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松都: 《母亲的眼神》

　　　　　
　　　作者乔松都是乔冠华和龚澎的女儿。她的哥哥乔宗淮跟她爸一样，做过中国驻联合国
                 全权代表。兄妹俩都不喜欢继母章含之。在他们的回忆文章里只字不提章。


母亲人生的重要启蒙教育来自我的老爷龚镇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贫寒。年轻时身上带着仅有的一元钱，徒步从安徽走到保定报考陆军速成学校，主修炮兵，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任命为35旅旅长，他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姥爷遭到袁世凯通缉，全家连夜逃往日本，第二年（1914年）母亲诞生于日本横滨，她是家中第二个女孩儿。袁世凯倒台后姥爷才得以回国，被孙中山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后来他退出军界，寓居上海，一家人过着和睦而清贫的生活。

1933年母亲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联组织近万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游行，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每队90人，母亲是大队长之一。那时，我的大姨龚普生也在燕大读书（她后来是新中国第一任驻爱尔兰大使），她们和一批向往真理为民族献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聚集在埃德加•斯诺夫妇家中，探讨救国图存之道。根据斯诺的建议，母亲和大姨在燕大临湖轩主持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有十个新闻报刊的记者出席。她们正义和激昂的勇气、流利的英文，使得中国学生主持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开得十分成功。母亲与斯诺的友谊也由此延续一生。

母亲于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在燕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母亲在即将毕业之际，看到了刚刚发表的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和200张陕北照片，还有苏区的小电影。母亲把英文原稿中精彩章节译成中文，在燕大同学中传阅。1938年初。母亲决定和几个同学经香港奔赴延安，走时没有告诉家里真实的去向，但姥爷已猜出八九分，姥爷对母亲说，你认为你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就不要回头。

1938年3月，母亲成为马列学院第一批学员，在这里她见到了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在7月的一次活动中，她第一次为毛泽东做英文翻译。1938年9月，母亲前往太行山《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路上她恰巧与彭德怀同行，边走边谈。最后母亲被留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担任秘书工作。

1939年8月，她与曾在德国留学8年、同在秘书处工作的刘文华结婚，30天后母亲便奉中央之命调往重庆。1942年5月日军进攻太行山在反扫荡的行军途中刘文华因病无药医治而牺牲。

1940年在重庆时，母亲除了担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外，还是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每天都要和很多外国记者打交道。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母亲勇敢机智地周旋在他们中间，利用一切机会做工作。一位美国友人回忆说，当时他在重庆接触的人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来的助手龚澎和王炳南。他说龚澎才华出众，举止大方而洒脱，和她交谈没有拘谨之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共产党人原有的印象。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谈到母亲时说，她的个人魅力的确是吸引人的一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外国记者可以从她那里听到许多事变和真话。

1942年7月，我的姥爷在桂林病故，晚些时候母亲病愈后才得知刘文华伯伯已先于姥爷去世，她难过得蒙着被子在床上睡了一天。后来邓妈妈去宿舍看她，周恩来又找她谈话，给了她很多鼓励和支持。 

1942年末，我的父亲乔冠华来到重庆，他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早已仰慕的周恩来同志，同时也第一次见到我的母亲。1943年9月母亲父亲结婚，朋友们戏称“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称他们是“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一线牵”。1944年我哥哥宗淮出生。他们把孩子放在周公馆门口一个笼子里，谁有时间谁就帮着照看，周恩来有时也来抱抱孩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母亲在外交部担任第一任情报司《新闻司》司长。35岁的母亲是当时正司级干部中惟一的女性。 

母亲对人宽厚，严于律己，时过境迁几十年，当年的老同事还都记得和她在一起的那些难忘日子。在家里，母亲和父亲都喜欢听古典音乐，特别喜欢肖邦的《军队波罗乃兹》。我父亲是个书生型的革命者，他和母亲在一起，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我们一家四口是令人羡慕的温暖之家。 

1960年斯诺冲破种种阻力重访中国，周总理指定母亲负责接待工作。1965年毛主席接见斯诺时，仍是母亲父亲陪同斯诺走上天安门。 

英籍作家韩素音对新中国感到陌生，她把自己的困惑写信告诉母亲， 母亲真诚地邀请她来中国看看。1956年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韩素音终于来到中国采访。经过母亲的引见她见到了周总理和邓妈妈。以后每年她都来中国，母亲常常和她畅谈。 

