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旗高扬喜马拉雅——沿着雪线走
沿着雪线走
■ 裘山山
１．飞向高原
飞机很大，是空客３４０。整个机舱满满的?熏座无虚席。我环顾四周，发现有不少外国游客，成群结伙的。内地游客当然更多。接近立夏，气候已经比较宜人了。正是西藏热闹的时候。何况来之前看电视上的报道，中国正在重新测量珠峰的海拔高度，我估计有不少人是冲那个去的。办登机手续时，我看见很多人除了大包小包外，还有长长的行囊，看上去像帐篷，显然是打算住宿野外的。
但我敢断言，像我和Ｙ这样去西藏边关的，这架飞机上没有第三人了。我们是受西藏军区Ｃ大校的邀请，走边防的。
我曾和朋友说，我第一次进藏就已经３０岁了，而且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否则我会申请调进西藏工作的。至少１０年。
我喜欢那个地方，喜欢那里透彻的阳光、清朗的天空、绵延的雪山、博大的静谧、深远的神秘。如果我说我和西藏相见恨晚，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只是很多人都这样说了，我就不再说。我只跟我自己说，我只跟我自己后悔。
我也不甚清楚，西藏为何对人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令如此多的男男女女着迷。
其实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文字描述西藏：
它位于中国西部，
北纬２６度５０分至３６度５３分，
东经７８度２５分至９９度０６分，
它的平均海拔在４０００米以上，
境内海拔７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峰有５０多座，
其中８０００米以上的有１１座。
气候寒冷、气压低、空气稀薄，
与印度、尼泊尔、锡金邦、不丹和克什米尔接壤。
素有“世界屋脊”之称。
但凡是去过西藏的人，没有一个会用这样的文字去概括它。
他们会搜尽所有美好的词汇形容它，再搜尽所有热情的词汇表达对它的爱。
我从与人们的交谈中，从一些散文随笔中，从网上网友们的聊天中，从行走途中的耳濡目染，都能深切地体会到人们对西藏的那份儿热爱。
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旅游的升温，西藏已经不是热，而是烫了。人们说到西藏，总喜欢用“向往”这个词，或者“梦想”这个词，令西藏之旅在尚未启程时，就已涨满浪漫和激情。
而且，人们在走进西藏后，都会变得纯净、善良、坚强，变得感情丰富，变得浪漫。困顿的生命也会在那一刻挣脱束缚，自由灿烂地绽放。高原的神奇不是反映在人们的眼里，而是反映在人们的血液里、心灵里。
我还发现，真的喜欢西藏的人，是不用言语的，而是用行动，就是说，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不似别的地方，去过了，说两句赞美的话就了了。西藏会让人产生难以割舍的爱。
这真的很特别。我虽然去了多次，也没想清楚这个问题。连我自己到底为什么喜欢西藏，也不甚清晰。我只是觉得，那里令我感到亲切，那里令我安宁，那里有一种熟悉的气息环绕着我，让我有回到故乡的感觉。每次离开那里回到原处，总有很长一段时间会无所适从。
那个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那个有雪山有森林有大江大河的地方，那个天荒地老日月同辉的地方，真的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灵魂故乡吗？我不敢确定。
我只知道，西藏，与我的梦境相吻合。
这是我第１０次进藏了。
虽然是第１０次，也依然兴奋。也依然惶惶不安。
四五天前我就开始收拾东西。这是我的习惯，把箱子打开，想起一样往里丢一样，箱子一天天满起来，我的不安却怎么也放不进去，只能随身揣着。不过这种不安除了我自己，谁也看不出来。
儿子是在我的一次次西藏之行中长大的。
我自己，也在一次次的西藏之行中成长。
这一次，２００５年４月，距我第一次进藏已过去了１６年。其实１６年进藏１０次，对一个成都军区的军官来说，实在不算多，实在很平常。
你在成都军区随便一找，都能找到一个进藏１０次以上的人。昨天我见到一位机关的部长，他随口说，他这两个月里就已经进去三次了。我想我之所以被关注，可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女文人。
难道就没人发现，爱上西藏的，多是女人吗？
２．爱西藏的男人
其实我想说，爱上西藏的男人更多。
一般人爱西藏，都多多少少能说出自己的原因。西藏的确是个充满魅力的神奇的地方，诗人能在那里寻找到梦一般的意境，画家能在那里发现诗一般的色彩，歌唱家能在那里唱出天籁般的声音，舞蹈家在那里能找到飞翔的感觉。
可是我知道，有一群人，他们爱西藏没有理由，他们走进西藏不是选择。他们对西藏的爱，不是源于感情，而是源于责任。他们是一群特殊的男人。
就讲三个爱西藏的男人。
３８年前，有位西藏军区的领导病倒在工作岗位上，他是边修路边进军、爬雪山数十座、趟冰河数十条、历经千难万险、流血牺牲走上高原的英雄群体中的一个。进藏后，他办矿厂，办农场，办皮革厂，拼命工作，活生生的给累垮了。医生和领导都以为他不行了，连忙让他的妻子孩子进藏看他，当年徒步走进高原的他，被担架抬了出来，送到北京治疗。
他的儿子，一个正读高一的青年学生，看到父亲被抬上飞机的时候，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他要继承父亲的事业，在西藏当兵！说到做到，这个儿子就没再出来，义无反顾地留在了西藏。在那片土地上一干就是２５年，从一个士兵，成长为一名大校军官。
三十多年后他跟我说，那时我真的是一腔热血，万丈豪情，毫无保留地爱上了那片土地。我为父亲自豪，也为自己自豪。那时我父亲还在军区当领导，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依靠他，一切都靠我自己，我就是想硬生生地证明我能行。作家马原在西藏时就认识他，称他为“骠骑兵上尉”。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离开西藏，调到了内地部队。但是他跟我说的一段话，我至今难忘。他说，每次我离开西藏回到内地，要不了多久，心情就会像一块皱巴巴的烂抹布，我就会很烦躁，渴望回到西藏。只要一回到西藏，在西藏的阳光下晒一晒，皱巴巴的心立即就被熨平了，重新变得舒展开朗。所以当有人说，西藏军人做出了牺牲、需要理解时，我就说我不需要。因为他们不知道，西藏给予我们的，多过我们给予西藏的。我们从西藏获得的心灵愉悦、灵魂的跃升，没人能知道。我终生感激西藏。
我想他爱西藏，是真爱，爱到了骨子里。
西藏让他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的理想却不断地被现实击碎，虽不能说头破血流，至少也是伤筋动骨。我很为他感到遗憾。但同时，我非常敬重他，因为他依然不折不挠地在自己有限的天地里挣扎，他在被派到一个边远的军分区工作后，居然将那个分区的信息化水平提高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全分区２８３个乡镇全部连通，他为此一直工作到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小时。
无论结局怎样，我都敬重他曾经的理想、曾经的奋斗、曾经的执着。他不愧是１８军的后代，不愧是在西藏成长起来的军人。
我又想起他说的那句话，我就是想硬生生地证明自己能行。
这是六七十年代的西藏军人。再说个八十年代的。
１９８２年，有个来自山东农村的小伙子从军校毕业，因为成绩优异，学校让他留校。他跑去找校长，他说我考军校难道是为了当老师吗？不是的，我是为了戍边卫国。校长说，你要不愿意留校，现在只有两个方向的部队还有名额了，一个是西藏，一个是新疆，你去吗？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去，去西藏。
就这么着，这个１９岁的年轻人，凭着年轻气盛，凭着初生牛犊的劲头，毅然把自己的一生，和西藏连在了一起。
没料到这个选择给他的父母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当时他的家乡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被分派援藏的地方干部，因为害怕西藏艰苦拒之不去。那个年代，还是个谈藏色变的年代。于是人们纷纷传说，西藏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不仅缺氧、寒冷，还荒无人烟。他的母亲知道他要去西藏后，一气一怕之下，重病卧床。他感到很内疚，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高原。
踏上高原后，他就像西藏的山一样稳稳地站在了那里。当排长时，他是全旅最优秀的排长；当连长时，他把一个连带得呱呱叫；当营长时，他被评为西藏军区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后来被提拔到团长的岗位上，年仅３４岁，是全军区最年轻的团长之一。
但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减轻他对父母亲的愧疚。他的妻子孩子都在拉萨，每次探亲，他都要拿出大部分时间回农村老家看望父母。而且总是选择农忙季节。回家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干活，将父母亲积攒下的重体力活全部干掉，起猪圈、劈柴火、上房换瓦、割麦子翻地，两天干下来就满手血泡。村里人都说，你这哪还像个团长？简直是个地道的庄稼汉啊。
他是我采访过的一位团长。我当时问他，你爱西藏吗？他说，没想过。我又问他，想过要离开吗？他仍说，没想过。
那是１９９７年。如今八年过去了，他依然在西藏。我不知道如果我今天再问他，你爱西藏吗？他会怎样回答。也许他仍会说，没想过。
他无须用言语表达。
再讲个九十年代的年轻军官吧。
小伙子是北京兵，从军校毕业被分配进了西藏，而且一下分到了最边防的一个哨所，在那里当排长。他的同学亲人朋友都对他的分配深表同情，他们甚至用了“发配”这个词。他自己也情绪不高。只是因为是个热血男儿，没有当逃兵。
到了哨所，他和排里的一帮兄弟一起执勤，学习，生活，想家。日子到底怎么过的，我不知道。我想说的是，他最初是那样不情愿地去那里，只盼着有机会就调走，后来感情是怎么变化的，连他自己也没察觉。一年后他该探家了，他兴高采烈，甚至是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京。北京多好啊，不仅是他的故乡，还是首都，还是繁华的都市。父亲母亲，哥哥嫂子，还有舅舅，姑妈，总之他身边的所有亲人，都像迎接劳苦功高的英雄那样迎接他。他们一致决定要好好地为他接风，隆重地为他洗尘。瞧瞧他那两颊的高原红，瞧瞧他那一身军装的尘土。亲友们看他的目光，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于是在一家高档酒楼里订了包间，众星捧月地将他围在中间。他也很兴奋，换了一身笔挺的西装，陶醉在聚会的中心。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过这样的生活了？有多长时间没有吃过生猛海鲜了？有多长时间没看见漂亮小姐站在身边倒酒了？
父亲端起酒杯，像对待朋友那样，给他敬酒。众亲戚们也纷纷端起酒杯站了起来，他一口喝下酒，笑吟吟地说，谢谢大家，我太高兴了。我……我今天……
突然，真的非常突然，眼泪一下盈满了他的眼眶，他说不出话来。他垂下头，盯着桌面。母亲关切地问，你怎么了。他哇地一声，哭出了声。他一边哭一边说，我在这里吃这么好的东西，我坐在这么温暖明亮的地方，可是我的那些兄弟，他们还在哨所呆着，他们连电视都看不到，他们住在屋里结冰的地方，他们好多人从来没吃过海鲜，他们的嘴唇和牙龈老是出血，他们的指甲都凹陷了，我想他们，我吃不下啊……
一顿洗尘的宴会就这样被他的泪水淹没了。所有的人都红了眼圈儿，所有的人都在那一刻，挂念起了他们素不相识的遥远的西藏。母亲说，别哭了，等你回去的时候，我给你买好多好吃的东西，你带回去给他们还不行吗？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好不好？
后来，小伙子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了西藏，回到了他的哨所。他提着满满两大包东西，全是好吃的。他看到他的那些兄弟围着他乐呵呵的样子，心满意足。
我想如果我问他，你爱西藏吗？他也许会说，我爱我的那些守在西藏的兄弟。
当西藏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当西藏被越来越多的人向往，这三个男人，和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却始终特别。他们奔赴高原，不是为了好奇，不是为了风景，不是为了丰富自己的阅历，不是为了写作，不是为了舞蹈，不是为了绘画，不是为了音乐，不是为了自己的任何愿望。甚至，他们奔赴高原并非己愿。但他们一旦去了，就会稳稳地站在那里，增加高原的高度，增加雪山的高度。他们从不表达他们对西藏的爱，因为他们和西藏融在一起。
他们就是西藏军人。
３．空港故事
一次次的进藏，或飞机，或汽车，也吃了些苦头。而且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好几次临到进藏时我就病了。一次是感冒，打完针进去的；一次是胃病发作，疼痛难忍，一路吃着药进去的；还有一次是慢性阑尾炎发作，吃了三天大剂量的口服青霉素才压下去；其中还突发过一次全身过敏。但都没有大碍，进去之后就好了（这也算是我和西藏有缘）。无论怎样，今天进藏，比起当年走进西藏的女兵们，已是天壤之别了。且不说有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关键是，可以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若走陆路，沿途可以睡在很好的房子里，还可以吸氧。坐飞机就更不用说了，舒舒服服地喝一杯茶，就到高原了。
