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屋再新墙再葺——"闯关东"的曲折历程及政治、经济、文化意义
谈到我国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人们多会想起“湖广填四川”、“洪洞大槐树”、“下南洋”、“走西口”，但对“闯关东”似乎知之甚少。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约略地反映出一些有关“闯关东”的历史情况，引发了人们对这一大规模移民现象的关注。那么，真史中的“闯关东”是怎样形成的？究竟是哪些人在“闯关东”？如何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学的角度来认识这段移民史？“闯关东”体现和孕育了怎样的人文精神？请看——
主持人 李庆英
□话题特邀嘉宾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
徐 彻(辽宁古籍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王振忠(复旦大学教授)
刘德增(山东教育学院教授)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堪称中国移民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之一
主持人: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再现了近代中国发生在东北大地上的一段移民史。在我国历史上，几次有名的大规模的移民现象都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如“湖广填四川”、“洪洞大槐树”、“下南洋”、“走西口”，其形成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那么，为什么把关内向关外移民的这种现象称为“闯关东”呢？
葛剑雄:“闯关东”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背景。1644年清兵入关后，满族人口几乎全部从东北迁入关内，原来汉人相对集中的辽东也变得人口稀少。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辽东一带还是“有土无人”，“自沈阳至卜奎(今齐齐哈尔)，中间数百里无居民”。为了限制蒙古人内迁和汉民外迁，划分游牧地和农业区，清朝于顺治年间沿明朝辽东边墙旧址筑了约900里长的“柳条边”，康熙年间又加筑了新边墙。边墙设20座边门，每门常驻数十名官兵，稽查出入，禁止边内居民越过篱笆打猎，采人参，放牧。
“卖儿卖妇路仓皇，千里音书失故乡。”这句竹枝词反映了“闯关东”者的无奈和悲苦。上图:山东人徒步北上“闯关东”(1929年)。(照片选自《闯关东——2500万山东移民东北的历史与传说》，刘德增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由于关东长白山地区盛产人参，从事采参与贩运获利丰厚，关内人出关买卖人参的人日渐增加。顺治十一年(1654年)规定，凡出入山海关者都须凭印票，禁止挟带人参入关。但对出关于“柳条边”之内垦殖依然允许。但至康熙七年(1668年)，关外之地都被列为封禁范围。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政府派大臣探求鸭绿江源头，寻访长白山清朝发祥圣地。根据大臣的回报，康熙帝认为长白山与清朝的龙脉相连，因而将长白山周围地区都列为封禁范围。尽管有封禁的规定，但遇有灾害，关内百姓往往强闯或偷渡出关。一方面由于“柳条边”长逾千里，常驻官兵人数有限，难以阻拦。另一方面，为减少关内灾民的压力，不止一次变通规定，允许灾民出关，或者采取默许态度。但在多数情况下，出关是被禁止的、非法的，因此只能“闯”。
“闯关东”的另一层意思，是迁往关外前途未卜，风险很大。关东气候寒冷，人烟稀少，大多数地方还是无人区，能挖到人参，采到东珠，获得丰收固然能发财致富，也可能历尽千辛万苦却一无所获，甚至冻馁而死。加上没有设立行政机构，得不到保护和救援，盗匪横行，所以随时都有危险。闯出关的人可能得以维持温饱，就此安顿，再接来家属。也可能占上大片土地山林，或者带上白花花的银子衣锦荣归，来年带更多乡亲“闯关东”。但同样可能当了“胡子”，或者沦为奴仆，甚至客死异乡。但由于内地特别是山东，早已人满为患，农民无地可耕，加上天灾人祸频繁，官府地主压榨，穷人流民只能以“闯关东”为唯一出路。
王振忠:“闯关东”是17至20世纪中国内地向东北移民运动约定俗成的一种略称。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地区，“闯关东”的移民浪潮才有所消歇。纵观“闯关东”的历史，其移民数量之众，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均堪称中国移民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之一。
徐彻:“闯关东”中的“关”，指山海关。近代历史上，鲁、豫、冀、晋、陕五省流民，大多经过山海关往东北走，去“闯关东”。“闯关东”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路。陆路是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各关口出关，进入辽沈地区。海路则由山东半岛或福建沿海乘船到达辽东半岛。前者为“闯关”，后者为“偷渡”。实际上，“闯关东”只是指清代以来向东北移民的一个阶段性的代名词，并不是东北移民史的全部。历史上，东北大地至少曾出现过五次较大的移民潮:清初移民、清末御俄、关内逃荒迁徙、日本侵略者殖民移民、新中国成立后支援东北建设。
■顺治八年(1651年)是“闯关东”的起点，很多族谱把“闯关东”的年份定在了这一年
“渤海风掀恶浪摧，三更雨打断船桅。乡人尽做波中鬼，不敢回头任泪垂。”这首流传的竹枝词反映了从海路去“闯关东”的凶险与艰辛。上图:乘汽轮“闯关东”的人群。(照片选自《关于满洲铁路情况的报告》，1929年)
主持人:“闯关东”这一移民现象具体是从何开始出现的？
