批。从这个角度而言，揭丑比颂美肯定更具价值。所以，在这里，在大力构建先进机关文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更多地关注机关文化之病态和丑陋的一面。
中国机关中不断蔓延的“餐桌”文化、圈子”文化、“脸面”文化和“官本”文化，应该是四种最具“典型”意义的病态机关文化。
“餐桌”文化：
公权自私化的结晶 交往媚俗化的展示
吃喝风的“盛行”是新时期中国机关文化的一大“亮点”。有民谣曰，“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原则纪律无所谓，喝得老婆背靠背”,“酒场就是战场，酒风就是作风，酒量就是胆量，酒瓶就是水平”……民谣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此类民谣反映的是，人类赖以生存之物质基础的“吃”在机关已变味成“吃喝风”。只是，“吃喝风”之吃是公款埋单，而非吃者自己掏腰包。
公款吃喝由来已久，且愈演愈烈。上面来个人，要吃吃喝喝搞接待；单位获个奖，要吃吃喝喝搞庆贺；领导外出要“饯行”，考察归来要“接风”；检查吃、调研吃，汇报吃、座谈吃，开会吃、闭会吃……不论办什么事，总是先吃上一顿再说。在一些地方的一些单位，一年吃它个几百顿官饭着实是稀松平常的事。
吃，原为人类生存之本，本无可厚非。只是，机关“吃喝风”之吃成了狂吃、滥吃、豪吃。报载，北方某县级市的一个只有60名员工并债台高筑的单位， 10个月就花去98万元的“招待费”，远远高出员工工资沿海某市一名曰“人民大厦”的酒店以豪华奢侈著名，引得当地官员敬趋豪吃，最高时一顿竟吃掉15万元；某市审计局在审计该市殡葬管理处时发现，2003年该处招待费开支为61.89万元，占全部公务费支出的33％，而用于发展殡葬事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只有12万元；西部某国家级贫困县１００多家党政机关单位，在当地一家“新月楼”餐馆欠账吃喝，竟吃出“白条”近５０００张；国家某公司人事部门在武汉开会 3天，日均每人“消费”一万元。
而这其中的部分县市，是有钱大吃大喝，却无钱发放教师工资、无钱办各类社会事业，有的还是“硬梆梆”的贫困县。当然，这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吃是生理需要，并非只有富人需要吃，咱“穷人”也得吃嘛，于是大伙都吃。大干部吃，小干部也吃；上级来人招待吃，呼朋唤友找由头也吃……尽管治理公款吃喝的力度一再加大，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机关人总是有理由、总能想到法子吃。各大酒店宾馆的餐桌上，大吃大喝、狂吃滥喝的主角总是机关人。有人说，如果哪一天公款吃喝在我国真被全面禁止，中国将至少有八成以上的豪华酒店必将倒闭----所以导致某些机关人自豪地说，公款吃喝绝不能禁，禁会影响国民经济发展，谁不说咱机关干部正在为拉动一方经济而无私奉献自己的肚皮和胃呢？又所以他们喝遍好酒、抽遍名烟之后，竟敢将血盆大口再转向稀有野生动植物，致熊掌、香獐在餐桌上价格一路暴涨，此一暴涨又令东北黑熊数量锐减、西部香獐踪迹全无。
有关资料表明，1990年全国公款吃喝开支为400亿元，1994年即突破1000亿元，而2002年竟突破2000亿大关，相当于 “三峡大坝”这样一个旷世工程的造价！
南方某地一“连环吃”的官司最能说明机关“吃喝风”问题。该地“豪庄酒楼”是当地规模最大的一家酒楼，几年间机关单位在酒楼吃喝欠款近百万元。其中镇政府从1994年到1996年在酒楼“定点吃”，就吃下吃债22万多元，后党委书记升任县政协副主席，屁股一拍走人。新书记既接政任，又接吃任，继续吃该酒楼。一年多过去，不但上届的吃债未还，新一届又欠下13万元。随之，书记镇长又双双走马易人。再任书记镇长因不堪前任“包袱”便转移了“战场”，酒楼的吃账一下子便成了“呆账”。老板无奈，只得告上法庭。白纸黑字、事实俱在，法院当然判定相关单位偿还这些吃喝债。非常幽默是，法院的一纸判决虽帮忙收回了30万，法院本身却又在该酒楼留下10余万元的吃债。店老板真不知这官司还怎么打？
官饭吃到需要老百姓采取打官司的方式去讨债的地步，不知是悲哀的幽默，还是幽默的悲哀？机关人将做生意的百姓吃得倾家荡产，甚至将自己“吃饭”的“家什”----办公楼，也“吃掉”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应已不是悲哀而是可怕了！
