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童话 我家住在中南海 （节选）

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001）

一

　　中南海，红墙围着的大院里发生的一切，让世人感到神秘莫测，因而充满好奇和诱惑。于是，这里偶尔透出的只言片语，抑或某件事情的零散琐记，往往被辗转演绎。于是，中南海更神奇了。

　　世人有世人的中南海揣测，中南海里的成人们有自己的中南海感观，而孩子们眼里的中南海则又是一番天地。孩子们嬉戏打闹，说明中南海内有宽松的生活空间；孩子们眼里的领袖人物，与政治舞台上的领袖人物，别有一番风韵；孩子的一些观念，可以看出中南海的成人们潜移默化烙上的印记……

　　一

　　1949年3月23日上午，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走向由11辆吉普和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他边走边对身旁的周恩来说：出发了，进京赶考去。跟这个车队一起开拔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陆定一、杨尚昆、胡乔木等。在这个车队向北京进发之后，一批一批的车队和人流，也相继从河北的各根据地，踏上了东进之旅。在这东进的队伍中，有中央机关的干部们，有部队的官兵们……还有，就是将成为本书主人公的孩子们：育才学校的、育英学校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子弟小学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子弟托儿所的……3月25日临近中午，毛泽东在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下了车，坐上延安时就为他开车的司机周西林驾驶的吉普，奔向预先安排好的颐和园。一进颐和园，冷冷清清，毛泽东执意不肯住已安排好的颐和园，继续往西，上了香山。为了保密，住在香山的这一干人马，对外称“劳动大学”。

　　大约在香山住了一个多月后，大人的世界里，羼进了带给他们快慰的孩子的踪影和欢声。孩子们大多是随着托儿所和学校行动的，所以到北平的时间稍晚一些。托儿所的孩子比较小，为了便于照顾，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子弟托儿所，就设在了“劳大”区域内，就在我们今天看见的香山饭店那个地方。当这些曾和父母们经历跋涉、朦胧地学会了一点观察和思辨的孩子们回到“劳大”，和父母们重新团聚之际，已能从中共领袖们尘埃落定的气宇中，父辈们难掩喜悦的谈笑中，小伙伴间相与传播道听途说的捷报中，渐渐揣摩出已经熟悉的那种南北转战、马背颠簸的生涯要终结了。

　　在孩子们眼里的父母似乎比以往更忙碌，而最忙碌的，是中共的领袖们。虽然他们和中共中央机关的一干人马驻扎在离北平市中心数十公里的西郊香山，但他们的许多工作却要在城里进行。周恩来等更忙碌了，每日数十公里的往返，加之路况很差，费时且耗神，有时一天甚至要跑上两趟。周恩来常常在行车中，就不堪疲惫，昏昏入睡。为了减免往返奔波的劳顿，5月，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先后在中南海丰泽园建筑群落中，觅得工作和栖身之所。据毛泽东的贴身侍卫李银桥回忆，第一个住进毛泽东后来住的丰泽园东配院菊香书屋的，是林伯渠。

　　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5月的进驻，并不能说明中共中央已经有将中南海作为党的领袖和党的核心机关聚集点的打算，而更多的是出于方便工作的考虑。筹备新政协的工作班子，差不多是最早进入中南海的了。他们中的几位负点儿责的人，是受周恩来耳提面命，先期到北平为中共中央进北平打前站的。带队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和统一战线工作部的秘书长齐燕铭，派他到未来新政权的首都打前站，筹备新政协会议，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余几位也是统战系统的。周子健是统战部行政处长，他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士，抗战初期在北平从事过地下工作。

　　申伯纯是统战部交际处长，他也是老北京人，而且是老统战了。几人中惟一一位和北平没什么渊源的，就是浙江诸暨人金城，他也是统战部交际处的处长。打前站的人刚到北平，喘息未定，周恩来的电报就追到北平了。叶剑英接到电报告诉齐燕铭等：周恩来指示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中南海，后来成了新政协筹备会议和正式会议的会场；而北京饭店，则是开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下榻之所。所以打前站一开始就和政协的筹备工作连在了一起。

　　周子健到中南海，办理了移交手续。接收下中南海后，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干部，大都住在了丰泽园、勤政殿周围和与勤政殿隔桥相望的瀛台岛内。金城在接收了北京饭店后，也住进了中南海。那个时候的金戈和弟弟金矛以及申伯纯的孩子申漳等，都是刚到学龄却尚未入学，他们都随长辈们进了中南海。称他们为最早进入中南海的中共下一代，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我们刚进中南海，发现许许多多的外国的旗子，到处都挂着宫灯。这些东西被摘下来后，堆得到处都是。因此我们最初的印象，就是满眼乱糟糟的，再有就是肮脏和破败。到处是垃圾衰草，瀛台岛上的楼台亭阁破损得不成样子。楼梯颤颤巍巍，攀上去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金戈的描述，不由让人浮想起末代皇宫曾经有过的景象：在这太后、皇帝驻跸的皇宫西侧的御苑，每当夜幕降临，楼阁殿堂，院落回廊之间，便会亮起盏盏宫灯。在丰泽园北面，是慈禧晚年建成的海晏楼，当色彩缤纷的各国旗帜高张之时，衣着华贵的公使夫人们，便款款步入这皇宫中对外社交的场所。没想到，这一摞一摞的宫灯和各国的国旗，居然在近半个世纪后还能看到。天气刚刚热起来，蚊虫就开始烦人。环境的恶劣，容易让人感到时光流逝的缓慢，所以在金戈等孩子的印象里，是住了很久以后，毛泽东等才进的中南海。而毛泽东等进入后，经过一段对环境的治理，情况才渐渐地开始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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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 我家住在中南海（002）

二
　　
　　　　上集回放：1949年3月23日上午，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走向由11辆吉普和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他边走边对身旁的周恩来说:出发了，进京赶考去。大约在香山住了一个多月后，为了减免往返奔波的劳顿，5月，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先后在中南海丰泽园建筑群落中，觅得工作和栖身之所。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5月的进驻，并不能说明中共中央已经有将中南海作为党的领袖和党的核心机关聚集点的打算，而更多的是出于方便工作的考虑。筹备新政协的工作班子，差不多是最早进入中南海的了。

　　二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在勤政殿召开，推选出由21人组成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从这一天起，毛泽东偶尔会因在城里工作得太晚，无法返回他住得很惬意的香山双清别墅，便在中南海里的菊香书屋囫囵一觉。对此，毛泽东并没什么太多的想法，毕竟是暂时栖身嘛。毛泽东暂栖身的房子，是当时周恩来正住着的紫云轩。后来毛泽东长期定居的，就是这幢房子。周恩来搬出紫云轩，就住进了与之相对称为南房的松寿斋，而拐进菊香书屋的南小院，松寿斋就又成了北房，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随他搬进这个南小院办公。悬挂“

　　紫云轩”的北房共五间，是皇帝栖西苑时读书阅览之所，有较宽裕的藏书室，故而格调儒雅的林伯渠，会首先挑中这里，作办公和栖息之处。毛泽东住进紫云轩的时候，他已经是这栋房子的第三位主人了。

　　毛泽东虽然偶尔在中南海栖身，但他似乎很眷恋香山的双清别墅。只要处理完手头工作后时间还不算晚，就尽量不留宿中南海。汪东兴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是嫌在中南海找他的人太多，没法静心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两头奔波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可毛泽东此时还顾不上这个。然而，当第一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正式打报告，又一再敦请中共中央进驻中南海，要把中南海当做长久的办公处和居所时，毛泽东的考虑复杂了起来。“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比叶剑英更固执的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一次催问后，有点儿不高兴地对周恩来说道。搬不搬进

　　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关系，是因为中南海旧称西苑，属皇家的禁苑。想到中南海，那桩桩前朝旧事，便会历历浮于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脑际，更何况与此相关的记载，总罩着一层不吉不祥的荫翳。所以，当中共领袖、中共核心机关突然有可能和皇宫禁苑发生关系时，毛泽东的第一反应就说“不”，是极正常的。最后，毛泽东是否搬进中南海一事，被摆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桌面上，终以少数服从多数议决，毛泽东和部分中央直属机关进驻中南海。

　　毛泽东接受了搬进中南海的决定，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搬家进中南海的，一直没有人能说出一个确凿的日期。有关毛泽东行止比较权威的《毛泽东年谱》，对毛泽东住进中南海，做了如下描述：“6月15日因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从以上记载看，6月到9月间，毛泽东处在香山、中南海两边跑的不稳定状态。在孩子们的追述中，有的说毛泽东住在香山，有的说毛泽东住在中南海，也就不奇怪了。

　　对毛泽东在香山印象较深的，是年纪稍大的“囚童”。7月初，他随着育才学校的同学，坐着汽车从德胜门进了北平城里。因为是毕业班要中考，他们就集体住进王府井南口一幢小楼，学习和食宿都在楼里。囚童进北平后，就陷入考中学的紧张复习。直到考试完毕放暑假，也就是七八月间，他才回到在香山工作的母亲那里。他的母亲周惠年，1926年参加革命，调入上海中央特科，正逢中共中央机关屡遭国民党破坏的风声鹤唳之际。她所在的三科负责保卫中共领袖和锄奸，由中共特委3成员之一顾顺章直接领导，曾令敌特和叛徒言之色变。这位每月生活费仅一块