刘德增: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是从清朝开始的。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二十日，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从盛京(今辽宁沈阳)起驾，迁都北京。辽沈地区人口大多“从龙入关”，留住东北地区的人口约40万人。东北地区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如果移民开垦，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财源。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下令:“令民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乾隆官修《八旗通志》卷八一《食货略》)一般认为，顺治八年是“闯关东”的起点，很多“闯关东”者的族谱把他们“闯关东”的年份定为这一年。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十七日，满汉九卿官员将他们议定招民开垦的方案上报:“今将辽东为省，先以辽阳城为府，设知府一员、知县二员，招募人民前去收养开垦。若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下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一五二)招募者将所招人数、籍贯、姓名，具册上报户部，户部核准之后，由招募者带领出山海关，赴辽东知府、知县处交接。从遗存至今的文献资料来看，浙江义乌人陈达德是第一个招募百姓到辽东垦荒之人。顺治十一年，他招徕民户140家，被授予辽阳知县。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又颁布了一道命令，允许个体百姓自行赴辽东垦荒。从顺治十一年六月起，有组织地移民与个体自行移民辽东，二者并行。
为了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清政府规定新开垦的土地三年起科。康熙十一年(1672年)又改为十年起科。康熙十五年(1676年)恢复三年起科旧制。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定为六年起科。辽东一带肥沃的土地，优厚的起科年限，吸引大批贫苦百姓移民辽东。大批百姓拥入，必然危及满族“龙兴之地”自然环境。为了保护满族的“龙兴之地”，从顺治十一年开始修建“柳条边”。“边外”划为禁区，不准移民越雷池一步。但是，这条边墙未能完全阻挡移民的步伐。如嘉庆八年(1803年)十一月十一日山海关副都统来仪上奏:自十月初一至十一月初九在40天内，出关的山东人、直隶人、山西人多达8218人，平均每天205人。这些都是合法出关的，从海上偷渡者，则不知有几。从嘉庆年间(1796～1820年)起，陆续放垦“边外”土地，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最后一片“边外”土地放垦，二百多年的封禁至此结束。此后“闯关东”进入高峰期。
■“闯关东”的人口在3000万左右，山东人占80％左右，是“闯关东”的主体
主持人:《闯关东》这部历史剧是以一户山东人家“闯关东”为线索展开的，这是否也反映了山东人是移民群中的主体？历史上到底是哪里的人在“闯关东”？
徐彻:“闯关东”的多是流民，大多是来自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受灾民人，也有福建、浙江一带的流民。
刘德增: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最多，其次是河北人、山西人、河南人。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内各地“闯关东”人数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山东、河北、河南。一般认为，“闯关东”的人口在3000万左右。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占80％左右。例如，《申报》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二十四日报道:
兹据牛庄来信云: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三十七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码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
牛庄，即今辽宁海城西20公里处的牛庄，当时为一河港。这则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闯关东”中山东人之多。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前，山东各地“闯关东”的比例一般占山东总人口的5％左右。自清迄民国，“闯关东”的山东人达2500万人。高峰时节，一年便有上百万人。“闯关东”的山东人是开垦东北的主力军，他们在白山黑水间“放山”、淘金、垦荒。挖人参，俗称“放山”，也叫“走山”。民间传说，“闯关东”中的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他原是个穷苦的长工，听说长白山有种名叫“棒槌”的植物，比金子还贵重，便与同乡张禄跋山涉水到了长白山，翻山越岭去挖人参。俩人干了三年，挖了不少人参，商定再分头干三天，然后打点行装回山东老家去。谁知，张禄一去，再也未归。孙良急了，到处寻找，找了七天七夜也没找到。干粮早吃光了，他又累又饿，昏倒在蝲蛄河旁边。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过来，捧了几口河水喝了，看见水底有只蝲蛄，抓来活嚼生吞了。身上有了点力气，他抓起一块尖石，在一块大石头上刻画着:
家住莱阳本姓孙，漂洋过海来挖参。
路上丢了亲兄弟，沿着古河往上寻。
三天吃了个蜊喇蛄，不找到兄弟不甘心！写完，便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在今吉林省通化市快大茂镇西，滔滔远去的蝲蛄河北岸，有一座坟，就是孙良的。后来的放山人尊奉他为“老把头”，即开山祖。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金帮称之为“把头始祖”。不仅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金帮亦多为山东人。在淘金的山东人中，最著名的是夹皮沟金矿的韩宪宗。
