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维和部队：传染疾病成最大威胁 zt

解读中国维和部队：传染疾病成最大威胁

2008年01月24日 中国评论新闻网


　　2008年首期，《世界知识》推出“过去一年中国外交十大亮点”，外交部亚非司司长宋爱国对我国以组合行动推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作了点评。

　　2007年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约2.6万人的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10月27日，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派别在利比亚苏尔特恢复和谈，这是国际社会推动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新起点，是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派别对话的新契机。中国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2007年11月下旬，一支由135名中国军人组成的维和先遣分队飞越万水千山，抵达位于非洲东北部的苏丹共和国达尔富尔地区。这是联合国派往该地区的首支维和部队，它标志着举世瞩目的联合国达尔富尔维和行动正式展开。

　　近几年来，人们通过电视画面不时会看到联合国维和人员在世界上一些冲突地区维持和平的身影，他们那带着特殊标志的着装让战乱中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蓝盔”：以维持和平为使命

　　通常所说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大体可分为维和部队、军事观察团和民事机构三类。维和部队主要由成建制的武装部队组成，军事观察团通常由非武装的军官组成(不携带武器)，民事机构主要由文职人员组成。它们受联合国大会或安全理事会的委派，活跃于世界上有冲突的地区。从着装上看，联合国维和人员头戴天蓝色钢盔(故有“蓝盔”部队之称)或蓝色贝雷帽，上有联合国英文缩写“UN”，臂章缀有“地球与橄榄枝”图案。联合国规定在执行国际维和任务时各国的军队着本国军队的制服，佩带本国的军衔标志，左臂佩戴本国的国旗，右臂佩戴联合国旗。联合国维和部队执行任务时必须公开自己的存在，行进时必须走在最引人注目的公路、广场、热闹地段等公开场合。他们的任务是：监督停火、停战、休战和撤军；观察幷报告冲突地区的局势；隔离冲突各方，协助恢复冲突地区治安或维持冲突地区秩序；开展预防性外交、维持和平与重建和平；监督大选或公民投票；保护和分发人道主义援助；帮助扫雷和难民重返家园；等等。在联合国安理会还设有军事参谋团，主要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军事代表组成，负责在维和问题等各种军事问题方面为安理会出谋划策，幷检查各成员国提供的维和部队的实力与准备程度，还负责向各成员国反馈其维和部队执行任务的情况。

　　尽管《联合国宪章》没有对维和行动做出明确规定，但是历经近60年的实践探索，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以下四条公认的维和行为准则。

　　一是合法原则。即维和行动必须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必须获得正当授权和明确的任务；维和部队通常要由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授权建立；联合国维和人员必须接受联合国授权指挥；等等。根据这些原则，当前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不属于维和行动。联合国官方网站还指出，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建立的所谓“联合国军”幷不受联合国指挥，也不属于联合国维和部队。

　　二是同意原则。即维和部队的进驻与活动，需由安理会或大会决定，幷征得有关各方同意(其中15个理事国中，最少有九个国家赞成，而且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没有投反对票)，然后授权联合国秘书长组织；而且，联合国维和行动只有在冲突各方同意之后才能进行，维和部队由哪些国家组成，采取哪些维和措施，事先应得到冲突各方的同意，以免联合国维和部队成为新的冲突一方。进驻后，一旦该国政府提出撤军要求，必须立即撤出。

　　三是中立原则。参加维和的成员必须来自与冲突各方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维和部队不同于普通的军队，它没有战场，没有敌人，是一支政治外交部队。它必须严守中立，不得卷入冲突的任何一方，更不能干涉所在国内政。但也曾有过违背此原则的维和行动。如1999年北约空袭科索沃后，安理会决定在科索沃部署“国际安全存在”。但北约一些部队偏袒阿族的“科索沃解放军”，推迟解除收缴其武器的日期，结果导致多起针对塞族的暴力仇杀事件发生。

