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警示录[连载之26]：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
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了。
汪成民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1976年上半年竟然去了三次唐山。在海城地震后，他敏感地抓住唐山不放，第一次跑遍了在海城地震后所有发生异常变化的温泉：秦皇岛、抚宁、遵化、兴城、青龙、滦县；第二次深入调查了滦县安各庄水氡含量的异常；第三次解剖了开滦唐山矿近百年涌水量的异常变化。
年轻的科学家睡不着，他有那么多地震前兆异常，那么多临震告急预报，他“请领导决策”，而领导却还让他“明天去廊坊看看”。他深深地感到，在权力面前，自己是那么软弱和无助。
他想起了周恩来总理是如何对待异常现象的。
1975年3月5日深夜11点多钟，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震情。值班的同志说一切比较正常，只是北京通县麦庄一带发现了一条地裂缝。因为夜里看不清楚，打算明天去落实。仅仅过了半小时，周恩来办公室就来了电话，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连夜去调查，弄清楚地裂缝是新出现的还是老的，一定不要等到天亮。总理还说，“这么紧的事，为什么非等到天亮？晚上看不清，就不能解决照明问题吗？”值班人员向汪成民作了汇报，汪成民连忙安排崔德海带队去了。汪成民便在值班室电话机旁守候。
汪成民事后才知道，这是日理万机的总理在病重住院期间，深夜发出的对地震工作的最后一个指示。而这一天正是总理的生日。
为了一条地裂缝，仅仅是为了一条地裂缝吗？
他特别怀念周恩来总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怀念。他曾八次见到周总理，其中四次是面对面地向总理汇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小老乡”……总理的“小老乡”还在半睡半醒之间，绝后空前的唐山大地震爆发了！
唐山警示录[连载之27]：唐山地震漏报剖析
张庆洲：您做为唐山大地震的历史见证人，您认为漏报的原因是什么？
汪成民：唐山地震未作出预报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要客观地恢复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科学地去分析事物的全过程，脱离当时的环境与人物是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的。从一系列事实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科学技术”问题。
地震预报是一道科学难题，世界上尚未解决。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什么是地震的“必震信号”。因此，严格地讲当前对任何地震的预报，包括预报取得成功的海城等大地震，都远谈不上是科学的预报。现在的预报如同中医治疑难病症一样，主要依据资料与经验。海城地震如此，唐山地震也是如此，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从预报的高标准要求(科学准确地提出地震三要素)，都达不到。从预报的低标准要求(不很科学，不很准确，大体估计在一定时空范围，达到事先向群众打个招呼)，海城可以做到，唐山也可以做到。
第二，关于“四人帮”干扰问题。
唐山大地震前，广大技术人员忙于紧张地落实异常，分析震情的时候，也正是“四人帮”活动最猖狂的时期，这是历史事实。根据科学院运动的安排，1976年6-7月，正是全院“批邓反右”掀起新高潮的日子，全院“揭批”胡耀邦同志，全局揭批胡克实同志。因此，对涉及有关京津唐地区的震情，有的人视为一个危险的政治敏感问题，采取了压制或回避的态度。
第三，关于“地震局某些环节误事”的问题。
唐山地震情况复杂，预报难度大。在震情判断上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从趋势分析到临震判断，多次引起了激烈辩论。这些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之争。地震预报没有过关，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问题是，唐山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至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震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了。
