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国主义节烈观

我的爱国主义节烈观

● 安希孟

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尔和梅洛。是他们，发现了核糖核酸干扰现象。关闭基因，治愈癌症。老古董遇到新问题，中医闻所未闻。
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并不拿自己“古老”来炫耀。西医的历史很短，这恰恰是它的优势。17世纪，出现解剖学、血液循环学说。18 世纪，发明体温计。19世纪，显微镜。20世纪， X光透视，70 年代,CT,80年代，核磁共振，心电图脑电图起搏器干细胞器官移植基因工程放射性同位素等等。如果还要诋毁西医，就让人喷饭。世界上也只有中国人把人类科学医学叫西医，拿自己的被称“中医”的民族医和“西医”对抗。现在，热爱中医就是爱国。看西医，叫做“卖国”。
最近，党报《人民日报》 07，3，13全国人大常委朱相远文章法出了党的声音，百鸟应该压音，但我这个猫头鹰还是发出怪叫。朱副主席《中西医可以优势互补》云（以下应该复古使用文言文）；“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我姑且实录，看内行们如何凭空瞎说）的趋势，是从分科转向综合、从线性转向非线性、从简单性转向复杂性、从不可逆性转向可逆性（可是怎么知道就是转向中医呢？）、从一般性转向特殊性、从必然性转向偶然性、从可预见性转向不可预见性、从治标转向治本。”难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按照这个推背图进行吗？这段话可能有些过于浮躁不费力气吧！！
中国的古代“天人合一” 被抬上天。天人合一，就是中国“人”把尾巴翘到“天”上，算是“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关系发展的规律应该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再到天人合一。一个原本处在自然状态的动物野兽蛆虫，处在天人合一状态，天人未分，自然襁褓，然而又谈何“合一”呢？
还有人说，中国重整体，重综合与归纳。西方重部分，重分析与演绎。可是，归纳和演绎，原来就是西方的逻辑。穆勒的归纳五法，培根的归纳法，属于西方逻辑。分析和综合判断，这逻辑的基础，就在西方。我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多多，但就是没有综合归纳法，中医怎么就是归纳和综合呢？没有分析的综合，没有演绎的归纳！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然而野兽也没有分析解剖，但这是落后。
可是恩格斯说，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经验主义哲学，英国哲学也。科学就是研究必然性、规律、一般和普遍。偶然个别，服从于一般共性——马克思哲学ABC。
“中医重模糊，亦此亦彼。西医重清晰，非此即彼”。可是科学难倒不就是重清晰和可观察到的效果吗？！中医君臣佐使的配伍，四气五味，升降沉浮，若干味草料混在一起，不知道什么是有效成分。西医则含量精确，效用专一。这很像西方近代的官僚科层制。中医用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描述人体，玄而又玄。西医则用自然科学的概念观察人体，理性而实证，具有科学的味道儿。也有人说，“中医重视身心统一，西方重视身心分离。中医讲身心和谐，太极拳，气功，杂食，食药同源是也。西医不注意心理变化，不注意饮食”。（朱相远：《中西医可以优势互补》，《光明日报》2007年3月13日）这可以说是不费气力的胡说。
医学连着爱国。不看中医看西医，就是不爱中国爱美国。网上痞子的逻辑就是如此。 不过中国好不好，应该由外国人说，不能自己夸自己好。中医好不好，也应该由全世界的病人夸，不能自己夸自己。中医若好，就会世界各地开花，中医流氓也就忙着接诊而不会谩骂糟蹋他人。
很早以前，西亚就流传一个中国自高自大的故事：“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人长两只眼睛，其他人，要么长一只眼睛，要么是瞎子。”西方人没有膝盖骨，是禽兽，蛮子，夷狄、鬼子，这更为我们所熟悉，我们则是礼仪之邦，天朝上国。当然，中国人更关心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虚荣来自软弱：我在宁夏工作时，喜欢听外国人所宁夏不错——精神胜利！然而，马可·波罗是“从爱慕中国到仇恨中国”。近代以来，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专制、停滞、野蛮”。利玛窦说，中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似乎世界各国，只有中国值得骄傲。孟德斯鸠认为，中国是一个恐怖混乱的国家，君主是腐败的。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是“古人”“远方的人”“有问题的人”。我引用这些，是为着说明，我们可不能老希望人家夸奖我们。毕竟嘴巴长在人家身上，不是为着冲我们喊万岁的。我们也不能故意跟外国人反着来，偏偏做“古人”，当“有问题的人”。