　　四是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原则。即维和人员不得使用武力去达到维和的目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如保护战友、联合国财产，对企图使用武力者进行反击等情况下，方可使用武力进行自卫。否则，只能撤出。如1993年，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企图强行解除索马里各派武装，遭到武装袭击。美军动用武力实施报复，结果遭到更大规模的反击，共有102名维和人员阵亡，其中美军阵亡44人。由于维和人员损失巨大，而且完全失去了当地民众的支持，维和部队被迫于1995年 3月3日全部撤出索马里。

　　经过长期探索，目前联合国维和行动已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指挥体制。其指挥机构通常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位于纽约联合国总部的维和行动部，二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任务区。维和行动部是联合国实施维和行动的总指挥部，其最高首长是主管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现为法国人让—马里.格诺，2000年起任现职，曾于2002年和2007年访华)。中国现有多名参谋军官在该部任职。维和任务区是联合国向各冲突地区派出的维和指挥机构，其最高长官通常为“秘书长特别代表”或 “助理特别代表”，负责指挥任务区内所有联合国维和人员，包括军事观察团、维和部队、民事机构等。2007年8月，中国国防部维和办公室官员赵京民少将被任命为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部队指挥官，他是首位被联合国任命为维和部队高级指挥官的中国军人。

　　维和：《联合国宪章》中的“六章半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世界各国都在反思如何预防和制止战争。美、苏、英、法等国在筹建联合国、起草《联合国宪章》时，就考虑要建立一支由联合国主导的武装力量来制止战争、维护和平。为此，《联合国宪章》第六章规定了解决争端的和平手段；第七章规定了保证和平的强制手段。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第六章规定的和平调解方法通常不被冲突各方理会，而第七章中规定的强制机制又由于风险较大或大国干预，而难以得到有效贯彻。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介于和平调解与强制手段之间的国际干预行动应运而生。联合国新闻部出版的《蓝盔——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回顾》将这种国际干预行动定义为“由联合国建立的、军事人员参与的、在冲突地区帮助维持或恢复和平的、没有强制力的行动”。由于这种行动模式介于《联合国宪章》第六章与第七章规定之间，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形象地称之为“六章半”行动。

　　不过在冷战期间，由于受到超级大国争霸的影响，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幷不顺利。人们对其的认识理解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1948年6月，第一次中东战争停火。为监督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执行停战协定的情况，联合国成立了“巴勒斯坦停战监督组织”。这是联合国首次向冲突地区派出军事观察员。该组织执行安全理事会所交付的各项任务，其后它还一直延续到监督1949年《全面停战协定》以及观察1967年6月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之后苏伊士运河区和戈兰高地遵守停火的情况。虽然这些维和人员幷非成建制的维和部队，但是在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调查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方面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之后，联合国又陆续向其他冲突地区派驻了军事观察员。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各地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冲突不断。为此，联合国多次派出维和人员，其主要任务是促使殖民政权撤军，帮助殖民地完成独立、统一和自主。其中，1956年11月，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向埃及派出的联合国第一支紧急部队(该部队的目的是保障和监督停止敌对行动的措施，包括使法国、以色列和英国的武装部队从埃及领土撤出，幷在他们撤出之后，担负埃及与以色列部队之间的缓冲任务)，完成了从部署军事观察团到部署维和部队的一次跃进。这一阶段的维和行动日益活跃，幷形成了“中立、同意、自卫”等基本行为准则。

