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渭县志》:人相食——1959年前半年已经饿死了6,000多人.

50年代末大饥荒惊人记实:杀人 割肉 煮食

(作者沙青系《北京晚报》记者，中国报告文学协会理事，是近几年来北京文坛上活跃的青年报告文学作家。 )

饥饿，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饥饿，把所有正常的脑瓜都搅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大难临头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小村也笼罩着这一户农家。

敢于想的办法均已想尽想绝。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苦比黄连，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有什么？荞麦皮点把火烧成灰，和在水里喝下去也管用，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最后吃了荞衣，人肿得不成人样……

死亡的感觉在饥饿的躯体里膨胀。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

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而这，则是1958年到1962年在通渭这块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人为什么吃人？几乎所有人在初闻此情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个疑问。为什么呢？

有人说，人饿到一定程度就迷糊了，神志不清。有人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活下去。为此，我询问了我接触到的所有人。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从一个曾经吃过人的人嘴里得知他之所以吃人的全部原因。但是，当我在通渭的最后一天读到刚刚编纂完稿的《通渭县志》时，我以为我找到了一条起码可以明白人为什么吃人的捷径。

《通渭县志》：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县委书记席道隆以“先进县代表”的身分在北京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代表会议。

6月，全县抽调农村劳动力2．3万人(占总劳力17．8％)，由副县长白尚文带队，赴会川参加引洮工程(从岷县古城沟拦截沈河水上山，蜿蜒向东，经牛营大山、华家岭、至庆阳县董志塬，1961年停止，计划未能实现)。

8月，按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仅10天时间，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9月上旬，为迎接中共水土保持检查团，全县调集5万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力38.7％)从华家岭、马营、城关、碧玉、鸡川160华里的公路沿线上大搞形式主义的水土保持工程，严重影响了秋收、秋种、秋犁。

同月，在“越大越公”的指导思想下，全县20个人民公社扩建为14个人民公社，还提出“千斤(粮食单产)元帅升帐，万斤(洋芋单产)卫星上天”的口号，致使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盲目蛮干、浮夸风开始盛行。

IO月，再抽调2．5万多农村劳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继续搞形式主义的水土保持工程。又抽调1．3万多农村劳动力，赴皋兰、靖远大炼钢铁。这时，全县“三秋”生产主要靠老弱妇幼，致使许多地方洋芋没人挖，冻死在地里；秋田没运上场，霉烂在田间；冬麦没种够，秋犁地没犁完。

同月，全县又组织6万多人，用“野战兵团作战法”大搞深翻地“放卫星”，多为虚报浮夸。

8月至12月，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食堂化，共办2，759个，队均2个。

是年，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全县农业生产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上面逼，下面吹，弄虚作假十分惊人，粮食实产l．15亿斤，上报2．6亿斤，征购4，154万斤(占总产36％)，人均口粮不足30斤，致使人民群众以草根、禾衣、树皮充饥，开始出现人体浮肿现象。

我正在《通渭县志》的字里行间苦苦煎熬，突然，重重的捶门声让我好不心惊。我忙去开门，却见门外站着一位身材粗壮、面目黛黑、神色和顺的农村妇女。

请她进屋，她也默默无语。待她坐定，又随便问了些话我才弄明白，她是寺子村的妇联主任，竟是我约见的几位当地人士之一。见她坦坦然然，我便也放心地问问她灾难年月的经历。

也怪了，1958年她却像是专为来赶通渭的这场灾难似的从邻县嫁了过来。那年她17岁。可进了婆家门不足一个月，她又跑了出来。她坚决要当村上的团支部书记，婆婆死也不肯，小她3岁还未成年的丈夫又不拿事，这主便由她自己做了。那时候，她就是这么要强这么倔。

大概就像1958年各种各样的人办出了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事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干出了什么事一样，妇联主任的那一股倔劲倒保全了她的一条命。

1959年5月间省上培训拖拉机手，尽管寺子村这里山高沟深见都没见过拖拉机，但她硬是报了名进了县城。再没料到，她只走了一两个月，村上的食堂大灶就断了粮，待她半年后兴冲冲地返回村子，她家子，村子死了一样，没有人哭，没有人叫，村上人十个里面已经饿死了三个。

学得的技术顶不得饭吃，没多少日子她也和村上的所有人一样饿，瘦了，瘦干了，骨瘦如柴；然后就肿了，浮肿，肿得就要死了。她去拾草叶子一次次饿昏在路边，险些死去。

又再没料到，她离开婆婆的那种要强那种倔又救了她。县党校叫她去学习，她便“学”回来一条命——学习有饭吃。

这就是一个侥幸活下来的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的经历。这不古怪？不离奇？我到底猜不透，这个今天如此坦然、如此平静的农村妇女心中到底装下了又还能装下多少生命的苦水、历史的云雨。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她以及像她一样的居然活下来的人们，坦然地平静地面对着过去。就是提及那最惨痛的时刻最不堪回首的情景，她也同样地坦然而平静。