主持人:为什么山东人不避风寒，不畏艰险，不远千里去“闯关东”呢？
刘德增:历史上，山东曾是富庶之地。战国时的苏秦，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主父偃皆曾赞叹齐地之富。不曾想，入东汉以后，每况愈下，山东逐渐衰落了。谚云:“死逼梁山下关东。”为何山东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一方面，这是由山东人“种地为上”思维定式所造成的。山东人曾经重农贱商，他们把淳朴的农家生活看作无与伦比的，把种地视为最高尚、最正经的谋生方法。山东民间有谚云:“千行百行，种地才是本行。”“三十六行，种地为上。”耕而食与贾而食，不是谋生方式的差异，而是道德上的善与恶、美与丑之分。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那些惯于土里刨食而又被抛出土地的破产农民举目四望，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逼上梁山，扯旗造反。一条路是闯入关东，刨口饭吃。而扯旗造反，最终还是为了争得一块养家糊口的土地。
山东人“闯关东”除了经济原因外，与他们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就是山东人的鲜明特征。这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文化素质根源。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粗犷、豪放的性格使得山东人敢于“闯关东”；勤劳、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诚实、尚义、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赢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
■在由血缘、地缘、业缘编织成的移民网络中，东北地区的内在拉力和华北地区的驱动力被发挥到了极致，从而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闯关东”现象
主持人:作为一种移民现象，“闯关东”有何特点？
刘德增:历史上的移民有“政治型”移民、“经济型”移民。“闯关东”属于“经济型”移民，而且这种移民多是“候鸟式”，即春去秋归；或在东北待上三两年，然后就回归故里。这种“候鸟式”的移民活动，在东北地名上也留下了印痕，如山海关外三里，有“凄惶岭”，又名“欢喜岭”，这里曾是“闯关东”人的暂居地。
王振忠:与其他移民现象相比，“闯关东”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特色。一方面，历经数千年发展所形成的错综复杂之人地关系，自然灾害，兵燹战乱，繁重赋役，人口压力，在华北各省形成强大的驱动力，驱使大批移民外出；而另一方面，白山黑水，地广人稀，物产丰饶，东北各地相对优越的某些自然条件，又形成了巨大的拉力，吸引着毗邻省份的下层民众。一推一拉，循环往复，一旦有人在迁入地站稳脚跟，在由血缘、地缘、业缘编织而成的移民网络中，此种拉力和驱动力便被发挥到了极致，从而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闯关东”现象。“闯关东”的移民构成了东北人口增长的主体，极大地密切了东北与山东等华北各地的联系。
主持人:“闯关东”的这些人主要是靠什么来谋生的？
徐彻:这些人在关东主要从事的活动有:一是垦殖。关内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耕作方法，他们从事垦殖，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二是养蚕。许多汉民在辽东上山养蚕抽丝。“现在山东流寓民人，搭盖窝棚，俱以养蚕为业”。清廷大量招募“放蚕之人”，促进了柞蚕业的发展。三是开矿。据史料记载，仅在辽阳等处从事挖煤的就有1000余人。还有汉人流民从事开矿冶炼硫磺。四是煎盐。很多汉人流民在辽东从事煎盐行业，得到政府的准许。五是手工。清廷注意招徕身怀一技之长的技工来关东工作，这为推动手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六是经商。也有些汉人流民从事商贾活动，并得到清廷的政策支持。
■源源不断的移民潮为东北新兴的产业提供了充实的劳动力，繁荣了东北的社会经济，进而推动了东北城市的近代化
主持人:大批的关内人移民东北，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振忠:“闯关东”对于华北和东北地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经济上，大批移民的纷至沓来，传播了华北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开发了东北地区，极大地增加了可耕地面积，使得东北成为我国重要的产粮基地。与此同时，源源不断的移民潮，也为东北新兴的产业提供了充实的劳动力，繁荣了东北的商品经济，并进而推动了城市的近代化。在民族关系上，大批移民促进了内地汉族与东北各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汉语逐渐成为东北各民族普遍接受的通用语，中国的语言版图也因此得以重绘，这有利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葛剑雄:自1860年清政府采纳移民实边的建议后，成千上万的移民从山东半岛渡海，或从山海关等地出关，由南而北，由西而东，很多将荒原开垦成农田，建起一个个居民点和城镇，修通了连接各处的道路，又伐木开矿，建起矿山、林场、工厂。随着东北地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新的县、厅、州、府不断设立，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东北的人口估计已有1700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式设置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这标志着在短短的四十多年内，陆续迁入的上千万移民使东北达到了与内地各省大致相当的水平。