张庆洲：根据唐山地震的实际资料看，震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异常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打个报告，向京津唐人民打个招呼可能吗？
汪成民：这个问题是肯定的。你设想一下，为什么不能把青龙县的做法推广到京津唐呢？为什么不能把以我个人透露情况的方式，改变成为以地震局的名义向中央，向京津唐地区直接通告呢？假若能做到这一步，唐山就成为了第二个海城，甚至能比海城取得更明显的预报效果。
这决非幻想，当时若能克服人为的阻力，这就可能成为现实！
张庆洲：教授，我将咱们的谈话公布于世，您有什么看法？
汪成民：我意识到可能给我带来一点麻烦。但是共产党员的党性，科学家的良心告诉我，实事求是讲真话，才能无愧于党和祖国，才能对得起唐山人民，才能促进地震工作健康发展，避免唐山悲剧的重演！
汪成民研究员简介
汪成民，1935年12月出生于上海。
1954年毕业于北京四中，后被选送赴前苏联第聂泊尔彼得罗夫斯克矿院。
1960年回国后从事地震前兆与地震预报研究，先后在中科院、中央地办、国家地震局负责有关震情分析方面的工作，历任分析组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职。
1996年应邀在第五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介绍青龙县七•二八大地震成功预警经验。
唐山警示录[连载之28]：主管华北震情的官员如是说
采访梅世蓉女士很难。
她与我通电话时很诚恳也很坦率：对唐山地震预报问题，不想谈，因为很难谈，说也说不清楚，麻烦事太多……
采访的念头几度潮起潮落。我怎么访她怎么谈？一个又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几乎都涉及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在说起某件“坏”事的时候，大都是“对事不对人”；说起某件“好”事的时候，可以把牛的某一部分晒干了，碾成面扬起来吹，没事儿。
不顺着传统习惯走，活该碰上麻烦事，连老婆都不疼你。
麻烦就麻烦吧。唐山死了二十几万人，不仅仅是麻烦！为了客观、公正和真实，我必须采访她。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梅世蓉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国家地震局负责华北震情的政府官员，她一定有她的看法和理由，也一定有无奈与苦衷。
将近1小时的长途电话，我的烟灰缸里多了三个烟头的时候，唐山和北京的距离拉近了。
我坚信，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谁愿意看到地震与死亡！
我按响了梅世蓉家的门铃。
小小的会客厅。沙发很老旧。
我的眼睛真笨，看她也就是60岁左右的样子。采访结束后，我索要了一份简历：她已经72岁了！我还惊叹，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这位七旬老人，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有政府官员的口才；记忆力惊人，思维相当敏捷。也许是唐山对她来说太深刻了，也许是她研究唐山太久了。大地震已经过去了24年，她的回忆却仿佛就在昨天！
唐山警示录[连载之29]：她心中的海城辉煌依旧
张庆洲：中国地震预报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是吗？
梅世蓉：不管怎样说，正式发布了7级以上地震预报，采取防震抗震措施，最终取得了很大减灾效果的，世界上还是独此一家啊！
发布7级以上地震预报，效果比较好的应该是海城，那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美国还专门来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考察。详细了解海城地震预报的全过程。
海城地震预报成功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它是一个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
张庆洲：有外电报道，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地预报7级以上大地震。
梅世蓉：海城地震当天，我和局长去国务院汇报。
周总理当时在病中，他还非常关心。
李先念副总理一听死人不多，高兴得不得了，说，在工业如此发达、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取得这样效果，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华国锋主持召开国务院各部委会议，布署到现场啦，慰问啦，这些事情。
张庆洲：您那时就主管华北震情吗？
梅世蓉：主管。海城在华北边上。
1974年6月份，召开的华北地区趋势会商会，就把辽宁南部作为一个未来可能发生强震的危险区。过了半年以后，海城地震发生了。
海城地震中期是有预报的。最精彩的还是临震预报啊。
