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藩王（连载十一）有作为的藩王（三）

在靖难的三年多时间中，朱权与朱棣是共苦的，但是靖难之后却并不能与朱棣同甘。正如查继佐《罪惟录》所云：“天下无不知借宁，无宁安得有燕？天下无不知绐宁，既有燕而遂无宁。”皇帝只有一个，朱棣做了皇帝，再也不提“中分天下”之事，虽然自知理亏；今非昔比，大势已去，朱权只好随遇而安，尽管他有足够的理由要求朱棣兑现当年的承诺。然而，由此不但造成了双方的隐性矛盾，而且在心理上形成了朱权的优势与朱棣的劣势。所以，在永乐元年重新分封的时候，朱棣出于南昌不远，监视方便，接受了请封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南昌的请求。到了朱棣的后人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时，由于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祖上朱棣与朱权的矛盾越来越被淡忘，因而对于朱权的态度也就越来越不恭了。于是，仁宗时朱权提出改换封地、乞赐庄田，宣宗时朱权质疑宗室定品级、请赐铁笛，等等，统统遭到批驳。
挟持、欺骗、猜忌所带来的种种屈辱，使朱权难以俯首帖耳地接受一切现实，特别在移居南昌后的初期更是如此，但又不便公开地张扬自己的不满。于是，他借题发挥地发泄自己的幽怨。在《活人心法》一书中，他开列了30味被他称之为“药”的东西诸如“行好事”、“莫欺心”、“守本分”、“莫嫉妒”、“清心”、“寡欲”等，并说明要想提高自己的修养，就必须将这些药“连渣不拘时候温服”；同时，他又为火气旺的人特制了名为“和气丸”的药，要求人们学会隐忍，因为“忍”是“心上有刃，君子以含容成德；爨下有火，小人以愤怒殒身”。这实际上是在以隐忍来宽慰自己，借以表达自己对朱棣的怨恨。
但是朱权不愧是一个聪明的优秀人才。他在政治上失意后，只好将自己深深掩藏起来，对一切政事讳莫如深。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对文化传播的一贯热衷，促使朱权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著书立说中去。此外，他笃信道教，专意于黄老之术，在炼丹术方面颇有成就。他又喜欢收藏并致力于刊印珍本秘籍，明初出版的文献，除私刊外，尚有宫廷的“内府本”和王府的藩本。其中宁藩本刻工工艺之精良，涉及领域之广泛，学术理论之深刻，可谓独步一时。这与朱权独特的处境、深刻的思想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密切相关，对明前期的文化发展贡献较大。朱权的个人命运在历史的巨大变故中沉浮，而不变的是他对文化事业的热切追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朱权的人生遭受了如此种种的打击，才激励他将学术生涯作为自己人生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全力以赴地去实现。永乐元年（1403年）在南昌郊外筑精舍，终日鼓琴读书，与文学之士相往来，把他的才华改投入到文学上来。缘于对现实的怨望，朱权到了南昌以后不再研究历史，完全脱离政治。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崇道的，他子孙很多也是崇道的，最狂热的就数世宗朱厚熜。受朱元璋的影响，朱权在宫中就喜读道家书籍。改封南昌以后，就和江西龙虎山天师府的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友善，后来还拜之为师，研习道典，隐逸学道，托志冲举，弘扬道教义理。曾于西山缑岭(今属南昌市)创建道观，朱棣赐额“南极长生宫”。 南极长生宫，前有南极殿，左有泰元殿和冲霄楼，右有旋玑殿和凌江楼。宫前有醉仙亭和一对6.9米高的八棱形华表，上刻道家符篆，后毁于战事。现仅存高大华表两只，铸有文字，解放后经多次修复。 他的道教专著现存有《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八卷，成书于正统九年（1444年），收入《续道藏》。已散佚但书目尚存的有《庚辛玉册》、《钳锤》、《道德性命全集》、《阴符性命集解》、《命宗大乘五字诀》、《内丹节要》、《天地卦》、《北斗课》、《斗经》、《洞天秘典》、《净明奥论》、《吉星便览》和《黄庭经注解》十三种。从书目看内容除了涉及道教理论，如《黄庭经》为天师道传承的教本，朱权是当时的张天师的好朋友，在相互交流切磋中为该经典作了注解；还涉及炼丹、起卦、占卜等道教法术。
