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到春节来临之际，交通部门便提前一、两个月为‘春运’做准备，到时还经常应付不过来那些由南到北及由北到南的‘民工潮’。而在1966年，真不知道铁道部是如何对付串联的‘学生潮’的。就当时交通部门的承受能力而言，‘学生潮’为其带来的压力实在比现在的‘民工潮’的压力大的多得多。
尽管这样，倒也没听说出现过什么铁路交通事故，似乎也没有人趁火打劫，更没有听说有人因不堪忍受拥挤而精神失常。也许那时候的社会秩序和人们的心里健康水平比现在好一些。
小姨，七姨在外面转了一大圈回来了。小舅则走的更远，他不仅去了上海，江浙，还去了广东，广西，甚至海南岛。
终于，中央发出了停止串联的号召，学生们不再能够享受免费乘车的优惠，大串联进入尾声。
之所以说是进入‘尾声’，而不是‘结束’是因为虽然乘车串联被禁止了，但还有一些其他形势的串联，如步行串联！
我曾和一个朋友讲，在1966年，我爸爸和他的一些学生徒步从东北的一个城市走到北京，这个朋友不相信，以为我在编故事。但这实在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准确地说，他们是从距北京1200多公里的一个县城出发，徒步走到北京的，途中没有借助任何交通工具。
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出的徒步串联，可能是受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启发吧，但有了先例，马上就有很多人相应，那时候人们的革命热情和精力都极为旺盛，渴望作任何事情。
爸爸是一个中学老师，他们的串联队伍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除爸爸等三个人是老师外，其余的全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不记得他们是否像行军的战士那样每人背一个行李，但有两样东西是必带的，一个是‘红宝书’（红色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另一个是一面红旗。‘红宝书’是每人一本，红旗则一个队伍有一面。行进时，通常由一个走在前面的人打着。我想，这个任务大概要由队里的男同学轮流完成，因为对持续行进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徒步串联的人不用担心吃饭和睡觉问题，那时候各地群众的革命热情都高，民风也古朴，只要不选择荒芜人烟的路线，沿途的村庄都会有人帮他们安排吃住。爸爸他们拿着地图，沿着公路走，中午赶到哪个村庄，就在哪里打尖，晚上的落脚地点通常要计划一下，因为如果日落之前不能赶到一个可以歇息的村庄是很麻烦的，一般一天走60华里左右。就这样每天日出而行，日落而息，四十几天之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首都北京。
我看到过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是用120胶片照的，上面有十几个人，前排人蹲着，后排人站着，每个人都穿着臃肿的棉衣，手里拿着一本红宝书，背景是北京天安门。这张照片就是爸爸他们徒步串联到北京之后，在天安门前的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