　　但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由于大部分地区冲突深受美苏争霸的影响，超级大国在安理会滥用否决权，导致联合国只增派了一支维和部队，即1978年3月成立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1978年3月15日，以色列以打击巴勒斯坦游击队为借口，首次入侵黎巴嫩，幷占领了黎南部地区。联合国安理会3月19日通过第425号决议，决定向黎南地区派驻4000人的联合国临时部队。当时规定该临时部队的驻扎期为半年。此后，应黎政府的要求以及黎南部地区局势的需要，这支临时部队的驻扎期一再延长。该部队自1978年进驻黎南部地区以来，在维护该地区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到目前为止，已有200多名驻黎维和士兵在执行任务中殉职。目前这支部队仍部署在黎巴嫩南部。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在国际安全领域内的作用日益增强，维和行动的次数迅速增加。自1948年联合国建立第一支 “巴勒斯坦停战监督组织”起，联合国维和行动总共实施了63次，参加行动的军事人员和民事警察来自世界140多个国家，将近100万人。从已实施的63次联合国维和行动来看，冷战时期的40多年里，联合国总共只进行了13次维和行动，平均约四年一次。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数量上看，冷战后进行了50次联合国维和行动，平均每年近四次，其中1988～1995年七年里共组织了24次维和行动，差不多是头40年维和行动次数的两倍；1996～1998年，联合国维和行动就进行了12次，其中1998年一年就有六次维和行动。90年代中后期，联合国在世界各地执行维和行动的人员达八万人。目前，联合国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仍部署着14支维和部队，有维和人员3.7万余人。

　　最早谈到联合国维和，那些曾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一代人是有抵触情绪的。在那场历时三年多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同美国军队、韩国军队进行作战，而且还同包括英国军队、土耳其旅在内的多国部队作战。当时美国打的就是联合国的旗号。在那个年代，联合国是被少数大国完全掌控了的国际组织。

　　50多年过去了，虽然很多人还会对那段历史记忆深刻，但联合国的历史也与整个世界历史一样，不断揭开新的篇章。冷战结束后，两个军事集团严重对立的局面已经结束，世界正朝着多极化发展，从而使联合国在拯救人道主义灾难与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经过50多年的努力，中国也早已摆脱了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使我们有实力也有责任为维护世界和平、拯救苦难的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批评抵制阶段。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蒋介石集团非法占据，我国事实上被排除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体制之外。加上美国操纵联合国维和事务，幷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入侵朝鲜半岛，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给予了强烈谴责。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由于当时少数西方国家仍然对维和行动进行操纵，当时我们对维和行动主要采取 “三不”政策，即不赞成派遣、不承担义务、不参加投票。特别是1973年美国等国企图把所谓“韩国联合国军纪念公墓”等公债项目列入联合国预算，我们给予了坚决批判。

　　区别对待阶段。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逐渐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灵活态度。在 1981年第36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肯定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作用，幷原则支持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维和行动。 1982年，我国开始承担联合国维和行动摊款。1984年，首次全面阐述了我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则立场。1986 年6月，应联合国副秘书长古尔丁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考察组赴中东，实地考察了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为实质参与维和行动进行了初步研究。1988年，我国正式加入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开始参与维和行动问题的审议。

　　个别参与阶段。1990年4月，我国向位于中东地区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维和历史最长的机构)派出了五名军事观察员，这是中国军人首次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建立联合国驻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应联合国秘书长请求，我国向柬埔寨派出了由400人组成的维和工兵大队。这是我国首次派出成建制维和部队。1992年 4月，我国赴柬埔寨维和的官兵满载着对和平的渴望踏上征程。工程兵大队主要担负柬埔寨的和平与重建，以及联合国驻柬特别行动机构的行动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这支工兵部队圆满完成了任务，为柬埔寨人民和平重建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我国进一步参与维和行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扩大参与阶段。进入新世纪以后，联合国维和行动规模与功能不断扩大，面临挑战也不断增多。1997年5月，中国表示原则同意参加联合国“维和待命安排”。1999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派遣维和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2000 年1月，中国首次派遣15名民事警察到东帝汶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立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统一协调和管理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工作。2002年1月，中国正式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一级待命安排机制(一级待命机制规定所派遣人员和装备必须90天内部署完毕；二级为60天；三级为30天)，幷准备在适当时候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工程、医疗、运输等后勤保障分队，可提供一个联合国标准工程营、一个联合国标准医疗分队、两个联合国标准运输连。

　　迄今，中国政府已向东帝汶、刚果(金)、波黑、科索沃、利比里亚、阿富汗、海地和苏丹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维和人员，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中国派出的维和总人数仅次于法国，居第二位。截至2007年12月，中国已先后参加联合国18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9052人次。目前，仍有1789名中国官兵在11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随着我国赴达尔富尔多功能维和工兵分队逐步部署到位，这个数字将达到2000人。