朱权在正统七年（1442年），即着手建造自己的生坟，所选的地点在梦山东边缑岭脚下，就在南极长生宫后面，今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石埠乡柯里村（原璜源村西）约半公里处，朱权曾多次前往游览。朱权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薨，谥为献，史称宁献王。朱权墓在1962年11月发掘，是迄今已知的江西明代最大的地下墓葬，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墓前原有宫后墓室隐于山中。墓室系采用青砖砌成卷拱结构，全长31.7米，宽21.45米，高4.5米，分前室、次前室、中室和后室四部分。前室用自来石顶住，二门无自来石。中室之后，有券门通后室。后墙正中有一壁龛，两旁用红石作八棱柱，柱下有础，础上有正心坊，坊上有斗拱，以支持出檐。现又将墓前砖房和墓内陈列整修一新，对外开放。由于朱权晚年学道，随葬品不多。朱权尸体腐而未溃，道冠道袍入殓，口含一枚金钱，体压大小金钱两行，每行六枚。此外，墓中还出土金簪、玉帛、道冠、铜暖锅和锡制鎏金器皿等物，有些珍品已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余者藏江西省博物馆内。
朱权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琴学大师，他的一生，对琴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存有三部他关于古琴的著作：《神奇秘谱》、《太古遗音》和《琴阮启蒙》。《神奇秘谱》经朱权用十二年工夫屡加校正，以涵虛子的别号成书于洪熙元年（1425年），是现存最早的古琴谱之一，全书共分三卷分太古霞外二品分別十六調統六十一操（一说六十三曲）。上卷《太古神品》所收多为北宋以前名曲，如《广陵散》、《高山》、《流水》、《阳春》、《酒狂》、《小胡茄》等，保留了早期古琴传谱的原始风貌。中卷、下卷《霞外神品》所收均是历史悠久的古代古琴音乐作品，如《梅花三弄》、《酒狂》、《小胡茄》等，保留了早期古琴传谱的原始风貌。中卷、下卷《霞外神品》所收均是历史悠久的古代古琴音乐作品，如《梅花三弄》、《长青》、《短青》、《白雪》、《雉朝飞》、《乌夜啼》、《昭君怨》、《大胡茄》、《离骚》等，其中还收录了大量的南宋时期浙派古琴名家作品，如《潇湘水云》、《樵歌》、《泛沧浪》等经典名曲，还有一首朱权自己创作的名曲《平沙落雁》（又名《秋鸿》）。《神奇秘谱》是中国古琴琴谱中刊行最早，收录古琴曲最多的琴谱之一，在后世刊行的多种琴谱中，大多从《神奇秘谱》中收录，给后世学习古琴、研究古琴提供了一部宝贵的不可多得的古琴资料。《太古遺音》二巻，是朱权以臞仙的别号（朱权像古代文人一样，为自己取了许多别号）编辑的琴诀修辑，由田芝翁分定为四十三則。《太古遺音》在明代共有同名的三部，最早的一部是当时著名的道学家（号龙阳子），洪武初年任太常协律郎，因其擅古琴，精音律，奉诏定雅乐的冷谦所著，大学士宋濂为之作序。稍晚就是朱权这部书。正德六年（1511年）谢琳刊行了另一部《太古遗音》，收录琴曲三十五首，均有歌词。在明代将许多琴曲填上歌词，或将一些经典古文谱成琴曲，也是明初、中期的一种琴风。谢琳《太古遗音》一书中的琴曲按顺序排列到宋代，也是后人研习古琴的宝贵资料。《琴阮启蒙》（又名《琴音註文》）二巻是朱权在冷谦著作基础上，根据琴曲谱调进一步阐释操琴指法、手诀、条则的著作。在此以前 冷谦著有《琴声十六法》，提出习琴准则归纳为十六个字，即：轻、松、脆、滑、高、洁、清、虚、幽、奇、古、淡、中、和、疾、徐。“十六法”的出现，是对古琴学的重要贡献，是对习琴者的修养与技巧提出的严格要求，对古琴美学和表演学所做的详细阐述。“十六法”一直被后世学琴者奉为习琴圭臬。
朱权还是一位制琴高手，明代的宁、衡、益、潞四位亲王都爱好古琴，他们所制作的古琴通称为明代四王琴。朱权亲制的“中和” 琴，是历史上有所记载的旷世宝琴飞瀑连珠，被称为明代第一琴。古琴飞瀑连珠为明代四王琴之首，传世宁王琴海内仅此一张，为宁王琴孤品。制琴人“云庵道人”也是朱权的别号，到现在已有500多年，因为朱权曾改“连珠”琴式而首创“飞瀑连珠”琴式，所以他把所制的琴命名为飞瀑连珠。1977年美国向宇宙发射的寻找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就选有用中国古琴曲《流水》制成的金唱片，演奏用琴就是这张飞瀑连珠。