世人在关注“吃喝风”时往往只停留在“铺张浪费”的层次，殊不知“铺张浪费”只是“吃喝”的表象，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一个机关人真因生理需要、食不裹腹而去擦“公家”的“油”。机关人钟情大吃是喝，展现的首先是中国人自私而麻木的心态----反正是“老共”的，不吃白不吃----如果是自己掏腰包，恐怕没有一个机关人会这样“大手大脚”。更重要的是，吃了可不是白吃，除了能撑大肚皮外，还能捞到许多附加值。那就是，餐桌已成为机关与机关之间、机关人与机关人之间关系庸俗化、媚俗化的一个平台。大吃大喝谓之“联络感情”，来人招待便“天经地义”，别人不来主动去邀请谓之“要经常走走（把机关当亲戚场了）”，当然也“地义天经”；到了饭桌上，黄段子伴奏，吐沫飞溅，酒不是喝而是拚，几回合一拚，服务于民的“公仆”就成了行走江湖的“哥们”；“千好万好不如接待好”，在一些地方，只要把接待工作做好，其他工作自然也就“好”了；餐桌还是机关人献媚表功的绝佳之地，酒喝得越多，越能显示出“忠贞”； “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同意同意”，一顿宴席下来，马列主义便丢到了爪哇国，什么原则制度之类统统被酒精化解，办公桌上办不成的事、不能办的事，饭桌上轻松“搞掂”……酒足饭饱之后还有依然是“公家请客”的余庆节目，跳舞、洗澡、按摩等，花样百出。机关人吃喝过后，醉死的、摔死的，寻衅滋事被小流氓打死的，以及死在三陪女肚皮上的新闻，已屡见而不鲜。
“圈子”文化：
占山为王的“大王”气派 拉帮结派的“流氓”气息
“圈子”现象在中国机关的蔓延，已引起国人关注。有关人士指出，机关腐败现象出现了“大圈子作秀，小圈子作孽”的新“异动”。某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受贿大案案发后，让周围人深感意外----一向大讲制度反腐、行事谨慎内敛的“老组织”怎么也“腐败”呢？检察机关在法庭上指控，该部长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460余万元。这个“他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人”正是部长的小圈子里的人。部长的小圈子很隐蔽，隐蔽到案情的暴露让与他共事多年的组织系统的人都感到惊讶。从现已披露的案情来看，该圈中人主要有该省交通厅原厅长、粮食局原副局长、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及检察院反贪局原局长，以及大型国企老总级人物。部长精心培植的小圈子中人数虽然不多，但都是一些“有实力”的人物。部长圈子中的三大“国资巨头”手中掌管的资产就达600亿元以上，占了该省省级国有资产的60％，其“油水”可想而知。这个小圈子虽然不大，但圈中人的人权、财权、物权却不小。而又正是因自认为在这个小圈子里“做事”风险不大，该部长才胆敢事无忌惮地捞取不义之财。
媒体批露，被称为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的“马德案”，牵涉到国家某部原部长、省政协原主席等众多高官和马德所在市的一大批官员，总数达 250人之多，且该市下辖10个县市中，半数以上的县处级干部均卷入该案，其中涉及市县和部门一把手又达50多人。一个地厅级干部犯罪案为什么会牵连到许多高级别的官员呢？ 马德案清楚地告诉人们，在一些地方的官场，已经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潜规则”，官员们受贿收钱， “自己得一点，向上送一点”，“同舟共济、相互牵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圈”。圈子里的人躲在阴暗、暧昧的角落里，对内相互“关照”、对外排斥异已，共同亵渎组织原则、共同侮辱党和人民，以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暴露出的“圈子”事件并非个案、特例，大大小小的机关里总是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小圈子。圈子现象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础。圈子文化的实质就是，不讲“组织原则”讲“关系”，不搞“光明正大”搞“小团体”。中国人有讲究“关系”的传统，中国机关人更热衷于“搞关系”。“关系”的纽带五彩缤纷，如，同学、老乡、战友、同事之类，当然，也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纽带”，比如“一起嫖过娼，一起……”，等等。“关系”一旦形成“网”，也就成了所谓的圈子。在小圈子中，通常是掌握实权的官儿占据轴心，级别小一些的次官或当地大款甚至流氓恶势力充当“入幕之宾”，秘书、司机、办公室主任之类跑龙套。圈了转动起来是那么的美妙动人，不只“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就是你十八代祖宗之十九代外侄媳妇的事也是我的事。当然，我之表叔二大爷、表婶三姑奶奶的事也就不折不扣地成了你的事。于是，大伙全都“没事”偷着乐。又于是，圈外的一些机关人就总是想方设法地朝圈内钻，以期一朝成为“圈中人”，不仅前程可以似锦，而且还可以尝到理直气壮地大声说话、脚踏实地地昂首做人的滋味。
