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者童晓频
次日，即一月七日，从深圳回到广州，给童晓频电话，对方说，巧了，他刚刚从德国做访问学者回国才几天，我要是早一个星期给他电话，可能就见不着了。他当天晚上正好有点空，就约好两人聚聚。
念大学时，与童晓频接触就比较多，这也许是我们年龄相仿，生长的家庭环境较为相近，同时，也同样是上山下乡当了几年知青，然后才考进大学的。这样的扎堆，恐怕也是很正常的：共同语言多嘛。
大学毕业后，老童分配去了华南农业大学，在那里教历史公共课。在我就读研究生期间和刚刚毕业到了暨南大学工作的时候，还常常去他在华农的蜗居宿舍小聚。这一方面是有很多同龄人的废话要说；另一方面，还因本人当时谈对象及结婚后，知他与内子一家早就认识，与内子的姐姐还是上山下乡时一个农场的农友，有这层关系，我们自然就更热络些，常有往还。
但老童并不安心于华农的工作。想来也是，作为大学公共课的教师，要想在此混出头还真不容易，除非获得重用。不安于位，人之常情嘛。要我在这样的地位，也会如此考虑的。同时，他也是一个比较自由散漫的人，希望能自己把握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眼下这种按部就班的工作不太适合于他。于是， 1986 年的时候，他又重返中山大学，这回是读研究生，但已转行，改读社会学系了。
刚刚转行时的童晓频。读大学时的照片，见前一篇“与在深圳工作的老同学相聚”中越秀公园五层楼下，前排右二，即是老童。
1989 年毕业后，老童先去了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好像又回到以前的那种按部就班的轨道上去了。理论上，这里是肥差，但他想要的是个人也是个性的自由，还是不想过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终于在几年后，调去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干起了与研究生时所学相关的研究和工作，从事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尤其侧重于社会政策与社会问题研究。在这个领域里，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并擅长于政策分析、市场分析与抽样调查，成了广州市较为活跃的社会问题的学者之一，在该院的社会问题研究所任副所长，真正的发挥所长，又能有自己的个人自由。不时还可以接受媒体采访，对一些社会问题或现象提出看法。看来他在这行当活得挺滋润，挺惬意。
200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的童晓频。
在这种个性自由的机构，连出国做访问学者也比较自由。其一是有一笔这样的经费，其二是可以自由寻找国外的学术机构。不过，为这半年的出国访问，他在出国前就被磕磕碰碰地拖了一年多的时间。其主要原因还是受制于国内的体制，因为他正好碰上研究院要竟聘上岗这个节骨眼。为此，他转到科研处当处长。这中间的衔接要有个过渡，故一直拖到 2007 年的年中，才能成行，到德国做访问学者，呆了半年。
显然这半年他还是有收获的。首先，是可以接受西方的饮食习惯了——吃的简单，这对身体未免不是好事，这从我们二人只简单叫了一二个菜就足以看出这种转变。实际上，这老兄以前胃口可是不错。其次，是体会到了德国人的严谨：他说，人家哪怕是一篇报告都要认真对待。在我们的海聊中，他多次提到这一点，看来印象深刻啊。嘿嘿，对比一下，还是在国内应付这类报告容易得多呀。
不过，老童的身体状况显得不如以前了，似乎苍老的快了些，这大概是以前他喝酒太狠的缘故。就喝酒而言，以前他老兄可是海量。对他来说，半斤八两酒是小意思，不在话下。但他人本来就胖，酒喝多了，对身体自然会有影响。看来是要戒酒调养方好。
2008年时的童晓频。
无论如何，他刚刚结束国外的访问学者生涯，回到研究院，虽然原来的位子还在，但很多事情要处理，关系也要理顺，够他忙一阵的了。希望他能尽快回到正常的轨道，在处理好日常的工作之余，继续享受以往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实际上，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顺其自然，就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