有时候我从飞机的舷窗望下去，望着身下那连绵起伏无尽的山脉，总是难以置信，当年那些年轻的十八军女战士，就是靠她们的双脚翻越我们身下那些起伏的雪山的么？就是靠吃得半饱的身体顶过严酷的寒冷的么？她们的生命怎么会那么顽强、那么坚毅啊？
我曾从陆地进藏三次。当然都是借助交通工具。青藏线那次，沿途住各铁路工程局的招待所；川藏线的两次，均住在沿途兵站，条件也不错。我曾在每个兵站的门口留影，以示走过。其实是路过。不管怎么说，从陆地进藏，还是要艰辛一些。我为此写了些文字，如《遥遥远远的路》。而飞进去的旅程，常被忽略和遗忘。
就说说我的空港故事。
几乎所有飞进西藏的航班，都是在早上。所以在我记忆里，进藏就是摸黑起床，睡梦中启程。
１９９８年夏天，我带着十几个作家去西藏办笔会。本来人多就事儿多，何况是去西藏。我感觉压力很大。那天早上我起得更早了，等把大家从招待所的房间吆喝下来，却不见送机场的客车。连忙打电话到车队，说是送我们去机场的客车司机睡过头了，幸好及时叫醒他，他脸也没洗，睡眼惺忪地就跑来了，搞得我好一阵紧张，也没敢指责他。
总算按时赶到了太平寺军用机场，天还没大亮。其实作家们很配合，但我的精神始终紧绷着。托运行李时，那些骄傲的空军小伙子与我们的作家发生了冲突。事情很简单，有个女作家行李超重，他要罚款，一男作家说，我们都是一起的，行李一起算肯定不会超重。那个兵不肯。这显然有些不讲理。男作家来气了，一时间气氛紧张。我赶紧上前好言调解，息事宁人，赶紧办理了手续。等终于把全体弄上飞机坐下时，我感觉自己精疲力竭，然后身上就不对劲儿了。我预感自己的老毛病犯了。果然，到拉萨时，我已全身过敏，模样十分可怕，脸都肿了，肿到睁不开眼。少女时代我是个很爱过敏的人，每年都发病。成年后比较少了，就忘了这个茬，根本没带过敏药。没想到突然间回到少女时代，狼狈不堪。
幸好同去的一位作家带了息斯敏，赶紧给我吃了两粒。人体的过敏源至今是个医学难题，而我那次，肯定是精神过于紧张引起的。我知道终会过去的，就耐心地躺在床上等，等着那些来无踪去无影的红斑消退。等到下午５点多，它们果然消退了，就跟机场的那些兵一样，吓唬吓唬我又走了。于是我爬起来，按时参加了军区政治部欢迎我们的晚宴。
肿着一张脸飞进西藏，印象自然深刻。
我独自一人那次，也很难忘。
是１１月里，连成都也很冷了。我当时的领导，创作室主任杨景民，考虑到我一个人进藏，又是个女人，就起了个大早，亲自把我送到太平寺军用机场。
杨主任是从西藏出来的，他的青春岁月在那里度过，他对西藏没有向往，只有回忆。有时他会在办公室给我们讲西藏。讲他的当兵生涯。我记忆中比较深的一个细节，是他说他入伍时带着小提琴，分到西藏某工兵团后，有天早上他刚把小提琴拿出来摆开架势，班长就走了过来，从他肩上取下小提琴，换成一把镐头，说，走吧，上工地去。他就扛着镐头和班长去工地了。他所在的工兵团，参与了拉萨到贡嘎机场道路的修建。
那个早上杨主任把我送到机场后，就回去了。他直打哈欠，还没睡醒。确实太早了。冬天的凌晨六点啊。所有飞往西藏的航班都是在早上七八点起飞，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在我的感觉中，飞西藏，就是往天亮的地方飞。
我办好手续，一个人在简易的候机室里坐着，看许多脸颊黑红黑红的西藏军人在排队办理登记手续，有军官，有士兵。军人中间，还夹杂着拖儿带女的家属。没有喧哗，也没有说笑声。大家似乎都和我一样，还没完全从睡梦中醒来。一个孩子忽然哭了，他的母亲顾不上哄他，只是把他往怀里搂了搂。我知道军人假期到了必须回去，不管是什么季节，我想不通的是家属们为何要在寒冷的冬天进藏？还拖着年幼的孩子？他们受得了吗？一个跟我儿子一般大的小男孩儿，被他的母亲背在背上，脑袋耷拉着熟睡。等他一觉醒来，就到了另一个天地。不知他能否呼吸顺畅？
太平寺军用机场总有浓浓的西藏气氛，有时我会觉得到了太平寺军用机场，就已经到了西藏。
这时，大门口传来煞车的声音，接着出现一辆北京吉普，上面下来一男一女。男的很帅，女的挺漂亮。女的把水果递给男的。男的说，你回去吧。女的说，那就祝你一路平安了，遂上车走掉。我把这一幕看进眼里，继续发呆。几分钟后，我一扭头，突然发现那个男的就坐在我身边。他笑着问我，你进藏探亲吗？
那是１９９０年，我军刚改文职没两年，文职没有军装，我穿着绿白两色的羽绒服，围着白色羊毛围巾。大概很像探亲的部队家属。我说不是的，我是去采访，我也是军人。他很高兴，说我也是军人。他当时穿一件黑色风衣，里面裹着军服。我看出来了。他怕我不信似的，马上掏出军官证给我看，是个营长，中校军官。我们交谈起来，然后一起上飞机，一起飞拉萨——军航上不对号入座，也没有空姐。到机场后，接我的人还没有来，他就陪我等，还给我喝他的兵带给他的滚烫的红参水，让我觉得拉萨的冬天没有那么冷……
这个开头，后来被我用在了我的小说《天天都有大月亮》中，几年后，小说改编为电影《遥望查果拉》。据说已成为西藏军区新兵必看影片。遗憾的是，拍得不够好。他们把我的严寒拍成了色彩斑斓的夏日，把许多艰苦生活的细节省略了，用一些豪言壮语代替，让我看了很不安，很怕观众以为西藏军人真是那样的。
那个冬天，我在西藏呆了整整一个月，独自奔波采访，吃了不少苦头，也收获不小。正是那一次，我第一次知道了５０年代初女兵进藏的事，心里落下了《我在天堂等你》的种子。
一个月后我结束采访，准备出藏。正是年底，赶上了一年一度的老兵退伍，机场无比拥挤。许多航班都去执行送老兵的任务了。加上天气不好，我买的那趟航班被推后到第二天。我很着急，在西藏已经一个月了，儿子还小，又不能通电话。关键是如果走不成的话，还得返回拉萨，而送我到机场的车已经走了。正在我焦虑不安时，我遇见了进来时在机场认识的那位营长。他来送他们部队的老兵。听我说了情况，当机立断，给我换了一张当天航班的头等舱。
等飞机时，我看到到处都是流泪的场面，许多老兵毫不掩饰地哇哇哭着。其中有几个女兵，脸庞像藏族姑娘似的黑里透红，她们紧紧抱成一团，鼻涕眼泪互相蹭在对方已经脱去了领章帽徽的军衣上。她们无声地呜咽着，不愿抬起头来。她们在为她们不寻常的青春流泪，在为她们患难与共的姐妹流泪。我相信，她们在西藏从军的三年，所付出和所得到的，将超过以后的三十年。
我被离情包围，亦产生了浓浓的不舍之情。我想我对西藏的感情，是从那次开始的，也就是第二次。而第一次，我浑然不觉。
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感情，与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感情是相似的，有一见钟情的，也有日久生情的。我对西藏，属于日久生情。
４．爱西藏的女人
又回到拉萨。
汽车驶入西藏军区大院，觉得非常亲切。士兵依然肃立挺拔。大道依然整洁干净。老柳树依然郁郁葱葱。
想起上次进藏，刚进军区大院就吃惊地发现，路边的柳树全被砍了头，只剩下木桩子般的树桩。当时把我急得直嚷嚷，干吗啊，干吗这样啊？干吗砍树啊？没人理我。后来有人跟我解释说，砍了会长得更好。我不信，我真怕它们就此牺牲了。
还好，这次一进大院，我看到它们依然活着，木桩上抽出了新的枝条。但老实说，没有原来的好看了。我还是觉得不该砍，该让它自由生长。乱有乱的活力。
Ｃ大校开会结束来看我们，亲切握手，寒暄，然后让我们试穿他为我们准备的行头：迷彩服，羽绒背心，大衣，棉皮鞋，帽子，等等。穿好后一一让他审看，好像我们是两个刚入伍的新兵。
我试穿完毕，开始犯晕了。知道这是正常反应，没在意，只是告诫自己少说话，少激动。但晕的程度依然在增加。回头看Ｙ，她也是小脸发黄，正在高原反应中。
中午想好好睡一觉，却没睡着，激动吗？不应该啊。已经是老西藏了。下午坐在那儿继续犯晕，看见电视里的人载歌载舞，很奇怪，想，这些人怎么不怕喘啊？还这么折腾？后来一转念：人家又不在高原，又不缺氧，当然可以唱歌跳舞了。
反应开始迟钝了。
坐那儿发晕的时候，接到一条短信，是一位青岛朋友发的，邀请我五一长假去青岛玩儿。我立马打起精神给她回复说，我在拉萨呢，我又进藏了。她马上回复道：好羡慕你啊。
这也是个爱西藏的女人。我们原来素不相识，她读了我的小说《我在天堂等你》后，无比向往西藏，去年夏天请了假，独自一人背着行囊踏上了进藏的路。路过成都时，经朋友介绍我们见了一面。她告诉我她打算先飞进去，再坐车出来。我跟她说，这要看你进去后的感觉，是否适应，是否喜欢。半个月后她出来了，还是飞出来的，没能实现走陆路的愿望。她很喜欢西藏，可高原反应一直缠绕着她，两条腿都肿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她还是坚持跑了几个地方，以瘸腿的方式，留下了她在西藏的足迹。出来后她告诉我，回青岛后她要好好锻炼身体，以便再次进藏。
我发现喜欢西藏的女人，都是爱做梦的女人。
昨天在电视上看到那位高原生态学家徐凤翔，亦是一位充满梦想的女人，可敬可爱，为了西藏的环境保护和生态研究，她在四十岁以后毅然进藏，在西藏一呆２０年。被人们称为森林女神。黄宗英为此写了报告文学《高原小木屋》，轰动一时。如今年届７０岁的徐凤翔虽已离开了西藏，但依然在从事西藏的环保工作，在北京集资修建了一个专门宣传西藏环保的小木屋。我在电视上看到她说着一口南方口音的普通话，笑眯眯的，穿着绣花的中式服装，女人味儿十足。我一下就喜欢上了她。我想如果今后有机会，我一定去北京她的小木屋看看。
我相信我们很容易沟通，有西藏这座桥梁。
再说一个爱西藏的女人，诗人马丽华。
我到西藏，总爱带着马丽华的诗，薄薄的一本，《我的太阳》。我迄今认为，在西藏读马丽华的诗，是件很美的事，很舒心的事。
作为一个作家，我这辈子最遗憾的是第一不会写诗，第二不会写话剧，而这两样都是我最喜欢的。话剧还有可能弥补，诗是肯定不行了。年轻时激情满怀时都写不出来，何况如今？
不会写诗却喜欢读诗。早在没去西藏之前，我就读到了马丽华的长诗《我的太阳》，当即被迷住了。我托人向她要了本诗集。可以说，我第一次进藏，稍微明确一点儿的目的，就是想见见马丽华。
很巧，与我们一同飞进西藏的兰州军区《西北军事文学》主编贺晓风，就是专程去拉萨给马丽华开作品研讨会的。当时马丽华的长篇纪实散文《藏北游历》刚问世，发表在《西北军事文学》上。
拉萨的夏天很爱下夜雨，白天太阳大大的，夜里就淅淅沥沥雨个不停。我们伴着雨声坐在招待所的房间里聊天。有人敲门，马丽华来了，普普通通的一个女人，惟有脸颊上的两团红色，昭示着她的高原身份，还有不太明显的山东口音，表明着她是汉家女儿。她和拉萨的夜雨一起，出现在我面前。
贺主编为我们作了介绍。我有些拘谨，向她表达了我对她诗歌的喜爱，和对她本人的敬意。她笑着说谢谢，并拿出新书来签名送给我们。坐了一小会儿，她就走了。那一夜，我便在拉萨的夜雨声里，通读了《藏北游历》。
第二天，马丽华的作品研讨会就在西藏军区招待所的会议室召开。印象中没有从内地来什么评论家和作家，都是在西藏在拉萨工作的文化人。大家都非常诚恳非常认真地谈了感受，讨论会开得很实在。就半天。下午，我们应马丽华之邀，去她家做客。
在西藏文联的院子里，我们走进一座小楼。马丽华的家就在小楼里。西藏自治区对作家们还是很优待的。
那一天，我在马丽华家里见到了很多西藏的文人，见到了马丽华的丈夫老Ｚ，见到了那些与她一起奔赴高原，与她一起为西藏激动，为高原奉献诗情的朋友。其中一位，就来自藏北草原。马丽华曾在诗里这样写到：
后来你说，在小小的高原之上
还有一片大大的草原
我的兄弟！你去草原
去了整整五年
季风已修改了你的性格面容
眼角被刺出了作为草原人的纹章
你以盘膝而坐的牧民姿势
给我描绘从此属于我的草原
……
这样的诗，这样的诗人，这样的诗中人，都是那时的我无比向往和热爱的。我置身他们的中间，感觉如梦一般美妙。
马丽华包饺子招待我们，一个很大的盆子已经搅好了肉馅儿，老Ｚ正在和面。收录机开的声音很大，放着热烈的音乐。朋友们说说笑笑的，非常开心。我们喝酒，跳舞，唱歌。交谈中马丽华告诉我，她最喜欢的颜色是大红大绿，她最喜欢听的音乐是大合唱。总之喜欢一切热烈奔放的东西。
我当时听了想，这像她。这像我喜欢的诗人。
后来应贺主编之约，我写了一篇马丽华的印象记：《你是那无花的草原》。马丽华看了后说，你把我写得太好了。
我没法不把她写好。我崇拜她啊。那么勇敢地进藏，为了诗歌，为了爱情，为了梦想。而且她的那些诗，那些写西藏的诗，至今是我最喜欢的。《总是那草原》，《我是太阳》，《五冬六夏》，等等。
我是先读了这些诗，还有诗一样的《藏北游历》。然后才去藏北的，所以感受特别不一样。当汽车在漫漫的藏北高地上行驶时，我脑海里不停地浮现出马丽华的诗句，比如《五冬六夏》：
穿越季节河，岁月解冻
折叠成美而又美的涟漪
大草原一年一度青绿
羚羊与旱獭的草原
鹰笛与牛角胡的草原
阳光瀑布千秋万岁的奔泻
荒野因我的祝福与爱光彩照人
清冽的风款款流过
牦牛裙裾与长尾飞扬如帆
独行的狼优美地驻足张望
一朵杯形紫花兀自低语
又拘谨又浪漫叫人怜爱
一棵乔木也没有，一蓬灌丛也没有
只有在遥遥远远的地方
有株可望也不可及的白旗檀
如海洋如星空的草原啊
如牧歌如情人的草原啊
深入并且辽阔
并幻想能在最为动人的那刻死去
化身为大草原的守护神
每当清风悠悠瑞雪纷纷
便是我足迹所致
——但为了什么终于不能
请马丽华原谅，我在这里这么大段地引她的诗。
当然，马丽华最著名的，是那首《我的太阳》。很长，我就不再抄了，只说其中两句我难忘的：从未相许的是我的太阳／永不失约的是我的太阳。谁在太阳面前有这样的自信？
每次进藏，我都会抽时间去马丽华那儿，听她聊聊近期的见闻和感想，如果碰巧有朋友来，那就更好了。我喜欢她和朋友在一起谈西藏的那种氛围。
有一回我去，刚坐下门就被敲响了，来了两位面色黧黑的男人。马丽华给我介绍说，他们是四川大学的青年学者，刚从阿里考察出来。自三年前起，他们每年都进藏考察，主要是考察阿里方向。每次进来都要呆上大半年。我从他们两人的脸上，完全可以想见他们吃了多少苦。他们和我打过招呼后，很快进入正题，开始讲他们考察的收获。马丽华边听边记，还提出各种问题，显得很入迷。我虽然不大懂，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没想到在我看来荒无人烟的阿里，有这样深厚的文化根基。显然我们的人类祖先早已在那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过了，劳动创造过了。也许那时这片土地还没有崛起为高原，不缺氧也不奇寒；也许那时的阿里有树木有河流，有峡谷有湖泊……
当然，让我感兴趣的是人，是他们三个人。当时是１９９５年，内地正是经济浪潮席卷每个角落的时候，股票，房地产，下海经商，这些词汇挂在每个人的嘴上，他们却一头扎进遥远的寂寥的阿里，潜心做他们的学问。
在拉萨午后的阳光下，我们四个人聊了整整一下午。那真是一个让人享受的下午，一个与世隔绝的下午。离开的时候，天完全黑了，还下起了小雨。马丽华把我送到门口，看我上了一辆三轮车，才挥手告别。我在独自返回的路上，心里充溢着温暖和愉悦。
现在马丽华已经离开西藏了，但我进藏仍喜欢带上她的诗，在旅途中读给朋友们听。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喜欢。可惜我不会写。人家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到了广州才知道自己钱少，我是到了西藏才知道自己无才，哪怕心里激情荡漾澎澎湃湃，笔下也无一字诗。所以只能读别人的诗了。