这就是中国机关人的“圈子”。圈子文化的遗害有四：一是导致组织原则形同虚设、政令不畅，在“圈子”的势力范围内形成封建堡垒式的“土围子”。“圈子”对下欺侮人民、对上讨价还价，形同“部门割据”、“地方割据”，虽然它还不够资格称“反动集团”，但最终确确实实会对党和国家构成威胁，这种潜在的、文化意识上的威胁尤其可怕；二是侵害着机关队伍“精英化”建设。机关队伍是社会的管理者，是社会前进的领跑人，理当是社会的精英。但是，圈子文化一旦在一个地方或部门盛行，那其无论是干部提拔还是人员调整，包括其他政治资源的分配，圈子内的领导干部首先考虑的必然是自己圈子内的人，而不会考量什么干部政策、用人标准等。如果你不向这一圈子输送利益，那就将永远被排斥在仕途之外，这迫使一些人不得不放弃原则而加入这一圈子。而由于圈子里的人精心打造自己的小圈子，培育“铁杆”密友，然后再相互利用，选拔的又必然是奴才和庸才。奴才和庸才“当道”，真正的“精英”就永无“出头”之日，精英的“领跑”功能自然也就难以实现。近年来一些地方党政机关中不断出现的“人才流失”现象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三是小圈子的隐秘性和共生性很容易催生腐败，并因小圈子又是较长时间积淀而成，凝聚了圈内人相当的“心血”，一般不会轻易被攻破和瓦解，故腐败起来风险系数也就大大降低。构筑小圈子者的动机本就不那么高尚，腐败风险的低系数就更容易诱发各类丑陋和犯罪。而且，由于“圈子”具有自闭和密封性能，小圈子一旦进行犯罪，又会给查处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这又往往会给世人以“惩腐不力”的错觉；四，“圈子”现象最大的恶果是，“圈子”人“大圈子作秀，小圈子作孽”等丑陋行径直接动摇着一方机关人的价值取向，动摇着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期许，损害一方的政风和民风。
“脸面”文化：
金玉其表 病态荣耀
2005年1月21日，某市有关部门“为整治市容环境”，对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和精神病患者施行收容遣送。事后有人发现，被“收容”者既没被送往救助站，也没被遣送，而是被扔到了邻县的荒郊野外，并导致其中5人失踪、下落不明（《中国青年报》）。有关媒体惊呼“形象工程开始‘吃’人了！”
人们常说“形象工程害死人”，但其“害死”的“死”毕竟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而非真正的死去。但此次收容事件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形象工程真的会害死人。而且，本事件的后续报道中有更令人惊呆的“报料”，原来此种“抛荒”行径乃当地相邻两县的“习惯性”做法。每当上级或有关部门检查、考察到A县时， A县便将“影响市容的人”抛至B县，而等检查组到了B县，B县又将同样的人抛至A县。如此抛来抛去，便双双文明、个个先进，只不过花俩“抛荒”用车汽油费，多爽！
负有救助之责的部门却将需要救助的对象抛之荒野，我辈平民百姓是不能理解，但在当地“某些人”看来，实在是因这些流浪者和精神病患者露宿街头，衣衫褴褛，肮脏不堪，太影响市容。而影响市容就是损某些人的脸面，某些人的脸面与弱残群体的生存孰重要？显然不言而喻！所以，服务于民的行政力量，当然理该将这些人抛活尸于荒野了。
