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半左右，我 接到来自中国我妈妈的电话说安妮的二弟（我的二表哥）给她打了电话 , 说安妮可能出事了。
我和二表哥通话后，了解到他们于 3 月 7 日收到了表姐先生 2 月 22 日从美国寄的平信。大信封中有两封信，一封是给安妮的，一封是给她在中国的家人的。在给安妮家人的这封信中 , 他说安妮在 2 月 8 日突然决定马上回国，他为她订了从旧金山到上海的 13 日的机票。当天他出门两个半小时回家后，就发现安妮不在了，他以为她外出去商店了，但发现她的车还在。他等了又等，才意识到她拿出来的红箱子不见了，而且她把他们两人的护照，她的身份证件，绿卡，还有珠宝首饰和家里放的应急的钱也拿走了。他请他们等安妮回到家时把另一封信交给她。
我表哥和上海的有关部门联系后，发现没有我表姐入境的记录。这样他们就和我家联系因为我是安妮在美的唯一的亲戚，问我应该怎样办。
我让他们将信扫描后发给我，然后我就跑到我们当地的警局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他们说我应该请凤凰城警局去做 welfare check 。我回家后就给凤凰城警局打电话，但是她查不到我给她的地址。我只好又电话表哥，发现地址中的一个字母错了。我再打回去时，另一警员接的电话，她记下了新地址和我的电话号码，让我等电话。一二个小时后，一警员打了电话，问了我一系列关于安妮的问题，我很多回答不上来，因为我对表姐的近貌一无所知。谈到最后，我才明白我在回答的失踪人口报告上的问题。她给了我她的名字和案卷号并让我第二天给一个地方打电话索要 Missing Person Waiver Affidavit form 。我说我只是想做 welfare check, 她说我需要再打电话要求，如果人在的话，我可以撤销我的报告。
我又电话警局要求 welfare check ，警员说当晚就会去，但不能马上去，他们会打电话给我。我等到凌晨一两点，见没有回音，又打回去才发现警员已完成了welfare check,但他打电话给我时用的是wrong number（警局caller ID 上的号码，实际是我用的电话卡公司的号码），而他现在正on duty,不能接电话。我给他的电话留了言，留下了他正确的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