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史觀的困境 從蔣孝嚴「去中華民國化」說起
■ 陳儀深
最近在一場學術研討會上,聽到幾位近代中國史的專家,針對「民國史的框架」提出「再思考」,其中認為一九一二─一九二八年北洋政府時代是第一共和,一九二八─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南京政府時代是第二共和,至此並無問題,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到底是第二共和的延續或是第三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如何排出去或如何納進來,就令人「聽到霧煞煞」了。
如果以國民黨政府作主體,那麼把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看作一九二八年第二共和的延續猶有可說,甚至可以談到孫中山的六年訓政然後還政於民的理論,在台灣則是六十年後即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可見民主化的艱辛云云。問題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明明是兩個不相統屬的政治體系,早期互相否定到近期單方否定,而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名實相副,一九四九年以後成為流亡政府,對於台灣澎湖並不當然擁有領土主權。有一種善意的解釋認為,一九五二年日華和約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從日本取得台澎主權,作為全新的開始,它相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新生國家,可惜直到今天為止,中國國民黨並不接受這種理論,國民黨對中華民國的堅持其實只是為了反台獨,就像它今天推「返聯」只是為了卡住「入聯」一樣。
最鮮活的例證,是蔣孝嚴最近出版的自傳,在「中國版」的部分完全「去中華民國化」,不敢稱蔣經國為「總統」,連自己的「外交部長」官銜也無法出現。本來根據歷史學者所說海峽兩岸對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四大人物的評價分別是「雙負」、「雙正」、「一負一正」、「一正一負」,如今則蔣介石的部分已出現弔詭,就是台灣方面由正轉負,中國方面由負轉正─因為蔣介石畢竟是中國的,它從五○年代台海危機就對「防阻台獨」做出貢獻,他在一九七一年寧可被逐出聯合國也要維持主權的「完整」。
這幾年,台灣社會努力找尋自己的身世,擺脫國民黨史觀的束縛,指出開羅宣言的無效性以及舊金山和約所造成的地位未定狀態,面對此一潮流,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者豈可以武斷地說:「冷戰時期的產物不予承認」、「不合法不等於不(能)存在」?藍色政治人物對中華民國的堅持如果「攏是假」猶可理解,標榜客觀中立、不談政治的著名學者,實在應該參照國際法和政治學的原理,老實回答中華民國和台澎的關係是甚麼?一個失去中國的中華民國是如何的存在?否則,恐怕「民國史的框架」會談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