　　根据中国国防部维和办公室2007年11月在中国—东盟维和研讨会上公布的数字，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的地区累计新建、修复道路7300多公里，修筑桥梁200多座，运输总里程410多万公里，排除地雷及各类未爆炸物7600 多枚，接诊病人36000多人次；军事观察员和参谋军官很好地承担了巡逻、观察、监督、联络、调查、协调、组织等工作，为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加快有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2007年8月，中国军官赵京民少将被任命为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部队指挥官。赵京民少将赴任前对记者说，这一任命是联合国对中国17年来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中国军人素质能力的充分认可。

　　赵京民少将曾于1991年9月至1992年6月担任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军事观察员，1996年4月至1997年4月担任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首席联络官。2003年10月以来，他一直担任中国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高级官员。

　　2007年2月1日，胡锦涛主席在访问利比里亚期间，专程看望了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部队的全体官兵，幷为维和部队题词“忠实履行使命，维护世界和平”。他还勉励官兵们要努力做和平的卫士、友谊的使者和现代化建设的标兵。

　　非洲首位女总统、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也高度评价了中国维和官兵的杰出贡献。她指出： “利比里亚人民要拥抱中国维和部队。这里的百姓赞扬中国维和部队为发展利比里亚所做出的贡献。赞扬他们严明的纪律和高效的工作方式。这也提升了中国人的形象，所以他们在这里非常受欢迎。”

　　在中国维和军人向达尔富尔地区展开部署时，联合国副秘书长格诺(维和事务最高官员)指出，“联合国需要纪律严明的部队，中国派出的恰恰是这样的部队；联合国需要专业技术强的部队，中国派出的恰恰是这样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维和行动焕然一新，他们帮助着远方的人民，改善着他们的生活，大大增强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力量”，“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史无前例，任务越来越重，我们需要中国帮助应对这样的挑战，希望中国在未来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成都军区赴黎巴嫩维和工兵分队陈代荣)

　　2006年，以色列与黎巴嫩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我们成都军区赴黎维和工兵营正处于冲突的中心地带。

　　12月13日，我奉命带领排雷连18名官兵到黎南地区一个叫惹不肯的村庄排除一枚航弹。到达村庄后，村民将我们带到一处被以军炸毁的油库旁停下，指着离油库值班室10米处说，航弹就在下面。

　　我仔细勘察了周围地形等情况后，标示了长10米、宽6米的安全范围，开始指挥挖掘机施工。挖到地下5米左右时，下面几乎全部是岩石土壤，根本没有发现航弹的踪影。围观的群众都感到奇怪。到了下午3点钟，已经挖了将近7米，依然没有见到航弹。当地民众都有些泄气，有的人甚至以为是自己搞错了，劝我们不必再挖了。但是未爆航弹等同于定时炸弹，如果不把情况彻底搞清楚，很可能给当地民众留下巨大的安全隐患。经过研究，我们决定第二天继续搜排。围观的民众听说后深受感动，对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当我们到达作业点时，已站满了围观群众。一位老人还为官兵们端来已煮好的咖啡。由于地质坚硬，加之机械不能过分用力，挖掘进度相当缓慢。挖到地下12米时，我们终于发现了炮弹尾部。在场所有人员紧张的脸一下子轻松下来。这时已是下午4点了，我们标示好警戒范围，决定第三天再来。

　　第三天围观的群众更多。当挖到约15米深时，弹体已露出三分之二。我用工兵锹慢慢刨掉泥土，认真检查航弹，在确认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指挥吊车将炮弹吊起，装上运输车幷固定好，运到两公里外的山谷销毁。

　　我们离开村庄时，村边公路旁站满了脸上充满喜悦的群众。他们强烈要求与排爆人员合影留念，幷不停地竖起大拇指，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说：“中国军人，好！”

