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石：道德，制度和教育

赏石：道德，制度和教育
发布者 yq 在 08-05-18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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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　石·

中原文化，大抵可以秦始皇做为分水岭。在秦以前的春秋时期，正是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学术文化异彩纷呈，诸子百家争奇斗艳。伴随着思想学术自由，不容忽视的还有平民教育的兴起。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百家争鸣的局面，却严重挑战了其建立大一统王朝的企图。因此统一思想就成为他维持王朝专制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五厄”之首的焚书坑儒，彻底阻断了中华文化，思想和文明发展的脉络。虽然汉初诸子学说有过一段短暂复苏，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从此成为中华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

作为儒教的延续，“以德治国”成为举国崇尚的金科玉律。自汉以后，唐宋明诸朝，几千年下来，道德以及体现道德的礼仪成为中华文化和社会架构的基石。统治阶层利用“道德”作为无坚不摧的思想利器，来约束臣民，使其不致“犯上作乱”。之所以如此，部分的原因在于其统治的合法性和延续性没有在早期利用制度确定下来。缺失制度，一方面表现在帝国（政府）缺乏（或轻视）一个制定法规的机构，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架构（从业人员）的空白。如果作一简单对比，我们即可窥见中西方的差距。成为西方文明鼻祖的古希腊文明，很早就有元老院制度，这种早期的议会制度，不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雏形，（这里，民主不仅是过程，也是制度。）更重要的是孕育了一个新的群体（贵族）。这个群体（集团）不是简单地由血缘关系所界定，而是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随着历史的发展，利益各方逐步成为民主的从业者（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而在古代中国，因为无章（法律或条例）可循，皇帝之所以成为天子只因为他的血缘（太祖除外）和机缘，如长子，（因为具有这种血缘关系不是唯一的）。为了维护这一脆弱的“特殊性”，便需要寻求道德的帮助，如“尊长”“尊君”，等等。

统治者对“道德”不遗余力地颂扬的潜台词，乃是鼓吹当政者们自己乃有道者，以此成为百姓们所仰慕的对象。我们的历史记载中从来不缺乏用“清廉”来标榜自己或颂扬他人的溢美之词。而当“道德”的光环围绕着统治者的时候，“道德”便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又总是体现在教育中，从形式到设置（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逐步成为个人参政的必经之路。科举制度的盛行，一方面是统治者扩大官吏来源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诱导。。“金榜题名”成为社会各阶层，无论贫富，自幼开始追求的最终目标；而“道德”教育则成为“应试”教育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历代的“应试”教育带来的后果严重，可谓“罄竹难书”。

首先，“应试”教育一个必然的后果是只有一种文化思想被认可，其他皆是旁门左道。教育的目的不再是促进思想而是传授做人的准则和礼仪。特立独行者从来就是被指责和压制的对象。一言以蔽之，磨灭个性，颂扬共性，弱化个人以强化道德。代代相传，整个民族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就成为必然，如果碰巧有那么几个＂特立独行＂的角色则完全是偶然。

其次，“应试”教育还直接造成我们的文化缺乏对个体的尊重和认同。为了大集体，个人的权益可以无限制地被侵占，甚至从肉体上消灭。这种民族心理意识（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无疑是产生独裁者的温床。

最后，“应试”教育和西方文化相比，造成了中华文化的畸形发展。中华文化缺乏对自然物理的潜心研习，却热衷于伦理道德的孜孜不倦。即使一些被尊为文化瑰宝的杰出人物，如李时珍，李白，徐霞客等，也是因为仕途失意而不得已移身“修身养性”的副产品．这就更进一步限制了文明的平衡发展。

过去２００年的历史，证明这种以道德治天下的模式已经严重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华文化因此受到了空前地挫败。思考能力的丧失导致了国人无法客观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弱点。伴随着大中华情结的无限膨胀，是对古老中华大帝国的念念不忘。说得难听一点，这有些象破落家族成天异想天开地要重振旗鼓。而这种情绪，恰恰最容易被独裁者所利用。从上世纪初开始，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迫不及待地拥抱／皈依（ｅｍｂｒａｃｅ）共产主义，为虎作伥，以至中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被历史上最邪恶的独裁者（之一）所统治，造成了对中华社会前所未有的巨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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