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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为桂花那家烧饼店地处密西西比河的东岸，其实它是在西岸。隔河相望，长河对岸就是衣阿华州。据说这个州的州名完全是出自印第安语的发音，而它实际上的意思是“美丽的家园”。
我在一条叫做泰隆的小街下了车。清风里竖着一根仰天哀叹的大烟囱。失去了船歌，长河两岸只剩下那些红砖砌就的断墙残瓦还在为你唱着过去的繁华。十一点了，阳光静静地照着“桂花烧饼店”。可它竟是那么小，小得只有那些断墙残瓦的五分之一。
我差不多是和一个领着两个孩子的老太太一起走进店堂的。那是一男一女两个学龄前的孩子。刚一进门，他们就带着火车般的时速，向着那块巨大的菜单牌飞跑过去。尤其是跑在前面的那个竖着满头金发的男孩，与其说他是在奔跑，倒不如说那是一小截玉米在翻滚，就是在超市冰冻柜里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切成小段的甜玉米。
顺着孩子们的跑向，只见店堂深处，从展示性的玻璃厨房里迎来一个瘦小灵活的女人，戴着白色围裙，身穿一件浅红翻领衫。她满面笑容地抱起那男孩，同时又跟
她多半就是唐桂花。我在心里说。
我默默地望着他们。因为谁也没有看见我，所以，迎接我的，是店堂里那一大片汹涌的白色。白的墙，白的塑料地，白的天花板，白的窗框，白的百叶帘子，白的灯光。我一时很难说出它们属于哪一种白，也许是尼姑庵里无边的清冷，或者是旷野上飘荡的寂寞，不然就是坟墓里死一般的悼念。或许这白也不意味着什么吧。我想，或许它不过是一点沉淀过的静色。然而，白色积攒得多了，就把店堂积成了一幅画。倘若这白色是画家最后涂上的色彩，那么，在选择白色之前，他曾经还用过哪些别样的色彩呢？我倒是宁可看见满墙飞舞的金龙霞凤，或者是一排排常常让我只会皱眉的字画。因为在这恍惚不定的晨光里，我实在不想被一种静静的白色所包围。对一家烧饼店来说，这未免太孤寂，也太不合常理了。
玻璃厨房里热闹了起来。我从我所站的地方，由一个三十度的斜角看过去，桂花举着她的手，仿佛天女散花似的，往面团上撒着面粉。天啊！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啊！再没有比这更粗糙的手了！我肯定在哪儿见过这样的手。后来我想起来，是在《进餐马铃薯的人们》那幅画里。是的，正是在那幅画里，那些畸形的骨头，暴着蚯蚓般青筋的手。我甚至可以闻到那血管里所散出的苦味！用丑陋这个词汇来描绘一个年轻女人的手，我对自己说，这太无情了。
那么，桂花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她来美国是为了一个真假难分的梦吗？也许当她踏上这块风水宝地，兜里所揣着的钱也未必会比一百多年前因为土豆歉收而不得不蹬上轮船的爱尔兰人多吧。无情的岁月在她的眉宇间刻下了一道与金钱冲撞过后所生出的恐惧。所幸的是这道金钱筑就的屏障并没使她对生活感到无望，她看上去并不像听天由命的模样。
很快，六个用锡纸包着的烧饼被放在了便当盒里，另有四个递到了孩子们的手里。他们兴高采烈地吃着。
在那扇具有东北特征的双门边上，桂花用她那丑陋的左手扶着门框，一面跟老太太低声说着话，一面伸出右手，温柔地理着那男孩一头七歪八倒的金发。五根手指那么缓慢，那么温柔，就像越过了大地的终端，重新回到它的起点。一个从未生养过孩子的女人，那么悉心地理着别人家孩子的头发，这是出自一种不可抗拒的母性吗？对一个才二十五岁的年轻女人说来，既然那么喜欢孩子，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呢？