1954年和1960年，母亲两次出席日内瓦会议，1964年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担任新闻组长和首席发言人。每当总理接见记者时，母亲都用简短的语言介绍出客人的背景和政治态度，使总理很快就掌握了情况。周总理有时候让母亲坐到他的车里，一路走一路与母亲谈工作。 

正当母亲的事业蒸蒸日上时，1966年文革来临了。母亲父亲遭到了批判。母亲在被批斗时还要爬上6楼打扫厕所，她常常坐在楼梯上休息，此时她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在一次外事会议上周总理问，龚澎来了没有，你过来坐在前排，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还有一次母亲高血压，医院给她开了三天假，可只获准休息一天，周总理得知后立即通知让她休息五天。
 
那时我们家被抄了两次，在门前刷的大标语前，母亲让我们贴上毛主席语录，勇敢，坚定，沉着……并照相留念。对此母亲很乐观，她对我说，我给你爸做了一套棉衣棉裤，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乡下去，我和你爸可以在农村教书。只要咱们全家还在一起就是幸福的！1968年哥哥下放到东北农村，1969年我下乡到内蒙，母亲每周都写信给我，希望我尽快成长。半年之后她病倒了。周总理曾亲自来到病床前为她把脉。
 
当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我出现在面前时，高兴地对护士说，女儿来了我的病就好了一半！母亲非常希望我学医，可是她却因为脑部第二次出血再也没有看到她的女儿成为医生的那一天。 

1970年9月20日，不到56岁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悲痛欲绝。一年之后的9月，父亲作为第26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讲坛上为中国人扬眉吐气，在那张“乔的大笑”照片的后面，有一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默默地注视着我们，那是母亲。 

1983年9月22日，我的父亲也走了。往事如烟……如今我常常对我的儿子说，瞧，天上那两颗眨着眼的星星是姥姥和姥爷，他们看着你在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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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宗淮内弟：《我所知道的乔冠华与章含之》

(一)

中共外交史上有位著名的才子，他就是70年代做过外交部长的乔冠华．我与乔冠华沾点亲带点故．我的姐姐嫁给了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我算是宗淮的内弟。

70年代的中国，一个30几岁的女人选择了一个有着两个成年子女的60岁男人作为终身伴侣，这种婚姻的悲剧性质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乔章两人违反世俗常规的婚姻遭到了子女的反对。

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是一个沉着、聪敏并具备知识分子气质的青年。女儿乔松都是父母的宠儿，单纯而任性。父亲要娶一个只比宗淮大8岁的后母，这令宗淮兄妹十分尴尬。

很早就具备政治家气质的乔宗淮知道章含之不是出身于政治圈中，年纪既轻且个性突出，曾以“章政治上不够成熟，父亲应考虑全面，挑选一个能在政治上帮助并保护父亲的配偶”为由表示过反对。这对当时正值热恋的乔章二人无疑是火上再添一勺油，宗淮的做法其实有些愚蠢。女儿松都更是激越而单刀直入：“你对不起我妈妈!”是她送给父亲的回答。

长时间的拉锯战使双方都有点失去耐心，最惨的是乔冠华，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当宗淮最终对父亲表示只得接受父亲的决定，接纳章含之而试着与她相处时，章似乎已失去可能与乔的子女和平共处的信心。父亲给他的回答是：乔、章的结合只能是两人世界．

子女必须搬出。

这里面有一个在70年代的中国无法解决的难题，子女搬出，搬向何处?试想那是多事多秋的1973年，中国大陆有哪个人能轻易找到一间可以栖身的房屋?租一间?没可能。

循例向单位去要?至少等几年，凭借工龄、贡献，级别而有幸分到房子的人们把搬家当成天大的事去处理，宗淮兄妹都受到过外交部运动的牵连而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的，刚刚调回北京不久，他们决没有工龄贡献之类的优势．父亲的决定使宗淮十分迷茫，他问：“爸爸，您的意思是……要我们搬到哪儿去呢！”乔冠华的回答极具现代意识；“我年轻时很早就出家独立，我自己离开父母外出闯世界的时候比你现在要小得多啦。”

