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确定了把中国建成“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纲领。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发展了民主政治的思想，为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毛泽东思想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的，民主政治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高举民主政治大旗，坚决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产生了丰富的民主政治思想。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共分3个部分：“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我们的领导责任”。在第二部分，毛泽东提出了实现“民主”的两项具体目标：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正式拉开了中共延安时期反专制争民主斗争的大幕，树起了反专制争民主的延安精神的大旗。
中共反专制争民主的基本思想主要有：
（一）主权在民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为主，大力传播民主的价值和民主的正义性，强调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是否主权在民。
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文章指出，选举必须是真正的普选制：“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文章强调选举不能规定什么资格条件：“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文章再次强调民主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文章指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介绍英美国家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指出：“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对民主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这是延安精神的思想基础，是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民主运动的理论根源。
（二）中国人要学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
中国共产党当时也崇尚美国的民主。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毛泽东强调中国人尊重美国人的民主理念，鲜明地提出：“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同上）
中国共产党曾经大张旗鼓地介绍和宣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新华日报》这方面的文章很多。
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日，每年的这一天，《新华日报》都要发表文章纪念。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文章指出：“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社论指出：“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与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过去的工作一样，与罗斯福、华莱士现在的工作一样，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
每逢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诞生日，《新华日报》也往往发表纪念文章。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文章指出：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倡导的《权利法案》，早已“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基本观念了。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上还有根本不承认人民权利的法西斯蒂，还有企图用不正暴力来强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还有想用一切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箝制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法规’，‘条例’，‘体制’；还有想用‘民主’的外衣来掩藏法西斯本体的魔术家和骗子，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的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那时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是积极宣传和学习的，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是顺应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大潮的，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中国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民主，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缺乏民主的国情看的非常清楚，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也强调中国没有民主。他说：“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讲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慨。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已经逝世19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18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周恩来：《“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1944年3月12日）
那么，中共领袖认为在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民主呢？周恩来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同上）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及其军队“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要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就不能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他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强调，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刘少奇选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176页）
一党专政是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国家，决不会“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发出的庄严的历史承诺！
（四）要实现民主，必须结束一党专制
独裁专制是和民主自由相背的，要实现民主，必须结束一党专制。这是中共媒体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文章指出，一党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党派只有竞争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1945年1月28日《新华日报》发表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党专政下的所谓国会和舆论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1944年3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郁敏的文章《强大而民主》，文章指出，民主是真正强大的力量：“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还发表文章，对那些反对民主、维护一党专制的借口进行批驳。针对“国情特殊论”，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即科学》一文，指出真理不分国界，民主适宜一切国家。文章说：“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针对“稳定压倒一切”论，1946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谁使中国不能安定?》，文章指出：独裁专制者希望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文章指出：“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那就是——停止内战!取消特务！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五）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础
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文章收集了许多材料，文章指出，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有无言论自由是判断民主还是独裁的重要标准：“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
文章指出：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这种做法的“终极的结果，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硬化”。
文章号召人们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文章指出，新闻从业者戴着重重的枷锁：“有消息不能报道，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文章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除了上述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外，中国共产党的媒体还强调“要实现民主，必须有一部人民的宪法”、“自由结社，是人民的基本权利”等等。可见，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民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
（六）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实践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大力宣传和倡导民主政治的思想、价值、观念和制度，努力向国民党政权争民主并推动国民党实行民主的政治改革，而且以身作则，在自己的工作和行动上积极探索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认真实践民主政治的原则。
中共民主政治的实践主要表现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和建立三三制政权方面。
早在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就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制定颁布了选举条例。
对选举，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非常重视，许多地方成立选举委员会、选举训练班，认真组织，积极培训。各边区都印行了大量宣传品，仅晋察冀边区就印了100余种报刊，像阜平的《大家选》，曲阳的《民选》，定县的《民主洪流》等。各根据地还组织了成千个村剧团、宣传队和歌咏队，他们走村串街，宣传选举的重要性，如晋察冀边区的戏剧《选村长》，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选举的重要性。
在抗日根据地，大多数选民文化素质不高，所以在乡村选举中往往会加上一些变通措施。中国人富于智慧，人们想出了许多世界选举史上闻所未闻的投票方式。村选比较普遍的方式是红绿票法和豆选法，此外还有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烧洞法、投纸团法、背箱子和举胳臂等。其实选举的关键不在于选举的技术问题，而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
选举是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所以参加选举的积极性很高。根据统计，陕甘宁边区1937年第一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占选民总数的80%，差一点的地区也在半数以上。在1941年的第二次选举中，仅据曲子县的统计，全县选民共25175人，参加选举的为20223人，占80.4%；另据吴堡第六区的统计，全区选民3505人，参加选举的为2961人，占84.5%；总计全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80%以上。（宋金寿等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243-244页）通过选举，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认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共达九千万，都建立了选举产生的地方各级政府。边区农民通过投豆子、举胳膊，选举出了他们满意的官员。这种广泛的民主选举活动，对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三三制”原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即根据地政权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三三制”从1940年试行，到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推行。
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虽处领导地位，但不是一党控制，更不是由共产党一党包办。中共许多领导人都强调实行“三三制”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中共一党专政。董必武指出：“三三制”“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谢觉哉指出：“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人民不选或少选共产党员，共产党无权去要求他选或多选。但当选的共产党员若超过三分之一时，共产党就得辞去一些。为甚么要这样?因要革命须要有坚强的领导的党，而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当政的党，对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必归于失败。”（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
那么，中共如何实现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呢？中共对参议会和政府的领导，是靠“占1/3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如果说服无效，“党团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第5册补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可见，中共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强制性的。
由于实行了“三三制”，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天”成了蓝蓝的天。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考察过根据地的中外人士大都认为，根据地是中国最民主最清廉的地方。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不畏千难万险,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正是因为那里有着“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环境。
1940年前后，陈嘉庚比较了国共统治区的人民状况后下结论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后来的历史果真被他言中。
中共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实践，促进了人们的民主政治觉悟，推动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现在探求中共胜利的原因，可以发现正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实践，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动员，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赶走了蒋家王朝。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当时的民主，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胜利。中共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实践对今天中国的民主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推动作用。 （作者系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责任编辑 李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