形象工程就是面子工程，是机关脸面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当官要当出水平来才有面子，所以，一些地方领导就期望用城市的变化来美化自己政绩的“脸面”，于是，偌多的“亮丽工程”、“夜景工程”、“德政工程”、“民心工程”便遍布咱中华锦绣大地。革命老区的某市领导为“提升城市品位”而“大干特干” 的“建设发展龙头经济的形象工程”----东方广场，稍后不久即变成了“撂荒广场” 、“群众免费练车场”。这项工程因挪用国债资金、挤占安居用地而被列入了“审计名单”；中原某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为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创造出令上级刮目相看的政绩，便号召全县人民来个“大灯光工程”，要求县乡镇政府所在地一律“路灯亮起来”。每个乡镇在投入百姓白花花十来万银子后，路灯果然亮了起来。只是，大部分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城市”，人烟太稀少，每晚虽然有上千元电费点亮的路灯照着，大街上也找不着几个人；江北某山区贫困县县委书记的“十百政绩工程”更绝，他决心在全县创立“百亩油菜”、“百亩百合”、“百亩食用菌”……总共十个“百”的“政绩工程”，你乡油菜、我乡天麻，这边绿油油、那边黄橙橙，整齐划一、步调一致，要多气派有多气派。于是，该县公路沿线的乡镇掀起了空前的砍树行动，统统的“百里长廊”；西南有个市委书记的“德政工程”是“一节一会”----节节开花，多高明！书记发了红头文件，原打算一年一届地办下去（不知是否打算直办至上级领导进一步提拔其为止），只是轰动过了头，两届办完后，书记得到的不是升官而是 “下课”，其伟大的“德政工程”便也听到了下课铃；中国有个县又穷又没知名度，新上任的县太爷便决定，请会唱会跳的大腕们前来助阵，办一个在全国都叫得响、响当当的“艺术节”。于是，全县每个吃财政饭的人捐款400元，当然，为了不给广大干部职工添麻烦，就由财政部门直接从工资中收取得了；做小生意的 “大款”们呢？反正你们钱多得用不完，就由工商、税务、卫生、城管几家执法部门服务到家、上门受捐好了。
建设部官员于2004年9月25日透露，中国662个城市、２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形象工程”。建设部城建司一位副司长说，由于一些城市长官意志严重，不按科学态度搞建设，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仍较为突出。宽马路、大广场、豪华办公楼等，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他举例说，个别地方甚至了出现一个５万人口的城市，却要修能容纳６万人的大广场的笑话（新华网）。
“ 600多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的五分之一”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似乎是个并不复杂的算术题。谓形形色色的“工程”为“德政”、“民心”、“阳光”,那只能是善造“工程”者自己的说法，德政、民心、阳光与否，民众心间自有一杆枰。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会议上说，要通过审计和科学评价，揭露做表面文章、搞短期行为，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行为（2004.12.01.《中国青年报》）。
为什么那么多官员热衷形象工程？说穿了就是他们从根本上忘了自己“人民公仆”的身份，他们的眼光只向上而不向下，他们想的只是做官的脸面而没想过做官的职责，以致他们的脑子里很少考虑到要造福一方，想的总是怎么样为自己的仕途增加筹码。所以，他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总想弄出点响声和动静。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当官人的政治生命也是有限的。所以，再善于当官的人也终有会从官位上退下来的时候。但位子虽退，“做过官”的“面子”却不能 “退”。于是，一些为追求“不朽”的退职官员乘自己还活着时就将大名刻在了石头上，从而为新时期的中国创造了一种叫“活墓”的靓丽风景。
几年前，有一个知名企业家在国家某森林公园内建家族豪冢。此事被披露后，招致一批“退下来”的官员们的愤慨：你有俩钱算什么，你当过官么？谁不知道本大老爷是做过大官的？于是乎，一些离退休机关人便上演起“建活墓”这出大戏。
“美德良操百世铭，勤政廉洁两袖清。”这是一幅特别的对联，是篆刻在一座人未死墓已成之活墓墓碑上的对联。墓主人还不到60岁，退休前任某区人大主席。碑上还详细刻录了墓主人的经历、曾经担任的官职等，连曾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五次进京开会等都记录得一清二楚（2005.5.16.《重庆晚报》）。
构建活墓并非个别机关人的心血来潮之举，活墓现象已在一些地区成为“风俗”。西南某地的“极品”活墓分为男墓和女墓两处，墓穴、天井坝、围墙、绿化带、堡坎、专设电线、地下管网等一应俱全。