紧跟着的一件事逼使宗淮兄妹不得不被迫仓促搬迁。

一天，松都下班回家，掏出钥匙开门，插入锁孔却久久不能转动……她惊诧地发现门锁已被换过了!她不知所措地呆立门外，直到老保姆梅阿姨买菜回来，为她开了门，无奈地支晤；“松都，是乔部长……唉……’事实十分清楚，父亲已破釜沉舟，新的家庭是一把厉剑，要将已失去母亲的旧家庭斩断情缘．被隔离在换了新锁的大门以外的成员是：儿子乔宗淮、女儿乔松都、儿媳也就是我的大姐彭燕燕，还有她怀孕8个月还未出世的儿子、我的小外甥乔小澎．

迫在眉睫的情势，使得子女们在最短时间内想出解决办法；松都必须搬入她当战士的北京262医院集体宿舍去．哥哥宗淮已有家庭，不可能去住集体宿舍．于是军人出身的生性爽直的我大姐提出搬到我家去。父亲的绝情伤透了子女的心，宗淮决定搬家而不通知父亲。

1973年9月底的一天，是中共第十次党代合召开的前夕，忙碌的乔冠华不在家．宗淮、我大姐．还有一位宗淮和我姐共同的朋友、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王立行，三人乘坐一辆卡车回到北京报房胡同的外交部宿舍准备搬家．车子的提供者也是宗淮的朋友、当时的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铮的儿子王苏民。

哐哐当当的搬家举动惹来了外交部宿舍一大群人驻足围观，两个男丁和一个孕妇从屋子里吃力地搬动物品，人们只是看却不帮忙。后来当时驻日大使韩克华的儿子韩燕生走出人群帮了一把，再后来驻捷克大使曹英的儿子曹吉东也帮了忙。大约一小时后，装得挺满的中形解放牌卡车呼啸着绝尘而去．车上装载着我姐姐姐夫的小家当：一张木制双人床及被褥，一套桌椅，宗淮的—个箱子，松都的两个箱子和我姐姐结婚时作为陪嫁的四个箱子，外加属于他们去世的母亲龚澎女士的两个箱子，还有一个红木双门玻璃柜，那是在宗淮结婚时外交部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作为礼物送给宗淮的．哦，还有宗准和我大姐睹气拿走父亲的一打唱片，但顶多是二三十张之多而并非像章含之书中所说的500张。

有一件东西没能搬到车上去，而这造成了松都一生不能摆脱的痛苦．那是在她幼年时代母亲送给女儿的一架浅色钢琴。很快在她父亲结婚搬出外交部宿舍时这架钢琴就不知下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乔冠华遗弃了这件属于他们私人物品中妻子的遗物．直到多年后，松都再见到父亲时仍含着泪水直斥：“我最不能原谅的就是你弄丢了我妈送给我的钢琴！”

卡车上的物件除了松都的箱子外全部运到了我家。那时我家情况并不好，母亲带着除大姐二姐外的3个孩子住在父亲留下的位于北京北海后门的一座小小四合院里．父亲死后，靠母亲一人的工资支撑一家的生活，记得那时我们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交房租了．

然而姐夫一家人仍然受到母亲展开双臂的拥抱和我们全体兄弟姐妹的欢迎．宗淮曾对母亲说：“妈妈，如果不是您收留我，我会像街上的一条流浪狗一样走投无路。”

而这次相当鲁莽的搬迁显然使乔冠华及章含之怒火中烧，因为很快，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的儿子知会我家：乔部长的夫人(其时章还未嫁入乔家)打电话找到他父亲，称：在党的“十大”期间，外交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乔部长家被盗，所有东西被洗劫一空．

犯首是乔宗淮，要求公安部立即拘捕乔宗淮．记得宗淮十分紧张。而我母亲，平时十分和悦乐观的一个人，突然间把手向桌上“啪”地一拍，用她的湖南音儿大声说：“他敢!公安部不是他乔冠华家开的!”当时我被母亲的举动吓了一跳，从没见过她发那么大的火。

紧接着，松都也遭到报复。松都那时已通过天津医学院的入学考试，正在准备从北京军区262医院升入大学。而在此时北京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记录上这样写着：外交部乔部长家里一位妇女来电，转达乔部长对女儿上学一事的意见，要求军区领导改变乔松都升入大学的决定，希望乔松都继续留在基层锻炼。北京军区领导的意见是尊重基层的原有决定。这个电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之所以我们得知了这个电话的内容，是因为当时北京军区副政委陈正湘中将恰巧是我二姐的公公．

