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第一位新闻司长：龚澎（女） （历史摘录）

     
                 龚澎,外交女杰。逝世时，年不足56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一室。
                 被安放在这里的女性，仅有她和前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女士两人。目前没有达
                到部长级别而能享此哀荣的，也只有她与铁人王进喜。

在中国外交史上，有一批风华卓越的外交家，周恩来、陈毅、王炳南、姬鹏飞、乔冠华、章汉夫、章文晋，黄华、黄镇，韩念龙，也有过一批闻名中外的女外交官和夫人。最为出名的就是龚普生和龚澎一对“姐妹花”。龚澎就是乔冠华的原夫人，她是新中国的第一位新闻司长。

五六十年代，外交部有“二章一乔”才子之说。“二章”指章汉夫、章文晋，两人都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一乔”指乔冠华，任过四人帮时期的外长。

章汉夫的妻子是龚普生，乔冠华的妻子是龚澎，她俩是亲姐妹，安徽合肥人，不仅是燕大的一对姊妹花，也是中国外交界的一对姊妹花。

龚普生1913年生于上海，龚澎1914年10月10日生于日本横滨，取名庆生，后来改名维航，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改名龚澎。龚澎曾是周恩来的秘书和英语译员，在外交部当了14年的司长，是外交部建部44年来任期最长的司长。当年在诸如《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驻华记者眼中，龚澎是“寰球新闻界最出类拔萃的妇女”，是外交才女，更是外交奇女。

龚普生龚澎姐妹的父亲龚振鹏，字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籍的著名人物。1911年11月4日，时任清军第十三协二十五标掌旗官的龚振鹏曾率部在江苏清江（今淮安）发动“清江之役”，响应武昌起义。南京光复后，他任革命党人范鸿仙组建的“铁血军”参谋长，在讨伐袁世凯及倪嗣冲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次革命失败后遭袁世凯通缉，带着夫人及刚满月的长女普生流亡日本。1932年淞沪抗战开始后，龚振鹏积极支持并参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人，思想上开始由反蒋向同情、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治主张方面转化。


未名湖畔临湖轩初露头角

由于受到父亲进步思想的影响，长大后姐妹俩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

1928年，14岁的龚澎和姐姐龚普生一道进了上海著名的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就读。1933年夏，龚澎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与韩素音为校友，与美国记者斯诺夫妇交往密切。为了抗议日本策动的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中共北方局于1935年12月9日领导北平大、中学校数千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龚氏姐妹俩同在燕京大学读书。22岁的龚普生是燕大学生自治会副主席，21岁的龚澎是燕大学生自治会的执行委员兼财务部长。那时候燕京大学外国人多，适合对外联络舆论工作。燕大学生准备继续举行“一二·一六”大游行。为扩大影响，制造舆论，著名记者斯诺建议，应该在游行之前于临湖轩举行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

1935年12月12日，龚氏姐妹在未名湖前的临湖轩，主持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到会的10多个外国记者中，除斯诺夫妇外，还有当时很有影响的合众国际社记者鲍威尔、《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弗兰克·斯马瑟斯，《华北明星报》（天津）、《亚细亚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上海）和《大学》杂志记者等。学生召集的记者招待会，尤其是龚氏姐妹伶俐的口才、泼辣的作风，给到会的“老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关“一二·九”当天情况的真相、学生们对时局的看法和要求，通过龚氏姐妹的介绍，迅速传到全国，传往世界。可以说，这是龚氏姐妹在外交上崭露才华的开端。尽管和龚澎后来在中国外交部、在日内瓦主持的外国记者招待会相比，这次发布会的规模可谓不足道哉。但是，这是龚澎有生以来“第一次”走上新闻发言人的讲台。没有人想到若干年后，这个小女子会成为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位新闻司司长。


姐姐龚普生的外交生涯

1937年抗战爆发后，龚普生受党派遣在国统区和国外从事统战和宣传工作。1941年到1944年，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于1942年获得硕士学位。

1944年春，龚普生学成回国。1945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联合国酝酿成立。中国是联合国发起国之一，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开幕。中国首席代表是宋子文，龚普生的丈夫章汉夫是董必武代表的秘书。不久，龚普生也来到联合国，担任秘书处的研究员。在联合国初创的3年中，她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1948年回国后，龚普生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 从解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龚普生一直在外交部工作，任国际条法司的副司长、司长。