辽宁省和当地政府出面动员群众，一定要搬出屋子，在露天放映电影……
张庆洲：辽宁省跟你们打招呼吗？
梅世蓉：当然打。我们上下联系。中国任何一个省、市大地震的预报，都要和国家地震局通情报，而且必须得到同意。如果我们上头不同意，他还是不敢报。虽然发布地震预报的职责是省地震部门提出意见，然后由省政府发布。但是具体操作呢，我们是全国地震分析预报中心哪，所以上下必须通气。
海城地震如果没有预报，那简直不知要死多少人。我给你讲，如果没有临震预报，那比唐山，至少不亚于唐山。因为海城震级7.3哪，倒了很多房子，而且它人口密集啊……
我们到国际上去作报告，谁都承认这是人类第一次嘛。
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国务院通报嘉奖地震部门。当然，那个时候不是物质奖励，“文革”期间谁还想那个物质的东西？根本就不去想。(笑)
张庆洲：那年头和这年头不一样。
梅世蓉：精神上就已经足够了！奖励一下来，整个地震系统欢欣鼓舞啊！
海城地震前，说实话，在那里搞地震预报，究竟能不能成功心中没数。就是“边研究、边实践、边预报”。周总理也没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哪个地震报出来。反正你们探索，报出来就给你们奖励。政府是这样一个态度。这对地震界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难题上走在世界前列。那阵儿不是动不动就要走在世界前列吗？那个时代我们虽然落后，什么都要走在前列呀！
欢欣鼓舞之余，我们召开了若干次科学会议。把海城地震短临前兆的特点，其实是一个地震表现出来的特点进行总结。以为海城地震这样一种形式的前兆，在别的地区也会重复。后来我们才认识了，别的地震还有别的表现形式。
唐山警示录[连载之30]：海城能成功，唐山为什么不能
梅世蓉：说到唐山地震，外界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海城成功了，唐山就不能成功？海城成功了，其他地震都要成功。
有这样一个认识：一个地震表现出来的特点，好像在别的地震前也一定会重复。你参
考别的地震经验，理应报出唐山地震。实事求是地讲，唐山和海城地震之前很不一样。短期临震前兆表现出来的特点差别很大。
比如说，海城地震前最突出的临震前兆是什么呢？是前震！“小震闹，大震到”。这是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经验。海城地震之前的小地震比邢台还要厉害，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小震的次数和强度都在增加。所以，前震在海城地震前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这是第一。
第二呢，海城出现了许多宏观异常。1975年，我们国家地震工作方针里有一个群测群防，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行，光靠专业队伍是不够的。各方面报上来的情况很多。
动物异常。那边家家户户都有动物，鸡呀，鸽子呀，甚至猪！一些比较迟钝的动物。
地下水异常。地下水变色变味啦，井水升降冒泡翻花啦，这些现象很突出。
第三呢，土仪器一般来说精度不高，地下变化很突出它才会响应，而且响应的还很厉害。仪表指针大幅度地摆动，不是一个点而是好多个点！
张庆洲：海城的土仪器包括什么呢？
梅世蓉：土地电、土倾斜、土……
所有这些短临前兆，邢台地震前都出现过。几乎是邢台地震的一个翻版。但是比邢台更丰富，邢台没有土仪器。
张庆洲：唐山地震之前呢？
梅世蓉：唐山地震前是以“高度平静”为特征。
唐山地震我研究二十多年了，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深看浅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在认识上，我从学术上就有了一些看法一些解释了。
“小震闹，大震到”。它不闹！从天津的宁河到唐山的滦县，这么一个北东向的块块里头高度平静。
1982年，我组织了70多人总结唐山地震。我说，咱们把这个事搞实在，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数据处理有问题。咱们查原始资料，就是查当时的地震记录。结果查了三四个月，查出了三个小小的地震，还定不了震中。0.1级以下的，小的不得了。只有1台微震仪记录到了。唐山地震前相当的平静。
一等前震，没有。
再等宏观。海城、邢台地震宏观异常很多。唐山不多。
河北省地震局的胡长和，她当时是综合预报组的负责人。我们在一块讨论那本书(《1976年唐山地震》)时，她说唐山地震前十几天，几乎天天跟唐山地办联系，问他们有没有临震情况。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外围地区看到个别的突发性异常。就希望等待更多点的临震异常。
河北省廊坊水氡异常，叫做“一大二跳”，这是专业台站的观测手段。这是海城经验。我们就想找这些异常，因为海城震前是多点异常，而廊坊只是单点。1976年7月中旬，我们才发现廊坊有点突发性异常。但是这样的单点异常不足以作为凭据来报地震的，是不是？