爱国主义原来是一种遁词。如果不能说服人，就使出爱国的杀手锏。“你他妈的还是中国人吗？”网上流氓这样谩骂！那他就是典型的标准的中国人！多么好的中医，多么好的中国赖小子。
西蒙娜·薇依说： “将祖国置于某种绝对的不受玷污的地位，显然是荒谬的。祖国是民族的另一种说法；而民族则是由历史事件而造成的领土与民众的集合体。就人类理智所能判断者而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偶然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总是善恶相杂的。民族是一个事实（fait），而事实便不是绝对者。它是各种同类事实中的一个。世界上并非只有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诚然是独一无二的，但其他的民族，就他人对它的爱尔言，也同样是独一无二的。”
薇依认为，祖国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环境（milieu）vital)。（西蒙娜·薇依著 《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1页。）她认为， “若祖国被视为生活环境，那么，它就不能避免来自外部的影响。国家不再出于神圣权利而成为其控制之领土的绝对主宰；在这些土地上的一种合理而有限的权威，在国际事务中由国际组织来行使，也就不再是欺君犯上（lesemajeste）之罪。” （（西蒙娜·薇依著 《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9-140页。）
不过，她认为，人们越是属于这些非民族性的圈子，就越是愿意维护其民族自由，因为这样一些超国界的关系不可能存在于受奴役的民众之中。同样，地中海沿岸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在它们被罗马人征服之前要强烈、活跃得多，而当它堕入罗马行省的不幸状态之后，就呈现出沉闷的千篇一律。只有维持自身的特性，才可能有交流——离开自由，这就是不可设想的。
“总之，如果我们承认存在着许多承载生命的圈子，那么祖国就只是其中的一个。”
雅克·卡博说，西蒙娜·韦伊认为 “国家是一种冷酷而无法让人爱的东西；它残杀并取消所有一切可能成为被爱的东西；因此，人们被迫爱它，因为只有它了。这就是当代人在精神上受的折磨。”1 他认为，把国家当作忠诚的对象，这是一种纯粹的偶像崇拜： “崇拜偶像这种真正罪过的对象始终是类似国家这样的东西。当魔鬼向基督献出世上的王国时，正是向他提出了这种罪过。基督拒绝了。黎世留接受了。”2
事实上，“国家政体的发展耗尽了国力”；3它靠着国力的实体生存并养肥自己，而国力实体最终被消耗殆尽；结果是国家政体成为众矢之的： “我们经历了这种如此古怪的荒谬事，以至人们甚至无法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种民主，在这种民主中，所有一切政府机构，以及同它们有关的东西，都被全体民众公开唾弃和蔑视。”4
国家，“人们仇视、嫌弃、嘲笑、蔑视和害怕的对象……以祖国的名义索求绝对的忠诚，全部的奉献和最大的牺牲”，就把这种荒谬推到了顶点；国家得到了它所求；“它被当成既成事实接受下来并受人供奉，无数人献出生命为它增添光彩。一种无爱可言的偶像崇拜，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更可悲的吗？”5
如果人们大谈祖国，就会很少谈论正义；然而对于工人，单单祖国是不够的。在爱国主义的概念中，有着矛盾：祖国是一种有限的不完善的东西，而它有着无限的要求。（雅克·卡博著《信仰与重负——西蒙娜·韦伊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0。第421-425页。）因此我想，地球人批评地球各国人权，不算外星人干涉地球国内政。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的这首诗，中译有问题。安希孟认为，这首诗应该是：“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二者皆可抛。”如果人死了，那自由就无所附丽。节烈也是如此。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饿死了，节又焉附？自由是为着生命服务的。中国人宁愿病死，发誓不看西医不吃西药。谁吃西药，就用国骂围攻。当然，说到自由，我们就知道，马克思预见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其实就是自由王国，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又把共产主义叫自由王国，就是日本富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把未来世界的“永恒”同现在的“时间”对立起来，认为永恒性不在时间之中，这是西方文化有别于中国文化的地方。中国的仙人和皇帝可以万寿，但就不是无疆。看来生命比爱国的节烈更重要。节烈之国，忠孝节义，但日本兵几百人长驱直入北平，日本关东军只有几万人，中国兵民挡不住九一八。南京大屠杀，中国兵民绝对优势，国败如山倒。这些皆因中国哲人鼓吹“爱国”所致。个人的生命渺小，传统中国文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