“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

她依然那么坦然那么平静，“没了粮食吃，吃草叶子、树皮，半个月就不行了。一点东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还能多活三四天……那时候饿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都怕事，当时也是相信政策，只想共产党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饿。”

我只是望着她，不知下一句我接什么。

《通渭县志》：

1959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县政府草拟了挽救通渭严重局面的三张布告，很受群众欢迎。但在后半年八届八中全会以后，被视为“右”倾思想的产物，未能贯彻执行。

4月，人口开始外流、死亡。

是年底，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亿斤，征购3，800多万斤(占实产45．6％)；人均口粮20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

但当时的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的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错整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并翻箱倒柜，遍搜粮食，拷打群众，致使人们持续浮肿、外流、死亡，许多地匠鱿秩讼嗍场?

历史容易失落，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回忆历史。

“人相食”，当我在县志的这一历史段落终于找到这种字样时，我的头脑中突然涌出纷纷扬扬的思绪。也许后人会由衷地感谢编纂这部县志、记录这极端特殊的历史事件的人们。因为，我们已经失落了许多历史，而容易失落的历史在这里终于没有失落。

我已见过这部县志的主要编纂者张尚质。他说他对娃娃谈起饿死人、人吃人的这一惨状。娃娃听了只笑笑：“人吃人？狼才吃人，人怎么吃人？”

娃娃不能信以为真的在张尚质心中却斧劈刀斫一般。

当年，他是《甘肃日报》的记者。灾后他才随省委工作组到通渭放粮，抢救灾民，他写了通渭饥荒死人的内参，而这篇内参又险些给他扣上右倾分子的帽子。

他不能不说实话，这是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啊。他看到了什么？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死人，遍地白骨无人收。他跑回自己的村子，村子惨不忍睹。他跑进家门，家中已气绝三人。

二十年过去了。但这一切他怎么忘记，怎么能忘记！

在县志的编纂中，他用的只是简略了又简略的笔法。那“千人整社团”、“万人斗争大会”是怎样的丧心病狂、胡作妄为啊！他们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倒柜、掘地挖墙地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这是今古奇观！今古奇观啊！就是那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128种！”张尚质说着说着，抑制不住地悲愤地要喊，站起来喊。

《通渭县志》：

1960年1月8日，县委成立外流人口遣返小组，抽调110名干部分赴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地进行收容遣返及安置工作。

3月1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逮捕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书记张峰、陈景虞及有关负责人17名，其他县委县政府负责人都停职检讨。

12月，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研究了“通渭问题”，认为通渭县发生如此严重的饥荒问题，省、地、县委都有责任。

接着中共中央、省委、地委派工作组250人，医疗队128人，调医药136吨，放回销粮3，300多万斤，救济款330万元，棉布110万市尺，棉花6万多斤，迅速安排了群众生活，医治因饥饿所致的8万多病人。

12月25日，县委决定，在全县14个人民公社分别成立儿童福利院，收养无依无靠孤儿1，200名。

冬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陆续解散。

年底，全县造林面积比1957年底减少82％，林木保存面积仅占原有的4％。

是年，旱、风、冻、病、虫等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群众灾难深重，吃国家回销粮4，000多万斤。

我在《通渭县志》中看到了白老汉。我忘不了他，自然也忘不了他的指点：“要了解通渭问题，去找王振。”王振老汉在哪儿？这是我到通渭打听的第一个人。

在离通渭县城70里路的一个山谷里，我放轻了脚步走进一个静得像睡熟了的小山村。王振老汉闲居在家，随随便便的，但他的衣着和举止，却多多少少保留着做干部时的样子，他老了，说是六十有四。望望他那冰雪盖顶般的一头白发，再看看他那张像被雨水割出千万道沟洼的坡地一样的脸，我想任谁也不敢说他的一辈子过得顺顺当当、简简单单。

我们虽聊得轻松自然，但我却还是惊诧不已。王振老汉谈起通渭问题时的那一番剖自，竟和白老汉一般无二：“我是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撤了我副县长的职，打下去当一般干部。1960年二三月，省委决定逮捕席道隆和其他16个县里的干部，我就是那第17个。因为我在水库下放劳动，把我放过了。不然也得抓起来。”

白老汉和王振老汉这共同的侥幸背后该藏着那不言自明的必然吗？我和王振老汉聊了很久也聊了很多。也许远远地离开了那些升降沉浮的散淡生活，反倒使王振老汉更直截了当地去审视过去。

“那像一场梦，糊里糊涂地干了那些事。其实，从1959年春季就饿死了人，1959年前半年已经饿死了6，000多人。一直到1960年冬季，人还继续在死。1962年秋收洋芋下来，人的肚子才饱了。就是席道隆，对死人也是悔恨的。”