朱权是一个多产的诗人和杂剧作家。现在已知他的诗文集有：《宫词》、《赓和中峰诗韵》、《海琼玉蟾先生文集》、《采芝吟》、《四体宫词》、《回文诗》。海琼玉蟾先生也是他的别号，后三部已经佚失。杂剧已知有十二部：《私奔相如》、《独步大罗》、《瑶天笙鹤》、《白日飞升》、《辩三教》、《九合诸侯》、《豫章三害》、《肃清瀚海》、《堪妒妇》、《烟花判》、《杨娭复落娼》、《客窗夜话》，现存《私奔相如》和《独步大罗》两部。从剧本的名字来看涉及道教（《独步大罗》、《瑶天笙鹤》、《白日飞升》、《辩三教》）、历史（《九合诸侯》、《豫章三害》、《肃清瀚海》）、社会生活（《私奔相如》、《堪妒妇》、《烟花判》、《杨娭复落娼》）和其它（《客窗夜话》）诸多方面。此外，今存蟫隐庐刻本《凌刻臞仙琵琶记》，根据刊刻者凌濛初（就是明代著名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的二拍的作者）所撰《凡例》，也是朱权整理高则诚原著《琵琶记》的本子，臞仙是朱权的别号之一。
虽然不及他五哥周王朱橚那样专业，朱权对医药方剂一类也有研究，特别是对心理医学，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作出阐述。这方面他的著作书目有：《活人心法》、《乾坤生意》、《救命索》、《寿域神方》和《臞仙修身秘诀》等，前三种原著犹存。因为他注重修心养性，经历了那麽巨大的打击之后，能自我治疗心灵创伤，所以能在明代活到七十多岁，十分不容易。他没有沉湎于酒色，而是对茶产生浓厚的兴趣，著有《茶谱》一书，在我国茶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位由权力高峰跌落、终于超凡脱俗的宁王，是茶文化的高士。他将饮茶经验和体会写成了一卷对中国茶文化颇有贡献的《茶谱》。《茶谱》开宗明义指出饮茶是为了修心养性：“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与清茶相配，他要求茶客必须是清客：“凡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去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 和这样的人才能“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抵达清茶清谈、饮谈相生的清境。
朱权主张的饮茶程序，摆脱了繁琐的旧习和皇家的富丽，连使用的茶具也比陆羽“二十四器”减少了许多，只保留必要的几件。他认为理想的品茶程序应该是这样的：先让一侍童摆设香案，安置茶炉，然后另一侍童取出茶具，用瓢汲清泉，碾茶末，烹沸汤，等汤如蟹眼时注于大茶瓯中，再等茶泡到最好时候，分注于小茶瓯中。这时主人起身，举瓯奉客，对他说：“为您一抒胸臆”；客人起身接过主人的敬茶，也举瓯说：“不这样无法消除我的孤闷” 。 然后各自坐下，饮完，侍童接瓯退下，于是主客之间谈话，礼陈再三，琴棋相娱。顺便说一句，朱权推崇的叶茶还是蒸青茶，到了明代中叶，炒青法成了主流，蒸青茶渐渐少见，这是后话。
朱权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其著述曲学理论著作《太和正音谱》。曲，作为一种文体包括散曲与剧曲。散曲又分为小令（又被称为乐府）和套曲；剧曲指杂剧之唱曲。元末明初盛极一时的杂剧创作走向寂寞，社会对曲的普遍歧视、曲体的品位不高以及曲作家的文化素质，三个因素造成了曲体艺术地位的整体低下。出于对曲体艺术的热爱和中国古代文士关注文化发展的传统精神的继承，为了改变曲体艺术的现状，朱权带着历史责任感撰述了《太和正音谱》。《太和正音谱》卷首有朱权自序，署“时岁龙集戊寅”，戊寅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但是书中有不少的证据证明，书成于朱权改封南昌之后。
《太和正音谱》共有8个部分：第一部分“乐府体式”，阐述曲体的类型与体式；第二部分“古今英贤乐府格势”，描述元代曲家187人、明初曲家16人的曲作风格及其成就；第三部分“杂剧十二科”，将杂剧的题材内容分为十二类；第四部分“群英所编杂剧”，著录元代杂剧作家69人、明初杂剧作家8人以及元明无名氏和“娼妇”等所作杂剧，共计568本；第五部分“善歌之士”，记载元末明初非“娼妇”之属的歌唱家36人的姓名，其中对数人作了简略的介绍；第六部分“音律宫调”，介绍五音、六律六吕、六宫十一调的名称，解说五音的含义；第七部分“词林须知”，先论述曲唱的具体问题，诸如介绍“古帝王知音者”19人、“古之善歌者”5人，比较儒、道、僧三家之唱的区别，说明歌唱的若干技巧与六宫十一调的声情风格，后论述“杂剧”、“院本”、“戏文”三者的关系以及戏剧脚色的含义；第八部分“乐府”，先介绍335章乐府的牌名，次列335支作为格律规范的曲文例文。以上八个部分分作上下两卷，第一部分至第七部分以及第八部分曲谱黄钟、正宫、大石、小石各宫调所属牌调谱式为上卷；第八部分曲谱仙吕至般涉诸调谱式为下卷。
