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怕出名猪怕壮，不只是说人出名以后就会成为焦点，也说明出名很容易使人飘飘然，说着说着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因此，许多本来很崇敬的人，就让人越看越不对头了。比如方 舟 子先生。
我觉得以我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对方先生一个如此有文化的人，应当是恭敬有加才对，可惜方先生自己并不是这样认为，并为此新著了《“神医”华佗的手术神话》一文。
我不懂国学：除了小人儿书《三国演义》，没看过《三国志》、《后汉书》、《来女耆域因缘经》、《本草纲目》、《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等等大作。除了电视上见过王立群先生，其它如印度药神阿伽佗、后汉安世高、李时珍、真正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一概不甚知之；不懂医学：对曼陀罗、麻沸散、东莨菪碱、氯丙嗪、哌替啶、止痛剂、麻醉剂、局部麻醉、全身麻醉、吸入或静脉注射等等概念，一无所知。
正是由于我的无知，为了扬长避短，我就不和方先生讲道理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至于我说的，我只能保证真实，是否有道理，任由各位评论。
我养过猪。刚开始的时候，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劁猪。头一次我是找来一位做大夫的朋友一起操作的。两只小猪，结果有一只茁壮成长，另外一只因为感染死掉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和专业（虽然专业不是很对口）人员合作，也是唯一一猪次的操作失败记录。
我养过狗，很多狗。一次朋友送给我们一只叫POLICE的小花狗，可惜当天下午就被我们养的那帮流氓狗给收拾了。遍体鳞伤，最严重的就是腹部后腿内侧皮肤大面积撕裂。那个口子有多大呢？这么说吧，我的拳头可以放进去了。里面的肌肉看得清清楚楚，自己是不可能长上了。领导再一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当时准备的东西包括：半个麻袋（用来压住狗的头部，使它不能动，但可以喘气）、小号钢针、云南白药、蜡光线（缝纫机上线）、少半瓶白酒。在三个人的帮助下，我顺利完成手术。
其实我第一次从医是十一岁那年，患者是同学家的一只鸡。临床症状就是不吃东西，任什么东西，你就搁那儿一大豆虫它也不吃了。邻居大娘说肯定是吃了什么东西了，估计是头发、猴皮筋儿之类。过后我想，可能是大娘有所经历，事后杀鸡时发现了问题所在。当时我们一共是三条手有缚鸡之力的汉子，准备的东西包括：普通缝衣针、普通黑线、我们同学他爸爸刮胡子的保险刀片和一袋药片。我主刀，开始不敢使劲，但看到鸡很痛苦我就急了，一下就划开了。主要是里面那个鸡嗉子难弄，很厚，不好操作。但是问题一如大娘所料，是一猴皮筋儿，已经变软变粘了。取出异物后缝好了鸡嗉子和外皮。下午四点左右完成的，它就爬在那里一动不动，同学说它第二天一早就开始吃食了。准备药品是想最好给点土霉素（当时很普通的消炎药），可是以我现在的水平你们也可以推断，那时的我根本不可能判别那个纸袋上画的是什么。我让拿药的同学回家去问，估计这家伙根本都没敢出声就回来了，说他妈没在家，只好放弃使用。
最近汶川的特大地震牵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我也非常痛心。但是看到今天的情况，也很欣慰。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和76年唐山大地震时相比，我们的国家在方方面面都已经强大起来了，今非昔比啊。当年唐山的情况，怎是一个悲壮能够形容的。即使在今天，方先生知道有很多手术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的吗？
我曾经有机会和国内多个省市卫生部门的外事办（当时叫援外办）有业务联系，常听他们说，我们的援外医疗人员如何在当地的艰苦环境下开展工作，其中就特别提到当地人的一些特点，感染率非常之低，药效特别明显。缺医少药的环境使很多生命体在五岁之前就被淘汰了。
我自己的一个从医的朋友，在谈到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时说：“再好的大夫也不能保证每次诊断都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家庭医生比较好，或者患者往往愿意找一个比较熟悉的大夫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这样的大夫比较熟悉患者。然而对于急症患者，很难做到这一点。虽然我不能保证我做得对，但是凭我的职业道德，凭我的良心，我就一定会按照我认为对的去做！”
我不知道如果我切开那个鸡嗉子时没有那个猴皮筋儿我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即便取出猴皮筋儿，鸡仍然死了会怎么样。我觉得那都不是我拿起那个保险刀片时应该考虑的事！邻居大娘的话给了我希望，我就不想看着它无助地死去。良心人性而已！人们可以颂扬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够颂扬甚至忘记了第一个拿起杀人刀做好事的人呢？我这里用杀人刀，一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认定刀对人来说就是凶器，另外那个时候也根本没有手术刀这个名词。
华佗不是神，但他是一名医术高超的大夫；我不能肯定华佗是否做过以开腹为标准的外科手术，但我肯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华佗出现之前就有过这样的作为；我不知道华佗是使用什么作为麻醉剂的，但我肯定人类最初的外科手术是不用麻醉剂的。根据是什么？就是根据良心和人性！我以为，方先生这样试图通过否定华佗的一次外科手术，进而将中华医学从我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割裂出来并加以否定的做法，是很不高明的。当人们要做什么的时候，决定因素不是你具备什么条件，而是你面对什么情况。方先生，您千万要明白和记住这一点！唯有如此，遇到两害以上的情况，您才知道如何取其轻。死马当作活马医也不失为一种正确决断。而人类的医学知识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虽然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我也知道您所代表的绝不是一个少数，至少您的观点在北京朝阳医院里会有大批拥趸的。
