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送伞谈“四人”（下）
欧阳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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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为什么没有人“起来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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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毛生前多次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起来造反”，
然而等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时候，却不见了动静。上海曾经有点苗
头，结果也归于烟消云散。这是为什么呢？
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老毛自身，在于老毛自己的“无法无天”，
在于老毛自己的“全面专政”。
这里，老毛其实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要么建立一套规则、一套客观
标准，定义好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走资派”，当“中央出
了修正主义”大家该怎么办，对“走资派”因该用什么程序和方式来
“打倒”。这样做的问题是：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和可操作的规则；
即使有了制度规则，老毛自己要不要遵守。老毛显然是不愿意遵守规
则的，如果遵守规则的话，“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没法发动起来。老
毛愿意的是自己“无法无天”。老毛自己当球场老板，自己当总裁判，
自己当“四人”队的教练，自己直接调动球场保安队。谁是“修正主
义”，谁是“走资派”并没有一个可应用的客观标准，一切由自己说
了算，真是方便得很，惬意得很。
但接下来又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自己不在了，继任的老板便
可以依样画葫芦。他说谁是修正主义谁就是修正主义，只要他能调动
球场保安，他就可以抓捕任何球队，宣布比赛结束、自己胜利。而恰
恰这个继任老板不是“四人帮”而是“三人组”。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有了制度保障，“四人”
就可以有正当的权利而不会被“一举粉碎”，但是有了制度保障，严
格遵循规则，老毛也不可能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有“四人”队
的横行；老毛就是不愿受制度约束，才组建“四人”队，发动文化大
革命，让自己和“四人”队“无法无天”地横冲直撞。但是，别人当
了老板也可以照样办理，招来球场保安，将“四人”队抓捕入狱，还
要扣上“反对毛主席”、搞“修正主义”的大帽子。
对此老毛并非没有认识，他只是没有办法解开这个两难的死结，衡量
诸多因素，他还是以自己的“绝对权威”为第一选择。所以他说：
“林彪一伙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岂止是林彪，在老毛的权
威体制之下，随便谁上台，随便搞什么主义都是不难的。于是，“中
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起来造反”便成了一句空话。
“四人帮”也不是没有一两个死党，也不是没有一点权力基础，上海
就有几个人提出过“四人”被抓是“右派政变”、是“修正主义上
台”，并且计划过施行武装暴动。也有人提出过：即使失败了，“也
可以像巴黎公社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
当时上海真要是有“武装暴动”，其结局当然是被镇压，同时给社会
和人民带来不幸。但这未必不是“四人”和老毛希望的。然而终归还
是纸上谈兵，墙上画虎。
事后诸葛亮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在老毛：老毛一方面号召“造反有
理”、号召“反潮流”、号召“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起来
造反”，但是另一方面推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党是领导一
切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其中的“造反”“反潮流”就必须听
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于是培养出来的干部就只能是听从上级指
示，而不能像巴黎公社的烈士那样能为自己心中的真理牺牲。上海那
几个有条件当烈士、为文革牺牲的人，也就是在等这个下命令、等那
个发指示的啰啰嗦嗦之中被缴了械的。
对于老毛和“四人”来说这是不幸，对上海人民来说却是免遭血和火
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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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人”在历史上有什么意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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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队被球场保安抓捕之时，球场内外曾是一片欢呼。这就说明，