　　多大洋的年轻女性，常要身藏短枪弹药，穿过巡捕、特务密布的区域，送到三科的行动地点。而在此区域携带武器的人，一旦被查出，课刑极重。顾顺章叛变后，周惠年与继任三科科长的谭忠余结婚。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时，周恩来就在她家藏身。后谭忠余赴苏联学习，回归途中作战牺牲。周惠年遂与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的中央军事部秘书李得钊结婚。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迁往江西中央苏区，李得钊任新组建的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秘书长。然而危险与幸福并存的日子是那样的短暂，1934年6月，李得钊与执行局书记李竹声遭捕。

　　不久，刚刚分娩的周惠年和同一联络点的“革命母亲”夏娘娘也入狱。监狱的难友，都叫她那出生两个月就入狱的孩子“囚童”，熟悉他的大人们，后来都习惯称呼他囚童。

　　国共二次合作后，周惠年出狱，1939年她结束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涯，赴延安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她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当秘书。1949年的囚童已经15岁了，他还能记起，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他母亲的办公和居住之所在朱德的住处隔壁，门口有一个岗哨。再往西是刘少奇家，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在最里面。依照囚童的回溯，七八月间毛泽东还未正式搬进中南海，否则围绕他运转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必然要随之而去，他看母亲就不应该是上香山，而是进中南海；同时毛泽东进中南海，工作中心转移了，朱德、任弼时却以

　　香山为另一个中心似乎不太合情理。朱、任跟毛泽东走了，如影随形的秘书们，也不可能还留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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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003）

三
　　

　　上集回放：毛泽东偶尔会因在城里工作得太晚，无法返回他住得很惬意的香山双清别墅，便在中南海里的菊香书屋囫囵一觉。然而，当第一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正式打报告，又一再敦请中共中央进驻中南海时，毛泽东的考虑复杂了起来。搬不搬进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关系，是因为中南海旧称西苑，属皇家的禁苑。最后，毛泽东是否搬进中南海一事，被摆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桌面上，终以少数服从多数议决，毛泽东和部分中央直属机关进中南海。对毛泽东在香山印象较深的，是年纪稍大的“囚童”。


　　三

　　和囚童记忆不尽相同的，是最早进入中南海的孩子之一周秉德，她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长女，当囚童在香山看见中共领袖的七八月份，她多次在中南海里见着了毛泽东。与其他早期进中南海的孩子所不一样的是，她不是跟着父母所在的机关或部队从根据地到北平的，而是因为有一重曲折的关系。

　　进入北平以后，中共一些领导人或身边的亲属，就将进城的消息函告居住在已解放地区的亲属。王光美就给天津的亲属们写了信；周恩来也致函在天津的三弟周恩寿。周恩寿是黄埔4期学员，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但在1927年国共分裂时，周恩寿因作战负伤与中共脱离了联系，又于1928年和周恩来断了过往。1946年春季，周恩来就东北停战问题，与国府代表张治中、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的代表，在北平举行谈判。当他得悉周恩寿在与

　　

　　北平仅咫尺之遥的天津，曾邀其前来见了一面。得知兄长和中共领袖们都进了北平，周恩寿即偕妻北行。他在香山见到周恩来，再次提出重回革命队伍的请求。周恩来说：你脱离的时间太久了，情况不熟悉，也不了解现行的各项政策，若要参加工作，必须先学习。于是，周恩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妻子仍返天津照顾儿女。独自在北平学习的他，有时利用节假日到兄长的居所团聚。春去夏来，周恩寿在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告其长女周秉德今年小学毕业，想把她接到北平读中学。周恩来知道周恩寿在“革大”住的是集体宿舍，安置女儿有困难，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找间房给侄女住。周秉德遂于夏季从天津来到北平。周恩寿把周秉德带进中南海那天，周恩来还在外面开会。当他回到自己工作兼寓所的院子见到周秉德时，显得非常高兴。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没有自己生养的儿女，许多年来，他们一直将对儿女辈的情感，倾注于为革命献身的烈士子女的照拂之中。突然看到自己兄弟的孩子，想必是会生出几分别样的情愫。

　　卫士成元功把周秉德领进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南小院，这里不光住着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秘书杨超、罗迭夫妇带着他们幼小的孩子，也住在院子里。同院的还有成元功。周秉德被安排在东厢房里。秘书杨超、罗迭夫妇办公、居住占了两间，此外还有一间藏书房，成元功在这里加了一张床，小秉德就住下了。

　　在周秉德记忆中，房间里两面墙壁排列着书架，上面摆满了书，其中有一些解放区出版的书籍，还有一些是翻译前苏联的作品。她喜欢读书，能得此近水楼台之便，不亦乐乎。但阅读不可能是十二三岁孩子生活的全部，她希望能有些一起玩的同伴。而此时的丰泽园一带，除了有些成年人来去匆匆外，还看不到什么年龄相近的孩子，她难免感觉寂寥。然而寂寥有寂寥的好处，在人员不多的情况下，她能不受干扰地和毛泽东相逢。当毛泽东在紫云轩暂住，在菊香书屋徜徉，周秉德就有机会在很近的距离内，看这位被称为中国人民大救星的中共中央主席。不久，寂寥的情景有了一些改变。也许是因为放暑假了，毛泽东的女儿以及女儿的朋友们，会随着各自到中南海办公的父辈，聚集到菊香书屋一带来玩。她们是毛泽东的女儿毛娇娇、朱德机要参谋潘开文的小姨子阎笑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和利亚等。这些女孩子都是延安或西柏坡时的旧莫逆，惟独周秉德是刚刚介入圈子的城市人。但毕竟是10岁上下的无猜孩子，经成元功的介绍，周秉德很快就和她们相识融和了。弄清谁是谁的孩子、亲戚的关系，是很久以后的事。此刻让周秉德欣喜的是，和年纪相仿的朋友们一起玩的希望变成现实。特别是这些孩子和毛泽东是老相识了，跟着她们，周秉德也和毛泽东成了熟人。

　　亲近是那么的自然和谐，孩子簇拥的场景在那段时间又一再重复，周秉德甚至记不清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的细节，也不记得混杂在毛泽东熟悉的孩子中间，毛泽东是否向她问过他看见孩子时总爱问起的：“哪家的娃娃呀？叫什么名字呀？”她回忆说：“那个时代，在我那样的年纪，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意念是很清晰的。然而和毛泽东接触时，更直接的感觉是他很亲切和蔼，讲话很风趣。就没觉得特别神秘，特别激动。”遇事总有自己想法的周秉德，却在和毛泽东见了几面后，做了一件值得追念的事。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时，翻出了毕业时精心自制的赠言簿。那是个用彩色打字纸装订的小本子，外壳是垫了一层棉花的硬纸板，还裹了绿色的缎子面，里面写满了毕业前夕小学同学的临别赠言。重温簿中那热情洋溢的文字，她突然生出请毛伯伯也为自己写几句赠言的念头。当她看到毛泽东又在院子里踱步，就捧着小本子凑到了跟前:“毛伯伯，这是我毕业时做的赠言簿，老师和同学们都给我留言了，您也给我写一个吧。”毛泽东望着这个刚刚成为熟人的小女孩，答应道：“好，写一个。”他接过赠言簿，翻看了两页，并稍加思忖。继而，他掏出钢笔，对周秉德说:“给你写个‘好好学习’。”题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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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004）

四
　　

　　上集回放：和囚童记忆不尽相同的，是最早进入中南海的孩子之一周秉德，她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长女，当囚童在香山看见中共领袖的七八月份，她多次在中南海里，见着了毛泽东。那时的丰泽园一带，还看不到什么年龄相近的孩子，周秉德难免感觉寂寥。然而寂寥有寂寥的好处，她能不受干扰地和毛泽东相逢。不久，寂寥的情景有了一些改变。也许是因为放暑假了，毛泽东的女儿，以及女儿的朋友们，会随着各自到中南海办公的父辈，聚集到菊香书屋一带来玩。特别是这些孩子和毛泽东是老相识了，跟着她们，周秉德也和毛泽东成了熟人。

　　四

　　8月 28日，决意出席新政协会议的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下，从上海到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袖，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袖，都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当夹在欢迎的人群中的周秉德被带到邓颖超面前时，邓颖超拉着她的手说：“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周秉德在约半个世纪后回忆说：“和七妈在火车站的初次相逢，她那深藏关爱的眼神，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从那以后，七妈给了我更多长辈的关怀。”关于为什么叫“七妈”，周秉德解释说：“周恩来在亲兄弟排行中是老大，我父亲是老三；但在家族同辈的大排行中，伯伯就成了老七。按通常的叫法，我应称邓颖超为大伯母或大妈，但她对这样的称呼不太喜欢，就根据伯伯大排行第七，让我称她七妈。”

　　周秉德的七妈邓颖超回到中南海不久，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部分中央机关，从香山到中南海的大