1950年，新中国外交工作刚刚起步。当时，美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并武装侵略朝鲜。12月23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中国已组成代表团将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的控诉武装侵略台湾的会议”。不日，中国代表团出现在安理会讲坛上。代表团的大使级特别代表是外语系毕业的伍修权将军，顾问是乔冠华、龚普生。时年伍修权44岁，而乔和龚均37岁。

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龚普生致力国际条约和法律的研究，致力于涉外法律、法规的制订。“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国际条法的研究工作，直到1977年龚普生才重回国际条约司里担任顾问。

1979年至1983年，她出使爱尔兰，成为我国第二位驻外女大使。她还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中国联合国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重庆新闻发布员

而妹妹龚澎也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和姐姐一样在解放后成为共和国的外交官。1936年，龚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辗转奔赴延安，入成方吾为校长的陕北公学。后又转到洛甫（张闻天）任院长的马列学院。1938年底，她被分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当秘书。在太行山区生活了两年，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又于1940年来到山城重庆，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工作，担任周恩来的翻译兼秘书。自此，她受周恩来言传身教达30年之久。

1938年冬，朱总司令告诉大家：即将有一位在德国留学八年的人来八路军秘书处工作。他名叫刘文华，在柏林科技大学学水利工程专业，精通文学，写出的文章极有文采，他1936年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除夕，秘书处的人在一个老乡家里筹备节日活动，刘文华和龚澎第一次认识。刘文华书生气，聪慧之余不乏质朴，清秀之中透露着英武。文华少年时代也曾在大城市的教会学校读书，他的弟妹都是龚澎在燕京大学时的同学。类似的出身和经历使他俩很快由相识、相知到相爱了。后来龚澎谈起这段感情时曾自豪地说：“我爱他的才，更爱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1940年8月1日，他俩结婚了，树上刻下了两人的姓名和这个喜庆的日期。1940年8月30日，龚澎接到了调往重庆工作的命令。朱总司令对她说：中组部可能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可向组织上反映一下，让你暂时留在总部工作。”龚澎谢绝了总司令的好意，坚决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令人痛惜的是，龚澎和刘文华的生离竟成了他们的死别！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得知龚刘新婚离别的情况后，曾一再向北方局调刘文华来重庆工作，可事业有成的刘文华却身患疾病并日益严重，由于缺医少药，导致了他英年早逝。临终前，他在遗书中表达了对党的信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及对妻子的思念之情。组织上暂时隐瞒了刘文华病逝的消息，因为龚澎也正在病中。待她病体初愈，周恩来才把实情告诉了她。

龚澎奉党中央之命到重庆后，被分配到南方局的外事组，组长是王炳南，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当过中共驻重庆代表秘书等职。但是她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就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招待所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

当时，欧美记者云集重庆。龚澎发布新闻消息，向这些记者介绍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区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很多记者很清楚龚澎作为共产党人自然是为共产党讲话的，龚澎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但是龚澎的话得到了时间的验证，因而受到外国记者的欢迎。对一些受蒙蔽蛊惑的外国记者，龚澎极为冷静，不卑不亢，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耐心说服。龚澎所作的一切，很自然地赢得了记者们的敬重、钦佩。

1943年11月龚澎再次结婚，丈夫就是曾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当时公开身份是《群众》周刊主编和《新华日报》编委，在党内则属于南方局外事组成员的乔冠华。周恩来为这对伉俪在曾家岩五十三号三楼安排了一个房间。他们的新房里经常高朋满座：夏衍、胡绳、吴祖光、徐迟、张友渔、杨刚、马思聪等都是常客，还有外国使节也常来光顾。

1944年，龚澎在重庆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乔宗淮。由于龚澎的工作任务繁忙，孩子满月后，就请“周公馆”里的同志们照顾，而龚澎有时要忙到深夜才回到小孩身边。

1945年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9月16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三个美国士兵，还同他们合影留念。当时龚澎是毛的翻译。9月29日，龚乔伉俪负责安排毛泽东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共进午餐，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由于国民党无诚意和谈陷入僵局。龚澎被中共南方局外交事务委员会调往驻上海的新闻处任负责人。她在上海除了照常与中外记者联络、召开记者招待会、代表中共发布新闻外，还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力量出版了《新华周刊》——中共创办的第一份英文版刊物，该刊由乔冠华任主编，龚澎为发行人。1946年8月，内战迫在眉睫，龚澎伉俪转移到香港。龚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委员、外事组副组长；乔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任社长，并创办了《群众》周刊香港版。龚澎化名钟威洛主编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1949年9月，龚乔伉俪奉命北上，以新闻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召集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的女新闻发言人