　　仅过了两天，当我们执行任务刚刚归来，正准备歇口气儿吃晚饭时，当地村民又赶来求助，称房屋上有一枚哑弹。

　　时间不等人，我们立即出发。到达现场时，官兵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一枚带着引信、重约230公斤的未爆航弹斜插在楼房上。楼房因承载过重摇摇欲坠，如果稍微处置不当，航弹随时都有可能坠落和爆炸。

　　几名战士主动请缨要上去先检查一下。我拦住了他们，亲自上前检查后，才让工程车用钢丝绳将其固定好往上拉。但航弹卡得太紧，钢丝绳拉断了，航弹却纹丝不动。由于航弹周围废墟空间狭小，实施挖掘随时可能触碰到引信，我只好一个人拿着十字镐一点一点地轻轻敲打。不足半立方米的废墟清理，整整清理了两个多小时，才终于将航弹取出移至安全地带幷销毁。

　　根据经验，我们判断周围很可能还存在弹患。战友们不顾疲劳和饥饿，主动对房屋内外进行全面搜排，很快又搜出六枚未爆炸弹。

　　看见我们大汗淋漓地工作着，食物短缺的当地村民自发地拿来了在战火中珍藏的水果、饮料以及薄饼等食物慰问官兵，幷一再邀请我们到家中做客。在场的一名长老更是伸出大拇指激动地说：“中国，好！中国，好！”(文字整理：郭治武李峰)


　　爱洒利比里亚

　　(北京军区赴利比里亚维和医疗分队白妙春)

　　利比里亚位于非洲西部，西南濒临大西洋，面积仅有11.1万平方公里。我们维和二级医院坐落在利比里亚的绥德鲁市。这个国家在经历了长达14年的战乱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不仅经济倒退，而且疫病流行，加上湿热多雨的气候和不安定的社会环境，生活条件相当恶劣。

　　根据联合国有关规定，维和医院没有义务为当地居民看病。但是我们经常到周围村庄义诊，幷为找上门寻求帮助的百姓提供服务。

　　8月15日上午，我们接诊了地方医院转来的一名孕妇，由于失血过多，孕妇已处于休克状态，命悬一线。转诊信上写着该孕妇怀孕8个月，胎儿已死月余。

　　该孕妇本来不属于我们的救治范围，幷且我们也没有妇产科医生和专用仪器设备。但是，如果我们把病人推出去，明摆着孕妇只有死路一条。孙天胜院长没有片刻犹豫：孕妇生命要紧，马上准备抢救！

　　急救室内开始忙碌起来，心电图监护、紧急止血、输液……

　　抢救过程中，我们突然发现胎儿仍然存活。抢救小组立即拨通了国内总医院优生优育中心温主任的电话，请求技术支持。温主任听完情况介绍后，建议做好剖宫产手术准备，幷介绍了手术步骤和注意事项。

　　化验结果显示，病人血色素下降，有活动性出血，如不尽快输血，孕妇可能有生命危险。在没有血源的条件下，经检验配型，我们把病人家属提供的450ml血缓缓地输进病人的血管。

　　对症治疗四小时，病人病情稳定下来。入院六小时，产妇出现宫缩。在医护人员协助下，孕妇顺利分娩，产下2.5 公斤健康男婴，母子平安。

　　得到这个喜讯，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这对母子感到由衷的高兴。当我们把这对母子送回当地医院时，该院所有医护人员夹道欢迎。很快，中国二级医院成功抢救母子的消息在当地传为美谈。为表达对中国二级医院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母亲为孩子起名“利华”。

　　除了为政府和到医院就诊的百姓服务，我们还经常走出去，为当地百姓义诊，送医送药。临回国前半个多月，我们第三次来到了甘柏村进行义诊。

　　在这里，有病的得到了诊治，没病的也得到了清凉油、风油精等常用防护药品。临走时，我们还为孩子们发放了本、笔等学习用品。

　　当我们正在收拾东西装车准备返回时，忽然看到走来了一群打扮怪异的村民，他们的脸上、身上涂满了白色的花纹，有的戴着富有非洲特色的面具。随着简陋的乐器奏响的富有节奏的音乐，村民开始为我们表演舞蹈。不论是老人、孩子，还是年轻的姑娘，表演得都非常卖力，也很投入。他们摇摆着黝黑的身躯，脸上洋溢着欢乐，目光中充满了喜悦。虽然我不懂舞蹈，却从他们的表演中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和热情，感受到了他们发自内心深处的那种饱含了满足感的幸福与感激之情。(文字整理：郭治武李峰)