“四人”不仅得罪了球场的代理老板华国峰、球场保安汪东兴、对立
的球队“元老队”、“三七队”，也得罪了大多数的观众和球迷。这
一点在老毛去世之前的“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中就已显现端
倪。其实“四人”不过是为老毛、为老毛的“文化大革命”背了口大
黑锅。
老毛自己也说过：文化大革命，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老毛
知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
不论文化大革命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论、多么美妙动听的理想，但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伤害的人太多、面太广，所以在“四人”被
抓捕、文革被否定的时候有不少人拍手称快。正如列宁曾经引用过一
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
反驳的。
与此同时，事后诸葛亮认为：文化大革命没有给多少人带来多少利益，
所以当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时，也没有什么人站出来捍卫它。
文化大革命使“当权派”中的多数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前面已
经说过。这使得的“四人帮”失去了“党心”“军心”。即使有一些
人在文革中得到升迁，他们也都在文革的不同时期遭受过打击，所以
并不是完全满意，例如华国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
永贵等等。像“四人”那样的纯粹受益者是少之又少。
知识分子整体被看作“臭老九”，受到歧视。其中的中上层被当作
“反动学术权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二打击对象，受到迫害的程
度较之第一打击对象“走资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的教师群体受
到的打击尤烈，使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师道尊严”荡然无存。
文革中青年学生，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的煽动下起来造当权派的反，
组成了各种不同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首先分为保守派和造
反派两大类，在保守派被打垮的地方，造反派又分裂成不同的派别。
随着运动的反复，翻来覆去，今日这派得势，明日那派掌权，保守派
得势的时候打击造反派，造反派掌权的时候加倍打击保守派，也打击
不同派别的造反派。斗争从文斗搞到武斗，从拳头棍棒搞到坦克大炮，
直把个文化大革命搞成了武化大革命。今天整人的明天被整，明天被
整的后天加倍整人，整来整去大家都是输家，没有一家满意。
尤其是青年学生，最后到头来落的是“上山下乡”。这些人的怨气是
可想而知的。
就算是被捧为“领导阶级”“领导一切”的工人，得到了什么实惠呢？
工资几乎十年没涨，住房长期紧张，尤其是子女的“上山下乡”成为
家家户户头痛之事。农民和历朝历代一样，照旧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贫穷地区很多人缺吃少穿，难以温饱。
当然，以上这些有可能是局势所然，不完全是“四人”能掌控的。
但是，也有一些较大的利益集团本可能成为“四人帮”群众基础，成
为文化大革命的捍卫力量，却被“四人帮”和老毛自己削弱：
造反派：文革动乱的高潮时期，人们“咸与造反”，形成众多的群众
组织，不论其动机如何，总之是与文化大革命休戚相关。其中的一些
头头如蒯大富、聂元梓、翁森鹤等等成为全国知名的造反派，进入革
命委员会担任负责人，其中最突出者当然是上海的王洪文。然而，在
文革高潮之后的多次运动，诸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
“清查五一六”之中，受到维护秩序的军方和重新上台的“走资派”
的毁灭性的打击，纷纷被整肃，以致下狱。而老毛或者为向军方和
“走资派”妥协、或者因记恨这些造反者在文革中的失控，竟未加以
援手，江青等人也是听之任之，令其自生自灭。于是其中绝大多数人
心灰意冷，觉得是被人利用。日后仍然赞成文化大革命的是少之又少。
此乃老毛与“四人”之一大败笔也。否则今日为文化大革命叫好的人
还要多得多。
工农兵学员：文化大革命废除了高考制度，大学三年没有招生。等到
大乱过去，老毛用推荐制度选拔学生入学。以老毛和“四人”的逻辑，
这些人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应该像“百卷英雄”张铁生那样，
可能成为“四人”的群众基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一，这些人当
中学习成绩好的，并不一定对文化大革命真心拥护，反而认为自己早
就该上大学了，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自己；第二，老毛的“推荐”制
度搞来搞去，搞成了“后门”制度、“关系”制度，包括老毛自己本
人就通过后门送了几个女生入学，这些人只领“后门”“关系”的人
情，也不对文化大革命感恩戴德。于是，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出现了：
在１９７６年的“四五运动”中不少的工农兵学员成了反对“四人”
的力量。
要说“四人”在历史上有什么意义没有，事后诸葛亮认为：“四人”
的败落成为一个例证，说明任何政治势力没有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
规模的利益集团为其群众基础都是站不住脚的。正如球队需要广大的
球迷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