新中国外交部建部后，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长和对外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乔冠华任对外政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亚洲司司长，龚澎任情报司（后改为新闻司）司长，她的姐姐龚普生任国际司副司长。龚澎不仅是外交部的第一位女司长，而且在情报司/新闻司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四年，直到她１９６３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这在外交部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

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和黄华一起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周恩来亲自提名，龚澎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20年中，龚澎多次以新闻司长、部长助理身份随周恩来、陈毅出访，足迹遍及亚非欧。


都是周恩来重庆南方局的人

抗战开始，周恩来在重庆的南方局聚集了一大批热血精英，其中包括二章一乔，和后来他们各自的爱人：龚普生、张颖和龚澎。龚澎当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张颖当周恩来的文化秘书，龚普生后来被周恩来派到美国，她在那里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女儿交上了朋友。那里的人普遍认为龚澎、乔冠华是才女才子，天生一对。可他们俩谁也不愿先开口提这事。

一天，周恩来急了：“唉，你们到底准备拖到什么时候？”乔冠华局促地拍口袋摸烟。一看周恩来桌上放了一块“请勿吸烟”的小牌子，把掏烟的手垂了下来。龚澎看在眼里，对周恩来说：“我从小说里看的，人家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你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呵，你看龚澎连你抽烟都不反对，你还有啥子说的？”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起来拿着禁烟的小牌子，哈哈大笑：“我这里是禁烟不禁婚呀，你们商量个时间。”

1942年，经冯亦代、安娜夫妇介绍，龚澎和乔冠华结为伉俪。婚后，周恩来邓颖超曾把重庆曾家岩50号南方局代表团住所楼上自己的卧室让给他们夫妇住。乔冠华才气横溢，每每语惊四座；龚澎活泼近人主意多。可说是周恩来的一对爱将。

解放后，龚澎成了外交部第一个女司长，以后又担任了部长助理，兼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龚澎经常随同周恩来、陈毅出访，并参加国际会议，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外交方面的得力助手。在出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龚澎往往又兼新闻发言人，她敏捷、伶俐而不失庄重的发言频频赢得欧、亚、非被访问国主人和国际会议代表们热烈的掌声。龚澎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3年龚澎升任陈毅部长的部长助理，再前进一步就是副部长了，同仁们一致认为她是最理想的副部长人选。一场厄运降临了，文革中，部长陈毅、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多次被批判、揪斗乃至游街示众，龚澎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三反分子”。一天，造反派闯进她的家，对她嫉妒侮辱和摧残。 

文革中龚澎被“解放”时，健康状况已极度恶化。1967年，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周恩来在外交部开会。他面孔威严，环顾四周，突然放开嗓子喊：“龚澎，你不要躲在角落那里！往前头来坐下，你不是走资派，怕什么？听说你的家被抄了，拿走了所有的记录本，有这事吗？”龚澎那么坚强的人，听了这话，眼圈一下就红了。周恩来继续说：“谁抄走的，立刻全部交出来！” 
 
1970年初春，龚澎在洗澡间摔倒了。诊断结果是大脑内动脉瘤破裂。周总理要求医院组织最好的医疗小组，对龚澎实行二十四小时监护。但总理的关心和爱护未能挽救杰出的女外交家龚澎的生命。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一则讣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

这位外交女杰逝世时，时年不足56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一室。被安放在这里的女性，仅有她和前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两人。目前没有达到部长级别而能享此哀荣的，也只有她与铁人王进喜二人。龚澎的人生，是求知的一生，是刚健耿介、无私奉献的一生，尤其是她的优良品行和才华，成为人们永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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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界的其他名女人：

张颖：

龚澎外事太忙，章文晋就做了周恩来的第二任英语翻译。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从延安回重庆，张颖随行。她上飞机较晚，一位年轻人给她让座。张颖问他：“你是章文晋吧？”章很奇怪：“你怎么认识我？”年轻活泼的张颖笑了：“延安有人说你啊。”后来重庆人员移到南京，章文晋跟着周恩来先走了。张颖跟董必武后去，在南京他们第二次见面。