从那时起，宗淮一家在我母亲的小院里度过了幽幽七个年头。

光阴似水，22年悄然流过，从1982年出国至今，身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元老后代的我竟然变成了美国公民，有时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不过自认见过一些世面，决非持僵化观念之辈．想当年的乔章之恋，其实是天之使然，俗话说命里注定，而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棍本无法辩其谁是谁非。我写这篇文章，并非要埋怨任何人，也不想澄清什么事，只是有一种想述说往事的冲动．而我所说的这些内容在章含之的书中未见记载．

我以为，乔章二人有权提出婚后必是“二人世界”的条件。
乔冠华有权将子女驱出门外．
乔宗淮有权回家将属于自己的物品撤走．
乔章二人有权只顾自己而漠视子女的存在．
章含之有权按照自己的感受和角度去写回忆丈夫的文章。
而我，也有权将我想说的往事叙述成文。

就让熟悉这些人物的读者们从这些事件的回忆中去寻找各自的体会与心得吧。

　(二)

乔冠华，那时候我是叫他乔叔叔的。

在人们的记忆中，乔冠华的奕奕神采，潇洒硕长的风度是最深刻的印象。从1970年左右我的大姐变成了他的儿媳，这前后我曾有机会见到乔叔叔很多次。但真正构成我写这篇乔冠华印象的，却为数仅有4次．

第一次，是在1970年的初春时节，那一天，渐浙沥沥下着蒙蒙细雨……

那时，乔家唯一的儿子乔宗淮正值中国大陆许多年轻人都面临的一个关键时刻：毕业后的出路何在?宗准当时是清华大学数力系的学生。身为副部长的乔冠华一面要主持外交部的日常工作．同时在部里还要接受批判；“文革“初期的极左派们批判以陈毅为代表的外交路线余波未平．那段时期大概整个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日子都不好过，乔冠华也不例外。由于父亲是受批判对象，宗淮的前途很渺茫．当时宗淮在东北国防工业办公室所属的一个农场劳动，他已得知自己将被分配到外地工作。记得我大姐心急火燎的打长途电话给家里。那时她也在张家口劳动。我母亲一向视宗淮为亲子一般，立刻发动了全家人为她未来女婿的工作出路奔走．终于从过往的记忆中想到了一位父亲的老朋友，通过这位叔叔作出多种努力，终于打通了调宗淮回京的关卡。当时国防工办通知我家急需一份宗淮的简历，这件任务落到了只有13岁的我的身上。

当我蹬着自行车穿过初春的雨水来到乔家在北京报房胡同的外交部宿舍时，浑身已淋得湿漉漉，乔家的老保姆梅阿姨为我开了门．进入书房时，感觉光线很暗，烟雾缭绕，一只小小的桌式台灯从一张深红色的写字台上发出幽柔的光芒。一个人背冲门的方向俯在写字台上读着或写着什么，在他头上方的灯光里，一股股渺渺的烟雾轻盈飘舞着向上翻飞，这孤独的灯光和屋子里弥漫着的薄薄云雾给我一种不真实的虚幻感觉。我试着叫了一声：“乔叔叔?”那人转过头来．立刻，是那个熟悉的富有生命力的嗓音：“哦！是细毛来啦!”(细毛是我的小名)他站起身走向我，是那个阔步向前的一贯姿态，书房的光影里，一个瘦长的影子腰着墙壁延伸．

我那时是个唇红齿白的小男孩儿，乔叔叔一向对我很慈爱．每次见到我他都会为我拿糖果，和我说几句话，这一次也不例外．我简短地把来意讲了，他十分欣喜，把他的妻子龚澎阿姨也叫了出来．龚澎阿姨是个风度优雅、姿态文静的女人。乔叔叔手里夹着一支烟，五指张开，烟卷被拦腰夹在指根部分．龚湃阿姨摇头叹道：“瞧这孩子衣服都湿了，赶快歇歇，吃点东西．”我说不行，材料必须尽快送到国防工办，我得马上走．乔叔叔这时将我的头按入怀中，在我的前额处亲了一下，说：‘真好孩子．’之后他拿来资料并送我走出房门，那虚幻的烟雾从始至终缠绕着他，随着他步子的向前移动，那个瘦长的影子便从墙壁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去了．