《太和正音谱》具有重要的曲学理论价值。首先，将杂剧、散曲作一体观，并突出对杂剧的研究，以提高杂剧的地位。元代文人视散曲的品位高于杂剧，而《太和正音谱》则把杂剧与散曲作分章并列的研究；《太和正音谱》“乐府335章”兼收散曲和剧曲，其“群英乐府格势”又收了只有杂剧而无散曲作品的作家，将剧曲纳入乐府，改变了“乐府”概念（乐府元人只指散曲特别指小令）的内涵。其次，用诗词的审美观念欣赏和评价这些“乐府”，以唤起人们对它的理解和热爱。《太和正音谱》“乐府体式”十五家从内容和风格的角度论曲，远祧刘勰的《文心雕龙》，近承严羽的《沧浪诗话》，以诗家法眼审视曲体艺术，以诗论的方法论曲。第三，钩稽相关的杂剧、散曲资料，叙说并研究其历史，增加人们对它的了解。《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关于元明杂剧作家作品的著录，“词林须知”关于“杂剧”、“院本”、“戏文”间之关系论述，以及关于杂剧各种脚色名目的含义、流变的介绍，等等，丰富了《录鬼簿》的内容，具有杂剧、散曲的重要史料意义。最后，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用大量的篇幅列举335章乐府的曲文例文，目的在于通过制定标准式的曲谱，将“乐府”格律化，以便推广、普及包括散曲和剧曲在内的曲体艺术。可见，《太和正音谱》的理论贡献集中表现为，努力将剧曲提升到散曲的水平，将“乐府”即曲提升到诗的地位，旨在彻底改变曲体低下的命运。
《太和正音谱》在曲谱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太和正音谱》实现了曲学理论的历史性跨越，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曲论著作，在曲谱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是现今所知的第一部规模完整的曲谱，以后的北曲曲谱和南曲曲谱都是在此基础上或受其启发而制定的。从北曲曲谱角度看，从《太和正音谱》开始北曲曲谱才有准绳，以后程明善《啸余谱》、张孟奇《北雅》和张文若《博山堂曲谱》都是互相抄袭，很少有独特的见解。从南曲曲谱来看，明嘉靖间蒋孝编的《南词旧谱》是第一部南曲曲谱，而且明显受到北曲曲谱《太和正音谱》的启发。
《太和正音谱》具有十分显著的应用价值。在明代特别是昆山腔出现以前，《太和正音谱》在作曲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王骥德《曲律自序》记载，“元周高安氏（即周德清，江西高安人）有《中原音韵》之创，明涵虚子（即朱权）有《太和词谱》之编。北士恃为指南，北词秉为令甲。”沈德符《顾曲杂言》说：“沈璟每作曲必遵《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谱》书。”都说明《太和正音谱》在明代北曲创作中已经成为流行的工具书。
《太和正音谱》具有极其宝贵的文献价值。《太和正音谱》是较早的著录元明散曲、杂剧的文献版本之一，可以用它对一些散曲、杂剧的作品进行校勘、整理。当代曲学家严敦易说：“记录元人杂剧作者和作品的书，这两种（指《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算是最先、最完备、具有权威性，别无第三种可以比拟。” 在元明人的曲学理论著作中，《太和正音谱》是与钟嗣成的《录鬼簿》、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齐名的曲学文献。明清人的“曲话”和近人、今人的曲学研究中称引《太和正音谱》者比比皆是，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所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丛书中，《太和正音谱》与《录鬼簿续编》因此而同被编在明代戏曲论著的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