能有诗读，也很幸福啊。
５．出发，从纪念碑下
早上突然醒来，一看表８点了，吓一跳，赶紧爬起来，慌慌张张地洗漱，慌慌张张地收拾东西。终于出发了。尽管状态不够好，高原反应仍在继续。
Ｙ举着摄像机朝着车窗外边拍边解说：今天是４月２７日，我们工作组从拉萨出发，前往山南。
尽管脑袋有些昏，我还是从窗外掠过的街景中，一眼看见了矗立在街头的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纪念碑。它挺立在高原的阳光里，挺立在拉萨河的北岸，一如我前几次看到的一模一样。我的心在那一刻又疼了一下。每次都如此，每次我都会在那一瞬间，举行我自己的默哀仪式。
也许这座纪念碑立在这里，已经被大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熟悉到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所谓熟视无睹，就是这个意思吧。２０多年了，恐怕连它自己都习惯了，每天默默地看着身边来来去去的各种车辆，大货车小卧车越野车马车三轮车，车轮滚滚，成千上万次地碾过路面，腾起的灰尘一次次落下，落满肩头……可是我一看到它，依然会心疼、难过，依然会想起牺牲在筑路中，尤其是牺牲在川藏线上的那些烈士们。我总是想，那些在修路中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他们的灵魂一直在注视着这条路吗？
纪念碑的碑文，有如下字句：
川藏公路东至成都，始建于１９５０年４月；青藏公路北起西宁，动工于１９５０年６月。两路全长４３６０余公里，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５日同时通车拉萨。
世界屋脊，地域辽阔，高寒缺氧，雪山阻隔。川藏、青藏两路，跨怒江，攀横断，渡通天越昆仑，江河湍急，峰岳险峻。十一万藏汉军民筑路员工，含辛茹苦，餐风卧雪，齐心协力，征服重重天险。挖填土石三千多万立方，造桥四百余座。五易寒暑，艰苦卓绝。三千志士英勇捐躯，一代业绩永垂青史。三十年来，国家投以巨资，两路已经改建。青藏公路建成沥青路面。高原公路，亘古奇迹。四海闻名，五洲赞叹。
这其中说“三千志士英勇捐躯”，实际上据我所知是不止的，仅川藏公路就有四千之多。我曾在书中写到具体数字，我想再一次把它写下来，即在修筑川藏线的三年时间里，牺牲的官兵为４９６３人。
６．无湖的无名湖
在煎熬中颠簸了近４００公里后，我们终于从拉萨经山南经错那，抵达了Ｌ。对我来说，“终于”这个词尤为重要。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一路眩晕着呕吐着，完全是在毫无知觉的状态下被拉到Ｌ的，怎么翻的山，怎么过的河，一概不知。
Ｌ是一条沟。海拔比亚东和察隅还要低，就２４００米。树木葱郁，空气清新，雨水充足。满山遍野都是绿。高原苔藓，荆棘灌木，针叶林阔叶林，一层层一叠叠的覆盖着同样的西藏的山。对我们这些从海拔５０００米的雪山上下来的人说，这里就是天堂。如果换个说法，这里就是氧气瓶。
但这里依然是边境线。在这条边境线上，有个著名的边防点，叫无名湖。
关于无名湖，我听到过许许多多关于它的故事。新世纪的那个春节，在有几亿人观看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位西藏军官就代表无名湖哨所给全国人民拜年。我想之所以把拜年的地点定在那里，就是因为它的重要和艰苦都相当著名吧。
我想讲一讲Ｃ大校告诉我的无名湖。
Ｃ大校将无名湖定义为整个一线哨所最艰苦的地方。它的海拔为４４６０米，我知道海拔一旦上了四千，对人的生存就是一种挑战。但无名湖的艰苦还不在海拔上，而在它与外界几乎隔绝的环境上，在它极其艰险的道路上，在它极其恶劣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上。
Ｃ大校去过那里，他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你肯定不行。上不去也下不来。”曾经有个女记者，坚决要去，走到一半时受不了了，精神和体力都支撑不住了，后来是战士们把她背上去的。上无名湖没有路，从下面的边防连ＷＤ上去，需要攀援三处绝壁，跨越两处深涧。绝壁分别是６０度和８０度，有绳索固定在那里，分６次才能攀援上去（或分６次才能跳跃下来）。深涧上横枕着两棵放倒的大树，中间钉上铆钉就算桥了。尽管它到ＷＤ的直线距离只有８公里，但其海拔落差却是一千多米。于是这８公里的距离，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ＷＤ有树有水，有花有鸟，而无名湖，除了２４小时不停地刮大风，就什么都没有了。
无名湖名不符实，不但没有湖，连水都没有。也许很久很久以前，那里是有湖的，就和错那的情况一样，不但有湖，可能还有金鱼，有白色的天鹅。但是现在，无名湖最著名的是风，又大又冷又硬的风，长着大魔爪的风，挥着利剑的风，吹着石头满山跑都不算了，还经常把连队的房顶掀掉，扔进山沟里，或者撂到边境那边去。为了固定住哨所的房子，官兵们在每个铁皮屋的四角，都用铁丝拴着大石头坠着。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别看事情简单，还需要点儿技术呢，那些石头重了不行，铁丝容易断，轻了也不行，抗不住风，一定要恰到好处。
Ｃ大校告诉我，他那年去无名湖的时候，还没有任何能通车的道路。他就从Ｘ出发，步行了１５公里（耗时四个多小时），抵达了无名湖。在无名湖工作结束后，他要去ＷＤ。他就问战士们从无名湖下到ＷＤ需要多长时间，战士们说，只需要４０分钟。Ｃ大校就给自己暗中预定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他想自己年纪大了，又从来没走过，肯定得比战士多花两倍的时间才行。
可没想到两倍都不够，他花了三个半小时才走下去的，而且到最后是由战士们搀扶着的。整整三个半小时，人就在那些龇牙咧嘴的岩石上跋涉，没有一米的平地，只能一点点拽着绳子慢慢往下走。
他说，不瞒你说，到后来我的腿简直就不像自己的了，根本控制不了了。刚开始，我还假装拍照片，停下来站一站，歇口气。可是根本无法站稳，双腿抖个不停，得靠两个兵扶住我的腿，另外两个兵扶住我的肩，我才能举起相机。后来我也就不再假装了，走５分钟，就坐下来呼哧呼哧大喘气，再走。
由此一想，驻守在那里的战士真是了不起，他们不但忍受住了艰苦的生活，还锻炼出了超凡的体格和胆量。他们从无名湖下到ＷＤ只需４０分钟，从ＷＤ上到无名湖，也只需一个多小时。
关于无名湖哨所，Ｃ大校还讲了两个细节。
第一：由于上山的路太陡，给他们运粮食的马总是走得满身大汗，汗流马背，然后一滴滴地渗到装米的麻袋里去。由此，每一袋米都充满了马汗的味道，无论怎样淘洗都洗不掉，在那里吃的米饭，全是这种味道。当然，Ｃ大校说这样的情形在其他一线哨所也有。
第二个细节：Ｃ大校和工作组离开连队时，连队派了好些兵护送他们。Ｃ大校说，不要去那么多人了，下去上来的，太辛苦了。不想连队干部小声告诉他，这对战士们来说，是美差，都争着想去。虽然爬上爬下很累，可毕竟能走出他们成天蜗居着的小天地，能看到树，看到溪水，能新鲜一阵子啊。
我听了之后，又犯女人心软的毛病，就问，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点往下移８公里呢？那战士们不是好过得多？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太幼稚了，不，是太愚蠢了。
Ｃ大校简洁地说，不行。我们的哨所只有在那个高度上，那个点上，才能很好地监控对方情况，才能应对敌人的不断蚕食。再说了，无论哪个哨所都艰苦，都不可能享受的。ＷＤ也有ＷＤ的苦。
我说ＷＤ能苦到哪儿去呢？环境那么好。
Ｃ大校说，我只跟你说一点，ＷＤ晒不到太阳。一年有３００天的大雾，潮湿得不得了。你知道不知道，ＷＤ连队有个特殊编制，就是晒被员。
“晒被员”？这让我好奇。后来一位参谋告诉我，ＷＤ常年大雾，难见太阳。战士们虽然住在吊脚楼里，也躲不过潮湿的浸入。雾是无孔不入的，即使不开窗户，它们也会从一些墙壁的缝隙中涌入。墙壁渗水珠，房顶上也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水。官兵们洗了衣服从来没有晾干过，只能用火烤干。盖的被褥更是常年潮湿阴冷。每天晚上睡觉，不是被子温暖身体，而是身体烘烤被子。烤干了，第二天又被雾水浸湿。所以ＷＤ的兵，几乎个个都有关节炎。所以ＷＤ的连队，就有一名晒被员。
晒被员可不好当，必须动作麻利、反应敏捷，抓住太阳突然出现的那一刻，把连队所有的被子都抱出去，抱到有阳光的地方铺开来。再在太阳离开前迅速将所有被子收回去，免得雾气来了白辛苦。ＷＤ连队就发生过晒被员为了赶着晒被子和收被子，累昏过去的事情。
所谓镇守边关，在他们那里是非常具体，非常感性的。体现在每一个白天，每一个夜晚，体现在吃什么样的饭，喝什么样的水。过什么样的日子，是天天吹风的日子，还是天天下雨的日子，在他们是不可选择的，只能接受和面对。
离开ＷＤ时，我再次遥望对面那郁郁葱葱的山峦。遥望那个我看不见的艰苦哨所，遥望那个在地图上没有名字、小而又小的地方。我为自己不能上去看一眼感到遗憾，感到歉意。我只能在这里，在纸上，向他们致以遥远的但却是非常真诚的敬意。
７．孤岛墨脱
Ｌ这个山沟，总让我想起林芝，米林，察隅，还有亚东。
回到成都后，我把一张我拍的Ｌ的照片作为电脑桌面，看见的朋友问，这是青城山吗？的确，你待在这样葱绿的山沟里，根本感觉不到是在西藏，
连绵的雪山，寸草不生的荒原，那是一般人脑海里的西藏。
事实上，西藏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有，非常之全。
雪山荒原不必说了，也有原始森林，也有大草原，也有河谷平原，也有湿地，也有沙漠，也有冰川，也有土林，还有郁郁葱葱的青山。
就气候来说，有典型的高山气候，如错那，有高原亚寒带气候，如藏北，有亚寒带湿润气候，如林芝米林，也有温带、亚温带气候，如拉萨山南。最有意思的是，也有亚热带气候，想不到吧？那就是墨脱。
墨脱是西藏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位于西藏的东南角，面积只有３万多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只有１０００多米。待在那种地方，你说感觉不到西藏，那是真的。
１６年前，我跟随我们军区摄制组坐直升机飞进墨脱时，中国人知道墨脱的没几个。不要说别人，就是我们成都军区，进过墨脱的人也屈指可数。我因此很骄傲，常常向人吹嘘，自己去过墨脱，是坐在直升机上的，具体地说，是坐在大米袋上飞进墨脱的。
在飞进墨脱的半个小时行程中，我看见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色，看见了雪山，看见了山林，看见了沙漠，看见了河流，最后看到了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景色。
那个雪山，便是多雄拉雪山，海拔４８００米。它像一道坚实的屏障，挡住了西藏高原的严寒和风雪，也挡住了墨脱与外界的通道；而在墨脱的南面，与印度接壤，孟加拉湾的热气流令它有了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
我当时是１２月份飞进去的，穿着毛裤羽绒衣，一下飞机简直热坏了，连忙轻装。一眼看见营区的房前屋后，到处开着蔷薇花，真感觉到了世外桃源。四周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我们去门巴人聚集的背崩乡走访，一路看见树上挂着无人采摘的黄澄澄的柠檬，还有芭蕉丛、橘子树。走进村里，房屋多为木头搭建，家家门前堆着高高的柴火，炊烟袅袅，鸡鸣狗吠，很是热闹。一些孩子看见我们的记者扛着摄像机，也拿起木棍扛在肩上学样子。妇女们围着井台在洗头洗衣服，见到我们有说有笑的，一点儿不拘谨。因为日照厉害，她们在井台上盖了个凉棚。那气候，那植被，那感觉，简直有点儿像西双版纳。
墨脱可以种水稻，岂止是水稻，它四季如春，雨水充足，阳光也充足，种什么长什么。可惜由于交通闭塞，墨脱的发展非常缓慢，至今县城里没有汽车，也没有自行车，所有的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不要说走出墨脱，就是从墨脱下面的乡走到县城，也得翻山越岭好几天。
墨脱的确如孤岛般孤独。
可是今天我上网一检索，关于墨脱的文章，竟然有８万多篇，很多人不光是知道，还走进走出。仅仅是记录走进墨脱的文章，就有几千篇。现在这些旅行者可真是厉害。显然墨脱已无法安宁了，无法“藏在深山人未识”了，我也没什么可炫耀的了。
不过我还是想讲讲墨脱。
我相信那些去过墨脱的探险者、旅行者，恐怕很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墨脱不仅仅是孤岛，还是边境线。有边境线，就得有人守卫，就会有我们的边防军人。
墨脱的海拔落差很大，最低处７４０米，最高处４８００米。这样一个落差，便是很难修通公路的主要原因了。要进墨脱，那路完全没有一寸平缓的地势，悬崖峭壁重叠，急转弯一个接一个，加上著名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主体段都在该县境内，急流险滩处处。走这样的路，人要借助手，骡马得来回倒腾它们的蹄子，稍不慎，就可能跌下深渊。有人说，鲁迅先生关于“路是人走出来的”那句名言，在这条路上无效。千百年来，有多少人踩马踏，它仍成不了路。
除了危险，还有非常可怕的蚂蟥区。有位连长带着狗去巡逻，经过蚂蟥区时，狗竟被蚂蟥活活咬死了，光鼻孔里就拽出２０多条。他自己也伤痕累累。战士们行军经过蚂蟥区，衣服被咬成网是常事。除了蚂蟥，还有毒蛇和毒蚊。曾经有两位去墨脱演出的西藏军区文工团的演员，因被毒蚊叮咬感染而死，还有一位战士夜里站哨，被眼镜蛇袭击而死。
那不是路，是鬼门关。
这样的“路”，对探险者来说，也许是刺激，对守卫在墨脱的边防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在正常的训练巡逻生产戍边外，每个人都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行走那条不是路的路。据统计，墨脱的每个战士在服役期间，平均每人每年要在那条路上往返１４次，而且负重５０斤左右。