1976年7月27日汪成民跟局长汇报的时候，他就说，目前临震异常还比较少，就说了一个廊坊水氡，这我还记得。还没有发现太多的临震异常。这是实际情况。
张庆洲：1976年7月27日，你们掌握的还只是廊坊水氡突跳？
梅世蓉：所以就赶紧收集啊，就派了很多人下去收集。当时发现了一些情况，但是不落实。比如说昌黎电阻率，地震后才确定那是地震异常，但地震前并没有确定。什么东西干扰了大家的判断呢？就是漏电问题。漏电是人为的，不是大自然的问题。
所以找不出干扰的就是廊坊水氡。
钱钢写的也是它。这个肯定要说，因为它是很明显的异常。但它就一定是地壳运动的异常吗？这一点还是砸不死啊！
张庆洲：除了廊防水氡还有别的异常吗？
梅世蓉：唐山地震前还有一个异常，但是没有肯定下来。有些地方我不愿意说，但这个事情也不能回避。马家沟的马希融，他所看到的异常很突出。(形变电阻率)下降了16%，他是群测点。
钱复业和另一个专业人员到他们台上去了。16%的异常，按照当时的认识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他是在矿井底下放的仪器，而且又是一个群众测报点。这样一个异常量，大大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
专业人员当然要考虑量级的限度了。什么都有一个量的限度，大到超过实验允许的程度，它就不可信了。
实际上就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钱复业也到了唐山胜利桥。那里也有地电观测，是我们自己的专业台站，观测的没有变化。你怎么判断？马家沟变化16%，胜利桥不变化，相信哪一个？一个变化很大，一个不变化，而且不变化的是专业台站。
谁能把这个事判断出来？搞监测手段的人作不出一个结论。
局长做不出来。更高的人也做不出来。
张庆洲：还有别的什么异常吗？
梅世蓉：还有一些变化。比如安各庄的水氡异常。但是不是地震引起的？人为用水有干扰的话，它仍然可以出现异常。有的同志是这样的观点。
还有一个异常，是不是地震引起的不知道，就是香河水准。大灰厂的变化也很明显。当时争论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异常，一种是干扰。这两种意见还挺尖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在香河作了一条跨断层补充测线。
7月21日的形变专业会议争得一塌糊涂，但怎么也要有一个结论。既有干扰又有异常，这就谈不清楚了。
我们总觉得有变化。假如没有情况，不会出来这么多变化。所以1976年7月份的日子很不好过。一会儿这变，一会儿那变，变化还蛮大，意见还蛮分歧。只好给局长汇报，局长们说那怎么办？你们又拿不出一个明确意见。
这种情况下，谁能拿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嘛？
地震前兆判断难，干扰和信息分不清楚。
唐山地震之前就是这种情况，异常确实有，变化也有。但那些异常是多大地震的异常？不知道。大灰厂在北京西南，昌黎在海边，这么大一片京津唐，异常点有，既便说这是地震异常，地震在哪里？
在当时认识的情况下，判断不出来。
1976年初，在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就把京津唐列为一个重点。国家地震局始终把首都圈的监视工作放在全国之首。
张庆洲：你指的首都圈包括唐山吗？
梅世蓉：包括唐山，一直到渤海湾。无论哪一任局长，都不敢掉以轻心。有的书把查志远鞭挞的很厉害。当然，他有他的问题，但在抓地震这个问题上，查志远有查志远的苦衷。
张庆洲：他有什么苦衷？
梅世蓉：他抓了，他不是没抓！而且震后还批他，批得好厉害。实事求是地讲，地震谁敢不抓啊？而且是首都圈的地震！从造反派的角度来讲，他也要抓。海城地震不是造反派抓得吗？谁敢不抓，因为它要死人，不敢不抓！
7月27日就是他听的汇报啊。
张庆洲：1976年7月27日上午那次汇报会上，汪成民讲他收到了多少预报，调子比较高，请领导决策。当时别人的意见呢？
梅世蓉：汪成民作为京津组组长，他主讲。当中有些插话，但我插话很少，也记不清插了什么话。
张庆洲：您有结论性的话吗？
梅世蓉：没有。最后是查志远作的结论。他说，有情况但是不太多，主要是短临前兆情况不太多。已经发现了廊坊水氡异常，那就赶紧去落实，马上就派车。确实是派车了，我督促的，赶紧去落实情况。
汪成民在局长门口贴过大字报，把各家的意见列出来了。当时预报意见比较多，我觉得这是事实。但是没有一个集中的地区，要加强工作总要有个集中的地点，队伍往哪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加强工作，哪里出现情况就赶紧去落实。当时派队伍上唐山，你根据什么？唐山又没报警。唐山要是报了我们也就去了。
唐山警示录[连载之31]：如果尊重历史，这个会不能不说
梅世蓉：要说唐山地震预报，有一个会肯定要谈的。而这个会钱钢没写，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是一个专业会，没有群测群防。
1976年5月份，好像是23、4日的样子，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了一个京津唐张地区震情碰头会。
