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景行（现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 前传讯电视“中天”频道总编辑）
“我们得到消息，说邓小平已经去世……”
电话中对方迟迟没有回答。
“是不是晚上九点钟左右……”
对方还是没有回答。
我知道他不能说明，却又不愿使我得出错误的结论。过去一个星期，同样是他，曾不止一次明确地对我说：邓是重病，但没有去世。”
可以打的电话差不多都打了，传讯电视总裁于品海就坐在我办公桌的对面，他也打完了电话。我们交换了最后的看法，只需要几句话，因为到这时我们都确信邓小平已经去世，不再有任何怀疑。“播吧”，我们走出办公室，向等候在编辑室里的同事说。
执行总编辑陈庆源、副总编辑张宏任和当班的编辑主任麦耀安为播发这一消息作好了一切准备，并且已和上一天刚到北京的“中天”记者梁冬等联系上，要他们立即赶往邓家和三O一医院附近去看看有无异常动向。“怎么播？”我随手拿起一张电脑打印纸，在反面写上两行字：“据本台自北京获得的确切消息，中共元老邓小平已于十九日晚上九时前后在北京因病去世……”
“中天”正在播放的新闻节目突然中断，画面换上了邓小平的照片，主播程治平抑制着起伏的心绪，用仍有点发颤的声音把这一消息传向了全世界。这时是二十日凌晨一点十八分，下面一步应该做的是尽快通知其他传媒机构，包括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中央社等，也告诉香港媒体：“中天”已经报道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
我们不安地等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一点四十三分，美国CNN用不确定的语气报道香港有邓去世的“传闻”；二点十分，路透社转述了“中天”的报道；二点十四分，香港无线电视（TVB）记者谭卫儿自北京报道邓于十九日晚九时零八分去世，她是第一个说出邓去世的确切时间的记者。二点四十五分，北京新华社正式公布消息。
早上七点多，我作了十五分钟的新闻分析直播节目。我在开始时说：“经过一个很长的通宵，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作为一个中文电子媒体，我们没有让英文的或者日文的媒体抢先。”
我已经超过一天一夜没有睡觉。
事后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天”能够抢先报道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就靠那天晚上“博一博”运气。事情却非如此。如果把这场新闻战比作一场球赛，那天晚上只是关键的临门一脚，但赛事却早已开始。
这一轮关于邓小平病故的传闻始于二月十三日前后。最先是一位“中天”的同事焦急地跑来告诉我，北京中央机构中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他说邓小平已去世，下午四时将发布消息，要他尽快把手中的香港股票抛掉。他说得如此肯定，我当然不敢疏忽，花了一个上午打电话给一些朋友查证。但他们都说没这回事，广州的朋友提醒我注意李鹏有没有按原定行程到广东茂名为三十万吨乙烯工程投产典礼剪彩。
此后差不多一个星期不断听到有关邓的传言，每天都要花不少时间查证，半夜都会被电话吵醒。二月十四日下午，又传来消息，说当天晚上北京将有重大宣布，香港某家与北京关系密切的电视台已抽掉原定的节目，又说某家报纸已更换版面。我马上打电话给那家电视台高层，他说没有那回事。
紧张的二月十九日凌晨
不断的查证虽然令人既紧张，又疲乏，但也使我们更加知道怎样去辨别消息的真伪。在查证过程中我们也弄清楚，这次邓小平确实病重，似已凶多吉少。我们须为如何报道邓去世的消息作最后的准备。
十四日那天，我、陈庆源和于品海一起讨论，一旦邓去世“中天”报道的基调，于品海当时作为行政总裁，有一段时间直接掌管“中天”的新闻编辑业务。我们认为，应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特别是他把中国带上了改革开放的轨道，为他深厚权力继承预先做了安排，并使中国变为国际上的一个稳定因素，这一基调后来被台湾某家报章指为“左倾”。
我们又要求“中天”的同事必须十分慎重地处理有关邓的消息，不得随便报道未经查实的传闻。一旦获得邓病危或去世的确切消息，“第一梯队”的记者必须在一小时内赶往机场前往北京，第二、第三“梯队”也须尽快跟上。
十八日下午，我们召集“中天”各组负责人开会，对如何追查和报道邓小平去世的新闻作更为具体的部署。可以说，到那时我们已开始进入“临战状态”。我和陈庆源又商定，原定于数天后去北京采访美国新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北京之行的记者尽量提前出发，最好当天晚上就上飞机。有了那几天的“热身”准备，十九日晚消息传来时我们要做的主要事情只剩下查证和判断。