不管那条路有多么难走，他们所有的粮食供给，都要从那条路进来，而且官兵探亲，上学，开会，等等，也都必须从那条路出去。上级领导检查工作，记者们采访，也都必须从那条路进去。他们所吃的苦头不用我写，随便一想都能知道。
Ｃ大校告诉我，林芝分区参谋长的李光志，就多次走过那条路，多次去墨脱蹲点。有人对他往返墨脱数次而安然无恙表示诧异，说他有“特异功能”，这位黑瘦的参谋长听了大声说：
“胡球扯！我这副脚板，是靠向共产党叩长头的信念给磨出来的。在这个地方当官，走不了墨脱路跟雄不起来差不多，丢人！不要以为墨脱路边上随处可见的白骨都是壮士留下来的，没那回事儿，也有相当部分是懦夫的尸骸！”
很精彩。可惜我没见过这位好汉。
我那次去墨脱，见到了边防营李营长。黑黑瘦瘦的，话不多。记者们告诉我，他已经在墨脱干了十几年了，是个墨脱通。当时我来不及采访他，只在营房前与他合了影。在我走后的第二年，他的妻子儿子来探亲。按以往，是他走出墨脱到林芝分区与妻子儿子团聚。可当时正赶上训练，他脱不开身，分区司令员就特许他的妻儿搭乘直升机飞进墨脱。不想进去容易出来难，返回时，怎么也等不到飞机了，李营长只好带他们走出墨脱。儿子才６岁，只能背着。妻子边走边哭，哭了一路，说，你在这里太苦了，跟我们回家吧。李营长就反复说，对不起，让你们受苦了。以后会好的。再苦，这里也是我们祖国的土地啊。
１９６２年解放军到墨脱时，墨脱一座桥都没有。悬崖峭壁尚可攀登，大江大河怎么飞越？百姓们只能靠牛皮筏子或者空中藤索过河，每年都有很多人葬身河谷。
１９６３年，解放军决心在雅鲁藏布江上建钢索桥。１２根长３００米、直径４厘米的主钢绳，是靠７５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扛进墨脱的，整整走了１００天。怎么把钢索牵引过江？又是一个难题。
当时负责修建大桥的副团长李春想出一个办法，用大炮打。选用８２门迫击炮，卸去弹头的引信，经过准确计算，将牵引用的粗麻绳一根根打过江去，再结成网，然后借助绳网将钢索牵引过江，再铺上木板，拉上两侧的保护网，恐怕众多的桥梁工程师都没听说过吧？
１９６４年国庆节，墨脱的第一座钢索桥建成，命名为解放桥。之后，墨脱官兵用同样的办法在境内修了１２座这样的钢索桥，还架设了８６座小桥。
我想这样的建桥法，应该写入建筑史。
由于不通公路，墨脱驻军的粮食供给如果完全靠空运的话，每斤大米比肉还贵，得１６元１斤，副食得１８元１斤。若靠民工骡马队运输，也很昂贵，何况还常常发生人死马亡的事。
墨脱官兵于是自己动手，生产粮食。１９８８年第一次开荒，就在百姓们称为“狗熊窝”的地方，开垦出了６０亩荒地，当年就种出水稻两万斤。后来又开垦出５０亩荒地，种出水稻、玉米等粮食六万余斤。另外还种了大量的蔬菜，栽种了果树，还养猪养鸡。大大减少了运输量，也改善了生活。
１９８５年中国军队大裁军。消息传到墨脱时，百姓们着急得不行，生怕墨脱的驻军会被裁掉。
门巴族，珞巴族，藏族，都推选出有威望的老人，举着火把连夜赶到县城，要求县政府打报告，把解放军留住。妇女和孩子成群结队地来到营区，眼泪汪汪地拉着官兵的手恳求他们不要走，来软的；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则来硬的，扛着斧头，提着弯刀，在桥边日夜守候，一旦解放军撤离，就砍桥断路，强行拦住解放军……
百姓们如此信任解放军，依赖解放军，那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是几十年来点点滴滴积累成的。
军队修路架桥，教百姓科学种粮，帮百姓办学校。墨脱县的干部，三分之二都是部队小学毕业的。县长就是第一届毕业生。
还有，常年为百姓看病。在西藏，为当地百姓看病治病，是驻藏部队的一个重要任务，它在军民关系和藏汉团结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里我想披露一个惊人的数字，西藏军区每年贴补藏族群众看病的医疗费，数额巨大，仅驻拉萨的西藏军区总医院，每年就要贴补３５０万之多。加上驻在下面各地区的其他陆军医院，以及各个边防部队的医院，甚至各个边防点的卫生队和医疗所，每年合计贴补在民族医疗这一块儿的费用，我估计得上千万。
我没有对此作具体的采访，我想那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专题。我只是简单地披露一下这个数字。我想不用我多说什么，大家就会明白，这样一笔投入，对于西藏部队意味着什么，对于藏族人民意味着什么。
过去老人爱说，你只要诚心诚意地攥着，一块石头也能攥得热乎乎的。那何况人心呢？
以心换心，外人也是可以成为亲人的。
８．有一种狗叫军犬
下午３点左右，我们到达ＳＭ某步兵营。
Ｃ大校与工作组一行即开始工作；我和Ｙ二人四下里参观。一如所有的部队，这个部队也非常整洁干净。宿舍，食堂，都一尘不染，直线加方块。操场上，有几个战士在拔草。食堂的留言簿上，有战士们坦率的留言，我喜欢，就拍了下来。有一条说，近来饭菜花椒太多。还有一条说，食堂的物品摆放不够整洁。看得出今天兵与过去的兵，已有很大不同。
院子里和其他连队一样，有很多狗。Ｙ追着去拍它们，一不小心撞到脚下的一条，激起群狗怒，吓得她尖叫。战士们把狗撵开，给我们介绍，狗有一个班，爸爸是条黑色的藏獒，妈妈是条黄色的土狗，孩子们的颜色自然丰富多彩，而且按照遗传学观点，它们一定聪明。我们不敢靠近，就趴在墙头看他们，爸爸妈妈偎在一起，一群孩子在旁边玩儿。幸福的一家。
原先我很怕狗，五岁那年被狗咬过。一条白色的狗从围墙的洞里钻进院子，迅猛地扑向我，我竟以为是块大石头滚过来了，还疑惑这石头怎么滚得这么快？及至它咬到我的小腿我才明白是狗。真笨傻到家了。后来一听见狗叫我就心慌意乱，跟做贼似的。但自从五年前家里养了条小狗后，我再也不怕狗了，一见到狗，哪怕是很大的狗，也忍不住凑跟前去打个招呼，好像已经和狗世界沟通无限。
在西藏的边防部队行走，与狗相遇是家常便饭。几乎所有的边防连队都养了狗，少则三两条，多则一个班。虽然它们不是那种品种高贵的、经过特殊训练的、有档案有军龄的军犬，但对于战士们来说，它们的重要性不亚于军犬，它们的可贵也不亚于军犬。它们是他们不穿军装的战友，是他们军旅生涯最好的伙伴。
所以，我愿意把所有边防连队的狗，都叫做军犬。
尤其在那些偏远的哨所，狗不仅帮战士们看门守院，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单调的生活带来许多乐趣。狗因此很得战士们的宠爱，经常有战士把自己好吃的东西省下来给它们吃，探家回来的，都不会忘记给狗狗们带些好吃的回来。每条狗都有自己的名字，每条狗也都有自己的职责。我跑川藏线时，走进每个兵站都先看到狗。只要是穿军装的，不管男女，也不管官大官小，不管穿的是八七式夏常服还是迷彩服，它一律放行。反之，没穿军装的，哪怕是只鸡从门口过，它们都要狂吠几声，以示其威力。白天，它们懒懒地躺在那儿，闭目养神晒太阳，天一黑，不用战士们说，全都各就各位了，上自己该趴的地方趴着，大门口，宿舍，仓库，围墙下，炊事班，等等，凡重要的地方全都把守好，让战士们放心睡觉。即使下雨，它们也不会离开，完全遵守部队的条例条令。
在西藏，我听过很多狗的故事，这里转述两个。
一个叫阿黄，是某部边防４连的。阿黄每天早上听着起床号起床，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菜地，看有没有牛羊牲畜进入菜地糟蹋战士们种的菜，如果有，就一阵狂吠将它们撵出；然后它就等着连队饲养员把猪圈的门打开，将４０多头猪赶上山去放牧。西藏许多连队的猪都是在山上敞养的，真正的绿色猪。到了傍晚，它再把它们赶回来。有一回下暴雨，阿黄把猪赶回圈后发现少了４头，又冒雨去山上找，非常之尽职。阿黄还会唱歌，连队集合唱歌，值班员一起音它就张嘴大声歌唱，完全跟战士们的节奏合拍，声音很响亮。
还有一条哨所的狗，我不知道名字，它每天从下面连队给山上的哨所送饭，一日三餐都送。它用嘴叼着篮子，里面装着饭菜，送上去后，就蹲在那里等，等两个站哨的兵把饭菜吃了，它再把装着空碗的篮子叼回来。这样的工作，它干了十几年，直到去世，安葬在哨所。
它不该叫军犬吗？
再讲一条叫肉头的狗。肉头是头藏獒，在乃堆拉哨所“服役”，极通人性。跟战士们一起巡逻，一起站岗。如果哨所有家属来探亲，肉头会去迎接，在雪地里一扑一扑地开道。它曾用这样的方式，救过一个昏倒在雪地里的士兵，它把雪抛开，用牙齿一点点地拖，硬是把那位士兵拖回到哨所。
乃堆拉的兵非常喜欢肉头，他们对肉头就像对自己的亲兄弟，甚至比亲兄弟还好。他们总是把上级发的罐头省给肉头吃，还给肉头冲奶粉喝。冬天下雪的日子，实在太冷了，肉头会钻到战士们的被窝里去，也没人舍得把它撵出来。
由于哨所离边境线很近，它难免会越界，战士们经常告诉它不能过去，它听明白了，有时候去追什么野物，过去了，会迅速回来。但对方的狗若是过来了，肉头会毫不客气地实施打击，一直把对方撵咬得屁滚尿流，有时人家都撤回本国了，它还追上去，咬人家一嘴毛。
关于肉头，有个神奇的传说。有段时间，对方的侦察机老在我们头上盘旋，肉头看战士们生气，它也生气，就每天冲着天空狂吠，连续三日，第四日，那飞机竟栽下来了！栽下来后，肉头再也不叫了。至今，这还是个谜，是个战士们喜欢的谜。
可惜，这条可爱的狗，却死了。而且死于“非命”：它总是去咬哨所的猪。在乃堆拉哨所，猪很难养活，很难长肉，有时一年也长不到一百斤。但在乃堆拉，养活猪非常重要，因为有半年封山的日子，得依靠哨所自己养猪供给肉食。肉头它不知为什么，总是去咬住猪，一咬一死，一头又一头，严重影响了哨所战士们的给养。连支部不得不开会做出决议，处理掉肉头。
所有的战士都哭了，但他们还是执行了决议。
现在，肉头的墓地，还在乃堆拉。
当我想念西藏时，除了想念那里的阳光和蓝天，想念那里的雪山和湖泊，想念那里的军官和士兵，也包括想念那些陪伴着战士们的可爱的狗。
９．千山万水传遍
关于电话，在西藏有太多的故事了。
我第一次进藏时，不要说手机，就是有线电话也很难打。除了在拉萨勉强可以用军线和家里通个电话外，其他地方几乎不可能。所以一进藏，我就和家里不再联系了，直到回去。好像那个时候也没那么牵挂。电话不通，信也很慢很慢，我在西藏给儿子写的明信片，都是我回去之后才收到的。一走二十多天。
关于信的故事，在西藏也多得不行，可以写上几万字。我从拉萨发个信都要半个月，你想那些在边防的，得多长时间？有时信到了团部或营部，因为大雪封山，送不上去，所以很多边防连队经常半年收不到信，一收就是几麻袋。但是，许多事，许多情，在收到信时，都已成为过去。由此发生的悲剧，数不胜数。特别是像墨脱那样的地方，情况更加严重。墨脱是中国２１００多个行政县里，唯一不通邮的县。不通邮对当地百姓来说可能不是个什么问题，但对从全国四面八方去那里当兵的人来说，就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了。因为通讯障碍，发生了多少心酸悲痛的事情啊。
说几个特别的例子吧。有个新兵，在送来的几麻袋信里都没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封，就忍不住哭鼻子了。当兵离家，本来就有些不习惯，又在偏远的哨所，又与外界隔绝。好不容易盼来了信，却没有自己的，是我，我也会哭一场。排长和班长轮番来劝他，安慰他，都没用。他就是难过。后来排长想出个办法，动员那些信多的战士，每人贡献一封给新兵看，而且指定要那种“好看的”，即情书一类。有的人一下收到几十封呢。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那就贡献呗。几封甜甜美美的情书，总算把那个新兵给逗乐了。
在西藏连队，情书公开是常事，我都参与过。１９９８年去查果拉哨所时，我曾给战士们读过排长李春的情书，李春不但不生气，还幸福得脸色黑里透红。
还有个比较奇特的例子，发生在哨所军医志翔身上，当他得知他要去的哨所通信困难时，就事先写了数封交给在山下的战友，让战友每月帮他发一封，其中包括关于妻子晋级的，关于孩子教育的，还有给父母贺寿的内容。他的家里一直没有察觉，直到后来妻子进藏探亲才知道真相。
更有甚者，一位叫许光富的副指导员，在封山的半年时间里，给妻子写了一封长达７万５千字的信，妻子收到后，读了７个晚上才读完。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进入吉尼斯记录？
现在，都市里已很少有人写信了。听邮局的同志说，现在写信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打工仔，一类是士兵。打工仔还有可能买个磁卡往家打电话，而士兵，尤其是边关的士兵，写信仍是他们与家人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仍是他们情感世界最重要的支撑。
１９９０年我在采访西藏女军人时，得知她们感到最最痛苦的，不是生活艰难、工作辛苦，不是寒冷缺氧，而是精神的寂寞，感情的寂寞。只要一进藏，基本就不能和家里联系了。特别是做了母亲的女军人，把幼小的孩子丢在内地，常常因为想孩子而痛哭，哭得撕心裂肺，也不能打一个电话。有的女军人为了缓解思念之情，就在探亲的时候，把孩子说的话和哭声笑声录下来，带回到西藏，在失眠的夜里一遍遍地放出来听，边听边流泪。可以说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令很多人难以在西藏坚持下去。
后来有了卫星电话。那个电话有很大的回音，你讲一句，必须停顿一下，等电话里回响一次你的声音，你再讲下句。很慢很慢。即使如此，也很难打通。通常要拨无数次才能通一次。那个时候在西藏的邮电局里，长途电话机，最先坏的总是重拨键，因为人们要一遍一遍地按它，直到按通为止。
当然那个时候，内地的电话也不甚普及，不是家家都有。特别是一些年轻军官，成家不久，家里没电话。或者家在农村，连周边都没有电话。为了能通上一次电话，他们想了种种办法。比如先写信，约好时间，约好地点，在亲戚家等，或者在村长家等，然后再由西藏这边打过去。打电话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一位连长告诉我，他曾和妻子约好，中秋节打电话。可是到了中秋那天，连里有事，他怎么都走不开。他妻子一大早就去亲戚家等了，从早等到晚，到吃晚饭时间还没等到，实在不好意思坐下去了，只好离开。等他忙完工作赶紧跑去打，妻子已经走了。他就跟亲戚说第二天再打。第二天妻子又来等，他总算有了时间。可是线路不好，怎么都拨不通，他妻子在那边等得忧心如焚，他在这边拨得忧心如焚。天快黑时总算拨通了，他妻子喂了一声，就开始止不住地哭，一直哭到他放电话。
有很多军人告诉我，他们打电话，听到最多的，是妻子的哭泣。