张庆洲：那个会还有资料吗？
梅世蓉：“文革”中的文件好像也残缺不全，不知道有没有。但那个会是我亲自组织召开的。
我主持，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会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张庆洲：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
梅世蓉：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生了6.3级地震，1976年4月22日河北大城发生了4.4级地震。这两个地震引起我们很大注意，到底意味着什么？京津唐张地区到底还有没有地震？大家的意见很分歧，大致有三种意见。
第一，西边的异常对应了和林格尔地震，东边的异常对应了大城地震。京津唐张地区短期内不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
第二，和林格尔地震对应京西北的异常太远了。大城地震对应京津唐张前兆趋势异常震级太小了。宝坻地电3年的异常是7级以上的地震。
所以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分开对应有问题。还有的同志，很强烈地站出来反对，认为这样对应太危险。
当时，承认宝坻地电异常是可靠的；昌黎地电异常是漏电引起的；马家沟的地电有问题。但是，宝坻地电只是一个点，如果有7级以上地震就不可能是一个点。
第三，你要承认宝坻地电异常跟地震有关系，就不是一个5级地震的问题。可它又是一个孤家寡人，如果有别的台站跟它配合呢，那就把它撑上去了。昌黎和马家沟又有问题。
张庆洲：总的来看，唐山大地震前，有多少异常摸不准看不清，还有和林格尔、大城两次不大不小不远不近的地震也模糊了视野。所以，有一些前兆现象就啃不死，是吗？
梅世蓉：所以我们在会上就说，抓紧做工作落实，把它敲死。
大家进行了分析，认为异常情况很多，但目前还作不了结论，定在7月份再开会。
这个会没来得及开，七•二八大地震就来了。
唐山地震漏报了，仅仅是科学水平问题吗
张庆洲：唐山大地震漏报，是否跟唐山属于首都圈有关？
梅世蓉：应当这么说吧，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那么容易的。作首都圈的地震预报顾虑很大。不是高精度的预报，谁都不敢报。
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那些成功的地震预报都在首都圈以外？所以就奇怪了，首都圈的地震台站最多，研究力量最强，历史最悠久，资料最丰富，可是……
张庆洲：1976年也是这个状况？
梅世蓉：是这个状况。咱们打个比方，说北京地区估计有一个5-6级地震，你是报还是不报？你报了，好家伙，北京城要采取一个措施，这是多大的损失？这当然要中央政府去决定。要是7级以上的地震，那又另当别论。你报一次，不准一次，就失信一次。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你喊了三次它还不来，第四次它来了，前三次的损失加在一起，损失更大。
所以，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很轻易的事，思想负担特别重。
张庆洲：当时您的思想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梅世蓉：当时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看不准。不是感觉到有一个大地震要来不敢说。当时没看出是大地震。
我没看出是大地震，凭什么说是个大地震呢？
我没看出来，别人也没看出来呀？
张庆洲：1976年7月14日，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和工作者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情况。田金武老师郑重地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可能达到8级！像这样的地震警报，查志远回来不讲不通气吗？
梅世蓉：那次会议我没参加。咱们这是瞎猜啦，田金武讲的时候查志远在不在也是个问题呀，听了没听也是个问题呀，这我就不知道了。
至于我，根本就没资格去参加那个会，因为我不是群测群防处的人。
那个时候体制就是这样。
分析预报室是国家地震局里一个小得很的机构。
你也知道“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咱们就规规矩矩做工作就是了。所以与我无关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张庆洲：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了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向地震界的领导、专家和同行们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梅世蓉：不知道，不知道。