再一次见到乔冠华是几个月之后．那是乔家历史上一个不幸的时期，龚湃阿姨脑溢血病发后陷入深昏迷，终日躺在北京医院．那天，我和大姐一起前往医院去探望我一向尊敬的龚湃阿姨，在病房门口遇到了推门而出的乔冠华．乔叔叔的状态和以往大有不同，他背脊微驼，脸色已投有往日的光彩，平日喜欢大笑的嘴巴紧闭．医院里不能抽烟，他周身失去了缭绕的云烟，因而使他的存在显得真实．当我低声喊他“乔叔叔”时，他抬起头来，

我一下摄到他深色的秀琅眼镜后面泛着泪光．我开始抽泣，用手掌要抹眼睛，却被他一把搂向胸口，另一只手抚摸一下我的头发，之后又在我前额上亲了一下，哺喃说道；“好孩子。”他抬腿走了，缓慢，失意，欠缺一贯的敏捷与自如。我望着那瘦长的背影，感觉到我所熟悉的风度中有什么东西消失了，是随着龚澎阿姨的离去而消失的……


一晃就是9年之后．

多难的中国穿过雨雪，踏过泥泞，是1979年的初夏了。乔冠华第一次肺癌手术后出院不久．我去他北京史家胡同的居所探望，是和我的二哥一起去的．那时我已是22岁的青年，9年中经历过参军、复员、工作、学习，已非昔日的小儿童．面乔叔叔自失去龚澎阿姨之后，又已建立了新的家庭．史家胡同的居所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花草树木，郁郁葱葱，舒适清幽，养病是绝好的地方．进入北屋时，见乔叔叔坐在一个宽背沙发里面，我首先感觉到他的头发已有灰白，消瘦是当然的，双唐陷在沙发靠背里，衣着却依然规整．他看到我们进来时，似乎眼前一亮：‘呵!小毛，细毛，长这么大了!’当我们向他问候时忽听得他长叹了一声：‘唉……你乔叔叔……犯错误啦。”我心中暗吃一馆，见过他挥着手高谈阔论．见过他拧着眉毛发脾气，见过他面无表情摆架子，见过他手执香烟朗声大笑，可就是没见过他摇头叹息。

这时他的第二任太太章含之端着两杯冰淇淋苏打水走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乔太太．章含之正当盛年，一头厚厚的黑发，笑意盎然，她的体态不乏丰满，给人玉树临风之感．我们从她手中接过饮料，大家坐下闲谈．谁知我二哥与章含之间爆发了一场极不愉快的争执，使和谐的气氛为之改变．话题似乎是从乔叔叔的女儿松都身上谈起的。

乔章的婚烟造成了乔与子女的分离，这是当时外交部人人皆知的事情．1973年之后的乔冠华似乎异常忙碌，他很少和子女联系。松都曾因淋巴腺肿瘤作切除手术，一个人孤伶伶地躺在医院，父亲竟从未去看望过她．想到昔日松都在家中被父母娇宠的情形，每个人都觉于心不忍，记得个性刚直而绝不圆滑的二哥说；“如果没有你，松都会失去父爱吗?你们想到过她的情形有多可怜吗!”章含之试图解释她对乔家子女从无恶意并十分关心，这之间误会太多，而二哥不想听她的解释，最后章含之泪流满面，而乔叔叔在一旁长吁短叹，我赶紧拉着二哥知趣地撤退，我没有去阻止二哥的责难，因为内心深处我有着和他同样的感受。

回去的路上，我们默默无语，我没有心思再说话，脑际里充满了乔叔叔的叹息之声。

最后一次见到乔冠华，是1982年初我赴美留学的前夕。乔冠华已是第二次住院治疗癌症．我自知这次离国或许为时很长，不知何时能再见到乔叔叔了，便去探望他。

这一次，乔叔叔是躺在病床上和我谈话了．重病中的乔冠华精神已不复从前，他的手臂吊着点滴，章含之在一旁照顾他。进入他的单人病房，只觉一片白色袭人，白墙壁，白屋顶，白被单。加上乔叔叔苍白的胜，这无处不在的白色将世间的一切隔绝在病房之外，繁杂的熙攘换来了洁白的宁静，使我意识到一种反朴归真的意义．当他得知我即将远赴美国时，用一种不再有力却是柔和的嗓音缓续叙述起当年他赴日本及德国留学的往事。我注意到他的目光有些迷惘，思绪仿佛走得很远，声音逐渐减弱，似乎是在自言自语，静穆的病房中，只有他微弱的声音轻轻回荡。我忽然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个雨夜，那个被烟雾缭绕的浑身充满虚幻的身影．