　　友谊之路

　　(北京军区赴利比里亚维和工兵分队李春堂)

　　位于托镇至科特迪瓦边境10.3公里的道路，是联系利比里亚与科特迪瓦两国边境的重要陆路口岸，对促进两国经济贸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埃塞俄比亚维和部队边境执勤的主要通道。

　　由于这条道路幷不在中国工兵任务范畴之内，长期无人维护，道路损坏非常严重，已无法通行。2006年6月20 日，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团)四战区司令朱热准将亲自致电给我，请求中国工兵能够派兵修复这条道路。当时，联利团为帮助新选政府稳定局势，正极力推动利比里亚国家和平重建，在这种大趋势下，我们迅速组织了对该条道路的维护施工。

　　26日傍晚，当施工分队正准备收工的时候，埃塞俄比亚维和部队第十营营长阿贝特中校及副营长特泽拉少校，找到我说，科特迪瓦边境哨位上，有一名士兵得了重病，急需运送治疗。

　　我与分队的其他领导进行研究后，马上通知施工分队连夜组织施工，在八个小时内开通了道路，为挽救友军士兵的生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此后，我们针对利科边境大型货物车辆较多的情况，加宽了路基，拓展了道路视线，使道路更加有利于利科两国边贸往来。道路开通后短短一个月，托镇由原来的“照明点油”，发展成为有了七盏电灯……

　　2007年2月1日，胡锦涛主席访问利比里亚期间，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高度评价了中国维和部队为利比里亚战后重建所做出的杰出贡献。4月12日，她亲临中国维和工兵分队营区慰问，幷欣然题词：“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十分感谢和赞赏中国工兵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我们与中国工兵分队心心相连，利比里亚永远是你们的家。”(文字整理：郭治武李峰)

　　徐志达

　　出国维和，一个常人不愿意提及的话题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死亡。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维和人员在出国前必须写好遗书。

　　与死神搏斗半个月

　　第一次带队去东帝汶(2000年)，我第一个与死神搏斗了半个月。当时，可能是过于劳累，精神又处于紧张状态，加上水土不服，到达任务区不到一个月，我就染上了当时任务区最危险的疾病——登革热。因为这种病无药可救，只能靠自己的免疫力战胜它。最初几天的高烧是非常危险的，体温持续在40度左右。在联合国的卫生所，医生给我服用了号称全球最好的退烧药，但一个小时过去了，温度计仍然定格在40度。那位孟加拉国医生很有经验，马上让护士帮我脱去衣服，用湿毛巾帮我擦拭身体，进行物理降温。这个办法果然有效，15分钟后，我就昏沉沉地睡着了。这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已经同死神搏斗了超过24小时，精疲力竭。当时部领导听说此事后，对我非常关心，征询我的意见，是否回国治疗。我在非常糊涂的状态下做出了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是无药可治，在哪里都一样！哪能刚刚出国，就失去了领队！我当时也正是血气方刚，我坚定地认为，没有我战胜不了的困难，死神也一样，它奈何不了我！不管温度多高，我坚持吃饭、喝水，然后就闭上眼睛，坦然地去体味那种痛苦。几天后，四肢皮下出现紫色的血点，我确信我就要胜利了。因为如果这种血点出现在内脏上，那就必死无疑；出现在四肢上，说明热毒在向外散发。果然，经过一周的低烧，我艰难地闯过了鬼门关。尔后，又有几名中国同事得过此病，都相继痊愈。

