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霸天”陶铸的升沉

“南霸天”陶铸的升沉

张成觉／‘广西剿匪四十五万，杀人四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广西应该杀。’

这是1951年初陶铸与毛的来往电报。见于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所著《古大存沉冤录》（天地图书，2000年，122页）。陶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奉毛之命主持广西剿匪。此后不久，擢升为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堪称为‘用人血染红了顶子’的典型，其官位背后，至少有一万三千多冤魂在游荡。

　　当年11月，陶被毛调至广州，‘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位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之下。其后陶重用赵紫阳，结合镇反、肃反，在土改中大开杀戒，并整肃本地干部，受到毛的肯定与支持。未几，叶剑英被调离广东，陶铸正式登上南天王宝座。

　　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陶作为毛宠信的封疆大吏，按照‘最高’的旨意，精心部署。5月15日，省委制定了《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此前的14日和隔天的16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党内指示，表明就要进行反右的意图。陶决定亲自出马，于5月19日到中山大学听取师生意见，‘引蛇出洞’。

　　当天上午的教师座谈会上，‘中文系教授董每戡说：学校的大部分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是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不苟言笑，（陶铸插话：是冷若冰霜。）不去接近群众；运动中是屠夫面孔，很凶恶，知识分子很怕他们……

　　政治经济学教授林楚君说，党的工作作风没有改变过去对敌斗争的方式，党员强调组织性，什么事先在党内决定通过后，非党人士的校长，系主任的意见就不会有人听了，这种有职无权不就造成宗派主义吗？

　　中文系教授詹安泰说，过去党偏听积极分子的话，就更脱离群众，因为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不一定了解每个老教师辛苦工作到半夜的情况的。肃反中间学校产生的一些错误，也不单是某个人的问题，党委会应该进行检查。’

　　陶铸一直不动声息地耐心听着，甚至插上一两句话以示鼓励。会议结束前，他特地添上几句说：‘学校党委可以再组织教师们继续提意见，让教师们七年来积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直到整好党的作风，意见提完了为止。’他还说：‘现在有些同志思想有顾虑，怕报复，但从一个党组织来看，他是不会报复谁的。’‘造成党群关系隔膜的现象，首先是由党员负责，墙本身就是由党员筑起来的，整风就是要拆墙。’

　　然而，不久之后，当日发言的董每戡，林楚君，詹安泰等人都被划为右派。（引文及资料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6年，204-205页）

　　与全国一样，民主党派被列为反右重点。‘到运动结束时，全省的民主党派中共有1623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当时全省民主党派成员总数8076人的百分之二十。据统计，全省共错划了36610名的右派分子。’（《古大存沉冤录》，149-150页）

　　如果说，上述成绩未必足以使陶铸成为无人能及的反右干将，那么，他所策划的反地方主义，便绝对是举国只此一家的独创另类反右。‘为了对提意见者、对‘地方主义’言行进行反击，广东省委在反右派过程中，交叉地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一次“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实质上是在划右派之后，又划了一批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地方主义分子。如，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长征老红军卢伟良被划为极右，检察长、久经考验的长征老红军干部云广英，仅仅因为对省委某些领导干部有意见，就被作为‘地方主义’撤了职。’（《古大存沉冤录》，150页）

　　地方主义和右派有无不同呢？陶铸讲，毛曾指出：‘地方主义就是右派。’两者均属敌我矛盾。（同上书，156页）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的，大多是县处级以上干部。仅在海南行政区即达154人，占该区286名县处以上干部的百分之五十四。可见打击面之宽。而古大存、冯白驹两位中共老干部，则成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受到严厉处分，直到1983年2月9日才获中共中央彻底平反。

　　应该说，陶与古、冯等人的矛盾，实质是中共党内不同派别的矛盾。而陶本人，最终也在这种派别斗争中落得十分悲惨的下场。

　　1966年8月文革刚兴起，陶铸红到极点，毛亲自把他勾到排名第四的位置，仅次于毛、林、周。不料才过了5个月，即1967年1月4日，他就丧失了人身自由，成为与刘邓并列的被打倒对象了。据其妻曾志自述，事缘陶拒绝江青要求，不肯在批刘邓的会上发头炮，再就是当面痛斥江‘干涉得太多了’，引致江大哭大闹，说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曾志《我在共产党内七十年》，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1999年，461页）总之是得罪了‘娘娘’，因而遭殃。

　　1969年11月30日，陶于被关押近3年后死于合肥。之前七个月因胰腺癌，痛苦不堪。据曾志写的病情纪录：他‘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像这样，一天要发作三四次。。。虚弱得连大便的力气都没有，每隔几天，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昏昏迷迷地睡着就讲谵语，有时听到在叫亮亮。’（陈直刚、黄从兴《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9页）

　　亮亮即其女陶斯亮，是个医生。1978年12月陶获平反后，她写了一篇悼念亡父的文章，长达一万多字，题为《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新华社与各报分别予以播发，颇为轰动。看来，她继承了乃父的若干文学细胞。

　　陶铸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略有文才，曾出过两本书：《松树的风格》和《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分别以其两篇散文作书名。前一散文收入大陆中学语文课本。他也会写旧体诗，69年10月遣送安徽，与其妻生离死别之际，留下一首《赠曾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此前，67年8月写过一首《满江红》词赠给他女儿，颇见父女情深。

　　纵观其一生，无疑属于毛的忠实信徒与走卒，毛昵称他为‘我们党的一头牛’。因他的牛劲——蛮横固执，且不说前述剿匪、土改、镇反滥杀无辜，之后历次运动中亦害人无数。而其遭毛抛弃则引人深思。伴君如伴虎，皇权专制下此类事例层出不穷。故陶诗自称‘心底无私天地宽’，实质并不确切。中共标榜‘立党为公’，纯属欺人之谈。说到底，无非维护一小撮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已。工人农民不依然受苦受难？何来‘无私’？

　　末了还要提一下陶妻曾志。此人一表人才，知名女诗人柯岩1965年在广州慕名求见，还有竞艳之感。她1911年出生于湖南宜章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上过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考入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优异成绩毕业。同年加入中共，时年15岁。初上井冈山时她‘经常和贺子珍睡一个铺合盖一条被’（曾志《我在共产党内七十年》，96页）当时毛贺尚未结合，但两人常闹着玩。一次曾见到他俩正逗乐，毛竟招她过去，‘指着子珍，笑嘻嘻地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爱你！”’她气得转身就走。因为她当时的丈夫蔡协民是毛的学生，正在袁文才部队任党代表。她觉得毛‘开的这个玩笑很不得体’。（同上书，97页）

　　后来贺怀孕，毛要上前线，特地托她照顾贺。由于这个渊源，延安时期毛对曾志很客气。1964年底毛生日家宴摆了三桌，她和陶铸夫妇俩应邀出席。69年陶死后，毛对曾仍网开一面，特准她回京享受离休待遇。

　　她结婚三次，首任丈夫夏明震，是中共著名烈士夏明翰的胞弟，1928年遇难。第二任丈夫蔡协民，1932年被中共中央认定为‘社会民主党’而‘甩了’，34年调回厦门后被捕遇害。但曾本人倒得享天年，1998年6月逝世，终年87岁。上帝慈悲，不因其为陶铸之妻而使受株连。在这点上，毛说过的一句话并不错：‘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大意）’。（同上书，506页）可惜，毛时代株连成风，许多受害者无曾志之幸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