由于通信联络的落后，造成了许多夫妻间恋人间的误解，还有家人的担心和惊吓。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一些部队与上级的联系都很困难，只能靠电报。我曾采访过一个炮团，团里只有内部电话，没有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给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
自从１９９７年兰西拉光缆工程完工后，这一切就改变了。西藏终于也有了光纤电话，也有了移动电话。所以那年我去西藏采访兰西拉光缆工程时，真的很激动。只有经历了过去，才会对今天的变迁有深刻的感受。
人们把兰西拉光缆线称之为西藏的第三条生命线，我想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条生命线是川藏、青藏公路，１９５４年开通；第二条生命线是格拉输油管道，１９７６年开通）。它的确赋予了西藏高原以新的生命。
现在的西藏，不仅到处可以看到直拨电话，还有了移动电话。不止是大城市，只要不太偏远的地方，都可以通电话了。连孤岛墨脱，都可以通手机了。有了光纤，上网也渐渐普及，你可以通过座机上网，也可以通过无限网卡上网。今年６月我们办了个业余作者培训班，西藏军区来了好几个作者，几乎个个带着手提电脑。其中一位的手提电脑就可以上网，比我这个待在大城市的人还先进，后来我还是在他的帮助下，才安了无线上网卡的。
真是今非昔比，变化巨大啊。
不过，在一些边防连队、边远哨所，打电话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那些偏远连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不管话费降得多么低，不管自己在内地的家有多少电话，他们想和家里通电话依然不容易。所以才会有那样的奇事，一个战士去县城，其他战士就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他拿着写满电话号码的纸条和需要告诉家里的事情，一个一个的拨打电话，逢父亲接电话就叫爸爸，逢母亲接电话就叫妈妈，哪怕这爸爸妈妈从未见过。
那样的情形，我想起来就想落泪。
什么时候，哨所的声音，也能万水千山传遍？
１０．昨日硝烟
我们从Ｌ的山沟里上来，翻过格金拉山口，准备去Ｘ。那里也有我们的一个著名的边防连。不想爬到一半，却被厚厚的大雪挡住了去路，积雪形成的高墙高达我们的车顶，我们无法前行了。
其实我们被堵住的地方，到前方的Ｘ，也就３０多公里了，但大雪让这３０多公里的路程变成天堑。当然，不是绝对不能去，也可以走过去，用自己的脚翻过山去。
一位在西藏从军３８年的将军告诉我，当年他当新兵的时候，就是靠双脚翻过这座山的，而且还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囊，而且还发烧３９度，翻过山到达边境后，他度过了他１８岁的生日。
这位将军姓王，他是我所知道的在西藏从军时间最长的军人，整整３８年，除了探亲和学习，没离开过西藏。在西藏，他从一个战士，成长为一名将军。他也是西藏军区唯一一个经历了从第一任司令到现任司令的人，可谓名副其实的老西藏。
２００３年，我们军区话剧团将《我在天堂等你》搬上了话剧舞台。王将军一连看了七遍，每一遍都热泪盈眶。由此可见他对西藏那片土地的深厚感情。
王将军给我讲故事的日子，正是他入伍的日子。１９６２年的７月，他穿上了军装。当时我们国家周边的形势都不太安稳，东南沿海紧张，西藏方向也有情况。为了更好地保卫边疆，西藏军区在北京招收了１００名高中毕业生，准备进行外语培训后，分配到驻藏各部队。那是我军第一次大面积地招收学生兵。他便是其中一名。
７月１２日，当时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接见了他们，做了动员。７月１３日，他们就离开北京前往兰州。在兰州，又与另外１００名从西安招收的学生一起，参加了一个月军训，之后就前往格尔木，从格尔木经青藏线入藏。那时候，他们坐的是大卡车，苏联产的大道奇，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晚上则打开背包睡兵站。那时的兵站连干打垒的土房子都没有，只有帐篷。这样一路风餐露宿到达拉萨。
到拉萨时已９月，他们刚刚分班编队准备开始学习，边境硝烟突起：印军打死我方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随即又进入我防区修筑工事，并且向我部队开枪开炮，造成３３人伤亡。面对印军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西藏部队立即投入了战斗，进行还击。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少说到但人所周知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王将军一当兵，就赶上了这场战争。战争一打响，他们也不可能再安静读书了。他们虽是学生，更是战士。王将军第一个咬破手指写了血书，要求上前线去。其他学生也纷纷请战，那时的青年，单纯而热情，一心想为国家和人民效忠。于是他们这些学生兵，很快被分配到各个部队。王将军与１６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正在错那方向棒山口作战的某边防团。
那时候，从错那县城出来没几里路，就不通车了。他们就下车行军。背着背包，包括大衣雨衣毛皮鞋帆布水桶脸盆之类，还背着干粮，背着枪支弹药，每个人负重都是七八十斤，在一个中尉的带领下翻山越岭赶赴战场。离开错那时，王将军就在发烧，高烧到３９度多。但照样和大家一起走。由于翻山，浑身大汗淋漓，衣服湿透了，但竟然就这么退了烧！人的生命有时真的很神奇。照我们现在的说法，若是到西藏感冒了，那是要送命的。可是王将军不但发烧，还翻越了海拔５０００米的雪山，还是步行，还负重。真让人难以置信。
只能归结为年轻了。或者，命大。
从波山口到Ｘ，３７公里路，他们从上午９点出发，走到第二天早上７点，整整２２个小时。夜间都没有停止。一方面是为了赶时间，一方面也是气候太冷，不敢睡。１０月底的西藏，相当冷了。翻过雪山后，他们沿着河谷地带前进。鞋子干了又湿了又干，早上７点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终于达到了Ｘ。
“当看见炊烟，看到部队的帐篷时，那种喜悦，简直无法表述。”
王将军马上被编入了战斗班。１１月１５日，第二战役打响了，他们的部队奉命前往ＢＤＬ，在边境上行军７天７夜。行军中不断地遭到敌人炮击，有两次炮弹就在离他几十米远的地方炸开，他只挨了些土石而没受伤。真可谓命大。
“我那个时候是新兵，从没打过仗摸过枪，多少有些紧张，我就紧紧跟在班长后面。班长叫蔡佑军。保佑的佑，军队的军。”
之所以那么清楚地记得班长的名字，实在是这个班长太好了，让他终生难忘。在整个参战过程中，班长时时处处都想着他保护着他。刚开始行军时，他穿着新胶鞋新袜子，满脚打水泡。到了驻地，班长就烧开水让他烫脚，让副班长给他挑水泡。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而一旦有敌情，总是班长第一个跳起来摸起枪就向前冲。有一回班长正洗头，他在给班长淋水，突然发生了战斗，班长马上跳起来拿上枪就冲了出去，他也跟着冲了出去。那时他们的任务是守卫一个桥，敌军派人来破坏那个桥，见他们冲上来，敌人夺路而逃。班长一头水淋淋的湿发就追上去，钻进杜鹃丛里捕获了两个俘虏。
王将军说，那个时候，我们部队有着非常好的传统，老兵爱护新兵，班长爱护战士。你到日喀则的烈士陵园去看看，你就会发现，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都是老战士。很少有新兵。
而一场战斗，也让他这个新兵，成了老兵。
整个战斗结束后，班长立了二等功，他受到团嘉奖。
王将军给我讲完这段故事后我问，你和你的班长后来还有联系吗？他说没有，仗打完后，他调到内地部队去了，我去西藏步兵学校读书，就失去了联系。但我还是非常想念他。
我说，你也很想念西藏吧，出来五年了。
他说可不是。前两天我让人带了些西藏的黄瓜和西红柿给我。你看变化多大，现在不是往里带，是往外带了。今天早上我吃了个西藏的西红柿，真是好吃。我跟我侄儿说：
“Ｓｕｃｈ ｎｉｃｅ ｔｏｍａ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ｉｂｅｔ！”（只有西藏才有这么好的西红柿！）
真不愧是我军培养的外语干部，现在还说得这么溜呢！
１１．军嫂
想专门写写西藏的军嫂。
可以说，西藏军人的家属都很了不起。特别是早几年，西藏的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气候恶劣，通信落后，交通不便，工资也不高，样样艰难。可照样有很多好女人，勇敢地做了西藏军人的妻子，坚强地站在丈夫的身后。
我曾在昌都军分区独立营，参加过一个婚礼。那天我们作家画家去独立营采访，刚好赶上了婚礼，便接受邀请欣然前往。婚礼就在食堂里举行，除了大红喜字，没有更多的装饰。
这些年我参加了不少隆重的婚礼，气氛热烈，场面浩大，亲朋好友无数，搞笑花样百出。可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婚礼，像那个高原婚礼那样让我感动，让我难忘。
新郎是独立营的司务长，叫仲云，新娘是四川姑娘，叫田益。我就不说具体过程了，只说三个细节：
一个是，当主持婚礼的教导员说，请新郎新娘向双方的父母大人鞠躬时，他们的面前是四个小凳子，他们用那四个小凳子来象征双亲，他们很认真地向那四个小凳子鞠躬。在场的人很安静地看着他们，没有一点儿笑声；
第二个细节，证婚人问新娘，你为什么要嫁给西藏军人？新娘说，我觉得他可靠，比守在身边的那些人还可靠。
第三个细节，婚礼上有个游戏，让新郎新娘各说出１０个对自己爱人不同的称呼，新娘说了亲爱的、老公、当家的、孩子他爸，等等，最打动我的是，当兵的。
对了，还有个细节，战士们出了个节目，让新郎背着新娘在食堂里跑，他们在他的“跑道”上设置了很多障碍，后来我们的作家又给他增加了难度，要他一边跑一边唱：咱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新郎毫不犹豫地背上新娘就跑，边跑边唱，满食堂开心大笑，差不多要掀翻屋顶了，就在那个时候，我特别想流泪。
我们全体笔会成员，凑了个６６０元的份子，装在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上留下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送给了新郎新娘，祝福他们平安幸福。
转眼五年过去了，我也无法打听到他们现在的情况，只能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他们。
再讲两个军嫂探亲的故事。
察隅某边防团指导员范连科的妻子小张进藏探亲，她先从成都坐飞机飞到昌都，到昌都后，被告知到察隅的路断了，走不了。她就住在招待所等，一等半个月。好不容易说可以走了，连忙从昌都出发，翻越了好几座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雪山，趟了无数条湍急的河流。那条路我是走过的，极其艰辛，好不容易翻过最后一座雪山德姆拉，却在山脚下被德姆拉河拦住了。原来正逢雨季，连日大雨，河水泛滥，将桥冲垮了，怎么都过不去。范连科早已等在河边，眼见妻子到了河对岸却无法相拥。妻子看着丈夫，眼泪哗哗的，比河水还汹涌。河并不宽啊，也就２０多米，可是河水凶猛，没有桥，人是不可能趟过去的。夫妻俩就这么隔河对望，隔河落泪。又等了一天，河水仍没有回落的迹象。小张的假期到了，她光是奔波到这条河边，就用了３５天的时间，没法再等了。可是她给丈夫带了那么多好吃的，她太想把这些东西交给丈夫了，她就试着往河对岸扔，但毕竟是河啊，东西落进河里，一瞬间，就被河水卷走了……
这是很多年前的故事了。不知道今天的他们，一切可好？
还有位军嫂，四川人，她的丈夫从当排长起，就一直在最艰苦的地方待着，用调侃的话讲：一直“居高不下”：先在查果拉当排长，后到无名湖当指导员，又到岗巴当副教导员，再到萨嘎当副政委。这些地方，不仅海拔高，而且非常艰苦，连喝的水都会让人掉头发。但无论丈夫在哪儿，她每年都要进藏看望丈夫，每次看望丈夫，她必带两样东西：一大包中药，一大束鲜花。她说，不是有一首歌叫“鲜花献给查果拉”吗？我就要把鲜花献给我守卫查果拉的丈夫。她的丈夫因为有她做坚强后盾，在西藏部队干得很好，多次立功受奖。
这位军人叫曹形明，可惜我没打听到他妻子的名字。曹形明如今因身体太差已离开了西藏。我在这里衷心祝愿他和他妻子生活幸福。
我在小说里多次写过西藏军人的妻子，《天天都有大月亮》那个进藏离婚的妻子，《传说》里那个进藏找恋人的女人，《我讲最后一个故事》里那一群去探亲被困在招待所的家属，她们，都是有真实原型的，都不是我杜撰的。其实还有很多更惨烈的，我没有写。
比如去边防探亲，很多地方不通车，只能走路。高原走路不比内地，非常消耗体力，到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女人们就坐下来往山下滚，浑身磕碰得青紫流血；再比如，在探亲路上遇到塌方或泥石流，翻车遇难的；还有一些家属，因为到高原后反应厉害，得了肺水肿脑水肿，就病死在边防的……
很多很多。
在岗巴营的档案里，记载着这么几行字：
张玉菁：副营长王海的妻子。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８日，从广州到岗巴探亲，次日，因患急性肺水肿在岗巴病逝，终年３２岁。
刘燕：战士黄颂的妻子。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０日，从四川到岗巴完婚。３月１２日晚，因感冒导致肺水肿在岗巴病逝。年仅２１岁。
看到这几行字，我真的感到心痛。
１２．东章对峙
从格金山下来，我们又来到错那。
错那是山南１２个县之一，也是西藏的边境县之一。它的藏语意思是“湖的前边”。我不知道这个湖指的是哪个湖？一路过来，我们没见着什么湖啊。
不过我相信，这里曾经是有湖的。不是说青藏高原是从大海中隆起的吗？既然是由海升成的高原，那么，当初应该比比皆“湖”。有一首古老的藏族民歌叫《错那的湖》，它是这样唱的：
桃树长得太高，伸手不能摘到，如果桃子有意，就会落我怀里；我在海边沙滩，捡到一挂珠串，没有计数珠穗，珠串又有何用？
可以从这首歌里看出，那时错那不止有湖，还有海滩呢。也许在很久以前，人们把海称为湖，把湖称为海。到现在，藏民族不是仍把湖泊叫做海子吗?