　　让人虚惊一场的报告

　　在东帝汶时，最让我铭心刻骨的是有一次接到报告：一位分配到任务区最艰苦的警察局欧苦西飞地的中国民警失踪了。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通知：两位联合国民警在欧苦西游泳时失踪，一位是马来西亚民警，一位是中国民警。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几分钟后，我才回过神来，联系直升飞机，准备马上赶往出事地区。

　　一小时后，我又接到后续报告，中国民警找到了，安然无恙！这是那一年中我所接到的最令我高兴的消息。

　　事后了解，危险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天，一批联合国警察(其中有中国两人)乘坐澳大利亚海军军舰外出执行任务，经过一个岛屿时，他们决定上岛检查是否有非法移民。但他们幷不熟悉该岛情况，贸然采取了这次行动。据当地渔民讲，那个岛屿是有名的死亡之岛。当军舰距离岛屿还有不到50米的距离时，可能由于深度原因，军舰无法靠岸，指挥员贸然决定一起泅渡上岸。海军战士与大批警察纷纷脱衣跳了下去。没游多远，大家发现不对了：表面平静，清晰见底的海水，下面是汹涌的暗流。海军官兵受过类似训练，告诉大家不要慌张，要像鱼一样摆动着游。这一着果然奏效，多数人有惊无险，安全游向岸边。但一位马来西亚民警与一位中国民警动作稍慢，等他们入水时，第一批人员已经游出很远了。当他们感觉到暗流后，心里自然就慌了。马来西亚的民警挣扎了没有多久，就被冲进了浩瀚的太平洋。而我们中国的民警陈金宝同志临危不乱，奋勇向岸边游去。终于在被冲到岛屿尾部时游到了岸上。由于他被冲出去的距离较远，同事们一时找不到他，就向司令部报告了失踪的情况。几十分钟后，他终于同大家汇合了。可贵的是，经过那样的生死考验，陈金宝同志的精神状态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仍然自动要求在那个最危险、最贫困的地区坚持工作，一直到结束任务回国。

　　最危险的不是明火执仗的武装分子

　　今年上半年，在科索沃任务区，一辆维和民警的警车下，被不明身份的人安放了炸弹，一名民警被当场炸死。血淋淋的照片被传到世界各地，全球骇然。时隔不久，一位警察的车轮下，又被安放了反坦克地雷，所幸该民警机智老练，上车前先对整个车辆周围进行了检查，发现可疑，立刻通知工兵部门，及时将地雷排除，否则，定是车毁人亡。一时间，各任务区人心惶惶。

　　但出人意料的是，根据联合国公布的统计数字，在任务区，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各种明火执仗的武装分子，而是各种疾病与交通事故等。以东帝汶任务区为例，维和部队在丛林中与民兵作战伤亡的人员有十几人，但死于各种传染疾病的却达几十人之多。不久前，中国驻东帝汶武官也因患热带病不幸去世。

　　在非洲，各种传染病更是名目繁多，应有尽有。在利比里亚任务区，两年多的时间内，已经有60人死于各种热带疾病。在执行维和任务的一年中，我们深受其害。作为警队队长，我几乎是不断地处在煎熬之中。25个中国队员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得过热带传染病，不断有人被送往医院治疗。一位来自武警学院的民警，三个月内两次发疟疾，持续高烧40度左右。这位强壮的蒙族汉子，在医院输液的过程中，曾一度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所幸的是，在利比里亚，我们有一个中国维和部队的二级医院，另外，我们的工兵和运输分队也都有医务室。别看只是二级医院和医务室，那里的中国军医却个个是从国内选派的高手，既有博士也有专家。就连级别较高的约旦三级医院，有时也要请他们前去会诊或做手术。因此，我们的民警一旦生病，首选的是中国医院。

　　有一次，一位在外县(距首都不远)工作的中国民警，突然发高烧，从症状上看，大家都怀疑是疟疾。但中国运输队的医生却从大腿内侧的红肿部位诊断出，他是被毒蜘蛛咬伤，严重中毒，幷马上对他进行输液解毒。由于诊断正确，抢救及时，终于使我们的民警转危为安。据医生说，如果再耽误几个小时，我们的民警就非常危险了。在非洲，带有剧毒的动物、昆虫非常之多。这里不但有眼镜蛇、毒蜥蜴等大型剧毒爬行动物，毒蝎子、毒蜘蛛等昆虫也名目繁多。有时，即使被一只小小的蚂蚁叮咬，也能导致发烧。在条件艰苦的外县工作，被毒昆虫叮咬的事情经常发生。

