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文卖话生涯
到香港不久，意识到移民美国不是两三个月就能办妥的事，得准备长期抗战。既然是长期抗战，就得想法儿混饭吃。两袖清风固然清高，只是没法儿活。临离开北京之前，先父旧友Ｙ主动替柞里子写了封介绍信给香港大公报主编Ｆ，以备谋事之须。柞里子别无他路可走，只得上街买份大公报，按照印在报上的地址找到大公报报社。出来见面的是Ｆ的秘书，说Ｆ到国外去了，什么时候回港，她也不清楚。听起来颇有点儿像是推脱之辞，当时略有一些失望，过后也就不再存希望。孰知一个月后，意外地接到Ｆ打来的电话，说是刚回港，迟复为歉，随时欢迎柞里子去大公报社。看来Y与F的交情还的确不浅。不过，这时候柞里子已经在别处谋得卖文卖话的活计，遂婉言谢绝了。
卖文卖话的活计，都是通过Ｘ介绍的。Ｘ是什么人物？柞里子原本一无所知，抵港后不期而遇。尔后看到一些资料，听到一些传闻，方才知道Ｘ在抗日期间曾是国民政府派驻延安八路军总部的代表，去台湾后曾任总统府幕僚长之类的职务，内阁大员们要见老蒋之面都得先过他Ｘ这一关，名副其实炙手可热。后因得罪小蒋，被迫弃政从儒，受聘为东海大学教授，讲授政治思想史一类的课程。缘何得罪小蒋？据说Ｘ讨厌三青团的气焰嚣张，而三青团正是小蒋的权力基础。从大学退休后，Ｘ侨居香港，在《华侨日报》上撰写一个专栏，每周一篇，既谈政治，也谈学问。
Ｘ在外颇有使气罵座的之名，对柞里子却十分客气与热情，至今不知何故。初次见面，交谈不多时，便说如果柞里子想发表文章，他可以推荐给报界。当时天安门事件正是热门话题，柞里子遂以“天安门事件的前因与后果”为题，写了一篇杂文交给Ｘ。那时候所谓的“天安门事件”，不指“六四”，指76年的“四五”。没过两天，Ｘ竟然登门到柞里子的蜗居回访，说他已经把柞里子那篇稿子亲自交给了《明报》老板Z。
两天后，Z来电话，约柞里子次日下午3时到新宁餐厅见面。不是吃饭的时间，餐厅里空空如也，一进门就看见两位客人坐在面门的餐桌上对着大门张望。略带犹豫地走过去，没等柞里子开口，两人同时站起来相迎。一个看上去50上下，留小分头，戴一副金丝眼镜，很斯文。另一位看上去40左右，留长发，粤人长相，形象略显粗俗。当时柞里子对Z的年龄籍贯一概不知，凭感觉猜想年岁大些的是Z。各自自我介绍之后，果不期然。另一位姓H，当时为《明报月刊》的主编。Z与H两人嘴上都叼着香烟，面前席上都搁了杯咖啡。没人问柞里子要不要咖啡，却同时递过一支香烟来。柞里子说声不会，谢绝了。Z听了，认真吃了一惊，反问道：国内生活无聊得很嘛，都会抽烟的。你怎么不会？柞里子一笑置之，未予答复。寒暄既毕，言归正传。Z说柞里子的稿子他已经看过了，很好，将由《明报月刊》发表。H接过话茬，说欢迎往后多多支持，文章长，就在《明报月刊》上发表；短，就在《明报》日报上发表。临分手时，约好了个日子在明报报社办公室与H见面，把发稿的事情定下来。
回到下处，旋接Ｘ的来电，说他已经同Z通过电话，知道一切顺利，邀柞里子去他家共进晚餐。饭后茶馀，Ｘ谈起Z。说Z夫妇本来都在大公报，文革后因持不同政见，双双辞职，自办《明报》。创业有方、生意兴隆，由当初的一份《明报》，进而创办《明报晚报》、《明报周刊》与《明报月刊》。不过，Z生财虽然有道，持家却未见有方。琴瑟不调，风传在外包养一名吧女；留学美国的独子在美自杀身亡，或与家庭不睦有关亦未可知。 至于Z的文学成就，X只字未提，想必在X的心目中，武侠小说乃是流外之作，无足挂齿。
闲谈进入高潮之际，X领柞里子参观其书房。X的单元不大，书房自然更大不起来。这不足为奇，在香港寸金尺土之地，非腰缠万贯者莫能住得宽敞，X不属腰缠万贯之列。令柞里子大吃一惊的，是所有的书都是台湾翻印的洋装货色，装潢、质量皆极其低劣。所谓“洋装”，也就是非木版线装。从小在家里看惯了木版线装书，误以为但凡搞文史的，家中藏书必为木版线装无疑。吃惊之馀，稍事思索，方才那一惊还真不应该。香港、台湾本是万里投荒之地，哪来木版线装书籍？可惜的是，木版线装如今国内亦成绝无仅有。土改时，藏于农村者大抵毁于水火。文革之时，幸存于城市者，亦复在劫难逃。
柞里子那篇文章发表在下一期的《明报月刊》上，H在文前写了几句按语，郑重其事地推荐了一下。当时虽然人在香港，以言治罪的馀悸犹存，亦恐国内亲友受累，文章署的不是真名自不在话下。不过，那时也并没有柞里子这笔名。穿的是件什么马甲？记不起来了。
那篇文章是柞里子卖文之始，当时心中是否因此而兴奋过？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收到稿费时，颇有些失望。一万多字的文章，稿费只有……多少？嘿嘿！也忘了。据X说，柞里子拿到的已经是最高的稿酬标准了。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不过令柞里子认识到在香港靠卖文难以为生的现实而已。尔后不久，H来电话，问柞里子有无兴趣为宋庆龄写篇纪念文字。也许因宋是粤人的缘故，在香港还相当受欢迎。柞里子一向鄙视宋氏家族，一口拒绝了。后来用别的笔名在《明报》日报上写过一些不相干的文章，纯粹为了混饭吃。
不久，得悉柞里子临离开北京时参与翻译的那本书出版了。跑到中环商务印书馆的门市一看，果不其然。当即亮出身份证，证明柞里子是该书的三译者之一，討了个折扣，买了十套分赠相识。后来听说那书是文革后期恢复稿酬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当时先母仍健在，柞里子应得的稿费由先母代为接管了。究竟是多少？柞里子从来没问过。那书是柞里子平生第一译作，料想也会是唯一的译作。虽然那本译作后来入选汉译名著丛书一版而再版，柞里子从那以后不曾译过书，从今以后也绝不会有译书的兴趣。文章还是自己的好。嘿嘿！
把十套书拎到蜗居，一时心血来潮，用书作肘垫，自拍一张留影。相机的牌子是Praktica。 有谁听说过这牌子？恐怕无多。有谁知道生产这相机的公司叫什么？恐怕更少。公司本名Zeiss-Ikon，后来输了官司，改名Pentacon。听了这样的提示，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么？如今不仅公司不存，连公司所在国也不复存在。桓温曾经感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就柞里子这一私案而言，不妨更改一字，曰：国犹如此，人何以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