可惜，如今站在错那，已完全无法相信这里曾经有过那样的景象。不要说湖，天鹅，小鹿，画眉，金鱼，草坪，柳林，连一点儿绿色都看不到。远远看去，颜色单一，冷清，只有一些凌乱的高高矮矮的房屋，显示着县城的存在。
错那县城的海拔是４３７０米，比“世界高城理塘”还高，理塘的海拔是４２００米。理塘人民在他们的城门上写着“世界高城理塘”，他们很聪明，没有加“最”字。要我说错那也该修个城门，写上“世界高城错那”的字样，多少可以提高一些错那的知名度。不过，错那和理塘虽然海拔上只差１７０米，景色上差距可就大了。理塘有树，有草原。错那却光秃秃的，只有雪山。按气象专家的说法，错那属于典型的高山气候，寒冷干燥。大自然只给了错那一个雪世界。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驻守在此。这个部队１９５９年进驻此地，负责守卫近２００公里的边境线。条件非常艰苦，任务十分艰巨。六年前发生的那场著名的“东章对峙”，或者叫“东章反蚕食斗争”，就发生在这个地区。
东章位于错那县东南部，属著名的麦克马洪线东段，面积３７平方公里草场丰饶。但在１９６２年那场自卫还击作战之后，这里仍不稳定，对方不断向前蚕食，与我方发生争端。
１９９９年７月，错那牧民在东章草场放牧时，在ＭＬ山口，遭到了对方巡逻兵的阻拦。为了保卫边疆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边防某部即派出一支小分队前往该地区执行巡逻任务。在执行巡逻任务时，我们的巡逻小分队与对方的巡逻部队遭遇了，双方于是发生武装对峙，长达３个月之久。
所谓武装对峙，用我理解的话来说，就是我军官兵在边境武装巡逻时，与对方官兵在边境争议地区遭遇了。双方都声明，脚下的土地是自己国家的领土，要求对方退出。但双方都不退出，于是就僵持在那里。军事上的术语就叫对峙。
保卫国家领土，捍卫主权完整，在这个时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面对面的，是具体而又艰巨的。
当时我军与对方发生对峙的小分队，一边向上级报告，一边纹丝不动地坚守在原地。那个时候，绝没有谦让一说，绝没有“退后一步天地宽”一说，也绝没有先退回去以后再商量的可能，就只有“坚守”这个唯一的选择。谁退让，谁就意味着放弃，对方就会占领该地，或曰蚕食对方的领土。
过去，这样的对峙也发生过，但从没有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在那么高的海拔点上：４７８５米。４７８５是什么概念？已经到了雪线以上，到了鸟也难以飞临的山顶。不仅缺氧，还缺粮缺水，无房无电，更无人烟。我们的官兵就在那个山口驻扎下来，搭起帐篷，并用石头垒好工事，日夜坚守着，日夜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和官兵们一起坚守的，还有八个藏族民兵，和六个组织牧民来此地放牧的地方干部，共计２０余人。
当然，对方也同样没有退缩，就地坚守，也搭起了帐篷，垒起了工事。他们也在尽他们的职责，履行他们的义务。
什么是国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国界是遏制人类贪欲的界线。是一个国家民族主权的底线。可惜人类的贪欲永难遏制，至少在当下很难遏制的。那么，只有靠武力来控制，来防范来抵御了。
除了山口的对峙外，我部队又在距山口５０米远的地方成立了临时指挥部，并派出部分兵力，登上了ＭＬ山口的我方山顶，居高临下地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
对峙期间，官兵们的一日三餐，都由ＳＹ的连队保障。在山下做好后，再背上山去。一支勇敢而又吃苦耐劳的背山队由此诞生，那些背山工大多是藏族同胞。他们一天要背上背下跑四次，有不少路段都坡陡路滑，没有任何可抓拿借力的东西，路面除了碎石还是碎石，一不留神就可能踩滑。非常危险。从ＳＹ到ＭＬ山口，再顺利也得走两个小时。每天跑四五次有时五六次，藏族同胞们都毫无怨言。
我想起了王将军给我讲的一段话，他说，我之所以那么热爱西藏，一是因为我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在西藏，二是藏族人民感动了我，藏族人民是太好的老百姓了！他们淳朴，善良，热情，忠厚，让我一生难忘。我们作战时，藏族同胞就背东西沿途保障我们。他们自己带来的干粮糌粑吃完了，宁可饿肚子，也不碰一下背在背上的干粮，那里有压缩饼干，压缩面条，一拿出来就可以吃的。但他们说那是给解放军打仗用的，不能动。他们抬伤员时，生怕伤员硌着，脱下自己的羊皮袄铺在担架上，上山的时候，为了不让伤员难受，前面的蹲着走，后面的举着抬。真的是太好了。你敬他一尺，他必敬你一丈。
东章对峙期间，由于路途远而险，无论多热的饭菜，无论用什么保温筒，送上去都是凉的。而且由于极度缺水，官兵们的饮水问题也无法解决，部队只好改送稀饭，用稀饭里的水保证官兵们的身体需求。
这都不算什么。吃凉饭凉菜，喝稀粥，睡潮湿被褥，洗不成脸刷不成牙，这些都没什么。毕竟，后方在尽全力提供保障。关键的问题是，官兵们每天都面临着战争，也许稍不留意，仗就打响了，一旦打响，他们是真正的第一线，他们与对方——随时可能成为敌人的对方，是面对着面脸盯着脸啊。
但没有人害怕。一天又一天，他们坚守着。他们知道自己代表的是什么，是国家，是军队，是人民。
Ｃ大校去那里时，对峙已持续了一个多月。他肩负重任，带领工作组前去了解情况，即对方到底有何意图？到底想干什么？以便我方做出抉择，解决问题。
Ｃ大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当我问到这一情况时，他查到了当年的日记，非常详细地给我讲述：
我们一行十余人从ＳＹ出发，十几分钟后，到海拔４３７０米的Ｋ桥时，再没路可走了。我们就下车步行。说步行太过轻松了，应该叫跋涉，或者叫攀登。根本就没路，满山都是狰狞的碎片石，风势迅猛，有两处坡陡到８０度，真正的爬山，双手双脚并用。稍不留神一脚踩滑，就会摔下万丈深渊。部队派了两个民兵保护我，但还是走得非常艰难。从中午１２点一直到下午４点，我们才到达对峙的ＭＬ山口。
坚守在那里的官兵看见我们非常高兴。在慰问了官兵、民兵和干部之后，我打算到对方的“营地”去看看。可是对方为了不让我们的牧民的牛羊过去，居然垒了个石头墙。我大声说，总不能让我一个大校翻墙吧？把墙给我推了！
在边境斗争中，我们历来主张不惹事，但不怕事。（即三有九不方针：有理，有利，有节；不惹事，不示弱，不吃亏，不对峙，不挑起事端，不扩大事态，不纠缠细枝末节，不发生武装冲突，不开第一枪。）
战士们听到我的话，就上前去，三下五除二，把石头墙推倒了。印军的兵看着我们，没有任何表示。其实我这样做，我就是想试探一下他们，到底是想打，想蚕食，还只是对峙。
我走过去，看了看他们的帐篷，一看他们的日子远不如我们的官兵好，三块石头搭个灶，每天就煮点儿甜茶就点儿干粮。睡的也很简陋。我们的兵睡的都是鸭绒睡袋，吃的是罐头，肉罐头鱼罐头水果罐头，丰富得很。就是新鲜蔬菜少点儿。
你知道印军都是雇佣兵，年纪大，有老婆有孩子，我们的战士叫他们胡子兵。有拖累他们就不想打仗，对峙期间，对方一个胡子兵专门跑来跟我们的翻译说，如果真打起来了，我一定朝天放枪，不打你们，希望你们也别打我。我家里有老婆孩子，我不想死。
也就是说，他们的士气更不如我们了。我在那儿和一个小战士聊天，这个小战士被赋予的任务是，一旦打起来就炸毁敌人的电台。我问他，你怕不怕？很有可能你最先牺牲啊。小战士大声回答说，我不怕，首长，你放心吧。
在对峙一个月的时候，上级担心这些战士的身体，要把他们换下来，让另一个分队上去。这些战士坚决不下来。他们说他们熟悉情况了，也适应了，可以坚持到底。
这就是我们的兵，十八九岁的兵。他们在面对生死时，没有选择，他们的生命在尚未完全成熟时，就担当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我故意在印军面前拿着一个兵的枪往山上走，他们紧张了，大声喊起来。翻译告诉我，他们喊的是，不要走火啊！
看来他们的确不想打仗。我心里基本上有数了。
晚上我就住在距对峙山口不到３公里的临时指挥所。那里的海拔也是４７００米。我怎么也睡不着，主要还不是缺氧，而是不习惯那个鸭绒睡袋。暖和虽然缓和，人像被捆着一样。熬到后半夜，总算勉强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我又带人登上了ＭＬ山口的我方山顶，用了５０分钟的时间。山顶海拔近４９００米，有我们三个班的战士在那里坚守。
听到这里我惊讶地说出声来：那么高啊！战士在那儿怎么生活啊？为什么非要在那里布置兵力呢？
Ｃ大校在电话里说，伸出你的右手，用食指和拇指比一个八字，手背向你，两指间的那个窝，就是ＭＬ山口，拇指上，就是印军控制地，食指上，就是我们的控制地。我们不到那个地方，就不能监控对方。知道吗？
我明白了。当然，明白不等于不为那些战士担心。
Ｃ大校继续讲——
在那里负责的，是某团副参谋长白玛，一个藏族汉子，很不错。还是个连长。连长见到我，眼泪一下出来了，握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在海拔近４９００米的地方生活，真的很苦。我说，你们辛苦了。连长说，我已经一个月没洗脸洗脚了。
我和每个战士握手，并且让战士们马上给家里写报平安的信，我好带下山去给他们寄。战士们高兴坏了，都蹲在地上写。他们写信，我召集班长以上的同志开会。之后，我们离开那里，我们不能在那里呆久了，不能消耗他们的水和食物。我收了十多封信，后来到ＴＷ?熏到ＭＬ山口，再后来到Ｘ，我都让他们写信，一共收了一百多封，我们的车都快成邮政车了。我把那些信带到山南，寄了出去。
我说，你每次下边防都要这样吗？
他说是，力所能及为他们做点儿事情吧。
Ｃ大校一行离开东章返回军区后，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上级。双边即开始了会晤谈判，一次又一次。终于在对峙进行到第８２天时，双方达成了协议，即：各自将临时工事摧毁，退回到原来的位置。
对峙终于结束了。
这支部队因出色完成戍边任务，受到了军委的表彰。
两年后Ｃ大校又来到了错那。有同志问，要不要请县长和县委书记一起来吃个饭？Ｃ大校说要请，就把当年那六个和我们官兵一起坚持在ＭＬ山口的藏族干部一起请来，我想跟他们聚聚。
那六个藏族干部真的来了，高兴得要命，说你还记得我们啊，Ｃ大校说我怎么会忘了你们呢，我们是共患难的朋友啊。我还没有好好地敬过你们酒呢。
那天晚上，Ｃ大校挨着敬了他们酒，也挨着喝了他们敬的酒，一轮又一轮，最后，喝醉了。大家都醉了，醉得开心。
１３．严酷的冷
我因为曾在冬天进过西藏，也曾在冬天去过那曲，所以逢上有人跟我说哪里哪里冷时，我会说，那能有西藏冷吗？
似乎有那么一点资格说冷了。
西藏的冷让我刻骨铭心。那个时候我住在政治部边防军人接待站，很简陋的一个招待所。每天太阳一落山，我就赶紧灌上热水袋进被窝，再把另外床上的被子全抱过来，底下垫两层，上面盖两床。也没电视可看，就那么窝着看书，手还是冻，戴上手套看。早上太阳不出来不敢起床。看到太阳亮晃晃的在窗户那儿了，就起床，拿个小凳子跟着太阳跑，太阳晒这个墙角，我就坐这个墙角儿，太阳移到树下了，我就移到树下。十点以后，才开始正常活动。
看照片上，我那时可谓全副武装，羽绒衣，毛裤加牛仔裤，大头毛皮鞋，围巾手套，有时还加上大衣。但依然是冷。从没暖和过。洗了一次衣服，两手就红肿了。记得有天晚上，我从一个护士家采访出来回招待所，走了没两步，就冻得胃痉挛了，疼得直不起腰来，只好弯腰去敲一个刚刚认识的女医生的门，让她给我找点儿药吃。她让我吃了颠茄，又给我下了碗热面条，我这才缓过来。
说到吃，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天医院欢送老兵，菜摆好了之后，领导讲话，老兵讲话，其实也就十来分钟，菜全部凉了，上面白花花的一层，是凝固的猪油。我因为胃疼，一口也没敢吃。
医生送我回招待所，路过一个水管，我听见流水声，一看是水龙头没关紧。就习惯地走过去关掉，医生又赶紧去把它打开，跟我解释说，不能关，关了明天早上就拧不开了，冻住了。
我去通信总站采访那些女兵，女兵告诉我，她们洗了头，必须马上擦得很干很干，不然头发上就会结冰碴子。我去医院采访女护士，护士说，她们给病人打针，必须随时保持针管和针剂的温度，否则还没注射就冻住了。女兵们值夜班，穿上棉衣再穿上大衣，再在腿上盖一件大衣。就只露个脑袋了。
可能有人会说，西藏的年平均气温，不会比东北低多少，为什么会冷成这样？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在西藏，没有取暖的条件。屋里屋外一样冷，女兵们值夜班的机房，女护士值夜班的护士站，还有招待所，食堂，办公室，哪儿哪儿都没有暖气，木柴，煤炭，电，气，一切可以取暖的能源都短缺。
这几年条件好些了，而且，由于全球气候转暖，冰川萎缩，雪线升高，对地球来说不是好事，但就西藏而言，冬天要好过一些了。总算没那么冷了。
但藏北依然很冷很冷。四季无夏，冷透全年。不知是不是因为它的海拔太高，藏北的平均海拔是４５００米。年平均温度为零下５摄氏度，最冷的时候达到过零下４８摄氏度。即使在８月，白天太阳晒得够戗，等太阳一落山，风就跟刀子似的，直刺肌肤，刺得我生疼，过“肤”不忘。
有年春节我接到在藏北任职的朋友吴斌役的电话，我问他，很冷吧？他说还好，这几天气温升上来了，没那么冷了。我说升上来是多少啊，他说，零下２０摄氏度吧。我吓一跳，问，那前两天呢？他说前两天是零下３０多摄氏度。我说房间里呢，他说房间里不冷，我一天都开着电暖器，可以保持在零度。
在成都有人叫唤冷的时候，我经常说这个段子。
藏北的冷，应该用上“严酷”这个词。
仅仅是冷倒罢了，当地人都习惯了，连我们的官兵也习惯了。怕的是灾，雪灾。那就不是冷的问题了，是寒，是冻，是僵，是对生命的杀戮掠夺。
全国人民都知道，１９９８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特大洪水，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那年年初，那曲发生了特大雪灾——持续４个月的６９场大雪，将那曲地区１１个县的３８万平方公里土地盖得严严实实，２６万藏族牧民和５５４万头牲畜陷入绝境。
当时前往藏北采访的我们军区新华社记者刘永华告诉我，西藏部队当即派出三千名官兵，几百台车辆前往灾区救灾。大雪封山塞路，一百台性能优良的火炮牵引车和推土机开道，装载救援物资的卡车紧随其后，一直深入到海拔５０００多米的藏琼玛地区，其间翻过５座雪山３条冰河，历经千难万险……
那一年我在《西南军事文学》当编辑，曾编发了一篇反映某山地旅奔赴藏北救灾的报告文学。因为我认识带队的刘廷华政委，所以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从照片上看到，车队在雪原上前行，根本看不到路，路都是官兵们在一米多厚的雪原上用双手铲出来的。他们边走边开道，跟当年的１８军一样，历经１５天，打通了１００多公里的冰雪通道，将７０吨糌粑，１０万公斤燃料送到了柴尽粮绝的群众手中。看到那么多官兵的脸庞都被雪地的反光灼伤，脱皮红肿，那些藏族群众抱着他们不由得失声痛哭。
全体救灾部队经过近四个月的苦战，开辟出数条通往各县各乡的冰雪通道，及时将三千多吨救灾物资，吃的烧的穿的盖的，送到了灾民手中，所有受灾群众无一死亡。部队３月初撤离时，藏族同胞们扶老携幼赶来送行，他们拉着官兵的手不愿松开，个个泣不成声，车开了就跟着车跑。场面非常感人。仅从一个数字就可以看出藏族同胞的感激之情：救灾部队收到哈达１６５８７条。
６９场雪，２６万牧民，５５４万头牲畜，３０５４名官兵，无一人死亡，１６５８７条哈达。这些数字不该忘记。
１４．４０年前的爱情
我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这个故事。
无论从哪里开始讲，都有一种痛在心里搅动。