十九日晚上近十二点时，我在家中收看晚间电视新闻，电话又响了，这次是于品海打来的；他的一位北京朋友打电话告诉他邓小平已经去世。我立即叫了出租车赶往柴湾的明报工业中心，“中天”编辑部在九楼。明报大楼底下有二、三十个员工在等公司的车子回家，我看了一下“中天”的只有“九七”专题的徐小姐。我拉住她一起进了大楼，在电梯中我才告诉她今晚可能有邓的大新闻，请她多留一些时间待命。
这时于品海已经到编辑部。他的消息来源可信度极高；据他后来对台湾传媒说，那位朋友在电话中用的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语——“那批货物已经卖出了”。但即使如此，我们不能就这样报道出去，必须做严密的查证，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进了办公室各自打电话。我们的消息来源是属于很不相同的两个圈子，如果他们都能证实这一消息，那就无可怀疑了。在所有打通的电话中，有人证实了我们得到的消息，而且没有人再如前几天那样给予明确的否定，所有的暗示也都指着“确有其事”的方向。我们感到可以踢那临门一脚了。
像邓小平去世这样的重大事件，在中国新闻采访中即使不算百年一遇，起码也是十年、二十年一遇。为了及时捕捉这一新闻，各地传媒、尤其是港台两地中文传媒，这几年来已不知耗费多少资源。
中国仍保留着人治色彩。邓小平虽然多年前就已退隐幕後，但他的生死对中国政局仍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及影响力。而且，北京当局至今仍把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视为国家机密，海外传媒无法从官方渠道得到确切消息。另一方面则是小道消息满天飞，真假难辨。邓去世后台湾情报机构官员就透露，过去十年他们收到关于邓去世的传闻不下两千宗！
小道消息与正确报道的分辨
这类小道消息主要出自以下几个来源。一是与北京高层官员有一定关系的人士，他们通过某些非正式渠道获知高层圈子中的传言，再加盐加醋流传出去。一是某些政治力量出于特定目的传播以至“自创”这类小道消息。
近数年由于中国大陆股市发展以及深沪、港、台三地股市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小道消息越来越具有金融投机的色彩，有关邓去世的传闻更成为股市炒作的经营性题材。
追踪过去几年有关讯息的传播过程，还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一些中国大陆流传的小道消息，不过是较早时期的同样传闻传到海外后又“出口转内销”。这就像石块丢进水池激起水波，又反射回来，相互交错，越来越紊乱。
大道消息稀少，小道消息杂芜，令海外传媒对中国政局报道难上加难。邓去世之后听到不少同行说，他们十九日晚上也都得到相同的消息，有的还比我们更早。实际上，那天晚上有关消息传播速度极快，有位去大陆西南省份采访的香港记者当晚十点左右就接到日本同行从东京打去的查证电话。新加坡《联合早报》驻北京记者吴丽英八点多就得到邓“已经回不来”的风声，但查来查去仍“无法确定”。
可以肯定，那天晚上十时以后世界各地起码有成千上万的记者及外交官、情报官都竭尽全力查证这一消息，结果都和吴丽英女士差不多：“无法确定”。
这几年邓去世的谣言一传再传，已经造成“狼来了”的效应；十九日晚上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得到消息，而是如何查明其真伪，如何判断这次消息与过去一周及过去数年的类似传闻全然不同，如何知道这次“狼”真的来了。二月中旬，香港传媒中最早报道邓病危的是《苹果日报》，但如果它对自己报道过的东西确定无疑，就不会在邓去世前一天却把派往北京的“等死队”撤回香港。
不止一家香港传媒派“等死队”常驻北京，人员不断换班。这种方法落本很重，效果则不一定明显。在现代高科技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远近的概念大不同于以往；只要有人脉，在北京市内打电话同在北京、香港之间打电话已差不多同样方便。
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靠得住的消息来源。所谓靠得住，首先是对方确有可能从较直接的渠道得到这类消息，而不是翻炒别处得来的三手、四手小道消息：其次是对方应无其他政治目的或投机炒作的动机，更不是为了将消息卖钱。
北京官方对重大新闻控制严格，海外记者采访又受到重重限制，难度极大。但在同样的困难条件下，不同传媒的表现仍可分出高下。特别是像中共最高领导人去世那样的大事，牵涉的面极广，不可能长时间密不透风，更不可能“秘不发丧”。