徐彻:大批汉人流民的涌入，使得关东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关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社会生活绚丽多姿，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此外，移民潮的涌入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而且创造了东北特有的“创业文化”，比如创造性、流动性、平等原则以及由此形成的秩序。
葛剑雄:历史上，由于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体，山东文化也就大大影响了东北文化。我们可以发现，东北的文化跟山东就非常相像。东北人讲话也基本上就是山东的口音。可以说，山东有什么文化特点，特别是底层的文化特点，在东北几乎都可以找得到。
■扎根在祖国东北大地、继承了中国五千年文明、与内地血肉相连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粉碎了侵略者的梦想，对保全祖国的东北边疆作出了贡献
主持人:我们知道，近代历史上，东北地区因地广人稀、物产丰富一直成为列强的觊觎之地。那么，如何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认识“闯关东”的地位和贡献？
王振忠:在军事国防上，大批移民的进入，加强了作为边疆的东北与华北内地的联系，这对于巩固东北边疆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葛剑雄:早在康熙年间，清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在东北地区的边界。但俄国势力不断向东扩张，大批俄国移民来到远东，到19世纪前期已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内。而清朝却一再重申并加强“封禁”，使黑龙江和吉林两个辖区内人烟稀少，兵力不足，保留着大片无人区。如黑龙江以北几十万平方公里内只有“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不足一万。《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边界最东段乌第河以南一块是“待议地区”，并没有划定归属，但俄国势力进入后，不经过任何谈判就占据了这一地区。库页岛一向是中国领土，但清朝只接受当地土人的朝贡，从来不加经营管理，更没有想到从内地向岛上移民。乾隆年间，俄国和日本都侵入该岛开矿、捕鱼、建教堂，争夺了几十年，作为这块领土的主人——清朝却一无所知。1850年(道光三十年)俄国单方面宣布库页岛是俄国领土，清朝还不闻不问，以致在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规定岛上土人不再向清朝纳贡，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该岛的吞并。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但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国人已造成占有这些领土的既成事实。但已经有中国人定居的地方，俄国还不敢立即侵占，如条约规定，在黑龙江以东北的“江东六十四屯”仍归原来居民居住，由中国政府管辖。以后俄国才以武力驱逐中国居民的手段强占。
面对俄国的步步进逼，对东北招民垦荒，移民实边的建议终于为清政府采纳。1860年清政府下令开放今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次年又开放吉林西北草原，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移民。“闯关东”不仅不再是非法，而且经常得到政府的鼓励和资助，移民获得土地和定居也比较顺利。甲午战争后，俄国加紧了对东北的渗透，1897年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并实施移民计划。《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朝每年要支付大量赔款，财政困难。由于移民放垦既能充实边疆，又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光绪三十年(1904年)全面开放东北各边荒地。
俄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东北的觊觎和控制，日本始终将东北作为侵略中国的首要目标，都制订并实施过向东北移民的计划。扎根在祖国东北大地、继承了中国五千年文明、与内地血肉相连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粉碎了侵略者的梦想。“九一八事变”后，尽管日本侵略军基本占领了东北，但面对三千万中国人，不得不采取扶植傀儡政权的办法。与此同时，日本加紧实施“拓植满蒙”的移民计划，准备在10年内使日本移民达到“满洲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从历史上看，是当年历尽千辛万苦，百折不挠勇闯关东的移民和他们勤劳勇敢的子孙，开发捍卫白山黑山，保全了祖国的东北边疆，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伟大贡献。
■“闯关东”是20世纪以前中国农村社会面临巨大困境背景下民众积极寻求自我发展的一条道路，是一部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移民史
主持人:研究“闯关东”这段移民史有何学术意义？