　　我们的一位民警在不知不觉中被什么昆虫叮咬，胳膊上立刻出现大片青肿，幷迅速扩散，症状十分恐怖。他被紧急送往中国医院，医生迅速采取措施，才将伤情控制住。几个月后，皮肤的颜色还没有完全改变。

　　死亡离我们如此之近

　　刚刚到达利比里亚任务区后不久，大家发现这里的生活、居住条件比想像的要好些，精神上有些过于乐观了。但没过多久，一位乌克兰警察因患疟疾不治去世。我同宿舍的几位民警情绪都一落千丈。大家真切地感受到，死亡原来离我们是如此之近。

　　有一次，我意外地见到了中国外交部的一位朋友，他是到利比里亚参加维和的一位民事人员。见面时，他满脸憔悴。原来，他的一位英国同事也刚刚因疟疾去世了，此人曾在东帝汶参加维和，认识许多中国人。讲到昔日战友，这位外交部的朋友仍然满怀悲伤。

　　我常告诫大家，要经常喷药灭蚊，注意防范疟疾；同时，一有症状，马上吃药。因为治疗疟疾最怕的是耽搁时机，等疟原虫大量繁殖之后，再进行治疗就来不及了。

　　但在非洲防蚊子，谈何容易！在家里可以，在办公室也凑合，可到外面或居民家里调查案件时怎么防？有一次，我去村子里走访一个证人，等我做好笔录，身上已经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大包。回来之后，我腹痛难忍，幷有些发烧，据说这也是疟疾的症状。我不敢轻视，马上按要求大剂量服用青蒿素(抗疟疾药)。但它的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两肾酸疼，坐卧不宁；浑身困乏无力，反应迟钝。没办法，要保命，就得坚持服用下去。这个任务区已有l000多联合国人员患疟疾。疟疾是非洲的一个残酷杀手，谁都拿它没办法。而且虐疾的潜伏期很长，离开任务区，有时几个月后还会发作。

　　长期同疟疾的斗争，我们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甚至达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我有个战友小纪，到欧洲去旅行，按规定携带了所有必备药品。到了欧洲的第一天，感觉非常疲劳，随便拿出体温计塞到腋下。五分钟后，一看体温计，把他吓了一跳：39度半！赶紧找出青蒿素狂吃。吃完后感觉自己幷不发冷或发热，使劲甩甩体温计，再试，36度半！猛然想起，这个老式水银体温计是前几天一个发疟疾民警刚刚用过的，上面的温度没有复原，自己白白吃了一大堆青蒿素！

　　另外，在非洲工作，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就是艾滋病。在利比里亚，成年人的艾滋病毒携带率在25%以上(这在非洲幷不算高)。艾滋病的一个传播渠道是血液，而警察是很难回避流血的。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你也不知道谁有艾滋病毒，一不小心，就会受到威胁。我们有个中国民警，买了几条鱼让当地保安帮助收拾。当他把收拾好的鱼放进冰箱里的时候，他的手不小心被鱼翅划破。这位细心的民警立刻到院子里找到了保安，发现保安的手也曾在收拾鱼时被划破，这位民警马上带他到医院进行艾滋病检测，发现那位保安确实是个艾滋病毒携带者！这样，他就存在通过血液被传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后来，虽然中国医疗专家告诉他这种情况传染的可能性很小，但这位民警还是非常紧张。

　　值得自豪的是，在利比里亚任务区，虽然我们的民警经常生病、发烧，但由于我们组织治疗及时，关心照顾细心，都一一化险为夷，安然康复。

　　摘自作者《我代表中国维和》一书，有删改，题目、小标题为本刊所加。（来源：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