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醉话（一）“启蒙”与“颜色革命”zt

金陵醉话（一）“启蒙”与“颜色革命”

　　　　　　　　　　　　　　　·独善斋主·

　　引子

　　在国内一年有余，没少喝酒。学校里一帮年轻才俊，闲来无事，起了一个社，
名曰“三八社”。然而，这个社既与国际妇女节无关，也与港台辱人的俚语扯不上
联系。对外宣称，三八者，“三个代表”、“八荣八耻”是也，面子上堂堂皇皇，
而内里却有点滑稽。头一次同社员们喝酒，他们给我出了一条谜语：“八荣八耻”
，打一成语。我蒙对了，马上荣升为顾问，但尚不是社员。问及入社条件，答曰：
三八者，要么带来三斤，要么喝走八两，否则一旁稍着去。妙哉，狂生病酒，正合
吾意。一年下来，数次豪饮，佳酿醍醐灌顶，人人醉眼迷离。我的名份也随之高升
，从顾问变成社员，又从社员变成北美三八分社社长。在告别宴会上，人手一瓶洋
河蓝色经典，由于我年长善饮，被尊为总舵主。

　　当然，ＦＢ这么长时间，酒局多了去了。不仅和三八社的小兄弟们喝，也同别
的老少爷们喝。酒干多了，舌头就不听使唤，卷出不少醉话。东倒西歪地回到家，
丢三落四地把那些醉话打在笔记本里，不敢上“新浪博客”，那里的网管太阴毒，
杀了你，还客客气气地道声对不起。现在酒醒了，重新看一遍，倒也有趣。挑挑拣
拣，撰录成文，题为《金陵醉话》。有一点说在头里，文中记载的都是醉话，说醉
话，是不用承担责任的，看官权且当做胡说八道。

　　（一）“启蒙”与“颜色革命”

　　同年轻人喝酒论豪气，同老年人喝酒就要对脾气了。脾气对了，酒杯一端，话
就投机。这顿酒，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先生请的，同席的还有两位历史教授。老先
生是个文学史家，学问好，性格耿直，敢说敢讲。我年轻时爱好文学，多次登门请
教，先生居然不嫌我愚鲁，与我结了忘年交。如今先生古稀，却鹤发童颜，酒过三
巡，更觉红光满面。

　　我说：“先生身体如此健康，看来与心态有关。”

　　先生说：“不错，有人说健康之首要乃澹泊宁静，而我却率性而为，读自己想
读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文章，要哭则哭，想笑就笑。”

　　好个率性而为，先生垂暮，一番豪言还是像年轻人一样，锐气勃发，掷地有声
。我接着问：“先生还在做学问吗？”

　　“当然。带研究生搞一个教育部的课题。”

　　“我看过您写的一本随笔，说当前国内大学看上去风光热闹，而剥去表象，内
里却显得精神萎缩，失魂落魄。”

　　先生说：“大学是什么？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地方。可如今大学里的学者少了
一份沉静、多了一份浮躁；少了一份执着，多了一份功利。为职称、为官位、为金
钱而做学问，至于对学问本身，则已失去了兴趣。正因为大学失魂，那些欺世盗名
、剽窃抄袭之怪象才会层出不穷。说什么教育商业化、产业化，荒谬之极！教授变
成了老板，学生变成了打工仔，博士成‘窄士’，学者成‘剽客’。更令人担忧的
是，我们的某个校领导居然公然声称，要像清华学习，多培养一些党委书记。哪里
还像个大学？不如叫作党校罢了。”

　　看到先生有些激动，我赶忙举起酒杯，转移话题：“您说正在搞一个教育部的
课题，是个什么样的题目？”

　　先生微微一笑：“启蒙！”

　　一位研究近代史的教授说：“启蒙？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到现在
，七十多年过去了，还需要搞一次新的启蒙吗？”

　　“绝对需要！”先生肯定地回答：“三四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其批判矛头指向
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提出了‘尊重个人’、‘人的价值’以及‘个人主义’等问题
。可惜，这个启蒙运动的圈子太小了，并没有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后来，我们的党
文化把那一点点启蒙又拉回到原点。就个人主义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家和思
想家历来是矛盾的。毛泽东认为，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而胡适认
为，不承认个人主义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也进行过启
蒙。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当年共产党要农民当兵，采用的是带有迷惑成分的启蒙手
段，如‘你为什么受苦，是因为财主们霸占了你的土地，剥削你，压迫你。参加了
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推翻三座大山，你们就可以过上好日子，当家做主人了。
’这种带有功利色彩的启蒙往往奏效，但不是科学启蒙，因为共产党并没有讲明白
人民的权利和地位。于是，解放后，农民们唱响了《东方红》，共产党因势利导，
对农民们进行了‘反启蒙’，大救星、万岁那一套封建的东西把人们又拉回到启蒙
的原点。再如，看看如今的报纸，那些人民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句话往往是
感谢党的培养、领导的信任，他才有如此的殊荣。就连人民代表都如此愚昧，要知
道，他应该代表人民去监督政府，这是责任，是神圣的权力，而不是党和政府赐给
他的殊荣。因此，要想让中国的老百姓摆脱蒙昧沉迷的状态，成为健康自由的现代
人，眼下的中国确实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否则的话，人们依旧生活在混沌之中
，缺乏个人意识，没有独立思想。一旦风吹草动，又会成为被政客们利用、驱使的
对象。”