官员热衷造“活墓”，是一种病态的荣耀感在作怪。这种病态的荣耀是机关脸面文化的另一表现方式：现在虽然退休了，但好歹我也做过几天不大不小的官。官是什么？官是管人的，是“人上之人”。这点，世人岂能忘？就是在这种“永垂不朽式”的病态荣耀观念的支撑下，一座座刻满主人“光辉业绩”的活墓诞生了。
形象工程的泛滥和活墓现象的凸起，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一个相同的问题：中国机关人骨子里深藏着一种病态、恶俗的脸面情结。中国人特讲究面子， “人是脸，树是皮”、“人生一世，不吃馒头也要争（蒸）口气”，做事处世，最忌抹其“面子”，等等。这种脸面情结到了做官的份上，凭借“官”与“权钱”的亲密关系，又得到了新的更大的长足的发展！古之读书郎十年寒窗一朝金榜题名，便大轿侍候招摇过市，尤其还要以“机关人”身份衣锦还乡在生他养他的“乡下人”面前炫耀一番。且，还乡也是轿夫抬着回去的，官阶不同抬轿的人数和仪仗也明显不同；今之机关人岂敢背负忘祖之骂名？于是，级别不同，屁股底下轿车的档次也显然不同，警车开道的气势也截然不一样。眼下机关中有“妇科病”、“处女病”等流行语，那是一些为“副科”、“县处”职级而烦恼的机关人的“自嘲”。以致，“你的妇科病治好了吧？”之类竟成了一些机关人见面时的问候语。丑乎？绝对不！谁不知道为官而奋斗实乃这世上最光荣无比的事？“你这段时间在忙乎啥？”机关人会理直气壮地回答“还不是老毛病，胡子都跑长了，这处女病还没治好。”
脸面文化在机关的盛行，衍生了“注水”政绩、“假大空”；衍生了“少栽刺多栽花，你好我好乐哈哈”、“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衍生了“雷声大，雨点小”、“领导下乡搞调研，忽悠忽悠派头大”……最后，脱离实践、脱离民众，损害国家、祸害社会，“干部出风头、群众吃苦头”！
“官本”文化：
官尊民卑 官僚主义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６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同一时刻，国家最高领导人又特别指出“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这，既说明党和国家已深刻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危害，又说明了党和国家治理官本位的决心。同时，何尝不也间接说明官本文化在中国机关的泛滥程度？
官本文化就是“官本位”意识，是指机关人以官为本，一切行动以为做官为出发点，把做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目标追求，以官当的大小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它的深层内涵是，官是管民而非服务于民、官是高人一等的人，即所谓的“人上人”。“官本”文化的价值取向导致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在机关的发生。
“官本”文化在中国现阶段仍很“流行”、仍很有“市场”。山东某市市委组织部2003年的一次调查表明，80.6%的被调查者认为职务晋升是对公务员最有激励效果的因素。吉林某市市委组织部一组的数据显示，某单位达到条件的干部中70%不愿意从副职领导职务改任正职非领导职务。而日常生活中，则更有大量生动的官本文化让我们时时遭遇。
本人曾写过一篇《喊官》的小品文，发表后有读者评说“你真能搞笑”。其实并非本人想“搞笑”，而是机关人自己爱“搞笑”。中国机关中的“干事”是什么？干事是具体干事之人，就是那种没官位的机关人，但现在居然成了一种“官”，喊者亲热、应者坦然，连电脑都知道这一重大“官衔”----不信，你打词组试试看；称司机为师傅本是一种尊重，但现在不行了，要喊司长，带长才气派、才与时俱进嘛；最有味道的是喊“常委”、喊“党组”。众所周知，“常委”和“党组” 并不是官职，但却表明某人是领导班子中人，只因某人实际的官职并不能说明其乃“领导班子中人”这一重要无比之处，是故，机关人也就干脆直呼其“常委”、 “党组”了；最幽默的是，自穿开裆裤就在一起“过家家”的主，若其中某人官升一级，其他机关人立马就会改口呼其官衔而不名。为此本人曾写下“机关小小又大大，科长局长随手抓。同事十载不知名，两呼官衔乐哈哈”的著名诗篇……咱中国实属当之无愧的文明古国、大国，别看西方人有俩臭钱，可他们连喊人都不会喊，除了喊他的亲戚外，其他人不是“先生”就是“女士”，尤其是对当官的包括对总统那样的大官居然也先生长、女士短地喊，好象这世上人只分男女似的，竟不知官衔是这世上最最礼貌、最最尊崇的称呼，真没文化、真没“底蕴”！