章文晋不爱说话，与活泼天真的张颖正好相反。张颖到上海《群众》杂志任编辑。有天周恩来问：“小张，你到底怎么打算？”张颖有些为难，她有个男友在国外搞地下工作，可老是阴差阳错联系不上。周恩来说：“你这事虚无飘缈得很，你也不小了，要疏散了，两条路，一条去香港，一条去解放区，你怎么打算？”张颖仍然犹豫。周恩来有一天请张颖和章文晋吃饭时问张颖：“章文晋去解放区，你呢？”张颖笑着回答：“我去香港。”

乔冠华和龚澎也在香港。龚澎对章文晋印象好，也劝张颖。在香港工作不好开展，加上原来的男友联系不上，张颖决定回南京。张颖到达上海时，章文晋意外地出现在码头：“到我家去吧？”1947年春节，张颖成了章文晋的新娘。

1964年春天，张颖搭乘周恩来的飞机回北京。途中，张颖向周恩来汇报：去年年底，上海华东现代戏会演，剧协主席田汉要求参加，但组会方不邀请，还监视田汉住的房间。张颖到上海劝田汉回京，也受到监视，她气愤不已。

周恩来听后，沉默很久，才说：“要学会顾全大局啊！”这年夏天，文艺界对夏衍、田汉进行大批判。

在剧协的张颖受命为批判者，给她的题目是《谢瑶环》，而且要提到“影射现实”的高度。张颖很矛盾。《谢瑶环》正是她主编《剧本》时，向田汉约的稿。她很欣赏这个剧本，田汉改一幕，她就发表一幕。

田汉看了张颖的批判稿，苦笑道：“你这样批判恐怕通不过啊。”说完，田汉交给她一份由他自己写的信，让她交给周恩来。张颖看了信，内容既有检查又有申诉，全是肺腑之言。周恩来看过信后，浓眉紧锁。他看了一眼张颖：“你有话就说吧。”张颖闷头不语。周恩来拿笔给田汉回信，肯定了田汉多年对戏剧的贡献，要他正确对待当前的景况。张颖见信写得语气和婉，兴冲冲地去给田汉送信。

1970年，龚澎去世。1972年，早就有高血压的章汉夫也离开人世。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的夫人有的去了“五七干校”，有的离开了人间。

又一个冬天来临，张颖从外交部湖南干校回京，走进中南海西花厅，和邓颖超握手，双方都沉默。这时，看上去更加消瘦但仍然保持炯炯目光的周恩来走进来，第一句话就是：“田汉同志1968年病故了，死于狱中！”周恩来又补充了一句：“田汉是很有才华的，他诗和词都写得好，《关汉卿》中的‘蝶双飞’更是一曲人间绝唱！”

张颖泪流满面。她在剧协的老战友老导师走了。她在乡下什么也不知道.....

康岱沙

康岱沙，她父亲康心之是四川有名的大资本家，大革命时期由李大钊介绍入国民党。父亲开明好客，常有国民党要员如于右任、邵力子等人长住家中。康岱沙在重庆二女师就加入了地下党，向父亲提出去延安。父亲火了：“如果你去延安，我就与你脱离父女关系！”女儿康岱沙倔，偷着去了延安。

在延安，有次邓颖超告诉康岱沙：“你父亲找恩来和林(伯渠)老要人，自从你离家后，你奶奶去世了，你妈想你也病了，要求我们把你送回去。你看怎么办？”康岱沙说她已和家庭决裂了，想去前线抗日，决不回四川。邓颖超启发地问她：“干革命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康岱沙回答当然是人多好。邓颖超笑了：“延安才有多少人啊？你看恩来和董老在国统区工作，就是要争取更多的人抗日。你回四川工作不更具备条件吗？还是要跟家里建立联系，尽量多团结一些人。”于是康岱沙跟周恩来回到重庆，在红岩村休整了两天。周恩来耐心地教康岱沙做统战工作，他自问自答地说：“如果家里人问你去延安这么久了，为什么还不是共产党员呢？你就说，他们看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来的，不会要我入党的。再问，你就说你加入了青教会，多的就不要谈了。你先要你父亲送你去美国读书，不行，就争取考入国内大学。”邓颖超又让重庆办事处给她赶制了一套衣服，好适应上流社会的眼光。三天后，周恩来与邓颖超一起亲自把康岱沙送回她家。她母亲一见她，病立即便好了。