他说：“我席道隆把群众捆住了，你上面领导对群众下了刀子。”

1960年宣布抓17人以后，公社一级的干部又抓了39个，以后又提审了300多人。93％的基层干部都撤了职。群众心伤了，干部的心也伤了。

后来人们就说，“共产党干部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共产党的干部，我们这一代把罪受完了。吃了苦也办了坏事，在错误政策之下，越积极办的坏事越多。唉——”

王振老汉长吁一口气，像是胸中积郁着再也吐不净的恶气。良久，他说道：“有的干部一辈子做不成什么事情，白老汉是干成了一件事的人。”


《通清县志》：

1961年至1963年春季，市场粮价高贵，每市斤小麦由1957年的一角七分涨到五六元；洋芋由三四分涨到五角；清油由七八角提高到十五元；一个油饼由一角涨到两元。


10月11日至16日，召开通渭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白尚文为县长。


1962年5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2月北京七千人会议精神，中共定西地委释放席遗隆等17人出狱，并恢复名誉陆续安排了原级别工作。


1月至5月，全县狼害成灾，伤108人，死33人，伤亡牲畜44头，羊2，966只。


1963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基本解决了通渭人民的吃饭问题。


读下去，再读下去，似乎我便归回到了一个我似曾相识的地方。

1964年“四清”运动，1965年社教运动，1966年“文化革命”开练……通渭吃着回销粮、救济款却一步不差。


我罢手了，尽管我还不忍心里手。但说实话，我的神经绷得过紧，已不时地像要出点毛病。

在通渭几日，只要跨出房门，走到街上去，我那过敏的神经便会哆哆嗦地从头到脚直立起来，似乎全身都睁开了眼睛。我再听不得笑声，一有笑声传来我即脊背发凉，仿佛从那笑声中望见一副狰狞的面目。若遇有满面赤红或垂头行走的人，我又非要辨认一下他的或她的脸，仿佛那上面留下过残忍的痕迹。当然，我自知这毫无道理，但我还是情不自禁！我的皮肉乃至我的五脏六腑都燥热难忍。

是碰巧也是不可避免，我去查阅了甘肃中部五百年来的灾难史。我这才知晓人曾经忍受了多少苦难而人又能忍受住怎样的苦难。我似乎这才更懂了汤大，更懂了白老汉，更懂了通渭县志办公室主任的悲愤，也更懂了那位妇联主任的平静、坦然。

也许只消在这部灾难史中挑些定西、通渭的段落出来，便再也无须多言了。

明万历十一年(1582年)定西、通渭大旱，民大饥，转乡流离。

明万历四十年(1618年)通渭荒疫并作，死者枕藉。

明崇祯十三、十四年(1641—1642年)通渭大旱，民大饥，斗粟价有二百钱，民捕鼠罗雀，食草者甚多。人相食，舍子换食，后流亡者不计其数。

清道光十二至十六年(1832—1836年)通渭连旱五年，民大饥。

清同治七年(1868年)定西、通渭大旱，战争加瘟病，民大饥，人相食，状极惨悯，斗粟价十千有余。民国十七年(1928年)定西大旱，秋夏无收。全省大旱。

民国十九年(1930年)定西旱。灾民三万。哦，还有密密麻麻的一片又一片的可怕文字：夏秋无收，陨霜杀麦，山崩地裂，黑泥涌出，春大旱，秋大水，收获甚微，瘟病流行，饿殍盈途，死者无算，等等等等。

这就是我们苦难的农民，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苦难。几百年几千年的进化，在那民大饥、人相食的灾难中不转眼就回到太古中去了？进化如此艰苦卓绝，路途漫漫，而退化又如此轻易短促！

文明竟如此易碎吗？而破碎的文明又会带来什么？

通渭百姓饿怕了，死怕了，便不顾一切地生孩子。1964年到1974年，全县每年都要生出来两万人。尽管在那场灾难中全县1/3的人饿死的饿死，逃亡的逃亡，但到1982年人口普查时，全县人口竟从1949年的23．8万人增长到35．l万人。

人多了，粮少了。1949年，通渭人均产粮7O8斤，口粮500斤以上。1979年到1983年的五年，每年的人均产粮降到339斤，口粮227斤。一年227斤粮食够谁吃的？如此，每年通渭便要吃国家回销粮2，414万斤，每人可摊73斤。

也许，《通渭县志》还将编纂下去，但又怎么才能写得下去？“吃饭舔碗，通渭人的出产。”这饿出来的习惯，看上去怎不令人鼻酸。然而，日子能这样舔着碗过下去吗？

通渭远了，很远了，我心中密布的愁云却久久不散。

(作者沙青系《北京晚报》记者，中国报告文学协会理事，是近几年来北京文坛上活跃的青年报告文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