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我们与这个世界有着怎样的联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承载着一段历史，科学家们在把DNA技术用于为人类追根溯源的过程中发现，原来人类竟有几个超级祖先，即在众多人身上留下他们基因印记的人。他们就像一个个分支点，无数的枝杈最终将归结到一个人身上。
一个贵族拥有众多后代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来自英国休斯敦桑格尔中心的研究人员针对人类Y染色体进行遗传学分析，推断在中国北部和蒙古约有150万人是同一个男子的后代。
领导这项研究的是休斯敦桑格尔中心主任克里斯·泰勒史密斯博士。他带领英国以及中国的同事，仔细分析了东亚地区1000个男性的Y染色体，并且比较了这些Y染色体中许多位点的DNA序列。结果发现，被检查的1000个男性中，有3.3%的人DNA序列相同。这种遗传上的相似性表明，这些男子均拥有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那么，这位男性祖先到底是谁呢？
泰勒史密斯和他的同事查阅了历史书籍后分析，这个男子可能是生活在16世纪中叶的觉昌安。觉昌安的孙子努尔哈赤创立了清朝。觉昌安的后代统治中国直到1912年，这个满族皇室每个男人都拥有许多的妾室，在东征北战中与其他种族的人有交叉血统。研究者认为，这种属于贵族的婚姻方式对遗传基因的广泛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12年时这个贵族的后代大约有8万人。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2005年10月出版的《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
成吉思汗可能是最成功的“播种者”
泰勒史密斯是著名的人类遗传学专家。2003年，他曾经做过一项引起争议的“成吉思汗基因测试”研究。成吉思汗基因测试是进行父系祖先研究的一部分，它主要对男性Y染色体模式进行统计分析。如果一个男性的Y染色体的几个标志性位置与据信来自成吉思汗的染色体一致，从统计学的观点看，这位男性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泰勒史密斯和牛津大学的科研人员从成吉思汗时代版图内及其周边地带收集到16个组群的样本。结果发现，在多达8%的男性基因中，拥有相同的Y染色体片段。这个极高的表达率是极不寻常的，表明它们可能是从同一个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科学家通过检测Y染色体的微小变化得出结论：他们共同的祖先都生活在12到13世纪之间。将这些基因变化的证据和成吉思汗12世纪建立的王国版图联系起来，研究者们推断这就是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片段，现在大约有1600万人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七个女人是欧洲人祖先
英国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家通过10多年的DNA研究发现，现代欧洲人其实大多数都是远亲，97%的欧洲人都是繁衍自1万年前到4.5万年前的7个不同女性，这7名原始女人被称做是欧洲的“宗族母亲”。7名原始女人通过“线粒体DNA”和现代欧洲人联系到了一起。
“线粒体DNA”是只通过母系一脉传递的遗传基因，男性也能从母亲那里继承“线粒体DNA”，却无法将它遗传给自己的后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性生下的全都是儿子，她的“线粒体DNA”遗传链将因此终止。英国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教授西基斯称，“线粒体DNA”一般很难发生改变，平均要过2万年“线粒体DNA”才会发生微小的变异。他说：“大多数现代欧洲人的‘线粒体DNA’可分为7种类型，就仿佛血型一样。我们相信，每个‘线粒体DNA’相同的人都是数万年前同一个女人的后代。”
西基斯教授称：“在同一时代生活着大量的原始女性。然而她们要么没有长到成年，要么没有生下孩子，要么生下的全是男孩，但这7个女人不仅活了足够长时间，并且每人至少生了两个女儿，开始了‘线粒体DNA’的遗传链，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5到10年建立大数据库
要想判断一个人的祖先是谁，先要从其口腔中取下一些细胞，然后从中抽取基因样本并进行分析。接下来的工作分为两类。一是通过只有女性才能传递的线粒体DNA的细小变化追踪你的母系宗谱。另一种是通过对只传给儿子的Y染色体追踪你的父系宗谱。
在进化中，Y染色体上发生的突变会保留下来，而且会传递到男性子代。譬如在某一家族的曾祖父Y染色体有一特定序列，则其儿子、孙子、曾孙的Y染色体都会带有这种特定的标记，这种标记可以视作进化标记，也可以在亲子鉴定等方面起到独特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泰勒史密斯就开始用DNA技术进行考古研究，这种技术被统称为“分子考古学”。后来，科学家们又运用DNA技术为人类的起源和迁徙提供了许多证据。
泰勒史密斯打算在将来，用大型计算机建立起一个数据库，记录所有测试者的宗谱图形和他们的基因密码。他预计，5到10年以后，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足够大的基因坐标对照数据库就可以建立起来。到那时，人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基因与坐标对照，通过基因寻根技术精准地绘制出自己家族的生命地图。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人类及动物遗传学实验室金锋博士认为，对于基因寻根，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有人希望知道自己的族谱，有些人则会抵制。无论如何这种技术到最后并不会强调人与人的不同，而是会把人类变成一个大的整体。人种、宗族这种说法也许会消失，人和人之间变得更加平等。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缪雅娟介绍，把DNA技术应用于考古领域是比较新的方法，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因此其应用领域比较有限。不过，科学研究是严谨的，在得出结论之前需要一个相对较大的数据库和更多的专业数据来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