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到极点，也就到了火山爆发的时候。迫不得已，毛泽东于1962年10月决定实行自卫反击作战。10月6日，当总参谋部向参战部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
三十六年前，在中国的西部边疆曾一度狼烟四起，警报频传。印度政府置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于不顾，悍然对中国西部边界发动大规模蚕食和全面进攻。中国人民在一再忍让和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一场短促而有限的自卫反击作战，捍卫了祖国的西部边疆，保持了中印边界几十年的相对稳定。毛泽东是这场战争中中方的最高指导者，他在作战结束后听取汇报时曾兴致勃勃地说：“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军委的同志，我们都参加了，我们是在北京，没有上前线就是了。”整个中印边界斗争，再次显示了毛泽东娴熟、高超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艺术，在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反动的民族主义和地区扩张主义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当印度不断在边境挑起事端时，毛泽东坦诚告诉印方：中国人民的敌人在东方而不在印度，这是我们的国策，希望印度也不要将中国当作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与印度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睦邻友好的重点。但就是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度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很不友好的举动。
1951年，印度乘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机，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从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出发，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对印度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的态度。
1959年前，毛泽东多次向印度政府诚恳提出，中印两国是朋友，中印之间即使吵架，也是朋友之间的吵架，中国不会将印度作为敌人。
早在1954年10月，毛泽东就对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与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又在中国外交部关于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谈话的答复稿上亲笔加写了一大段话。他推心置腹地说：“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毛泽东亲笔写下的这段话，通过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转达给了印度方面，坚定、坦率而又友好地向印度表明了中国的立场。
毛泽东公开将中国的“底”告诉了印度，可惜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印度当局对这些好言相劝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在边境上一段暂时沉寂后，又变本加厉地开始了新一*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
针对印度对中国边境的不断蚕食行为，毛泽东向中国边防部队提出了“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的十六字斗争方针
印度尼赫鲁政府妄图利用我国的暂时困难，乘台湾蒋介石集团在东南沿海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之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将其单方面划定的边界线强加给中国。其办法就是后来印度政府宣扬的“前进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印军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以此来逐步改变军事力量对比，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遏制中国的补给线，在达到足够优势后赶走中国军队。尼赫鲁认为，“前进政策”是非常稳妥和有效的，它既可避免冒直接发动战争的危险，又可为“发展边远地区”提供最佳途径。
在“前进政策”指导下，印军开始了对中国边境的一系列蚕食行动。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口冲突。面对印度方面的不断寻衅滋事，毛泽东主张“先礼后兵”，“退避三舍”。提出了一系列边境斗争原则。
1960年5月10日，总参谋部在《西南地区边防守则》的几点说明中，传达了毛泽东确定的方针：“就是要把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迅速安定下来，既要使内部安定下来，又要使外部安定下来，使西南边境成为和平稳定的边境。”《守则》还具体规定：“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不越出国境”，“邻国武装人员向我进行或大或小的越境挑衅，在未超过我国三十公里时我概不开枪”，“停止边防部队在边界线附近巡逻”。
在印度的挑衅面前，为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中国边防部队还单方面作了后撤，并规定在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30公里以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以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
这些克制和忍让，却被尼赫鲁视为中国软弱可欺，蚕食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的退让是为了避免战略上两面作战，他们定下的步步向中国境内推进的决心已经经受住了“考验”，中国军队绝不会与印军直接对抗。印度舆论则大肆吹嘘，说印军已“在2500平方英里的广阔战线上全面推进”，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从1961年特别是1962年4月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推行更大规模的“前进政策”，步步向中国纵深进逼。在边境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印军有的前哨据点甚至设在了中国边防哨所之间和侧后，从三面或四面威胁中国哨所，同中国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印军还不断拦截、袭击中国巡逻队、运输队，挑起一次又一次的流血事件。
当印度军队不断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的时候，毛泽东及时地指示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度军队的进攻。当印度军队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适时制定了新的反蚕食斗争方针。
1962年7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悍然侵入新疆加勒万河谷，设立新的军事据点，切断中国边防哨所的后路，并向中国巡逻队进行武装挑衅，制造了加勒万河谷事件。7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在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中印边界西段反蚕食斗争情况后，提出了对加勒万河谷入侵印军进行处置的两个方案：一是将印军新设的据点拔掉，以武力驱逐被中国边防部队反包围的印军；二是不使用武力想办法逼退印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