我离开了医院，后来又离开了中国，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乔叔叔，我再也不可能见到乔叔叔。我早就知道，我心目中的乔叔叔已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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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死后几无葬身之地   （作者： 如歌语堂）
  
        本人喜欢读人物传记。 转载纯为学习和资料保存。 不糊涂就好。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病逝，临终遗言是希望落葬老家江苏盐城建湖县。

那年冬天的寒风中，乔夫人章含之奉着骨灰到达盐城。盐城地委向省委办公厅请示如何接待？省委办公厅一负责同志答：热情接待，但规格不要过高。此答妙绝，外热内冷，明高实低，冷热之间，呼吸的是政治面孔；高低之中，翻腾的是政治体操。

盐城人又问：骨灰问题如何处理？这次的回答是现成的政治术语：你们看着办吧。

于是乎，盐城地委随即召开常委会讨论。哈，会场发言要诀：轻易不要做第一个叫的鸟；在都不肯第一个发言的时候，不重要的那只鸟要敢于叫第一声。因此，沉默冷场良久后，一位副书记发言说，乔的问题恐怕搞不清楚。四人帮在台上时，他当外交部长，现在回来安葬恐不大适宜。于是他被悬挂起来当出头鸟（为着随时可能响起来的政坛运动发令枪），谁还抢夺那个位置呢？盐城遂以暂不同意定论。

那年，江苏亦有大雪。风雪中，章含之哭泣着将乔冠华的骨灰捧回北京。

故乡的拒绝，是血亲的拒绝，泼血如废水，绝亲如陌路。

乔冠华生命的最后时刻，希图的不是首都尊贵的一席安葬之地，他只想回到故土，他生命起源的地方。走遍全球的外交家，以为自己属于家乡。可是，魂不得归故里。

江苏苏州是以甜软著称的。苏州菜偏甜。当年弟弟在苏州大学读书，放假回家展示修炼的独立生活能力，一锅菜秧蛋花汤做得，一把白糖撒下去。他姐吃了一口，差点成喷泉。苏州话软糯。弟弟的同学被苏州女子骂了半天，一直笑眯眯的，只因听不懂，但觉吴侬软语，宛若莺啼，煞是悦耳。吴县是八十年代苏州的一个县，现已改吴中区、相城区。

当年，吴县县委书记获悉此事，大为不平，他说了两句话：乔冠华即使有什么错也不能死无葬身之地。盐城不要我们要！太湖之滨，洞庭山上，他夫人愿葬什么地方就葬什么地方！章含之再次眼含热泪，来到苏州，选定洞庭东山避风向阳的南坡，安葬了乔冠华。

后来，呵呵，后来真是最神奇的一个词，青丝变白，红颜成灰，却又能老树着花，枯泉腾浪。后来盐城提出二乔（乔冠华、胡乔木）是本地著名的人文资产；后来盐城市委市政府将闹市一条大街命名为“冠华大街”；后来盐城又在乔冠华故里兴修红色旅游纪念地。后来盐城高呼：故乡人民热烈欢迎;三爷魂归故里。

好在此一时彼一时也，同样的位子上，坐的已不是同样的人。世上最轻松的事，莫过于前任拿脸当屁股，后任继续拿脸当脸，而且好大一张粉嫩美白脸儿。那时乔墓在苏州已多年，国内外年年有人瞻仰扫墓。但苏州慷慨应允章含之实现乔冠华的遗愿，只提出迁坟后立一碑说明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曾安葬于此。

盐城解放前是新四军根据地，解放后是苏北贫穷之地。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不一定培养出和平时代的铮铮硬骨，物质上的艰难困苦也不一定产生精神界面的定定心魄。也许，硬的都折断了，软的都活得很硬朗呢。

其实我不想贬低盐城，我也不想非议官员。客观地说：不论官场商场、学界艺界，自保是人的本能。不会自保的人，战争年代可能叫烈士，和平时期一律统称失败者。不是官员特别会自保，只是官员特别需要施展，特别需要赤裸裸地施展。雪地里冻死的是没有足够衣服的人,职场上摔死的是不会赤裸自保的人。但，也有人，即使在官场，不论是何处，他们都是有肩膀的。他们的肩膀，不光是穿西装的。

其实我想多写写吴县那位县委书记.

他叫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