这次邓小平去世，据悉两小时之后已通报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及地方省市负责人，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及《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机构也都已进入待命状态，香港的中方报章以及与北京关系密切的电子传媒都得到风声。午夜一时北京正式通报日本大使馆。至此，邓小平去世之事再也不能算什么机密。
“中天”频道这次夺得了全球大独家，比新华社早了一个半小时。事后我们在接受其他传媒采访时一再强调，当天晚上能得到确切消息固然重要，但此前一个星期的不断查证辨伪和准备工作同样重要。可惜的是外界只关心“临门一脚”，对整场比赛的过程没有多大兴趣。实际上，那一个星期查证不仅多次使我们避免报道失误，而且使我们对自己辨别真伪的能力大有信心。如果一个消息渠道向你提供过错误消息，它就不应再得到你的信任；相反，如果一个消息渠道能帮助你辨别出假消息，它就更值得信任。
一些海外传媒过去经常报道邓去世、病危传闻，等到“狼”真的来了的时候反而没有什么出色表现，皆因其不善于辨别真伪，特别是不善于辨伪。它们一味追求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独家报道，不愿花功夫去查证，结果只会令自己发掘新闻的功能萎缩。
像邓小平去世这种难得的重大新闻，对所有传媒都是一场功力的考试。总的来说，在处理这样的突发新闻方面，电子传媒可说是独领风骚，在时效方面更是大大胜过文字传媒。香港一家报纸的编辑就说，那天晚上他们是一面看着“中天”的新闻一面写稿，等到北京官方宣布时稍加补充就可以付印了。另一家报纸的资深记者事后感慨地说，那天同事们做得很辛苦，只是尽“人事”而已，“无论如何都不能和电子传媒斗”。不过，这天早上香港主要报纸都一再加印，还是供不应求，可见文字传媒仍有电子传媒无法替代的功用。
在电子传媒中，二十四小时广播的全球性卫星新闻频道又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邓小平去世的新闻最先由“中天”和CNN报道，并非偶然；邓去世的时间恰恰是在晚间，又令它们的全天候功能更得到充分的发挥。消息传来时，多数电视台新闻部门已经下班；“中天”频道二十四小时作业，半夜也配备了一班人马，只要再增加部门人手就可以开播。
另外，港台两地电视台中，传讯电视外驻海外的记者最多，分布也最广。邓去世的消息播出后，传讯电视派驻北京、香港、台北、东京、纽约、华盛顿、洛杉矶、伦敦、巴黎、新加坡等地的记者都已接获通知，纷纷出动采访，充分发挥了“全球华人新闻网络”的优势和特色。驻法国巴黎的记者陈力川和香港负责协调全球采访的许方辉那时正好在莫斯科采访，驻东京记者葛朔然已经签约尚未正式上班，也都立即开始采访。这样，二十日早上其他电视台还在播送邓去世的消息及北京官方文告时，“中天”已开始报道世界主要国家及各地华人社会的最初反应。
卫星电视可以说是无远弗届，“中天”播出邓去世的消息后，首先在北美和西欧引起反响，因为那里正好是白天。好几位香港朋友都说，那天半夜被来自大洋彼岸的长途电话吵醒，都是传媒要他们谈对邓后的看法，他们方才知道邓已去世。当时香港的“中天”编辑部和各地分部内更是电话铃声大作，西方主要新闻机构同时都来求证，所有在场的人都会有一种“唤醒世界”的奇特感觉。一个人在他全部新闻工作生涯中能有一次这样的感觉，付出再多辛劳也都值得。
事后，香港和台湾都有评论人士说，这次邓小平去世后才过六个多小时北京就向世界宣布，与毛泽东、陈云去世时相比，动作出奇迅速，很可能是给“中天”的报道逼出来的。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有点言过其实。因为时代毕竟不同了，那天晚上“中天”频道虽抢了第一，但如果我们不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其他传媒报道。北京动作迅速很可能是迫于国际新闻竞争的压力，知道这样的大事不可能长时间不为海外传媒所悉。
台湾、日本、新加坡的被动
要说“中天”报道的作用，也许就像是催化剂，使混沌局面很快就明朗化。香港报纸本来都已进入开机带印的最后阶段，知悉“中天”报道后纷纷作出应变，如果再晚半小时或一小时，就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
“中天”抢先报道对当天股市有何影响，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相信，如果那天再晚几小时报道，距离中港台股市开盘时间就会很近，投资者同时接获消息后都来不及仔细考虑，第一反应一定是抛货，必然形成市场中的恐慌。现在则有七、八个小时的缓冲，投资者在半夜或清晨先后得知这一讯息，有足够的时间消化和冷静思考，作出较为理智的决定。此日中港台股市全面报升，令不少金融分析人士跌破眼镜，其中也包括于品海。那天早上我们“唤醒世界”大功告成，分手前我同他对股市可能出现的走势作了截然相反的预测。可惜我没有赶去入市，只是回家去翻看一大堆刚买的日报。