　　搬迁开始了。在这不小的工程中，最忙碌的，大概要属伍绍祖的父亲伍云甫了。他 1926年入党， 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实现了苏区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络。长征中他是红军总司令部第三局政委。抗战初期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共中央工委成立时，他任工委秘书长。此时，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处长，还兼着中央直属机关的党总支书记。与中共中央领袖及核心机关相关的后勤工作，全归他调度和管理。从香山挪到城里的中南海，真把他忙得不亦乐乎，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的家呀。“从香山去中南海时，人家都走啦，也没人管我，还是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来叫我。进香山时，我们家和杨尚昆家都住在振芳楼，那幢小楼如今还在。我们家住楼上，杨尚昆家住楼下。那天我是坐着杨小二爸爸的车，跟着他们家走的。在车里他挺兴奋，跟我说这说那的。”伍绍祖追溯道。

　　周秉德对这次大搬迁的感受是，过去其他女孩一回香山就变得冷清的菊香书屋，骤然热闹了起来，许多人住进了院子。首先，是为她题了字的毛泽东，由临时户口改为长住户口，成了她正式的隔院邻居。搬进来和毛泽东同在菊香书屋院落的，多是男孩子，有他和杨开慧生育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但他们两兄弟并不常住这里。后来，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也被毛泽东接来，人们都叫他小毛。他父亲毛泽民在新疆遇害后，母亲朱旦华与赣东北根据地创始人方志敏的弟弟、曾做过毛泽民助手并和毛泽民一起蹲过盛世才监狱的方志纯，组成了新的家庭。毛泽东的院子里还有一个比毛岸英兄弟小，比毛远新大点的男孩，名叫王博文，他是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孩子。在西柏坡的时候，守寡的李云露就带着孩子，和毛泽东夫妇住在一起，帮助料理一些家务。对这些大大小小的男孩子们，周秉德没有兴趣，也不能在一起玩。在她印象里，毛岸英兄弟已经是青年人了，他们和王博文都不是那种爱搭话的人。后来见面多了，相互间也就是打个招呼，说一两句不咸不淡的话而已。

　　有了生气的不仅是菊香书屋一个院落，在菊香书屋周围，丰泽园周围，那些原来空着的大大小小的房屋，都住进了人，往日显得清冷的氛围，被兴旺的人气驱散。在菊香书屋西侧，丰泽园主体建筑颐年堂后面的含合堂院落里，此时住进了慈祥温厚的朱德总司令。他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机要秘书潘开文，和他相邻而居。搬进中南海时，潘开文自己的孩子还不怎么记事；家中的大“孩子”，是他夫人阎笑文的妹妹阎笑武。在菊香书屋直对面的一处西房，住进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一家，他们家与菊香书屋之间，是个青砖铺地的院子。杨尚昆性格开朗，好像和谁都能融洽相处，他的夫人李伯钊更是落落大方。此时杨家的男孩，只有老二杨绍明。老大杨绍京，还寄养在乡村人家中，又过了一段时间，才被接到城里。在笔者的印象里，中南海里几乎没人叫过他们的名字，都是杨大、杨二地叫。老三是女儿杨李，小名叫“妞妞”，此刻她还在被杨尚昆称之为“牙牙学语”的年龄。

　　在中南海的孩子们眼里，静谷是最美丽的园子，在静谷大园子边上的春耦斋里，又是开会，又是办公的，好不热闹。此时，这个邻近毛泽东运筹大政和起居的院落，又搬进了两位作为毛泽东得力辅弼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胡乔木进中南海的时候，女儿胡胜利已有八岁了。对于弟弟为什么取名幸福，胡胜利说：“我出生在抗战最艰苦的年头，弟弟降生的 1943年，人们已经苦干了两年，比最艰苦的时候自然是‘幸福’的啦。”静谷园子里散落的房子比较多，除了胡乔木、田家英之外，部分警卫部队的官兵，部分中央办公厅的单身工作人员，也住在这里。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部分干部，也安家在静谷园子里。像处长伍云甫一家；此时的行政处办公室主任、后来的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田畴等。

　　刚进中南海时的潘开文夫妇和他们的长子潘高高?

　　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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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005）

五
　　

　　作家出版社出版

　　上集回放：周秉德的七妈邓颖超回到中南海不久，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部分中央机关，从香山到中南海的大搬迁开始了。在这不小的工程中，最忙碌的，大概要属伍绍祖的父亲伍云甫了。周秉德对这次大搬迁的感受是，过去其他女孩一回香山就变得冷清的菊香书屋，骤然热闹了起来，许多人住进了院子。有了生气的不仅是菊香书屋一个院落，在菊香书屋周围，丰泽园周围，那些原来空着的大大小小的房屋，都住进了人，往日显得清冷的氛围，被兴旺的人气驱散。在中南海的孩子们眼里，静谷是最美丽的园子，在静谷大园子边上的春耦斋里，又是开会，又是办公的，好不热闹。

　　五

　　没过多久，在苏联治病的江青回国，带着陪她出国的李讷，一起住进了中南海。为安排她起居，周恩来将松寿斋的北房腾出来，住到南小院的西厢房里。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有些孩子和家长的关系，周秉德也大致弄清楚了，但有些还是稀里糊涂。毛泽东的女儿毛娇娇和李讷、潘开文夫人阎笑文的妹妹阎笑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叶燕燕和叶利亚是比较清楚了。其他像偶尔能在静谷或丰泽园附近碰到的胡乔木女儿胡胜利，以及另一个燕燕等，如今连名字也记不住了。中南海里孩子虽然不算很多，但重名的却有好几个，和叶子龙女儿燕燕重名的这个燕燕姓周，她们俩是年纪较接近也较大的孩子中重名的一例。其实还有一个比她俩小好几岁的燕燕，也姓周。说起来，这两个年龄接近的燕燕的父亲，都资历匪浅。叶家燕燕的父亲叶子龙1930年参加红军，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吴旗镇，他出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从此跟着毛泽东几乎如影随形。还在进中南海之前，成为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周家燕燕的父亲叫周少林，1932年参加红军。周少林是四川人，红军长征期间，他就给同是四川老乡的朱德朱老总当了炊事员。朱老总对周少林很满意，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保安时，朱老总就把他推荐给了毛泽东。从此，周少林就一直跟着毛泽东，转战陕北那段最艰苦的日子，也是他给毛泽东熬黑豆稀粥。临近新中国成立和在那以后的一段时光，周少林夫妇还跟过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中的任弼时。

　　有这么四五个年纪相近的女孩子，星期天串在一起，动静就大了。由于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夜晚工作、白昼休息的习惯，孩子们被长辈们一再叮嘱，上午绝对不允许在菊香书屋附近嬉戏折腾。菊香书屋要安静，这没什么关系，走出菊香书屋，好玩的地方还多着呢。往西走有园中之园静谷，往南去有被称为“蓬莱仙境”的瀛台。哪一处都有异石堆叠，亭阁错落，古木葱茏，碧草如毯，是孩子们游戏的理想之地。特别是李讷和母亲从苏联回国后，她们携带而归的两辆女式小自行车，随即受到了女孩子们的青睐。特别是当李讷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她那白底碎花连衣裙随风飘动，像翩跹的蝴蝶时，更引起其他孩子的羡慕。她们追逐着李讷，把这在当时属于稀罕之物的自行车，推进了春藕斋院落的空旷处，以学骑车的认真，取代了纵情的嬉闹。没用多久，她们都成了骑车的好手，成天在院子里转来绕去。

　　那时，中南海的海边还没有修砌垂直的石护围，人们可以顺着缓坡走近水边。人可以走，鸭子也可以走，水里又有小鱼小虾，一些人家养起了鸭子。从菊香书屋去瀛台，要过一石桥，桥与岸边形成死角，许多小鱼小虾喜欢在这死角水湾麇集游弋。女孩子们的重要娱乐之一，就是在这个水湾用手捞小鱼小虾，一捞就是半天，其实也捞不到多少。当她们自以为是满载而归的时候，已经是夕阳西斜，紫云轩的主人也到了在院子里散散步，稍事小憩的光景。女孩子们就会用手帕兜着战利品，拥进菊香书屋，向毛泽东献宝。看见献宝的孩子们，毛泽东总兴致勃勃地说：“好，送到厨房去，让大师傅做做，咱们一起会餐。”

　　当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住定后，负责中共领袖保卫的几员“大将”，便在通往他的院落的各个道口附近，择房而栖。他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处长汪东兴，副处长李福坤、王敬先，警卫处警卫科科长李树槐等。菊香书屋院内的北房紫云轩过厅东侧，是两间通间，毛泽东安歇起居都在这里。西侧的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是江青的一个寝室。但她很少住这里，她有个更正式的居室，是院内的南房松寿斋。初进中南海的那些岁月里，孩子们对江青的印象还是挺好的。后来，她渐渐养尊处优起来，衣着也讲究了。毛泽东工作紧张，又常到外地巡视，没多少时间和她在一起，她就喂养了一只猴子。她常让猴子在院子里晒太阳，有时拴着，有时不拴。