４４年前，即１９６１年，有一个叫马景然的高中女生，考入了解放军西安炮校，成为一名女兵。她很开心，不仅仅是穿上了军装，还因为她的恋人也和她一起考入了炮校。或者反过来说，她是跟她恋人一起参军的。恋人叫任致逊，其父母和她的父母是好朋友，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两家交好，他们从小认识，顺理成章地恋爱了。
他们到部队的第二年，赶上西藏部队招收外语干部，就从他们学校挑选了１００名学员，进藏学外语，任致逊被选上了，马景然得知后也坚决要求去。领导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就特批她加入了进藏队伍。这样，马景然成了那支队伍里唯一的女兵。
他们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到兰州。在兰州，他们与从北京选来的另１００名高中生汇合了，２００名年轻的学员从兰州出发到格尔木，从格尔木进拉萨。即从青藏线进入高原。
那条路我走过，一翻过昆仑山口，海拔就高居不下了，全在四千以上。又荒凉，又寒冷，直到拉萨海拔才稍微低一些。我太知道那个难受的滋味儿了。
我坐的还是好车，车上还吃的喝的齐全，都难受得不行，到一个点就赶紧吸氧。可当年马景然他们，坐的是大卡车，吃的是干粮，喝的是凉水。那个时候兵站还没有房子，露宿是常事，吃的也很差，还有高原反应，还有寒冷，还有数不清的困难。可马景然一直和所有的男学员一起往前走，和那２００个男学员一起住帐篷，吃干粮，栉风沐雪。每天晚上，她都睡在男学员大帐篷的角落里。没人知道她是怎么解决那些生理上的困难的，没人知道她是怎么适应那个雄性的队伍的，甚至没人听见她说过一句难过的话、伤心的话，或者一声叹息。一切的一切，她都默默地承受着。
到拉萨后，正赶上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打响，学习的事自然推后，他们全部投入了工作，有的直接去了作战部队，有的去了机关医院。他俩和一批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俘虏营，做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马景然是俘虏营里唯一的女干部。
仗打完了，他们开始学习，前往建立在西藏扎木的西藏军区步兵学校。扎木那个地方我去过，在藏东南，海拔相对较低，树木葱郁，氧气也不缺。在那里建学校，肯定很适宜学员们读书。学校开设了英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等专业。教员都是从各个大学和外交部请来的老师专家，马景然是学校里仅有的女学员。住宿仍很困难。当时一个区队一个大房子，房子里两排大通铺。男生一个挨一个。在大房子门口，有两个小储藏室，一边住区队长，一边就住马景然。
整个学校除了她，就还有两个教员的家属是女人了。连个女教员都没有。我不知道马景然是否寂寞，是否孤独？虽然她和任致逊在一个学校，毕竟，是集体生活，他们不可能卿卿我我，花前月下。连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都很少。我努力想象着马景然在那里的生活，还是很难想象出。我只知道她很内向，话不多。还知道，她和任致逊都学习印地语，成绩优秀。噢，还知道马景然中等个儿，长得秀丽文静，任致逊则高大英俊，一个帅小伙。
马景然和任致逊一起，在扎木度过了三年时光。尽管有种种不便和困难，但对马景然来说，那三年是她最安宁最幸福的三年：守在爱人的身边，潜心读书。
１９６７年他们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两人都留校当了教员。我相信这其中也有领导的一片心意，想让他们在一起。于是他们打算马上结婚。从１９６１年进藏，他们已经等了六年了，实在该结婚了。
可就在这时，１９６７年１０月，西藏边境的局势再次紧张，亚东方向发生了炮战，两人将婚期再次推后，前往部队参战。任致逊直接去了亚东前线指挥所，马景然在军区联络部工作。他们分手的时候，再次约定，等这次战事结束，就一定结婚。
可是——我怎么也逃不开这个可是，我多想永远都不说这个可是——任致逊到亚东没多久，就壮烈牺牲了：一发炮弹直落他所在的指挥所，他被击中腰部，当场牺牲。与他一起工作的另两个同学，一个也牺牲了，还有一个重伤。
上级将这一噩耗告诉马景然时，怎么也不忍心说任致逊已经牺牲，只说负了重伤，正在抢救。马景然焦急万分，恨不能立即飞到任致逊的身边去。六年了，他们等了六年了。无论如何艰苦，无论如何困难，他们都一直在一起。这回仅仅分开几天，他就出了意外！她真后悔没跟他一起去，她想如果她在他身边，也许他就不会出意外了……他要不在了，她怎么活？她不如随他而去……他们约好了战后就结婚的啊。
部队马上派了辆车，送马景然去亚东。车是个老式的苏联嘎斯车，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像样的车啊。一个干事陪着她，急急地上了路。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条道，从拉萨出发，过羊八井，再翻越雪古拉山，然后下山，然后就到了这个叫大竹卡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大竹卡的地方，他们的车翻了！马景然因为一路悲伤哭泣，完全没注意到车子发生意外，她坐在后面，却一头栽到前面，额头撞在铁支架上，血流如注，当场牺牲。
她真的就随他而去了，那么急，那么不由分说。好像任致逊在那边喊她一样，她连“嗳”一声都顾不上，就奔了过去。
我听到这里时，惊得目瞪口呆。心痛，心疼，不已。
唯一能够安慰的是，马景然到死，也不知道任致逊已经牺牲，而任致逊牺牲时，也不知道马景然离开了人世。在他们彼此的心里，他们都活着。他们只是不约而同地一起走了，共赴黄泉，去那里活，去那里相爱。也许在他们很少很少的情话中，有那么一句：至死不分离。如果还有一句就是：永不失约。
马景然和任致逊，牺牲后双双被追认为烈士，一起安葬在了日喀则的烈士陵园。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他们知道他们在一起了吗？
在马景然的２００个男同学里，有一个，就是我认识的王将军，是他将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他讲的时候很激动，一再说，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这才是我们西藏军人的爱情。
我也很激动，心像被一把刀铰着，因疼痛而无言。
王将军曾在日喀则军分区当了五年的政委，每一年，他都要去为他们二人扫墓。每次扫墓，他都会生出一个强烈的心愿：如果能把两人的灵丘合葬在一起该多好。他们那么相爱，那么想在一起，生不能如愿，死后也该让他们如愿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将军说，他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他只是将二人的陵墓进行了修缮。
王将军的心愿也成了我的心愿。我把这个惨烈的爱情故事，讲给了Ｃ大校听，同时还把王将军的心愿一起告诉了他。我说，真的，如果能将他们二人合葬，该多好。不但可以安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还可以让这个爱情故事永远传下去。
Ｃ大校沉吟片刻，说，我来试试看。
他又把这个故事，讲给现任日喀则司令的Ｘ大校听。Ｘ大校也被感动了，说，我来办。
我满怀期待地等着。可以说，我是为自己在期待，期待自己被这个爱情故事灼伤的心，能够得到抚慰。我还想，下次去日喀则，一定要去烈士陵园，一定要去祭扫他们的陵墓。
一周后，我等到了回复。出乎我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我将日喀则民政局的信抄录在这里：
日喀则地区烈士陵园现葬有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在亚东炮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任致逊和其在同一部队服役的女友马景然（在大竹卡翻车事故中牺牲）的两位灵丘。根据其战友意愿，现要求将两人灵丘合葬在一起。经我局了解，合葬一事既不符合国家规定，同时又将违背当地的民族风俗。故不适宜掘墓合葬。
特此证明
日喀则地区民政局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２日
除了两封回复的信，还有两张照片，即两位烈士的陵墓的照片。看得出陵墓的确修缮过，但也看得出，两座陵墓不在一起。也许当时安葬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恋人？或许知道，但不允许在烈士陵园体现儿女私情？
无论怎样，民政局的同志是对的。我把结果告诉了王将军，他也这样说。仔细想想，我们提出的要求的确不妥。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而且那是烈士陵园，不是其他墓地。怎么可能再掘墓合葬？我们只从感情出发了，没考虑周到。
当然，我们也没错。
爱不会错。他们相爱。他们的爱情在饱经了岁月风霜、饱经了人世沧桑后，在４４年后的今天，依然鲜活。
我知道他们至今仍彼此相爱着。
你肯定也知道。
１５．遥望查果拉
关于查果拉，讲述它的人，写它的人，甚至唱它的人都已经很多了，但我还是想讲一下我知道的查果拉。毕竟它是个著名的边境哨所，也是全军最高的哨所，海拔５３７０米。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查果拉被国防部命名为“高原红色边防队”。这样一个哨所，不容省略。
一写到查果拉，我心里有些肿胀。脑海里会浮现出那座光秃秃的山，还会浮现出一张张黑红的面庞，同时耳畔响起歌声：查果拉山高风雪大，山上自古无人家……
那是我记忆中的查果拉。１９９８年，我们曾带着一大包信件去查果拉。因为查果拉的吃住都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不能上去住，只能去看看。我们在上面呆了两小时，和战士们小小的联欢了一下。其实我当时很想在那儿多呆会儿的，跟战士们多聊聊。
我不想再重复别人讲过的关于查果拉的事。那里的残酷，那里的坚强，凡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凡没去过的人，一听到那样的海拔，也会吓住。我就讲四个不是查果拉的人上查果拉的故事吧。
从官大的讲起。因为上查果拉的大官不多，也不容易。官大毕竟岁数也大。
刘将军是上过查果拉的最高长官，上将。上去时年届花甲。走到岗巴大家就开始反对，走到塔克逊反对声更加强烈了，七嘴八舌的劝阻，毕竟海拔５３７０米啊。为了让他放弃念头，大家不惜动用了夸张和“恐吓”。刘将军听得不耐烦了，说，那你们在下面等我，我自己上去。当然，没人敢在下面等，都呼啦啦地追随而去。刘将军上去以后没作指示，也没听汇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和查果拉哨所的每个兵握手，和每个兵照相。为了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他还脱掉了大衣。临上车离开时，他忽然发觉有两个站岗的兵漏了，又下车来补照。然后再上车。车子下山，他依然透过车窗，深深回望着那些站在山顶的士兵们，那是他的孩子，也是老百姓的孩子。
我不知道那些小战士的心情，是激动，是拘谨，还是什么？我没有采访过，不敢随意替他们表达。但我知道将军的心情，他心疼，心疼得厉害。这是他女儿告诉我的，他女儿当时就在旁边：“老头的目光柔和的，哎哟，一看就知道。”
其实我知道，每个上去的人，都会心疼那些孩子，看他们黑得发紫的脸，看他们一开口就裂出血丝的嘴唇，看他们粗糙的皮肤和凹陷的指甲，看他们有些木讷的笑容。
然后说Ｈ将军。Ｈ将军是中将，时任西藏军区政委。Ｈ将军去查果拉时，正赶上电视台的记者在查果拉拍片子。记者想要拍一个战士们冲上查果拉山顶的镜头，就趴在一个沟里端着机器指挥拍摄。战士们跑了一遍，记者不满意，又跑第二遍，记者还不满意。那是海拔５３００米的地方啊，坐着都会喘气的。Ｈ将军去上厕所，下了个小小的坡，再从小小的坡上来，就拉风箱似的大喘。一看那些兵，还在跑，顿时心疼得火冒三丈，冲着兵大喊，不要再跑了！他爱拍不拍！不上电视查果拉就不是查果拉了吗？！
大家看将军发火，有些不知所措。年轻的哨长跑来小声对Ｈ将军说，首长别生气，我们多跑两趟没关系的，你可别把记者得罪了。
Ｈ将军眼圈儿顿时红了，一直红到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都累成那样了，他还替你着想。你看看我们的兵啊。”
Ｈ将军在西藏做了７年领导，跑遍了西藏所有的边防哨所，遇险多次，险些丢命。那句著名的话：“我们绝不把主权守丢了，绝不把领土守小了！”就是他最初讲出来的，他在北京的一个宴会上，向总书记敬酒时脱口而出。据说总书记激动得嚯一下站起来，差点儿碰倒椅子。总书记说，就冲你这句话，我把这杯酒喝了！
现在Ｈ将军已离开西藏多年，但这句话留在了西藏，刻在了西藏，因为它代表着西藏军人的心声。
再讲讲我的前辈，我们军区著名女诗人杨星火。杨星火七上查果拉，是上过查果拉次数最多的女性。那首著名的《鲜花献给查果拉》就是她写的：
金色的草原开满鲜花
雪山顶上有个查果拉
查果拉山高风雪大
山上自古无人家……
这个歌儿，每个查果拉的战士都会唱，每一代都会唱。当然，杨星火写的歌词很多，著名的也很多，比如《翻身农奴把歌唱》，还比如《一个妈妈的女儿》。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杨星火写的，更没人知道她的那些传奇经历。
解放军打到南京时，杨星火是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她立即满腔热情地参加了解放军。正读大三呢，还没毕业呢，在我看来真有些冲动。参军后她害怕连累家人，就改名字，一眼看见黑板报上写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改名星火了。从此一个女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女兵，走进了西藏。后来，她嫁给了一个１８军的普通炊事员，有了自己的女儿，再后来，她又认养了一个藏族孤儿。如今她的这个藏族儿子早已大学毕业做了国家干部。她在西藏呆了二十多年，离开以后仍是每年进藏，西藏所有最艰苦的哨所她都去了。她的血液里流淌着西藏的水、西藏的风、西藏的天空和大地。
１９９８年７月，我去了查果拉。在查果拉的山顶上，我听到了战士们大声地唱那首《鲜花献给查果拉》，当时泪水汹涌，止不住长流。回到成都后，我即给杨星火打电话，我说杨老师，你的歌儿现在还在查果拉唱着呢。每个上查果拉的兵都会唱。她很高兴，在电话里一句一句的把歌词念给我听。
两年后，她病故了。那次通话，成了我和她最后一次的通话。我为杨星火老师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最末一句话是：我相信，西藏的山山水水，西藏的官兵们，会永远怀念她的。而这样的怀念，是最高处的怀念，最干净的怀念。
最后讲一位大学老师。这位去西藏旅游的大学老师，因为丈夫曾经是军人，她就在丈夫战友的安排下，去了查果拉哨所。起初她一直在微笑，气喘吁吁地微笑，后来，突然抱着一个１８岁的小战士痛哭起来，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还得让小战士反过来劝慰阿姨。这位老师回到拉萨后，买好出藏的机票，就把剩下的几千块钱，全部买了光碟和书，委托西藏军区的有关部门，转交给哨所的战士。