张庆洲：唐山地区的吕兴亚、侯世钧他们都有书面地震预报意见，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都没收到？
梅世蓉：我没看到。没有任何人呈送给我。我如果看到这些，肯定会引起注意的。
张庆洲：我听说，5级以上的书面地震预报意见要层层往上转，是吗？
梅世蓉：这个呢你问我，我还真答不上来。我们只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打交道，主要是专业队伍。也可能跟当时的体制有关，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两条线。
张庆洲：这两条线不可能是平行线吧，它不在分析预报室相交，总得有个相交的地方。否则，群测群防不就失去意义了吗？
梅世蓉：他搞他的群测群防，我们搞我们的分析预报。
你今天要是不来，我还真不知道唐山地震前还有这么多的地震预报意见。
……
唐山警示录[连载之32]：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
我想，梅教授说的都是真话，她毕竟是72岁的老人了。这是让人尊敬的年龄。国家地震局的决策部门，确切地说，主管华北震情的政府官员，不掌握唐山的震情告急，也不掌握唐山的前兆异常，我们就不得不沉下心来想一想了。
1.群测群防与专业队伍两条线，群测群防处和分析预报室，应该隶属于国家地震局。这两条线在地震局的哪个部门或是哪个领导那里相交？
两条莫名其妙的平行线导致了什么？不仅仅是唐山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和财力搞地震监测网……
2.我们公正、客观地分析，1976年5月的济南会议和1976年7月的唐山会议，都是国家地震局主持召开的。国家地震局的官员，对来自唐山的地震信息应该是知情的。而像吕兴亚、侯世钧他们的书面地震预报意见，则不是直接呈报的国家地震局，那些“有关部门”是否层层往上转了呢？如果没转，是哪一级的官员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3.梅教授讲，如果唐山地震前，真有多个群测点在差不多的时段里，有突出异常的资料并作出强震预报，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一定会特别重视的！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唐山也许应该成为第二个海城。起码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是可能的。唐山会少一些孤儿，也会少一些截瘫……
4.我不想再声明什么了，我只想找出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而不是很具体的某一个人。因为第五次地震活跃期已经来临。一个行政部门犯错误不怕，可怕的是视而不见，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一种错误，那才是真正的悲哀。而且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错误，它以数十万鲜活的生命为代价。
5.唐山大地震以后，国家地震局下了很大气力，动用了八个省、市的地震局和九个科研机构，以及许许多多从事台站观测、野外测量的同志们，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述了唐山大地震。这部《1976年唐山地震》(梅世蓉主编)，无疑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震例。
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呢？
我为我自己悲哀。随着本调查的采写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走进了雷区，前后左右都要照着点。几乎所有的被采访对象，都提出尽量少涉及具体的人。梅教授说，唐山地震都过去二十多年了，你成书的时候，能回避的就回避吧……我答应七旬老人要求的同时，不再年轻的心骤然苍老了许多。
唐山大地震犹如一座冷酷的冰山，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海平面以上的八分之一，海平面以下的八分之七呢？
梅世蓉研究员简历
梅世蓉，女，1928年4月27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
1947-1952 四川重庆大学物理系学习。
1956-1960 苏联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地震学专业。
1974年以来，历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主任、中国地震学会常务理事、地震前兆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