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26日，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和现代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八部作品被树为“革命样板戏”。
样板戏的的酝酿、创作成型较早，最终修改定型并定型则是在江青发表《谈京剧改革》后的1964年至1966年间。江青曾组织、参与、经手过这些作品的改编、排练等后期加工的部分工作，于是被打上了“江记”标志。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那天，样板戏在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毛泽东先后多次率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以此给予强劲的政治支持。江青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并由此活跃于中央政治舞台核心，均与此有关。
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当作批判刘少奇、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论据和武器，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文化革命的典范。
它们在运用传统和外国艺术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方面确实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如，借鉴话剧舞台美术形式，用西洋绘画的写实布景、道具、服装，改变了传统京剧重写意、象征的假定性特征；如，有层次的成套唱腔，妥善处理声与情、流派与人物、韵味与形象三方面的关系；又如，以交响化乐队作为京剧的伴奏），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精雕细刻有可取之处；但也有杂凑生硬、违反艺术样式固有特点、概念化的阙失。而从它们的创作中，总结、归纳出的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人物的根本任务，三突出创作原则等，却被硬性确立为所有创作都必须遵循的经典规范。有学者指出，三突出塑造的高大全英雄呼唤的个人崇拜，蕴涵着文革的精神基因。
由于毛泽东在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的形势错误的估量，为文艺界接下来的所谓整顿提供了理论依据。之后，文艺界展开了整风运动，主管文艺工作的夏衍、田汉等人受到撤职、批判，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文艺界包括戏剧界全面展开。
1964年夏天举办的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同时，因江青、康生等人的插手，也出现了否定优秀戏曲剧目、打击文艺工作者的倾向。江青在大会之前就分别以歌颂错误路线和形式不伦不类等罪名否定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排演的《红旗谱》和根据豫剧移植的《朝阳沟》。康生在汇演总结大会上点名攻击京剧《谢瑶环》和昆剧《李慧娘》是“大毒草”。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的是一场灾难，带给戏曲艺术的同样也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性的运动使全国大多数剧团解散，许多戏曲演员遭到迫害，戏曲舞台出现一片萧条景象。江青等人借助样板戏扶摇直上，江青本人竟被奉为“京剧革命的旗手”。他们借助“样板戏”在为自己谋得政治利益的同时，还打击、迫害与他们的思想相左的人和剧目。
1969至1972年间，为了“看戏难”问题，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由谢铁骊等执导，将它们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发行、放映；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还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并被录制成各类唱片发售。因为样板戏被神化，拍摄电影、录制唱片和移植成地方戏曲，都严格要求不能走样。
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曾有“八亿人民八个戏”的说法），样板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成为文革时期贫乏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代名词。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插入样板戏旋律作背景音乐，略含反讽；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
从艺术质量上来讲，“样板戏”并非一无是处。无论在剧本创作方面，还是在导演、表演、音乐创作、舞美设计方面，都把当时的现代戏创作推向相当的高度。
在剧本创作上，“样板戏”虽然从“三突出”原则出发，塑造出一大批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但这些形象又体现出在特定时代人们心目中英雄人物的纯粹性。李玉和的豪情壮志、杨子荣的英雄虎胆、阿庆嫂的善良和智慧，都曾感动过无数人。这些形象之所以感人，也不仅是因为剧本创作者在他们身上所赋予的优秀品质，更是因为参与创作的导演、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为之烘托，而且使主要人物的形象丰富而饱满。
在音乐配器上，“样板戏”大胆吸收西方乐器，采用交响乐队参与演奏，不仅丰富了传统京剧音乐的表现形式，使京剧音乐给人以织体丰满、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尝试虽然对京剧音乐而言难免有“伤筋动骨”之感，但在客观上也收到了良好效果。
在舞台美术上，“样板戏”采用了大量的西方化的戏剧布景，不仅给人以真实之感，而且在创作方法上突破了传统戏曲舞美“一桌两椅”的重虚轻实做法，为戏曲舞美虚实有机结合提供了一个范例。
“样板戏”不仅在整体上追求精益求精，而且在细节上一丝不苟，无论是唱腔上的精雕细琢，还是人物动作上的一举一动，甚至人物服装上的一块小补丁，都规定了不可移动的位置、颜色和尺寸。“样板戏”的创作凝结了许许多多艺术家的心血，体现了他们非凡的才华和智慧，也融入了特定时代人们在精神上的纯粹和理想。
1976年“文革”结束后，样板戏随着江青政治集团的垮台，受到人们的批判，否定和抛弃。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一部分在以前群众中影响较大的“样板戏”，又重新开始与观众见面，一方面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另一方面也遭到一些在文革中经受了苦难的老一辈文艺家的指责。
文革后对它的评价一直充满了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因江青在样板戏创作改编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并竭力以样板戏服务于她的政治欲望，由此视样板戏为“阴谋文艺”；另一种观点认为样板戏的许多剧目在江青插手以前就已基本成型，说明样板戏本是好作品，是江青“掠夺”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成果”才受此恶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