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沙金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人口众多，资源贫乏，天灾人祸不断。中共建国后至少有四次较好的民族复兴机遇，由于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没有抓住，错失了最好的发展机遇。
一、 倘若 1957 年不反右？
倘若 1957 年不反右？这个命题现在说来肯定迂腐，在不少人看来肯定是天方夜谭。不管当时是毛主席引蛇出洞的阳谋，还是所谓“右派分子”向新政权“疯狂进攻”后的咎由自取，我们都无法洗清沉重的历史铅尘，还无辜者以青春的韶华及枉死者的热血。倘若当初中共反其道而行之，将大鸣大放当成建政八年后自省、自律、自强的历史契机，给民主人士以更多的参政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广开言路，广纳百川，则中国当代史一定可以彻底地改写！
二、 倘若 1966 年毛主席不发动文革？
倘若 1966 年毛主席不发动文革？这个命题可能更会让人好笑，就好像积郁海底的火山不让它喷发一样，全民族的精神癫狂、数亿人的疯狂造神运动，总要有一个渲泄的出口呀！但我们设想，倘若经过 3 年天灾人祸后的中华民族，能够从 1958 年大跃进的癫狂中猛醒，知耻而后勇，发愤图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中国的社会面貌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三、 倘若林彪“九 . 一三”事件后中国就开始改革开放？
倘若林彪“九 . 一三”事件后中国就开始改革开放？这个话题肯定不会有人附合，但当时的国民经济的确已经到了行将崩溃的地步！前有田中角荣发力促成中日关系邦交正常化，后有基辛格、尼克松访华，西风渐进，中美修好，与前苏联正在交恶，此时改革开放当属天赐良机。只可惜当时最高统帅、伟大领袖的袖里乾坤还仅仅停留在与前苏联的战争博弈中多加几个砝码，坐井观天，自我感觉尚好，没有恐怕压根就没有想到过要学习西方、取人之长吧！
四、 倘若 1989 年学潮是另一种结果？
倘若 1989 年学潮是另外一种结果？这个话题可能更让人沉重、压抑！想当初因反腐倡廉引发的 89 学潮的确让人振奋、催人奋发！荏荏学子群情激昂、慷慨陈词，广大工、农、兵、学、商热烈响应，摩拳擦掌，各级政府官员也确实是真心实意地对话，共商反腐良策。只可惜“江东才俊”们求成心切，得理不让人，既不知巩固胜利成果，也不知道在中国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渐进式地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他们不知兔子急了还会咬人，泱泱大国的天安门广场，焉能让人无休无止地“安营扎寨”？！时过境迁，我们已难以深究当初那些民运领袖、学运精英，是否是真的如人描绘的那样拿学生当人质与政府对抗了，但我们知道白宫门口的游行示威肯定是有时间、线路限制的，否则一定会有治安警察的催泪瓦斯、高压水枪“伺候”！我们唏嘘再三、不能自已的是：如果当初双方都能够见好就收，学生借力，政府借势，双方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则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样子，贪污腐败现象也不会至今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了！
五、倘若中共十七大能够成为政体改革、民族复兴的里程碑？
倘若中共十七大的胜利召开能够成为政体改革、民族复兴的里程碑？这个命题虽说有点单纯、幼稚，而且有点时过境迁，但毕竟是亡羊补牢之策。我们以平民之身，斗胆进言：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错失了很多改革开放、民族腾飞的良机！当今中国，国门大开，经济快车猛进，百姓生活安康，公民参政意识强烈，维权意识苏醒，互联网世界无孔不入，但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各种潜在经济危机也已初露端睨。此时不改，更待何时？！
当然，政体改革绝不是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占全国人口 20 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乃至全球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机体内虽已混入或者蜕变出不少投机分子、贪污腐败分子，但也有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劳动模范、道德楷模，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我们不能看见锅里有几粒苍蝇就来砸锅，更不能因为蹆上长瘤就去锯蹆！事实上，以中国人口之众、民族之多、资源之贫、负担之重，积重难返，任何没有长期独立执政经验的政党都会措手不及、望洋兴叹的！西风东渐，舶来式“民主”只能醒目明神，开启心智，但作为医治百病的济世良方肯定会误入歧途，贻害百姓。窃以为一定要多抓几付中药，再配几盒针剂，中西结合，标本兼治，则康复有望，百姓幸甚！
其实，中共半个多世纪的建政经验、正反教训足以让我们不犯或少犯低层次错误。日益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要审慎立法，严格执法，“不拘一格降人才”，不会比西方国家参议院、上议院、国会功能差。同时，广纳社会精英的人民政协制度倘若能够再吸收一些农民工阶层、白领阶层、海外华人代表参政，一定可以担当西方国家众议院、下议院的重任！
当然，互联网世界早已淡化了国家、政府、团体、信仰的界限，倘若国家参政议政机构名额有限，会场狭小，那就增设网上“人代会”、网上“政协会”吧！
愿中共十七大的胜利召开能够成为中国政体改革、民族复兴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