　　南房松寿斋与北房的结构相同，东侧的两间供江青起居，靠近过厅的一间是卧室，再里面是盥洗室。中间的过厅，南门通南院，北门正对紫云轩。西侧的两间，后来就由毛泽东的女儿住了。周恩来11月搬出松寿斋后，南院的东房，就成了毛泽东的孩子们的宿舍，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女儿李敏、李讷都住过这里，还有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江青的姐姐李云露和她的儿子也住在这个院子里，她一直负责照顾毛泽东的孩子们。毛泽东很早就要求他的孩子们，和在中南海工作的干部们一样，在机关的食堂吃饭，李云露就常常领着李敏、李讷、毛远新等到东八所食堂吃饭。孩子们的院子，既像集体宿舍，更像是“客栈”。毛岸英、毛岸青都已经工作。李敏、李讷从小学起，就一直在育英学校寄宿，只有星期六晚上和节假日，才回中南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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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

六
　　上集回放：没过多久，在苏联治病的江青回国，带着陪她出国的李讷，一起住进了中南海。中南海里孩子虽然不算很多，但重名的却有好几个，和叶子龙女儿燕燕重名的这个燕燕姓周，她们俩是年纪较接近也较大的孩子中重名的一例。其实还有一个比她俩小好几岁的燕燕，也姓周。有这么四五个年纪相近的女孩子，星期天串在一起，动静就大了。当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住定后，负责中共领袖保卫的几员“大将”，便在通往他的院落的各个道口附近，择房而栖。初进中南海的那些岁月里，孩子们对江青的印象还是挺好的。后来，她渐渐养尊处优起来，衣着也讲究了。

　　六

临近10月的时候，汪东兴才忙里偷闲，把自己的妻子孩子接进中南海。一个政权临近诞生和刚刚诞生之际，领袖的安全，会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事必躬亲，北平第一任市长叶剑英远忧近虑，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全神贯注，担着直接干系的警卫处长汪东兴，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确，新政协会议从筹备到召开，前后拖了有三个月。这期间的大会小会，晤面恳谈不断。汪东兴的夫人姚湘娥，也在警卫处工作，两口子都为这空前受重视的事绷紧了弦，孩子就“倒霉”了。汪延群说：“我当时才5岁，从在西柏坡开始，到香山，到中南海，父母就忙得老不沾家，我就到处‘流浪’，到处‘蹭’饭吃。”到中南海后，情况丝毫没有改变，汪延群能看见别人的爸爸、妈妈，却看不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她依然是“流浪”蹭饭。因为进中南海晚了些，马上找不到房子，汪东兴的新家，就暂时安在挂着菊香书屋牌匾的西厢房南边的房间。就这样，一家大小，都成了给菊香书屋护院的“卫兵”。过厅往东一拐，就进了毛泽东住的院子。

　　开国大典之后，汪东兴在居仁堂东南找了两间平房，匆匆搬了过去。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战争的状态都没有结束。作为军事指挥最高机关的中央军委，始终戎机繁忙，大小会议不断。每逢召开比较大的会议，居仁堂西面那一片空场，就停满了轿车，有时一直排到汪东兴家门口。小孩子站在家门口看到那汽车的阵势，既觉得特壮观，又特别兴奋，在车群中穿来穿去，摸一摸，坐一坐。

　　和汪延群家同一排平房里，还住着警卫处副处长王敬先一家。王敬先1937年“七七事变”后即在敌占区参加革命，还曾在汉口、重庆当过《新华日报》的校对主任。后到延安根据地，任中央社会部会计科科长。解放战争刚开始，他和汪东兴、慕丰韵等一同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他负责过给毛泽东打前站号房子。王敬先的妻子华顺，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女儿。她身材颀长，是中南海里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个女性。她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曾积极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北平和平解放后，她就到了市委工作。

　　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李福坤，就住在菊香书屋院子东北边的一处出口。他分工负责周恩来的保卫工作，周恩来搬到西花厅以后，他整天在西花厅那边顶着，家里总唱空城计。他的孩子李涵奇是个孩子头儿，也是当年出名的捣蛋鬼。因自家就在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外围，所以当一起玩的小朋友到他家里来的时候，他常常自告奋勇地说：“你们想不想见毛主席，想见的话，我带你们去。”

　　穿丰泽园而东拐，是进入菊香书屋院落的正途。所以在丰泽园入口通往颐年堂的过院，有警卫值班室。与值班室相对，有两间西厢房，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的科长李树槐，就把家安在了这守卫毛泽东外大门的位置。警卫科主管中共几位最高领袖的警卫业务，1953年，中央办公厅的行政处和警卫处合并，成立警卫局，这个警卫科便升格为警卫处。以李树槐的经历，出任此职再合适不过了。李树槐是原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李子洲的部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些高级指挥员需要一些语言通、地理熟的当地战士做警卫，高大英俊的李树槐，就当了彭德怀的警卫。陕西有个说法：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米脂县的姑娘漂亮，绥德县的小伙子精神。李树槐就是绥德的汉子，他的妻子张岚恰恰是米脂的婆姨。红军渡黄河东征作战归来，彭德怀把表现出色的李树槐推荐给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当警卫。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为延安很有知名度的人物。他后来又当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卫士。

　　刘少奇家刚进中南海时，先住在了字廊。字廊是一组水上建筑，有几条回廊，勾连着水榭亭台，像字一样曲曲折折。从香山向中南海搬迁期间，刘少奇正在秘密访问苏联，回国后他又在东北作了短暂停留，直到8月28日才返回北平。因此，搬家是夫人王光美张罗操持的，带着刘少奇和前夫人王前所生的女儿涛涛和儿子丁丁，以及还在襁褓之中的她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刘平平，先住进了字廊。她和没有随刘少奇秘密出访的警卫、工作人员，家中的阿姨一道，把院子拾掇了一下。三间正房，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工作、起居室;阿姨高新民和耿桂珍，带着涛涛、丁丁住三间西厢房;单身的警卫和工作人员，住三间东厢房。刚住下，刘少奇就回来了，字廊里也人丁兴旺了起来。这不光是因为他带回了随行的人员，在苏联读技校的女儿刘爱琴，也跟着他回来了。此外，住在聂荣臻家的毛毛刘允若，也搬回了中南海的家。刘允若是刘少奇与何葆珍的第三个孩子，他的大哥刘允斌，此刻还在苏联，姐姐就是刘爱琴。初进北平时他没有跟刘少奇、王光美上香山，而是和聂荣臻直接进了城。一度和刘少奇家一起住在字廊建筑群落的，还有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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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

七
　　上集回放：临近10月的时候，汪东兴才忙里偷闲，把自己的妻子孩子接进中南海。开国大典之后，汪东兴在居仁堂东南找了两间平房，匆匆搬了过去。和汪延群家同一排平房里，还住着警卫处副处长王敬先家。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李福坤，就住在菊香书屋院子东北边的一处出口，他分工负责周恩来的保卫工作。刘少奇家刚进中南海时，先住在了字廊。一度和刘少奇家一起住在字廊建筑群落的，还有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一家。

　　七

　　除了几位领袖之外，跟着毛泽东进中南海的，是他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就带着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中央军委机关以及中央宣传部机关。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是保障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工作正常运转的，主管这一系统运行的是主任杨尚昆。负责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安全警卫和生活后勤保障的单位，也由杨尚昆直接领导，如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等。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以上几个单位，都随着毛泽东进了中南海，并分布在毛泽东办公和居住的丰泽园附近。

　　在含合堂院内小楼办公的是机要室。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的住处，就在这办公小楼和毛泽东寓所之间，每当这里收到必须急送毛泽东阅批的电文，就会立即通过叶子龙，送进菊香书屋。由于毛泽东的许多事情要叶子龙帮助处理，加之毛泽东时常外出，叶子龙要随行，后来常在机要室主持业务工作的，是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机要室进中南海之际，解放区和新占领城市的土改和经济恢复，头绪繁多；新国家政权的筹建和争取国际承认诸活动，紧锣密鼓。于是，各类急电密件，纷至沓来，机要室的人忙得没日没夜。

　　西八所是相对于东八所而言的，所谓八所，就是八个相衔的院子。西八所因为整齐而连贯，所以集中在这里办公的，分属中央办公厅的好几个单位。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办公室，最初的办公地点就在其中的两三个院落。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名称曾几度变换，既叫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又叫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还被叫过秘书组。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师哲任主任期间，除了周恩来的秘书外，所有给中共中央几位书记当大秘书的如江青、田家英、王光美、陈友群、何均等人，都在政治秘书室挂个名，每月都要到秘书室“碰头”，互通情况。那时对政治秘书室的工作，田家英直接过问和具体负责的最多。师哲调出中南海后，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对内改称秘书组，由江青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当田家英顾不过来时，通常由彭达彰实际主持。后来，田家英一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时，曾经短暂地脱离过一段政治秘书室，彭达彰遂就任该室主任。

　　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最初的主要工作是这样规定的：帮助毛泽东主席处理信函，为书记处领导读报，并完成书记处领导直接交办的工作。读报就是将全国各地的各类报纸，每人划定区域阅读，将报纸上的消息综合分类，拣重要者编目、摘要，由打字室打印12份，分送毛泽东等领导人，使之能高效率地获取各类报刊提供的信息。处理信函也是按地域分人负责，阅后分门别类，须向中央最高领导层反映的，或原件或摘要汇编上呈；须交有关部门处理的，转交有关部门，并查询处理结果。有时还要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草拟复信稿。有些毛泽东的亲笔复信，也由政治秘书室抄录登记发出。在处理群众来信，反映下情，捕捉动向等方面，政治秘书室协助毛泽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后来，秘书室又逐步增加了接待群众上访；办理一些毛泽东亲自交给的事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基层搞一些专题的调查研究等工作。