传统科学往往以标榜正统、理论的严谨来抬高身价，说得越繁杂越能把人镇住，一般人也宁信其真。科学实践则相反，对未来、未知都勇于探索，越具挑战的说法越要去实践。这种求实探索精神乃是科学精神的根本所在。不仅科学家、医生要有这种求实探索精神，历史学家也应该有这种精神，切不可盲目相信“正统”的理论，进而对那些有违“正统”理论的事实也不敢相信。有没有求实精神，也是空洞的理论大师与真实平凡生活的距离所在。
附：“神医”华佗的手术神话－方 舟 子
近日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在央视百家论坛节目讲“神医华佗”，称其“料病如神，预知生死；治疗神奇，手到病除；外科神奇，开刀剖腹；医学流派，器重神奇”，所以世界华人总爱拿华佗作为神医代称。他主要依据的是《三国志》和《后汉书》所谓“正史”的记载，认为“这些传说都应当符合史实，并非是虚构和神化”。
但是，王教授的前辈、真正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早在1930年写过一篇论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考证出华佗故事就是个神话故事，故事原型来自印度佛教传说。陈寅恪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华佗这个奇怪的名字其实源自印度药神阿伽佗（“华”、“伽”的古音相同）。二、华佗的神奇医术与后汉安世高翻译的《来女耆域因缘经》所载神医耆域的神奇医术雷同，明显是抄袭来的，“为外来神话，附益于本国之史实也”。
其实，即使没有国学大学的考证，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华佗的事迹也完全不可信。正史所载的华佗神奇医术，大抵荒诞不经，稍有科学头脑者即不会信以为真，在今天已很少还有人把它们当史实介绍。只有华佗用“麻沸散”为病人做开腹手术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甚至被写入中国科学史、医学史。
这项据称早于西方一千多年的创举，《三国志》和《后汉书》所载大同小异，《后汉书》的说法是（据王教授的翻译）：华佗对需要开刀的病人，先让他用酒服用“麻沸散”，喝过“麻沸散”的病人像喝醉了酒一样失去了知觉，再为病人剖开腹部，取出结积物。如果病在肠胃，华佗能开刀取出肠子，剪掉有病的肠子，选涤干净后，再缝合好，敷上药膏，四、五天就会愈合，一个月就能长好，因为不疼，病人也没有什么感觉，一个月之内，病人就恢复了健康。
陈寅恪已指出，这个破腹断肠的记载也为抄袭印度神话之作。即使是中国原创，其真实性也令人起疑。那个神奇的麻醉药“麻沸散”只有一个名称，没有具体成分。后人推测说其主要成分可能是曼陀罗花。“曼陀罗”是梵语，印度古籍有用曼陀罗花当麻醉剂的记载，华佗故事在这里再次与印度发生了关系。中国古籍则迟至宋代才有用曼陀罗花做麻醉剂的记载。后来中医也用它当止痛剂做一些小手术，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割疮灸火，先宜服此，则不觉苦也。”
曼陀罗花起麻醉作用的主要成分是东莨菪碱，但是麻醉深度不够，镇痛不强，肌松作用不完全，并不适合于做开腹手术。文革期间（上世纪70年代初），根据“麻沸散”的成分主要是曼陀罗花（又称洋金花）的推测，为发扬“中药麻醉”，我国许多医院尝试静脉注射洋金花总碱或东莨菪碱进行全身麻醉，同时还要结合氯丙嗪、哌替啶等现代麻醉药才能做手术，最终也由于效果不佳放弃了。如果是单独口服曼陀罗花，当然效果更差。很显然，口服曼陀罗花只能够用于“割疮灸火”之类的小手术，是不可能用于开腹手术的。事实上，全身麻醉手术都必须用吸入或静脉注射麻醉药，不能口服。
“麻沸散”当然也可能不是曼陀罗花。也许华佗发现了今天众多科研人员用科学方法也没能发现的一种神奇的口服麻醉药。这就能保证其开腹手术能够成功吗？不能。成功的麻醉只是成功完成开腹手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却不是唯一的条件。做手术的医生需要有系统的解剖学知识，对腹部结构、脏器解剖有精细的了解，对疾病有准确的诊断，还要知道如何消毒防止伤口感染，如何在手术中止血。这都是华佗的时代所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即使华佗真能成功地实施麻醉，也不等于他就能成功地动手术。在缺乏系统的解剖学知识的指导，连消毒、止血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实施破腹切肠手术，病人必死，何况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病是可以通过切开肠子进行清洗来治的。
华佗庙有一副对联云：“未劈曹颅千古恨，曾医关臂一军惊”，说的是华佗两项尽人皆知“外科事迹”：为关羽刮骨疗毒，向曹操建议用利斧砍开脑袋治疗头风病而惹下杀身之祸。这本是《三国演义》的小说家言，连“正史”都不载，却也被当成了华佗的主要事迹。如果华佗真的是因为想开曹操的头颅而被杀，倒是咎由自取。且不说开颅术治不了头风，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接受开颅术无异于自杀。
传统医学往往以标榜名医、神医的神奇医术来抬高身价，说得越神奇越能把人镇住，一般人也宁信其有。现代医学则相反，对传闻、轶事都宁信其无，越是神奇的说法越不能相信。这种怀疑精神乃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不仅科学家、医生要有科学精神，历史学家也应该有科学精神，切不可盲目相信“正史”的记载，对那些违背常识和科学知识的记载更不能相信。有没有科学精神，也是国学大师与庸俗历史学家的区别所在。
2008.5.11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8.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