喊官和称呼其实是中国官本文化在生活中的一个自然显像，官本文化的核心是官僚主义。报载，有一个叫胥敬祥的中国人，13年前只因穿一件与嫌犯相同的绿色背心被关进大牢。但胥一直喊“冤”，而且当年办这个案件的过程中，也曾有办案人员提出“证据不足”的问题。“证据不足”是什么意思？就是案子有可能搞错了。既然不仅被告人喊冤，办案人也认为有“搞错”的可能，为什么胥还被送进了大牢呢？说穿了就是，在真正有决定权的人的眼里，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也只是芝麻大的小事，他根本就没认真去听办案人员的理由，更甭说去听喊冤者的理由了，他眼中的大事只是自己的位子和政绩，当本大爷的政绩和位子需要你坐牢时你就得坐。据说当时就是因案子证据上有“缺陷”，才最后由当地政法委“从轻、降格”“定”的----不然可能就“掉头了”。政法委是干什么的？政法委有“定”案子的权吗？当然有，其“有”的依据是政法委书记通常是“常委”。“常委”是多大的官？“常委”可是比有办案权的公检法的三个“长”都大“半级”的大官！“独立办案”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小官还能不听大官的？当然，这个案件也不一定就是官大半级的书记“拍板”的，我们当百姓的可不能也信口冤枉好人。只是，人们不能不遐想是，只要当地公检法，或者就是本没有办案权的政法委中的一个、哪怕是只有一个在某环节上具有决定权的人“顶真”（其实也只不过就是履行一下应尽之责）一下，多想一下案子少想一点位子，胥敬祥这个普通百姓就绝不可能坐13年大牢，更不可能家破父母亡。13年啊，是多少个日日夜夜？是多少个冤申无处而不是罪有应得的日日夜夜？可怕是，这样的事并非偶然的个案，媒体上批露的就不止一个、两个。
政法委员会对司法部门的领导是政策上的领导，政法委是党的组织而不是司法机关。然而，直至今天，直至“依法治国”已被定为治国方略的今天，一些地方仍不时把“疑难案件”拿到政法委员会上，由公检法司“四长”讨论、政法委书记“拍板”。什么是“疑难案件”？说穿了，就是依法定不了罪、却又在当地“有影响”的案件。“有影响”是什么含义？说白了，是官儿怕“影响”政绩----比如，担心背负“打击不力”的“罪责”而“不好交待”。既然“影响”到官儿的政绩，那就无怪乎要由政法委来当一回“大法官”，提前审它一审、暗地定它一定了。
官本文化的实质是官重民轻，官尊民贱，官为本位，民为末位。中国官本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官”的价值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在某些机关人心里，与某等级大官握一次手、合一下影……都是莫大的荣耀，若有此等机缘，纵千金也不换。
在官本位意识的支配下，一些机关人把做官、做高官作为人生信条和行为取向。在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有了一切等意识的支配下，一些机关人明哲保身，对工作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专做表面文章，对群众呼声漠不关心、看领导眼色行事。以致至今机关中仍有人推崇“厚黑学”、仍不乏权术“阴谋”，官员不作为、腐败渎职甚至浮夸堕落、草菅人命现象仍时有发生。
官本文化又催生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利益交换；催生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催生了权利寻租，吃拿卡要；催生了文山会海，喧嚣浮躁。
有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例子：某机关工作人员因随意殴打人而被围观群众“包围”后，见事不妙，便立马声明自己是“国家干部”。为什么他会以“干部”身份来吓唬围观群众？应该是他多年观察周围社会环境而获得的社会经验的体现，想必他经常看到有机关人（或者包括他自己）依仗各种特权横行霸道而 “威震”百姓，情急之下便本能地喊出了自己的身份。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缔造新中国时就强调，共产党人当干部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革命；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