　　在西八所办公的，还有行政处、警卫处的部分单位和工作人员。靠在西八所院落南出口的，是中南海门诊部，在这一带办公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孩子，患点小病，都在这里诊治。这个门诊部规模不大，只有几位医务人员，主任是郑学文，医生有刘杰、马苏高、李志绥等。

　　在这一带占办公室最多的机关是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及几位副处长的办公室，处办公室、警卫科、保卫科、治安科、摄影科、保健科都在这里。但警卫科的人整天围着自己警卫的首长转，难得有暇安坐在办公室里。有意思的是，在这一大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中间，还有两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他们就是由公安部聘请的、给领袖保卫工作做顾问指导的苏联专家。一位是负责食品和保健的，叫斯乔宾，是克里姆林宫的保健医师；一位是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叫尼契耶夫。斯乔宾对工作的确很负责任，整天手里拿着块白手巾，到处擦，发现哪里有一点灰尘和油渍，就要对有关人员批评一通。他还要求所有的食品都必须化验，不问来源。警卫处方面则强调控制来源，抓供应基地，封闭经营生产，让敌特没有下毒的机会，减少化验的工作量。但斯乔宾比较死板固执，为此经常发生争执。负责警卫指导的尼契耶夫，也搬来一些脱离中国现实的做法。例如他提出许多类似沿着中南海围墙内装一圈探照灯的建议，这在当时的中共领袖那里，显然是通不过的。警卫处方面没有样样照办。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他们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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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008）

八
　　

　　上集回放：除了几位领袖之外，跟着毛泽东进中南海的，是他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就带着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中央军委机关，以及中央宣传部机关。在含合堂院内小楼办公的是机要室。西八所是相对于东八所而言的，所谓八所，就是八个相衔的院子。西八所因为整齐而连贯，所以集中在这里办公的，分属中央办公厅的好几个单位。在西八所办公的，还有行政处、警卫处的部分单位和工作人员。靠在西八所院落南出口的，是中南海门诊部。在这一带占办公室最多的机关是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及几位副处长的办公室，处办公室、警卫科、保卫科、治安科、摄影科、保健科都在这里。

　　八

　　保健科成立时，担任科长的是徐福静的长子张纪宇。张纪宇的母亲徐福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设立保健科时即为第一任科长。徐福静是山西临汾人， 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中共北方局机关当医生，还兼搞地下交通，曾两度被捕入狱。 1937年徐福静到延安，在边区医院当医生，是当时根据地内为数不多的、受过正规医学专业教育的医务工作者。 1940年她到丈夫所在的太行山根据地，在八路军卫生学校任教。她的丈夫张衡宇，是中共山西第六专署主持常务工作的秘书主任、党团书记， 1942年，在严酷的反扫荡斗争中英勇地牺牲了。冲出包围的徐福静到达延安，被安排在杨家岭中共中央机关当医生。徐福静是在保健科成立时，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任科长的。保健科主要负责中共领袖的医疗保健，其成立后即

　　为五大书记都配备了专门的保健大夫。而在此前，中共的领袖们并没有配专门的保健大夫。

　　虽说王鹤滨在 1949年 8月受命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但当时的中央保健局长傅连向他做交代时，非常明确地说：“现在能担任首长保健任务的医生尚少，五大书记的保健工作你都要管上，工作要小心谨慎，出不得半点差错，要经常与我联系……”因此，王鹤滨初进中南海几乎是孤家寡人。刘少奇家来电话就去刘家，朱德家来电话就去朱家，周恩来家来电话又去周家，一个人几处奔波。倒是身体状况极其不好的任弼时，被派了一位临时的专门保健大夫刘佳武，同时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处长黄树则，都直接过问和负责他的医疗保健工作，但他还是于 1950年 10月脑出血病逝。也恰恰是因为任弼时的不幸早逝，引起了中共中央保健委员会对中共领袖健康的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下新设置了保健科，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们每人配备了专门的保健大夫。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依然是王鹤滨，但此后没多久他就到苏联深造去了，接替他的是曾做过白崇禧的保健医生、日本投降后到延安任中央医院外科主任的外科专家周泽沼；刘少奇的保健大夫是王力平，继而是顾承敏；周恩来的保健大夫是周尚珏；朱德的保健大夫是翁永庆；保健科长徐福静则兼管陈云的保健。此外，给董必武配了王醒大夫；给

　　林伯渠配了李天庆大夫。为了更好地展开医疗保健业务，除了这些保健医生外，还将周谨、杨全成、朱宝贵、郑淑云、焦纪壬、张淑明等药务医护人员调到保健科工作。

　　担任警卫处摄影科科长的，是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侯波。她 1938年到延安投奔革命时，刚刚 14岁，曾就读于延安女子大学。她的丈夫徐肖冰，是延安根据地内几位搞摄影的元老之一。作为毛泽东的摄影师，侯波必须经常守在距毛泽东不远的地方，一旦有什么活动，她能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拍照。于是他们的家，就从原来由徐肖冰单位安排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宿舍，搬进了中南海。“我们家最初在勤政殿第一个院落里的西厢房北侧，搬进时我已临近上学的年龄。”侯波长子徐建林说。

　　最初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交通科的科长是钟步云。他 1932年参加红军， 1933年入党。经历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进入了延安摩托学校学习。从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为中共领袖们开车。那时延安的车很少，哪个领袖也没有专车，自然也就谈不上谁是谁的专职司机了。到北平以后，车子多了，钟步云就基本上成了周恩来的专车司机。交通科的副科长是周西林，也是个老红军。他是毛泽东初进北平时的专车司机。

　　除了中央办公厅机关、机要室、政治秘书室、行政处、警卫处之外，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下属单位还有特别会计室，机要处，机要交通处，秘书处（后改为档案处），中直机关管理处。中央办公厅的处，后来都改称局，并因工作扩展又新设置了一些单位，但这些单位均不在中南海内办公。

　　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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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009）

九
　　

　　上集回放：保健科成立时，担任科长的是徐福静的长子张纪宇。张纪宇的母亲徐福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设立保健科时即为第一任科长。任弼时的不幸早逝，引起了中共中央保健委员会对中共领袖健康的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下新设置了保健科，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们每人配备了专门的保健大夫。担任警卫处摄影科科长的，是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侯波。为了确保安全和便于警卫工作的部署，整个中南海内，共分甲、乙、丙等不同的区域。

　　九

　　进驻中南海的中央军委，将办公地点选在了后墙傍着中海的居仁堂。中央军委搬进中南海后，作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就在这里主持日常的工作。他的办公室在居仁堂的东面，中间是会议室，西面是挂满了军用地图的作战室。因为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都在这里办公，并在这里召开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中南海的孩子们，便常常可以在居仁堂的前前后后，看到那些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各个期间的赫赫战将们。

　　和中央军委前后脚搬进中南海办公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作为这个机关的领导，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凯丰、邵荃麟、林默涵以及1954年从西南军区调到中宣部担任领导工作的张际春等，先后住进了中南海。在中南海里，有许多个以某某堂命名的院落。在中南海工作的部分单位的领导和干部们，就工作和起居在这些院落里。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在静谷未住太久，就搬到了被称作“四福堂”之一的来福堂。所谓“四福堂”，就是连接在一起的名称中皆带个“福”字的小院子，依次是来福堂、增福堂、永福堂、锡福堂。

　　从1945年就出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在进中南海后入住的是四福堂之一的增福堂。刚搬进中南海时，陆定一身边只有儿子陆健，他的哥哥、姐姐还在南方。陆健记得父亲在工作之余，会领着他在中南海里散散步。

　　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办公处，主要分布在庆云堂的几个院落中。庆云堂有四个院子，牌匾悬挂在最南端的院门上。其中的一个院落，曾经是中宣部管理和审查电影的部门办公之所。一些新摄制的电影，常常被送到这里审看，中南海里其他单位的人得知了这一情况，便在审查时凑到这里看电影。

　　大搬家还没停当，新中国诞生的日子就到了。

　　从中南海孩子们的视角，对开国大典是个怎样的印象呢？林伯渠之子林用三说：“那两天，我忘记了为什么会在家里，而不是在学校里度过的。”于是，他看到了他父亲最忙碌的两天。

　　其实，早在6月15日林伯渠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后，就一直处于席不暇暖、宵衣旰食的状态。8月，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不慎腿摔断了，林伯渠随即代理秘书长，频繁与各界人士洽谈，参与新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以及国旗、国歌、首都等问题的讨论修改。9月22日，他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向全国政协报告了筹备情况。9月30日，林伯渠在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后，又到天安门广场，亲自对开国大典的现场准备工作做最后一番检视。开国大典举行那天上午，林伯渠到前门火车站，迎接由法捷耶夫率领的庞大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法捷耶夫是著名的作家，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青年近卫军》一书的作者。下午2点，林伯渠来到勤政殿，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推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会议还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政府机关，展开各项政府工作。委员会议一结束，林伯渠就跟毛泽东等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担任开国大典的司仪。从辛亥革命时期就投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漫漫里程，终于迎来胜利曙光的林伯渠，也许是由于激动，在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竟忘了说奏国歌了。“下午的游行，我是站在中南海看的。晚上，爸爸带我上了天安门，观看群众联欢和放礼花。临走前，爸爸对我说:带你去开开眼界，好好看看人民翻身做主人后的喜悦。”那天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联欢和焰火的，还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许多孩子还记得，开国大典夜晚的所谓焰火，并不是真正的礼花，实际上是作战中使用的信号弹。那晚的联欢和焰火结束时，林伯渠依然没有回到家里。他在9点前就离开了天安门，又去参加欢迎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的宴会了。