这场邓去世的新闻战中，香港传媒的表现明显胜过台湾，可见香港在报道中国大陆新闻方面仍具优势。以电视为例，传讯电视主要观众虽在台湾，总部则在香港，香港的无线电视，则是世界上第三个播出这一消息的电视台，而且最先报道了邓去世的确切时间。亚洲电视、香港有线电视以及香港各家电台也都在北京正式宣布前后迅即中断原来的节目，全面报道。
台湾电视台中，TVBS虽然也是全天候新闻频道，但要到清晨二点五十分才用打字幕的方式首次报道登去世消息。至于台湾的三家无线电视台（台视、中视和华视，统称三台），则要到早上六、七点钟才开始报道，比香港同类电视台迟了三、四个小时。其中最早获得有关消息的中视，也是靠驻香港的记者李锦华通报“中天”已经播出，那时是午夜二点。一些台湾有线电视频道则迟至中午新闻时才报道。
更为不幸的是，邓小平去世那天，台湾所有电视台都没有记者在北京，失了先机，被迫向香港的同行借调画面。有趣的是，三台早上的新闻都用了美国ABC电视画面，而ABC用的又是“中天”画面，主播是原华视的陈若华。这么一来，就闹出陈若华“重返三台”的怪事。胜负见分晓后，“中天”台北分部负责人陈浩对台湾同行说：“这次也该轮道我们“胡”一把了。”
报纸方面，陈浩那天晚上在“中天”播出后就打电话给《中国时报》、《联合报》等主要报章通风报信，但那几大报的负责人仍然半信半疑。相比之下，香港各报在“中天”报道后对邓已去世几乎不再存疑。至多只是等北京官方宣布，这也是港、台两地对中国大陆新闻判断的落差。《中时》和《联合》等报后来还能及时抽调版面，全面加以报道，而《自立早报》、《民众日报》等七家台湾报纸都漏掉了这一重大新闻，全无反应。《自立早报》的一些记者当晚听到“中天”的报道后立即通知报社，并有人赶回编辑部，但排版、植字人员都已下班，负责人无力应变，事后追悔莫及，且又引发高层人事风波。香港则没有一家报纸漏报邓去世的新闻。
日本与北京有一小时的时差，那天只有《朝日新闻》一家抓住了邓去世的消息，犹豫中在大标题后面打了个问号。新加坡与北京没有时差，但却迟了一天才刊登相关报道。《联合早报》驻北京记者吴丽英把邓家附近“有异动”的稿件传到新加坡总社时，仍认为“没有确实的资料，我不能明确报道”，等到北京官方公布消息，新加坡方面已来不及改版了。
香港各日报虽然都能及时改版，但毕竟不能拖延太久付印。除了即时更换头版的内容外，其余只能靠“预制”好的版面了，多家日报连社论都来不及赶写。几乎香港所有报章都早就为邓去世预先制作好几个版面，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修改一下，内容主要是邓的一生功过、三上三下的传奇经历以及家庭成员等等，基本上是资料的综合。因此，二十日香港各日报的内容颇为相近，只有《苹果日报》多了一项大陆的民意调查，但那也是早些日子“预制”，并非邓去世后即时进行的。
比较特别的是《信报》。它本来也同其他报纸一样预作了几个版面，不料紧急关头竟在电脑中失踪；原负责制作的副总编辑张宽义已于两年前去世。结果《信报》只能临时重起炉灶，改以社论和最新的新闻报道为重头戏，反倒显得与众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邓去世的消息还经由两个新的渠道传播开来：电脑网络和传呼机。据台湾报章报道，二十日凌晨一点三十分，台湾学术网络BBS实验站的一个网友首先在网上报告说：“刚才看中天新闻，证实老邓已于昨晚九点多死了。”二点十分，又有人在网上报告说：“CNN也报了这个消息。”接着，有关消息越来越频密，网上讨论也越来越热烈。五时左右，香港网友报告说，从《苹果日报》的网页中看到了有关新闻及照片。伦敦的网友则形容说：“今天晚上（英国时间）打开收音机，每一台都可以听到邓小平过世的消息。从没有看过英国的电视台花那么多时间在同一新闻上，好象是女王（死了）！”
据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理系助理教授苏论机的一项调查，邓去世消息的传播在香港主要靠五个途径。其中百分之二十七的人最早从电视中知悉，百分之二十四则由电台。另有百分之十六从传呼机得知，这个比例超过了阅读报纸才知的百分之十三和经由亲友、同学、同事告知的百分之九。可见，在重大突发新闻的传播中，传呼机已开始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在拥有传呼机的香港人中，百分之二十八的人通过传呼台发布的简讯而得知的，超过电视和电台，而且他们得知的平均时间也都早于没有传呼机的人。
三月二十日，也就是中天频道“唤醒世界”之后正好一个月，传讯电视管理权易手。参与那天晚上新闻作业的同事中，已有多位离开，我也在其中。我首次涉足电视新闻行业前后只有短短三个多月，却经历了这样一件大事，而且能和“中天”的同事一起在中文电子媒体发展史上留下了一道刻印，这是我的幸运。最后我想重复一句：我们没有输给CNN或NHK。中国人社会中的大事，本来就应该由中国人首先报道。
（编者对曹先生原稿做了少量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