　　我为先生的坦言所折服，但心里有些疑惑：“先生，您选择这样的课题，教育
部能通过？”

　　先生笑了：“当年申报时，就怕拿不到项目，只好避重就轻，用一些模棱两可
的术语绕过了官员们的审查，但如今不知道如何交差。不久前，教育部一个司长来
开会，问‘启蒙’如何定义。我告诉他，几十年来，教育的失败就是‘蒙’尚未‘
启’，这就是制约现代化的关键。然后，我把刚才的那段话说给他听，那位司长听
到这种解释，大惊失措，说这种结论可不行，教育部的鉴定会肯定不敢通过。”

　　哈哈哈，一桌人都笑了起来，在中国做学问，还真得学会一点幽默。

　　“干杯、干杯。”

　　笑声中，另一位研究文革史的教授说：“刚才先生提到党文化，说党文化把原
来的一点启蒙拉回到原点，这一点我非常赞成。照我看，党文化在中国取得过两次
胜利，第一次是反右，其结果是‘民主党派’变成了孙子。第二次是六四，其结果
是‘知识分子’变成了孙子。哈哈，当然了，先生不一样，您是个另类。”

　　先生苦笑：“这似乎也不能全怪党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当花瓶的传统
，而花瓶存在的理由就是靠主子的赏识。以被赏识为荣的‘花瓶情结’实为奴性的
变种。当然，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是不会去做花瓶的。就我个人来说，早
年也曾迷信过、盲从过、被组织赏识过，也曾干过不少蠢事，半生在奴性中度过。
我充其量属于半知识分子，或是一个准知识分子。我所担忧的是，在一个社会中，
当知识分子都忙着骗饭吃而不再去思考整个社会文化的命运，没有人对既定的‘文
化秩序’进行超越性的批判，即便经济搞上去了，这个社会也还是一个没有脑袋的
巨人。”

　　厉害，先生思维敏捷，逻辑清晰，洞悉世事，且敢于在自己身上动刀子。我问
：“先生，您说您半生为奴，那么，您什么时候开始反思，认清了这一切？”

　　“应该是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开始对毛怀疑。８９年后，对这个党失去了信
任。即便如此，我还是对国家、对人民抱有极大的期望，这也是我倡导启蒙的初衷
。我们这个国家，决不能再乱了。我反对任何思潮影响下的暴力革命，赞成颜色革
命。共产党也知道，不搞颜色革命，路子就不会长了。”

　　“您觉得颜色革命行得通吗？”

　　“颜色革命会很缓慢，曲折也多一些，有前进，有倒退，不如暴力革命来得痛
快。但是，暴力革命的后果大家都清楚，在中国这块国土上，无非又是一次血淋淋
的改朝换代。当人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当老百姓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个人价
值、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现代意识启蒙和熏陶的时候，步子不能走得太快。”

　　“那到底要等多久呢？”

　　“可能几年，也可能几十年、上百年。我大概是看不到了。不过，我可以告诉
你，共产党的颜色已经开始变了。最起码一条，他们已经丢弃了信仰，演变成一个
利益集团。他们的底线是保住政权，而其他方面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向资本主义靠拢
。像今天这样，我们敢于在饭店里讲这种话，以前能想象吗？”

　　我说：“这应该算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谈的这些话既上不了报刊、电视，
也上不了网。您的启蒙课题做得再好，一般老百姓还是不知道呀。”

　　先生答曰：“我知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
入世情怀。王国维云：人生过处尤存悔，知识增时祗益疑。我过七十生日时，朋友
赠我一副字，录黄宗羲句：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悟是一种境界
，首先要敢疑，敢于挑战自我，然后才能挑战社会。我没有大悟，甚至算不上小悟
，只不过把多年来的思索写出来，传授给我的学生。能留一点东西给后人，责任也
就尽到了。中国的事，绝非朝发夕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行。”

　　听着先生悲凉而又饱含希望的话语，看着先生苍老而又充满生机的面容，我一
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于是端起酒杯：“先生，这一杯我敬您，祝您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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