　　汪延群回忆，“十一”那天，她是和一些比她大一点儿的孩子，站在中南海里看的游行。对孩子印象深的，那要属骑兵的队伍。他们背枪挎刀，骑着马，一队接一队的，威风凛凛。当我们询问伍绍祖，50年前的“十一”那天是如何度过的时候，他说：“我那天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学校里面，但我们知道老师们去游行了，到很晚才回来。我们这么大的孩子，还不到上街游行的年纪。”已经上了中学的孩子，基本上都随学校的队伍，参加了天安门前的游行。周秉德说她是和师大女附中的游行队伍，一起走过天安门的;晚上，她和同学们还在广场上，表演了她们学校编排的“红灯舞”。囚童说他也是随着师大附中二部的游行队伍，早早就等在了天安门附近，“那天下了一阵倾盆大雨，我们被淋得精湿，但依然兴高采烈。晚上还参加了联欢，在天安门城楼下跳集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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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010）

十
　　

　　上集回放：进驻中南海的中央军委，将办公地点选在了后墙傍着中海的居仁堂。中央军委搬进中南海后，作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就在这里主持日常的工作。和中央军委前后脚搬进中南海办公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大搬家还没停当，新中国诞生的日子就到了。从中南海孩子们的视角，对开国大典是个怎样的印象呢？林伯渠之子林用三说：“那两天，我忘记了为什么会在家里，而不是在学校里度过的。”于是，他看到了他父亲最忙碌的两天。

　　十

　　北方的十月仲秋，已经能感觉丝丝的凉意，冬季不远了。为中共中央领袖们居住和经常聚集的会议厅、室安装暖气一事，随即列入日程。

　　政务院成立之后，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们以及相当于政务院办公厅的机构，在中海西岸游泳池以北的区域办公。11月，周恩来搬出菊香书屋，到了政务院办公区域，他进驻的新院落叫“西花厅”。周恩来住进西花厅后，常在悬有匾额的厅里召集小型会议，接见国内外的宾客。西花厅后院有前厅和耳房作屏障，形成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四合院。正房坐北向南，是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包括周恩来的办公室，客厅兼餐厅，周恩来的卧室，邓颖超的卧室以及卫生间。周恩来的办公室约有30余平方米，室内办公用具很简陋。这个办公室只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值班室一把，值班卫士一把。他本人不在时，任何人不得进入他的办公室，包括邓颖超和他的秘书。从这些细微的小事上，也可让人感到周恩来处事的极其细密和谨慎。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领导核心成员，对组织原则和纪律的恪守，只在某一级别范围内沟通的事情，绝不外泄，哪怕是对感情最亲近的夫人。

　　后院的东厢房，部分用作仓储，部分住人。周恩来夫妇刚搬进去时，就是周秉德一人住。过了段日子，周秉德的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宜也到了北京。因周恩来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就把他们送入以部队的孩子为主的八一小学读书。他们回中南海度周末，就和周秉德一起住在东厢房。此时，周恩来的老警卫副官龙飞虎随部队在南方，他的儿子、女儿，都在北京的学校读书。有时，朱德接他们过去住；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西花厅后院和周秉德姐弟做伴。又过了些时日，在周恩来夫妇的敦促下，他们的老战友孙炳文将军的女儿，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也常到西花厅后院度周末了。

　　最初周恩来搬过来时，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家，就住在西花厅院内的水榭。后来他调到了文化部，全家搬出了中南海。邓颖超的秘书张元，就带女儿萧远音、萧远丽、萧松几个孩子住进了水榭。张元是个老机要工作者，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她曾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央长江局。当时，长江局所在的武汉，亦是国民党政府西迁过程中的控制中心。为了确保机要讯息传递的秘密，张元长期不能与他人接触，一人躲在小阁楼里收发报，吃饭睡觉都在其中。张元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回到老首长的身边，担任邓颖超的秘书。再次来到周恩来、邓颖超身边，萧远音还是像以往那样，称他们“伯伯、邓妈妈”。周恩来则叫她和她妹妹“大米”、“二米”。

　　在孩子们充满新鲜感地走进新家，走进虽然有些残破，却依然瑰丽多姿的园子的时候，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最早住进中南海的多数孩子，是育英学校的学生。育英学校创建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下东峪，正式开学的那天是1948年11月21日。初创时学生并不多，但陆陆续续总有新同学加入。加入最多的一次，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的合并，因此也可以说，育英学校是由两个学校合成的。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王若飞的儿子王兴、胡乔木的女儿胡胜利、当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廖鲁言的儿子廖侯、叶子龙的女儿等十来个孩子，都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的。进入北平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与育英学校合而为一，称中直育英小学，校长是原育才小学的教导主任、后来出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韩作黎。合并后学生一下增加到几十人，都是中共领袖、部分领导干部和部分中直机关干部的亲属子女。搬家和安顿并没费太久的时间，很快恢复了正常学习。

　　当时的干部们都实行供给制，学校的子弟们也不例外，他们的生活用品，例如被褥、洗脸盆、牙具等，还有学习用具，都由公家发放。衣服由公家统一做，多用呢子或精细布料，这些好料子都是缴获来的，让孩子们享用是大人们的心愿。每个孩子都有一块包衣物用的包裹，包裹布一律都是日本的太阳旗；统一发的背心，也是用太阳旗做的。洗脸盆是铜的，写大字的墨盒也是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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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　我家住在中南海(011)

十一
　　

　　上集回放：北方的十月仲秋，已经能感觉丝丝的凉意，冬季不远了。为中共中央领袖们居住和经常聚集的会议厅、室安装暖气一事，随即列入日程。政务院成立之后，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们以及相当于政务院办公厅的机构，在中海西岸游泳池以北的区域办公。11月，周恩来搬出菊香书屋，到了政务院办公区域，他进驻的新院落叫“西花厅”。最初周恩来搬过来时，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家，就住在西花厅院内的水榭。后来他调到了文化部，全家搬出了中南海。在孩子们充满新鲜感地走进新家，走进虽然有些残破，却依然瑰丽多姿的园子的时候，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最早住进中南海的多数孩子，是育英学校的学生。　

　　十一

　　由于育英学校距市区较远，接送孩子们上学回家，家长们是各显其能。有的委托公务员接送，有的家长则派轿车接送孩子。毛泽东则有时让机要秘书跑一趟，有时托保健大夫王鹤滨代接一下，因为王鹤滨妻子的两个弟弟也在育英上学。后来，外交部亚洲司一位叫魏宝贵的服务员，为此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紧缺物资的浪费。他建议由育英小学设两三辆汽车专送小孩，同时在西单附近设一联络点，由家长到那里接送孩子，以节省国家开支，节省家长时间。信送到毛泽东手里，他很重视，立即将信转批给杨尚昆:“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值得注意。”从那以后，中央办公厅就专门拨了一辆中型的汽车，还从警卫处抽调了一位叫王海萍（音）的女同志，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傍晚，接送家住中南海的学生回家和返校。

　　在育英学校，有些其他学校几乎没有的怪现象，一是每个班的学生年龄参差，有的悬殊很大;再就是有些同在此校的亲姐妹或亲兄弟，或姐妹、兄弟在同一年级；或妹妹、弟弟在高年级，姐姐、哥哥在低年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许多孩子出生在老家或老根据地，有的一直被寄放在老家；有的在长征时，交给了原根据地的老百姓收养，因种种缘故他们没能及时上学。而他们的妹妹、弟弟则出生在陕北根据地，或早些时候被接入根据地，到受教育的年龄就上了根据地自己办的学校。新中国成立，诸事安顿后，一些中共的领导人，才考虑寻找那些交给老根据地老百姓抚养的孩子；或接回寄养在老家的孩子。那些当姐姐和当哥哥的尽管年龄大，却得从一年级开始读起。父亲在香港从事地下活动的李万邦，姐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给毛泽东当保健大夫的王鹤滨。他从老家投奔姐姐，进育英学校时，就和先到根据地的妹妹同年级；而小他好几岁的弟弟才比他低一级，和毛远新是同学。