“真不好意思，”正当我为了这疑问徘徊在一种感觉边缘时，我听到一个轻柔的声音，“让您久等了。”
“哦，”我不是来买烧饼的，我对着我的询访人笑了笑，随后递上我的名片说，“我是朱向才的辩护律师。我有些事想问问你。”
“什么！”她脸上那一对小水瓢似的眼睛惊惶地望着我。“原来你是律师。”她说，“我跟朱向才早断了，他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知道你跟他早不来往了。我来找你，是想证实一下他是不是性无能？”我的经验使我能坚持问下去，并且尽量显得礼貌些。
“是的。”她很不情愿地说，“他是性无能。”继而又强调了一遍，“我跟他早断了，他的事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那么，”我仍然笑着，“朱向才是不是得罪过谁？”
“他确实得罪过不少人。你譬如吴胖，就是吴小庞，他就很恨朱向才。因为朱向才多次在老板娘面前说他偷卖店里的食品。”
“朱向才这人脾气怎么样？”
“这人脾气不好也不坏，”桂花看着我认真地说，“吴胖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吃软饭！”
“什么？！”我不能不笑起来，好奇地问道，“是不是因为他勾引了宏运的老板娘陈阿喜，你们就觉得他爱吃软饭了？”
“那倒不是。”她说着，用胳膊肘子撑着桌面，又把鞋子脱下来，整了整里面的鞋垫，自己也笑了。“其实他和老板娘说起来应该叫相互勾引吧。”
“那么陈老板是不是得罪过谁？”
“当老板总要得罪人的。在宏运谁都知道，陈老板只要一生气，就没了命地甩他那个猪臊包。”
“你说他甩什么？什么叫猪臊包？”我没想到我的询访人会那么有趣。
“猪臊包，”她见桌上有一杯水，就用食指沾了沾那水，在桌上画下一个屁股瓣似的圆状说，“就是吊在公猪屁股上的一块肥肉。陈老板的下巴上就吊着个这玩意……”
“哈哈！”我大笑起来。
看见我笑，桂花故意绷着脸又说，“真的，骗你是小狗。老板娘跟他刚好相反，瘦得叮当响，浑身上下啥货也没有，光装了一肚子坏水。我进宏运打工的头一天就发现她和大厨张师傅有勾当。”
“哦？她不仅跟朱向才偷情，还跟大厨张占奎偷情？”
“她跟谁都偷，”她笑着，“还好诬陷人呢！老说我跟陈老板有事！把我气得呀，就是因为陈老板和我是老乡，让我进店去洗碗，她就在那吃醋了。”
接着，桂花跟我说起了她的家乡，一个紧挨着黑龙江的小山村。我曾经陪父母从东北呼玛县的三合村乘坐一条蒸汽游船逆水而上到过漠河。那一带森林茂密，村庄多是隐在绵绵青山下，谈不上秀丽，但见山气浑然。桂花生着鹅蛋脸，小鼻子小眼，虽然谈不上漂亮，又常常露着黯然的愁色，但那山魂树韵的灵气却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很自然地就谈起了她家乡的土产——东北木耳。
“你说木耳非得冒着大雨才能进山去采？”我问道。
“对。因为木耳一干你就摘不了了。”
“你们总是骑马吗？”
“对。上山非骑马不行。”
“你说你干爹爱嚼松胶。松胶和松脂有区别吗？”
“我们那儿管松脂叫松明子，是用来点灯的。松胶是鄂伦春人嚼着玩的，有点像这儿的口香糖。不过那东西不甜，还有股很强的松油味。”
“你也嚼松胶吗？”
“我不嚼那玩意儿。”她笑了，“我干爹爱嚼。”
我和桂花说着话，并不知道她是因为偷渡的关系，才那么害怕我提到朱向才的案子。她认定我会为此找她的麻烦。对于当初她没有到法庭上去作证，我也同样猜错了，我以为那是因为她英文不好。其实当时她是故意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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