这个故事，是我昨天在酒桌上听来的。这个老师就坐在我旁边，她在一个理工大学教力学。故事是她丈夫酒后讲出来的。她丈夫讲的时候，她去捂他的嘴，不让他讲。但曾经是军人的丈夫，一定是被老婆感动了，非讲不可，故事就是在这样的争执中断断续续讲出来的，但依然让在座的每个人，眼睛湿润。
其实我也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包括刘将军，包括女老师，甚至包括我，尽管心疼，尽管想对战士们尽可能的好一些，但对战士们来说，我们的好，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一走，剩下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他们自己度过，扛过，熬过。我们掉眼泪，我们送东西，我们做这一切，仅仅只能安抚我们自己的心。
当然，我们的心需要安抚，就说明我们的心还在。
１６．风雪高原
我们到达帕里镇。
从日喀则出来，到帕里跑了２７０公里。一点儿不觉得累。也许是一路好风光，还有一路的歌声，还有一路的回忆。
我们在帕里拐弯儿，上山。
ＺＭ山口。４７００米。老天忽地又阴了。阳光来过又走了，好像急着把天空让给雪花。雪花细细的，却冷到极致。气温大约在零下５摄氏度左右。对我来说，已经是冻了。
下车，看见山上早已站了很多兵，在警戒。这是按规定布置的，我们不能发杂音。可是站岗的兵都穿着夏常服，脸和手都冻得通红。而他们的大衣，放在一排排的凳子上，大概是为我们预备的。我就想说点儿什么。
我问两个站在地图边上的兵，冷吧？他俩一起说，不冷。
那怎么可能？我正想“干涉”一下，让他们把大衣穿上，忽听Ｃ大校一声吼：把大衣都给我穿上！
兵们得了长官的命令，纷纷跑来，把大衣穿上，再跑回到哨位上。站得更直了。
这里距边界仅仅五公里，五公里之外，对方部署了不少兵力。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Ｃ大校率工作组开始工作，Ｙ跟拍，我就找战士聊天。两个扶着地图的战士，一个是重庆长寿人，一个是贵州人。都１９岁。仅比我儿子大一岁。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在他们的脚下，我看见几朵蓝紫色的小花和黄色的小花，从薄薄的雪里探出头来。我在查果拉的山坡上也见过这样的小花，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属于蕨类，生命力很顽强。那么高的山，那么冷的山，那么干涸的山，它们依然能存活，并且开花。它们就像这些兵。兵就像这些花。
在我们聊天的当儿，有个不丹商人背着背囊从我们身边走过。他看我们一眼，没有笑容，有一小点儿谨慎。战士告诉我，这里常有对方的人进入或出去。不丹商人到帕里镇做生意，只要在镇上公安部门办理简单的手续即可。每年春、夏、秋季，大约有１５００多人次的不丹商人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炒米、手表、草药等货物，来交换热水瓶、胶鞋、调料等日常用品。只要他们守规矩，我们都不会干涉的。我们的边境政策历来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
两个兵始终有些拘谨，话不多。我就找话说，我说，这地图不是有支架吗？你们干吗还扶着啊？他们回答说，风一来就会吹倒的，山口的风很大。
哦，我把风忘了。别看它没影儿，却是威力无穷。风雪高原，风排在前面呢。若没有风，仅仅雪，高原不会那么冷的。一旦有了风，风搅动雪，雪渗进风，顿时天寒地冻，肃杀一片。有多少人就在这样的风雪中献出了生命。
帕里有个叫堆那的村庄，有一年，六个年轻军人，就是在从堆那前往边境的路上遭遇了雪灾。
当时他们探亲返回连队，车到堆那时，忽然下起了大雪，大得不得了，完全看不清路了。当时也就１０月，在内地还是金秋。可那场大雪，却像是腊月里的。他们坐的车不能再走了，他们就下车来步行。他们不想超假，而且他们还觉得，不是就二十多里路吗？花个半天时间就能走到。他们低估了高原的风雪，当然若没有风雪，肯定是没问题的。更长的路也没问题。
或者他们也估计到了风雪，但想以青春和热血与之抗衡。他们就开始走，或者叫跋涉，越走越艰难，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在茫茫雪原上，他们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脆弱，体内的热量渐渐耗尽，寒冷更猖獗地向他们进攻，更猖獗地包围他们，吞噬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倒下了……两位牺牲，另外四个人严重冻伤，后来分别做了截肢手术，有的是脚指头，有的是脚后跟，最厉害的一个是截了小腿。
冻伤的，毕竟还留下了性命。还有多少人，就在一瞬间被风雪高原所吞没？我们军区记者站的记者胥晓东告诉我，他有一回从亚东出来到帕里，雪很大，跟在他们后面的一辆空军的车就翻了，车上一家三口，加上司机，全部遇难。
男的是亚东某空军部队军官，他的妻子和孩子进来探亲。也许是太冷了，孩子幼小的肺经受不了高寒带来的极度缺氧，想出去，也许是妻子假期到了，回单位超假了要挨领导的批评，想出去，也许是家里有老人，老人害怕儿女不在身边时的孤独，等着他们回去团圆，总之，他们急于走，却因为大雪，一直不敢走。那天看见胥晓东他们的车出发了，他们就跟了上来。想有个伴儿，一起走。胥晓东为了关照他们，还让他们走前面。在雪地上开车，有经验的司机都知道，前面好走，因为雪是松的，不滑。但那位空军军官谦让，让他们走前面。两家彼此推让了好一阵，最后还是胥晓东他们走在了前头。谁曾想，走在后面的他们，真的发生了不幸！车子坠下了悬崖……
胥晓东说，我当记者，出过多项车祸，不下１０次吧，但这一次是最难过的。我老是感到内疚。到现在一想起来还是内疚。如果那天我不急着走，他们也许就不会走。唉！
我不知道那家人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孩子多大，孩子的母亲是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急着走，一切都只能揣度。我只知道，那是个军人的家庭，那个家庭就那样葬在了高原。
还有那位司机，那个年轻的士兵，他也留在了高原。从此，在仰望高原的目光中，又多了几双含泪的眼睛。
还有一个关于风雪高原的故事，与两位年轻士兵的生命有关。
有一年春节前，驻守在Ｘ的边防连，派出五人前往团部领过年物资，一个排长，带着四个兵。他们高高兴兴地去了，领了很多东西，还有这一段时间积压的报纸、信件，又高高兴兴地往回走。车到格金山时，大雪把路封死了，车过不去。就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在等推土机开道，他们不可能。他们想，就是３０多里路嘛，车过不去就走回去吧，全连官兵等着我们呢，等着我们带回东西一起过年呢。
于是他们５个人就背着东西开始走，不想没走出多远，又一场更大的雪从天而落，风雪交加，天昏地暗，简直看不清道路，气温降得更低了，寒风刺人骨髓。他们走了大半天，也没走出去几里路。一个战士先病倒了，急性肺水肿，发高烧。当时天已经黑了，排长和三个战友就把他放在中间，他们三个背靠背挤着他，暖和他。可是到了早上，那个战士还是没暖和过来，身体僵硬，停止了呼吸。
排长难过不已，立即做出决定，自己和一名战士守着过年物资和牺牲的战士，让另外两名战士回连队求救。两个回连队求救的战士，在风雪中跋涉，一天没吃东西，身上一点热量也没有，很快，又一名战士病倒，完全走不动了，他的战友就架着他，拖着他。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他不想连累战友，就推说自己要方便，躲到一个雪坑里藏了起来，任战友怎么喊也不答应。剩下的那一个，就一个人继续走下去，到最后，是爬回到连队的，他的一只脚严重冻伤，后来截了肢。连里的官兵急忙赶到山上去救援，那个藏在雪坑里的战士，已经牺牲……
我不知道那一年Ｘ的春节是怎么过的。
而那一年的春节，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一无所知，在欢欢喜喜地过年。
他们守在那里，正是为了让所有的人欢欢喜喜地过年。毫无感觉的欢欢喜喜。我想起那首美国歌曲，鲍勃·迪伦写的：一个人要走完多少路，方才能称作人？白鸽要飞越多少大海，才能在沙冢里安眠？炮弹还要呼啸多少回，才能永远销毁？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在此行的途中，我经常想，一个人要在高原站多久，才能算真正站稳？一个人要在风雪中坚持多久，才能算抵御住了严寒？一个人要在西藏行走多少路，才能懂得高原？
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１７．牺牲
从雪山下来，还是在雪山上。
站在山腰往山下看，视野里依然是皑皑白雪，再往远处看，皑皑白雪波浪般起伏，那不是海，那仍是山。白色的山。
白色，视野里全是白色，白到了极致，纯洁到了单调。没有赤橙黄绿青蓝紫，没有一丝色彩。就是红太阳照到这儿，也变成了耀眼的白色光芒。平日里常听人说喜欢白色。不知那些喜欢白色的人，如果是生活在这里，会作怎样选择？如果是我，我会重新选择说，我喜欢大红大绿，我渴望浓烈的五颜六色。
忽然想，藏族人民真的很了不起，他们生活在这白色世界里，生活在这白到了残酷的环境中，并没有被白色吓着，他们依然崇尚白色，他们最珍贵的哈达是白色的，他们心中最庄严的宫殿布达拉宫，墙的主体也是白色的。在他们的心目中，白色象征着幸福、纯洁、和平、安宁。白色就是他们心中的五颜六色。
不过，他们的衣着，身上的饰品，还有房屋的门窗，却是非常鲜艳。我常常在路上看见身着大红衣服的藏族同胞，不光是姑娘，也有大男人，老人。他们渴望将自己从这白茫茫的世界里凸现出来。
我抬头，看见在比我更高的一处山顶上，站着两个绿色的身影，他们是这白色世界里唯一的色彩，他们也以色彩的方式从这白茫茫的雪世界里凸现出来，那是我们的兵。他们与藏族人民一样，终年生活在雪的世界，与白色共存不是他们的选择，是他们的责任。
忽然就想到了好几位在大雪中牺牲的人。
那空军的一家三口，那六个探亲回来的年轻军官，那四个背年货回连队的Ｘ站的兵，还有许许多多我尚不知道的人，风雪毫不留情地要了他们的命，不管他们情愿与否，都将他们留在了白色世界里。雪山处处埋忠骨。
还有一位乃堆拉的指导员，都要出去休假了，走的头天晚上他一个班一个班去告别。一是因为新兵刚下连他不放心，嘱咐他们不能感冒了；二也是兴奋，他已经两年没休假了，本来儿子出生前他就要回去的，没走成，现在儿子满月了，他急着赶回去当爸爸。他跟战士们一一叮嘱，一一告别，还答应给他们带儿子满月的糖回来。走完最后一个班返回宿舍时，已是凌晨，天空飘起了雪花，他一脚踩空，掉下悬崖。第二天早上发现时，人已冻僵。
指导员姓穆，叫穆忠明。在他死后的两个月，家里的一封信寄到了哨所，里面有一张儿子满月的照片。那是一个永远失去了父亲的儿子，一个西藏军人的后代。他的父亲长眠在了雪山脚下。他要在许多年后上学读书才会懂得，那叫牺牲。
牺牲。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牺牲在西藏的人：张贵荣司令员，张国华司令员，高明诚团长，任致逊和马景然，还有杜永红，他们牺牲在岗位上，死得让人景仰。
还有那对探亲路上出车祸的军官夫妻，两位在那曲军分区病故的年轻女军官，两位去岗巴营探亲患脑水肿死在那里的军属，他们死在寻常的日子里，死得让人心痛。
牺牲的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牺牲。
古时候，牺牲这个词是名词，专门用在祭祀中。指的是献给神的供品。我不想这样来解释我们的官兵，无论是什么样的神，他们都没有资格拿走我们官兵的生命。但他们也是牺牲，他们把自己供奉给了这个雪世界，供奉给了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责任，他们自己心中的神。
西藏军区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多，而在这些故去的人中，有些情形是你完全不能想象的，比如巡逻途中，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或者被泥石流冲下河淹死，甚至在原始森林中被突然断裂的枯枝砸中身亡；还有，年轻轻的，正在打篮球，猝然倒地而死；还有，在高海拔哨所中站哨，被雷电击中而死；还有，在大棚蔬菜中劳动，被强烈的阳光暴晒中暑而死；下大雨，电线漏电触电而死；还有，去机场接自己的妻子，翻车而死。有四名战士的死因更让人心痛：在部队水库中抢修电站机组，两个玩耍的孩子不知情，将水闸打开放水，四个战士无一幸免……
太多太多了，多到我不忍心细写。
军人的职业原本就有牺牲的意味，而坚守在高原上的军人，令这种牺牲更多了一份悲壮。即使不在战时、灾时、乱时，他们也需要付出生命，他们也需要时刻做好牺牲的准备。那是一种看不见的默默无闻的牺牲。
我手头有一份西藏军区这１０年来的牺牲情况。从１９９５年到今年，１０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因车祸而亡就有近百人，占死亡人数的３５％，因各种疾病及冻亡的，也有几十人，占３２％。就是说，仅仅这两项就占了７０％之多。我可以肯定这两项的百分比，一定超过了其他军区，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在高原。
我还发现，各分区伤亡的情况都各有特点，比如日喀则分区和山南分区，因寒冷而死亡的特别多；林芝分区、昌都分区，以及驻守在那里的部队，因各种车祸在路途中牺牲的特别多；而那曲分区，因为海拔太高，患各种疾病死亡的特别多，包括猝死。由此不难看出，他们的牺牲和他们所站的位置，有着非常大的关联。
我的朋友吴斌役也在那曲，他告诉我，从他调到那曲，他们分区每年都有人因高原疾病死亡。他本人的身体也明显差了。调进去之前他去体检，４６项指标全部合格，但半年后再体检，毛病全出来了：心脏肥大，心动过速，血压偏高。后来又出现了心脏闭合不全，血液轻度回流，并由此导致血压偏低，心跳过慢。
对他们来说，牺牲不是一句豪言壮语，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牺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当他们走向高原时，在他们的心里，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
Ｃ大校曾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军人的最大考验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在和平时期依然能站直了不趴下，那才是真正的军人。
我把我所知道的西藏边关的艰苦和牺牲告诉给大家。我不指望每一位读者能理解，或被感动。我只希望，在大家舒适的日子里，在大家氧气充足的生活中，能偶尔想起他们来，想起那些站在世界屋脊、雪山顶上的官兵，想起那些被寒冷和寂寞包围着的官兵，想起那些长眠在雪世界永不归来的官兵。
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
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月完稿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修改于成都北校场
（全书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杨新岚
军旗高扬喜马拉雅——沿着雪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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