　　毛泽东家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但他家的情况与其他人家又不同。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生于1937年，比同父异母的妹妹李讷大3岁。她在4岁那年，被毛泽东送往苏联，和生母团聚。1946年因病长时间脱离工作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到苏联治病，他发现贺子珍母女在苏联的境况相当不好，经请示毛泽东后，在自己归国之际，偕她们而行。那时李敏还叫“娇娇”，和母亲回国后，一直滞留在哈尔滨。直到1949年，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来东北，才带着贺子珍和娇娇一同去北平。娇娇由姨妈贺怡带到北平，送进了香山双清别墅。回到父亲身边时，李敏已在异国他乡漂泊七八年了，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所以回到祖国必须补上母语这一课。像她这样情况的，在中共领袖子女中还真不在少数。到育英小学后，李敏也要从头学起，比同父异母的妹妹李讷还低一年级。和其他比自己妹妹、弟弟年级低的姐姐、哥哥不同的是，李敏受过教育，所以只学习语文，其他课程不必重复。因为年纪稍长，她比较关心弱小的同学，常常扮演保护神的角色。有一次，她看见一个男同学欺负女同学，便挺身而出制止说：“不要欺负我们闺女！”不料，她话一出口，引来周围同学一片笑声。同学善意地告诉她，“闺女”是大人称呼孩子的，或专指未婚的成年女子，孩子不会自己叫自己“闺女”。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只要她说话同学发笑，她就要刨根问底地弄个明白。这样一来，她中文学习进步得很快。不久，她可以结结巴巴地与人沟通语言了。因为育英小学的历史短，最高不过三四年级，她就转到有五六年级的八一小学去了。

　　育英学校还有一种现象，也是其他寄宿制学校少有的，就是有比较多的孩子，在星期天和一些节假日甚至寒暑假都不回家。导致这种情形的，是因为许多学生的家长不在北京。在中南海住过的孩子中，龙桂辉的父亲龙飞虎正在南下的军中，通常由周恩来或朱德接到中南海里；像李万邦兄妹，父母还在香港以隐蔽身份为新中国从事经贸活动，故而由在中南海工作的姐姐、姐夫照应……还有一些更特殊的，是由于他们的父母成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沦落多年才被组织找到，后寄居在父辈的战友家中；有的是亲生父母或因一方牺牲，或因离异，又组成新的家庭。尽管不论是父辈的战友，还是建立了新的家庭的生身父母，对孩子总还是含着由衷的亲情。但有了这重特殊经历的孩子，心灵似乎多了几分脆弱和敏感，对新的家，有点隔膜和疏离。还有就是当社会上流行某种疾病的时候，学校就不让孩子们回家，以便孩子们与病源隔绝。这种情况有时要持续一两个月，家长们想孩子了，就到学校看孩子。但不管怎样，孩子们在学校里还是愉快的。逢年过节，或赶上什么重要活动，就编排些节目自演自娱，是延安时期的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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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 我家住在中南海（012）

十二
　　

　　上集回放：在育英学校，有些其他学校几乎没有的怪现象，一是每个班的学生年龄参差；再就是有些同在此校的亲姐妹或亲兄弟，或姐妹、兄弟在同一年级，或妹妹、弟弟在高年级，姐姐、哥哥在低年级。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中共的领导人，才考虑寻找那些交给根据地老百姓抚养的孩子或接回寄养在老家的孩子。那些当姐姐和当哥哥的尽管年龄大，却得从一年级开始读起。育英学校还有一种现象，也是其他寄宿制学校少有的，就是有比较多的孩子，在星期天和一些节假日甚至寒暑假都不回家。导致这种情形的，是因为许多学生的家长不在北京。

　　十二

　　1950年6月10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育英小学少先队的建队日。学生们聚集在校园东面的松林中，举行了隆重的入队仪式，《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在松林间回荡。那是孩子们第一次体验庄严，第一次就自己的人生，发出必须谨守的誓言：“准备着，为建设祖国的事业，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那个年代，入队有相当严格的要求，要经过德智体的全面衡量，必须是班级里的先进分子。徐肖冰、侯波之子徐建林第一次入队就没通过，他记忆是李讷不同意。虽然大家认为他在学校表现还不错，但李讷说他在中南海里表现不好，太调皮捣蛋，而一个少先队员在哪儿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她这一较真，徐建林的入队期被推迟了。几十年后，他们才又得重逢，徐建林提起此事，可李讷说她已不记得曾“阻挠”过谁的历史了。正是因为得之不易，所以一旦戴上红领巾，便多了一重珍惜，也多了一重自我约束。

　　在中南海的孩子们的记忆中，育英小学是很重视学生体魄的锻炼的。学校里建了一座相当宽敞的运动室，各种健身设施完备。遇到刮风下雨，体育课就可以在室内上，丝毫不受气候变幻的干扰。冬季，学校的老师带领孩子们，在校园的一隅，靠自己端水，泼出了一块人工滑冰场。学校购买了一批冰鞋，教孩子们滑冰。中南海的孩子有点得天独厚的便利，守着中南海这个冬季天然冰场，回家滑得更痛快。

　　如今的中国，在国际上有“自行车王国”之称。而在上世纪50年代初，自行车别说在大众眼里，即便在高级干部家中，也属稀罕物。孩子们回忆时比喻说：“那时买辆自行车，就相当于如今买辆轿车。”育英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家中没有自行车。把自行车骑到学校的，大家只记得一个人，萧立昂。他的父亲萧三，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老乡、《国际歌》中文歌词翻译之一，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几位参加过列宁葬礼、并为之扶灵的人。有时，萧立昂骑自行车上学。第二个有自行车的，是在国外当大使的黄镇的女儿。因为育英小学里把自行车骑进校门的，就这么两三位，所以大家都记得他们。不知是出自谁的提议，或许是校方体察了学生们的欲望，1952年前后，学校出资购买了20辆自行车，是比大人骑的自行车略小一些的轻便自行车。学校里随即多了一项业余运动，骑自行车。中南海里的许多孩子，就是在育英学校学会了骑自行车。当学生学会骑车后，老师还利用节假日，带留校的孩子们骑车远足，作为一种锻炼。

　　中共中央的领袖们对孩子们的关切，不仅表现在生活方面给予物质上的保障。除了担任名誉校长的杨尚昆以外，刘少奇也到育英小学来看过孩子。当然，和杨尚昆到此不是为看自己的儿子杨小二一样，他来也不仅仅是因为女儿涛涛在这儿读书。他参观了整个校园，过问了学校的教育情况，还做了指示：“你们教育质量的好坏，现在固然也可以看出来一些，但真正的要看得出来，还在十年十五年以后，也就是看你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去表现如何。”朱德总司令曾偕在全国妇联担任妇幼部长的夫人康克清，一同到育英小学来看孩子们，虽然他们自己家的孙辈们都没有在此就读。在孩子们的簇拥下，朱德和康克清在学校巡视了一圈。看着在孩子们的参与下变得漂亮起来的校园，朱德很高兴，提议以校园为背景，同孩子们合影留念。他还为学校题了词：“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1952年“六一”儿童节前，育英小学辗转向毛泽东提出为学校题词的希望，毛泽东欣然应允。不久，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把父亲那独成一格的毛体“好好学习”，带到了学校。此后，这一题词曾制成影壁，竖在一进校门的地方。

　　也是这一年冬季，周恩来的一位秘书，把自己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孩子，带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看到孩子时，一下子就注意到孩子身上穿着的小中山装，是呢料制作的！他向孩子询问:“你的衣服是谁给买的？”孩子回答说：“不是买的，是学校发的。”孩子回答得无心，可周恩来却听得有意，就又问了一些有关学校的问题：“你们学校的伙食怎么样啊？”“挺好的，老吃鸡、鸭、鱼、肉。”孩子说。“噢，老吃吗？”他继续发问。“老吃，有的同学都吃腻了，就丢在饭桌上。”显然，孩子并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周恩来听罢脸上没有显露出什么，但内心很不平静。几天后，是个休息日，那天下午周恩来难得有暇，就要了车直奔育英小学而去。校长得知总理来了，立刻迎了出来。在周恩来的询问下，校长汇报了学校近期的情况。周恩来等他讲完，随即说出了从秘书的孩子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并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你们学校的学生，都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学校有责任好好教育他们，不能特殊化，不要把他们培养成八旗子弟！”周恩来语重心长。

　　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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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013）

十三
　　

　　上集回放：1950年6月10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育英小学少先队的建队日。学生们聚集在校园东面的松林中，举行了隆重的入队仪式，《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在松林间回荡。在中南海的孩子们的记忆中，育英小学是很重视学生体魄锻炼的。学校里建了一座相当宽敞的运动室，各种健身设施完备。中共中央的领袖们对孩子们的关切，不仅表现在生活方面给予物质上的保障。周恩来就曾指示道：“你们学校的学生，都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学校有责任好好教育他们，不能特殊化，不要把他们培养成八旗子弟！”