康岱沙后来再次回延安。有一次邓颖超问她有无男朋友，康岱沙脸一红：“有，但1939年，他只说要去敌后工作，从此没了音讯。”康岱沙早已对此不抱希望了，可有一天，邓颖超告诉她：“你的男朋友找到了！”1946年3月，康岱沙奉调去北平军调处。一到执行部，素来严肃的李克农也开起玩笑：“邓大姐叫我打听一个叫陈朗的，哪儿也找不到，原来就是我身边的陈叔亮！”叔亮是陈朗的字，但不为人知。几天后，康岱沙与陈叔亮完婚，叶剑英亲自主持婚礼。 后来陈叔亮成了驻柬埔寨的大使。


朱仲丽

王稼祥去任首届驻苏大使，中央的保健医生朱仲丽当起了大使夫人。朱仲丽是名人朱剑凡之女，到过苏联，对出国当夫人可接受。反应强烈的是那些不懂外语，又没出过国，从黄土地下来的“土八路”夫人们，叫她们脱下军装，穿上旗袍，可炸了窝。

胡济邦

周恩来专门为她们请来了礼宾教官。这教官正就是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全体起义）回国的胡济邦。胡济邦是个传奇人物，是中国派到苏联的第一个女记者，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她曾打入国民党外交部，担任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新闻秘书。直到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于1949年3月起义之后，这个在隐密战线上战斗了近30年的红色战士，才公开身份回到祖国，参加人民政府外交部的筹建。

1954年3月，周恩来带领200人组成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龚澎作为新闻发表官，朱仲丽作为随团医生同行。龚澎和另一位发言人黄华每次会议后都要去新闻中心发布消息，总是能够对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一些不怀好意的记者刁难，她也能出色地进行驳斥。后来一些西方记者攻击另一些称赞龚澎为“年轻优秀的发言人”的记者时，说他们是被“女发言人的美貌所迷惑”。龚澎听了捂着嘴直笑。因为在她和黄华背后，有好几个“后台老板”：有乔冠华准备“炮弹”，更有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大政治家在指点。

1956年，东欧风云突变，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胡济邦以人民日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匈牙利采访，一年多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和内参，为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决策东欧事务提供了依据。后来，匈牙利总理卡达尔访华时对毛泽东说：“你们派的记者胡济邦很勇敢，工作非常出色！”

朱霖

1956年宋庆龄副主席访问印尼，住在总统府，由即将担任印尼驻华大使的夫人陪同。有一天，宋庆龄站在阳台上，黄镇的夫人朱霖和印尼大使夫人在一旁陪伴。忽然，印尼大使夫人把宋庆龄拉到阳台中间说：“我们照个相吧！”说着就把摄影师叫来，她自己站在中间，让宋庆龄站在旁边，朱霖站在另一边。朱霖一想：不对，宋副主席怎能站在旁边呢？她从印尼大使夫人背后一下绕到了宋庆龄的右边，刚站好，咔嚓一声，相照好了：宋庆龄居中，她和印尼大使夫人站在两侧。

对于像朱霖这种外交官夫人来说，常年在外，生儿育女是一大难题。因为长期在国外忙，无法带养孩子，几年一过，许多孩子个性变得十分孤僻。回国后一进家门，孩子们都跑了，拉过来也不肯叫爸妈，更有甚者因太调皮跌断了胳膊。看到这些，朱霖和其他大使夫人都哭了。外交官即使在国内，也很难顾及家庭。有一阵子，章文晋参加一个边界谈判，日夜不回家，很小的儿子和女儿同时出麻疹，女儿还得了肺炎，烧到40度。张颖曾经看到一个孩子因病而死，所以很担心。张颖也只有伤心地流泪———她知道，有多少外交官都把办公室当家啊！

在法兰西，1964年6月18日，朱霖去爱丽舍宫拜会戴高乐夫人。一见面，朱霖说：“今天是6月18日，23年前的今天，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发表了自由法国宣言，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戴高乐夫人非常高兴：“噢，你们还记得呀？”朱霖又说起戴夫人在儿童和残疾人方面的贡献，勾起戴夫人对自己残疾女儿不幸夭折的怀念。朱霖这时把一副披肩礼品送上，戴夫人兴奋得连声夸奖。不久，戴夫人回拜朱霖。这在巴黎和各国外交界都少见。朱霖最后一次见到戴夫人，已是“文革”时期。夫人们早已不敢穿旗袍，朱霖便穿着女干部的首都服到了爱丽舍宫。次日巴黎各大报纸都登出大幅图片，报道说：中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国大使夫人穿着“文化裤”来了，爱丽舍宫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待了一位穿长裤子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