王振忠:“闯关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之一，对于华北和东北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研究“闯关东”，探析移民原因、移民过程、移民形式与路线、移民来源和分布，以及“闯关东”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等等，在中国移民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有关“闯关东”的探讨，对于研究华北、东北区域社会的变迁，地域文化之塑造，以及人口地理格局的嬗变等，均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闯关东”对于移民输出地华北地区而言，极大地缓解了华北各地(尤其是山东)的人口压力，减少了社会动荡，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华北移民在东北披荆斩棘，艰苦奋斗，他们将辛苦所得源源不断地输回桑梓故里，为华北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闯关东”在华北地区积淀为一种社会习俗，成为当地发生天灾人祸时普通民众的自然反应。当然，由于“闯关东”者多为一家一户中的壮劳力，这也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导致华北农村社会人口结构的失调，农村劳动力大幅减少，耕地荒芜，等等，因此，“闯关东”对于华北区域社会的发展，亦存在负面的影响。另外，就整个中国而言，由狭乡迁往宽乡的“闯关东”移民，亦使得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人口的地理分布格局更显合理。
徐彻:关于“闯关东”这段移民史的研究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少，成果稀，热度低。“闯关东”是一个空前的移民创举。多个世纪来，有成千上万的关内流民勇敢地闯入了关东大地。到底有多少人闯入关东，有1000万、2000万、2500万、3000万之说，这些尚待学者去论证。流民战天斗地，为开发祖国东北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也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另外，“闯关东”的研究对历史学、文艺学、经济学、人口学、文化学、方言学、艺术学、美术学、风俗学、家族学等学科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主持人:“闯关东”孕育了一种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有何现实启示？
徐彻:“闯关东”至少体现了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处变不惊的超常智慧、有容乃大的宽阔胸怀和与人相安的和谐性格。这种精神仍是我们进行创业所需要的。
王振忠:从“闯关东”的历史看，许多下层民众，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置之死地而后生。在“闯关东”过程中，无论是季节性的移民还是永久性的定居，人们都是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拼搏。“闯关东”的历史，是一部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移民史，处处体现出中华儿女不畏艰险、积极进取的精神。自古迄今，广土众民的中国社会，农村、农民、农业始终是首要问题，“闯关东”是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农村社会面临巨大困境背景下民众积极寻求自我发展的一条道路。“闯关东”所体现出的创业精神，对于如今欠发达地区重建创业文化，振兴区域社会经济，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闯关东”引发的诸多问题，亦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省 别 “闯关东”的人数 占“闯关东”的人数比例
山东省 742，000 71%
河北省 176，000 17%
河南省 116，000 11%
其他地区 10，000 1%
▲历史上，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体。此表中的数据是1941年东北移民人口各省人数比例(资料来源:《近代东北移民史略》)。
主题延伸
1.郑板桥笔下的“闯关东”
郑板桥的《潍县竹枝词》中，有几首反映“闯关东”的竹枝词。
一首写亲遇外丧:“泪眼今生永不干，清明节候麦风寒。老亲死在辽阳地，白骨何曾负得还？”
一首写去而得回:“关东逃户几人归，携得妻儿认旧扉。茅屋再新墙再葺，园中春韭雨中肥。”
一首则写闯关东的悲剧历程:“卖儿卖妇路仓皇，千里音书失故乡。帝王深恩许重聚，丰年稼熟好商量。”(汪阳)
2.“闯关东”始于何时？
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早期说。有学者认为，从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大批的山东人就开始通过漂浮的木筏或步行等方式踏上了关东大地。以后历朝历代，不绝如缕。这种说法实际上反映的是山东人移民东北的最早时间，而不是真正意义上“闯关东”的起点。二是清朝说。从大批移民的角度，许多学者认为清朝应该是“闯关东”的肇始期，一般把顺治八年(1651年)看作是“闯关东”的起点。
3.何谓“老边”、“新边”？
为了限制蒙古人内迁和汉民外迁，划分游牧地和农业区，清朝于顺治年间沿明朝辽东边墙旧址筑了约900里长的“柳条边”(称为“盛京边墙”，又称“柳墙”、“柳城”、“条子边”)俗称“老边”。所谓“柳条边”，就是以柳条扎成的篱笆。“老边”南起今辽宁凤城南，东北经新宾东折，西北至开原北，又折而西南至山海关北接长城。康熙年间清朝对东北实行了“封禁”政策，又加筑了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北边的边墙，称为“新边”。边墙设边门20座，有官兵把守，以防止关内人越过。
4.“闯关东”中的几个“第一个人”
从遗存至今的文献资料来看，浙江义乌人陈达德是第一个招募百姓到辽东垦荒之人。“闯关东”中的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被称为“老把头”；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 (葛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