　　十三

　　一直在感受着欢乐的孩子们，在1953年春季才第一次感受新中国成立后的悲悯。那年的3月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逝世了。消息向中国大众播报时，已经是3月6日。张纪宇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风卷着尘沙的上午，他们正在校园劳动。学校突然通知，所有的人都回教室听广播。回到教室后，喇叭里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讣告，中共中央决定从3月7日到9日，志哀三天。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们的心灵，经父辈的一再灌输，盛满了对斯大林的感情。听闻噩耗，孩子们哭得昏天黑地，整个学校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那次，全校的孩子都和大人一样，戴黑纱，参加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中南海里的孩子，除了多数上育英小学外，还有上育才学校的。育才学校的历史比育英悠久得多，它的前身是边区保小。1948年，保小、行知、光明三校合　　并，改称“华北育才小学”，校长是郭林，教导主任是韩作黎，他们在延安就已经是知名的教育工作者了。育才学校是从河北省的行唐县北皋岭村出发的，囚童说他印象深的是，汽车从卢沟桥上开过。而林用三记得清楚的是，他们所乘的汽车是经德胜门进入城区，又到了柴棒子胡同的。还有就是看着满街跑的有轨电车，觉得无比惊异。当时家住中南海的孩子，在育才学校上学的不多，就林伯渠的孩子林用三及住在林伯渠家的谢飘飘，伍云甫的孩子伍绍祖。1950年以后搬进中南海的任弼时女儿任远征，邓颖超秘书张元的女儿萧远音，也是育才学校的。林用三和谢觉哉的儿子谢飘飘是同班同学。当时谢觉哉的家并不住在中南海里，林伯渠为了让他们一起学习，互相促进，就把谢飘飘也接进中南海，和林用三住在一起，每天做伴儿上学。无论在柴棒子胡同上学，还是在学校搬到先农坛以后，林伯渠都不允许他的孩子坐他的汽车上学，还是在延安时期就跟着林伯渠的老服务员老金，蹬着家里的一辆侧面带挎斗的三轮车，接送林用三、谢飘飘到先农坛的育才学校上学。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例如一进北平就考上中学的李铁映、囚童，他们上学就更辛苦了，多是靠步行。他们上的是师大附中的二部，也就是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学的前身。二部刚成立的时候，校址在鼓楼一带宝钞胡同里面。“从鼓楼到中南海的那点距离，对我们延安长大的孩子算得了什么呀！”囚童说。

　　新中国刚成立时，实行的还是供给制，除了个别人外，几乎所有高级首长家里都还没有厨师，不自己开伙。大人、孩子都在食堂吃饭，分大、中、小灶。只是有的人家习惯让服务员或警卫员把饭打回家吃；有的人家习惯在食堂吃。多数孩子喜欢热闹，所以多在食堂吃饭。和林伯渠、伍云甫家在同一个小灶吃饭的，还有朱德朱老总家。中灶、大灶是在一起的，就在静谷通往春耦斋的拐弯处，人们习惯称西大灶。后来西大灶搬到了怀仁堂的东边。中灶、大灶吃饭都用同一个餐厅，区别只在于伙食标准不同。供给制时的饭票都是按小米计算的，菜的价格就分为四两、八两、十二两、一斤。吃大灶的平均水准是四两的菜；鱼或肉比较多的菜，就要十二两或一斤的饭票，这是中灶的水准。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丰泽园附近已经读书的孩子们，陆续从育英、育才、师大女附中或师大二附中回来。晚饭后，夜幕降临，呆在家中的他们，就会听到一阵阵富于节奏感的旋律，从不远处飘来。胡乔木的女儿胡胜利说：“在我们家不用出门，就能听到春耦斋的音乐。”曾经随父母进过舞场的孩子，听到这乐曲，就知道是舞会开始了。1949年9月以后，中共的最高领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属机关，也在中南海内办公，把舞场选在中南海内是比较合适的。当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居住的寓所，都在丰泽园一带。丰泽园西北的春耦斋，东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桥北的空旷之地，成为中南海内最早的舞场。春耦斋用作舞场后，偶尔也被用来开一些中小型的会议。厅内摆设了一些橱柜、屏风、桌子以及沙发和软椅。这样一来，供跳舞的地方，仅余六七十平方米了。当时的地面，还是紫绿方石铺的，虽不够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场，已经“豪华”多了。

　　经历过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们，在春耦斋里看见的，有许多是认识的面孔，中共领袖，秘书和警卫，中直机关的老人。连起初担任伴奏的，都还是在延安、西柏坡时就爱在业余时间鼓捣乐器的机关干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才被更专业的演员们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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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 我家住在中南海（014）

十四
　　上集回放：中南海里的孩子，除了多数上育英小学外，还有上育才学校的。育才学校的历史比育英悠久得多，它的前身是边区保小。新中国刚成立时，实行的还是供给制，除了个别人外，几乎所有高级首长家里都还没有厨师，不自己开伙。大人、孩子都在食堂吃饭，分大、中、小灶。每星期六下午，家在丰泽园附近已经读书的孩子们，陆续从育英、育才、师大女附中或师大二附中回来。晚饭后，夜幕降临，呆在家中的他们，就会听到一阵阵富于节奏感的旋律，从不远处飘来。胡乔木的女儿胡胜利说：“在我们家不用出门，就能听到春耦斋的音乐。”曾经随父母进过舞场的孩子，听到这乐曲，就知道是舞会开始了。

　　十四

　　为了舞会能办得热烈活跃，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领导人跳得更尽兴些，达到多运动的目的，中南海内舞会的组织者，想到了从部队的文工团抽调人员，参加中南海内的舞会。于是，总政文工团、空军文工团等单位，经过挑选的演员们，都常在舞会举办时，被请进中南海。因为是专业的演员，他们除了做舞伴之外，还能表演一些小节目。在舞蹈的间歇时，他们常常应领导人的要求，各展特长。这又启发了舞会的主办者们，特意安排演员们在跳舞中间穿插一些小节目，这既避免了间歇时场面的冷落，又能让领导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组织者又考虑到领袖们的欣赏口味，考虑到节目的丰富和多样性。在中南海里的舞会中间就加上了几个京剧的段子，京剧演员们被陆续请进中南海。李和曾的《逍遥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盗铃》，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济的《春秋配》，都在春耦斋里演出过。在京剧的各色行当中，毛泽东比

　　较喜欢老生戏，对李和曾唱的《空城计》等片段尤其欣赏。相声是适应面更广的艺术形式，经常一露幽默的毛泽东也很喜欢听相声。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后来的马季等著名的相声演员，多次被邀到春耦斋来演出。毛泽东特别欣赏侯宝林的相声，听到高兴时，常常朗声大笑。相声也是对孩子们充满诱惑力的，像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夜行记》，刘宝瑞、郭全保说的相声《买猴》等等，孩子们都能背出其中几句最逗人的片段。

　　由于邀请了演员，邀请了陪舞的文工团员，舞会的组织者们就在他们到来后，摆上一些水果、小甜点和汽水等饮料，夏天有时还有冰激凌，当然所有到场的人都可以享用。这无疑是孩子们更加垂涎的“节目”，大人们都很有节制，浅尝辄止，可孩子们就没那么多礼数了。有节目可看，有甜点饮料吃喝，这就是舞会对孩子们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当然，除了看跳舞，看节目外，还有热闹好看，就是大人们围着领袖握手，不过这个场景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春耦斋里对孩子们最具吸引力的娱乐项目:看电影。在孩子们的印象里，最爱看电影的大人就是杨尚昆。他有时挺早就陪着夫人李伯钊来到舞场，可每次都是李伯钊跳，他在一边看着。多数孩子回忆说杨尚昆好像从不跳舞，却能耐心地等到舞会结束。这时，通常是由杨尚昆宣布:“放电影。”听到杨尚昆发话，服务人员就把跳舞时靠墙的几个沙发，推到中间排好，放映员麻利地支好架子，装好放映机。一面墙的幕布徐徐拉开，露出后面已装好的电影银幕。就在这忙碌的当口，杨尚昆常常会向放映员建议:“今天晚上放两个片子。”只要他建议，那么肯定就会放

　　两个片子。不喜欢跳舞，但有时也来春耦斋看电影的，还有林伯渠、彭德怀。彭老总不跳舞，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不欣赏轻歌曼舞这类消遣。他没有亲生的孩子，但他喜欢孩子，每次来春耦斋看电影，看见小孩子喜欢抱一抱。

　　电影放映在跳舞之后，有时候舞会结束得早，电影开映得就早些。但多数情况是开映时已经过了午夜，如果演两个片子，就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了，好在第二天是休息日，不会影响工作。这样的安排，许多孩子在最初很不习惯，大都未等电影开映，早已呼呼入梦。稍微大一点的、有点耐力的孩子，也不过看个开头，不知所终。待电影放完，服务员清场时，就会看到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孩子。类似的情形不知重复了多少回，终于把孩子们锻炼出来了。

　　那时的国产电影还不多，看的影片以外国的为主。当时也不知道是否已经建立了正规的影片进口渠道，在春耦斋放的外国影片，好像多数是外交部弄来的；还有就是已建交的友好国家驻华使馆提供的。毛泽东不是很喜欢看电影，但也不是绝对不看。在等着搬沙发、架放映机的时候，他会和人搭搭碴儿说说话。一次，放映苏联摄制的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奥赛罗》，毛泽东跳完舞没有立即离开，而是把正片前放映的抗美援朝前线新闻纪录片看完了才退场。那天，江青也在场，但她没有和毛泽东一起走，坚持看完了正片。

　　说到春耦斋和中南海里的舞会，就不能不说中南海文工团。对于这个文工团，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即使是中南海里的人，也讲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笔者走访了许多应该知情的人，但皆因已是如烟往事，各个人的回忆都有参差抵牾。首先究竟有没有这么个文工团，就有说“有”，有说“无”的。多数人都说中南海文工团确实存在，特别是属于最了解情况的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田畴和具体负责组建工作的原中央警卫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化宇，都直言不讳说“有”。然而说“无”也并非无凭无据，因为毛泽东在1953年，中南海文工团筹组之际，

　　就曾做过一个批示，明确表态不应组建这样一个文工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