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07年2月09日 来稿)
作者：吴一然
长时间以来，世人对美国、古巴之间剑拔弩张的激烈冲突早已习以为常了。40年前，古巴甚至险些成为毁灭美国的核弹基地。残酷的现实已经使美国人完全丧失了对"普拉特修正案"的记忆，淡忘了古巴正是从美国赢得的美西战争的胜利中走向独立的史实。
上世纪初，美国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为古巴定做了一部美国式的宪法，然而唯利主义的美国商人却巧妙地把它变成了废纸。精明的商人发现，通过腐败手段控制古巴官员可以轻易获取更高的商业利润。同时，商人们也很用心漂白肮脏利润以便维持体面。他们授意所控制的学术机构和学者炮制各种千奇百怪的新概念作利润包装，还通过所控制的媒体成功左右了美国社会舆论——商业现实利益才是国家长久利益的主要基础。然而，因腐败导致贫穷、进而因贫穷引发革命的古巴，不仅完全粉碎了美国商人在古巴的家族利益，还显著增加了全体美国人半世纪以来所承受的税金负担。
遗憾的是，美国利益在古巴遭遇的灭顶之灾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近日到访北京的庞大商业使团所关心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上看，美国对北京政策和中共的所谓改革一样，都是追逐眼前商业利益，回避长远政治基础。继百年前的古巴之后，美国商人利益的代理们再次发现，通过利用专制制度获利，比扶植中国的工会组织来抑制恶性贸易逆差更有吸引力。来自北京的眼花缭乱的订单，使美国政界越来越欣赏中共政权这块被攥在手心里的吸饱了民脂民膏的海绵。以至于老当益壮的基辛格博士及一些年富力强的美国议员都纷纷公开表示，与以前相比，中共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不再输出革命，而是输出电脑"。
需要提醒基辛格博士们的是，被美国利益认定为无赖轴心的朝鲜、伊朗和古巴军政权，与中共军政权相比，不仅根本不具备输出革命的实力，甚至孱弱得连输出键盘的能力也没有。中共成党80多年来一直都在变，但是中国人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它，因为其本质的部分还从未改变过。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中共政权这类依赖镇压民主选举而存在的军政权，无论它是否还在输出革命，其存在始终都会是美国安全利益的威胁。因为美国利益不仅需要输出电脑，更无法终断对输出民主的依赖。
欧洲冷战转型后，由于在苏联时期发生了严重透支，俄罗斯的军事扩张欲望走入了长期低迷，欧洲得以重归百年前低对抗的旧格局。由此以来，美国对原本有赖于自己庇护的民主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也相应减弱，这从反孔战争中欧美的对立势态可以明显感觉到。与此同时，美国对原苏联庇护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却迎来了垄断期。
美国利用这一新的垄断优势摊平冷战成本，进而兑现冷战利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需要保持清醒的是，这一机会是旷日持久的全球民主化努力的产物，绝非贸易谈判所能达到的成果。如果忽视民主化压力的根本性作用，美国会落入同其他国家进行等级别纯商业竞争的地步，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钝化。如果持续运用独一无二的强大民主化压力，切实促成这类地区的民主转变，美国将保持在该地区的领袖地位，影响力优势会得到固化。
与逆差相比，贸易之外的经济黑洞更应该引起美国社会的重视，因为这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更严重。这就是长期居高不下的军备开支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天文数字的耗费。冷战期间，对美国经济消耗最严重的两项战争是朝鲜半岛战争和中南半岛战争，中共政权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是人所共知的。美国在冷战后的军备投入中，相当部分也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共军政权及其辐射效应所产生的威胁。特别是近年越演越烈的核扩散危机，可以说就是彻头彻尾烙印着中共特色的全球性灾难。
随着冷战转型，中共军政权对美国利益眼前的直接威胁由输出革命引发常规战争的方式，转换成了向世界扩散拥有核武器是专制政权唯一安全保障的核讹诈意识。有中共核讹诈战略40年间攫取的巨大政治利益在前，无论是萨达姆不惜满门忠烈的冒死仿效，还是朝鲜、伊朗或其他专制政权的蠢蠢欲动都是难以避免的。特别是尼克松以来，基辛格博士们对中共专制政权的赞美明显加强了中共核死亡意识的诱惑力。凭借拥有核武器而得以残存的中共政权，已经取代前苏联成为了危害美国利益的新祸根。斩草需除根，若想斩断核扩散的裂变链条，关键在于清除拥有核魅力的专制政权。但是美国方式却是从枝叶开始着手收拾，同时还给予祸根特别的优待，导致美国利益相继从越南、伊拉克、朝鲜、中南美等细枝末节上纷纷辗落下来。
100年间，美国参与的一战、二战、韩战、越战等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在民主党人的命令下出征的，而且后两场未能取胜的战争结局也都出自共和党人之手。这显然不能理解为巧合的意外持续，而是驴象的秉性使然。然而从布什父子开始，尤其是小布什先生上任以来，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将民主之战进行到底是恢复和平的唯一途径，也是提高反恐高额投入回报率的唯一办法。
我乐见共和党商贾世家转变成民主战争的专业户，也乐见在野党控制议会的美国传统政局被恢复，更乐见对中共大加赞扬的共和党众议长被佩罗希女士取代。但是，克林顿民主党政府给中国留下的深刻烙印至今仍深深伤害着那里的民众，甚至眼下的中共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为"克共"也不为过。金正日的日本寿司师也曾证言，在克林顿执政时期，金正日过得最畅快，"将军曾喜形于色地说，越过日、韩，直接与美国交往是多么惬意"。冷战转型后，民主主义本应高歌猛进，然而历史机遇下的克林顿政权却操起了变相出售民主价值观和自由信仰的勾当。这样做不会迎来利润丰厚的新经济繁荣，只有美国利益全球破产的新噩梦。
克林顿政策是否背叛了美国传统价值观，美国利益的消长已经给出了明确判断。一直以来，中国流亡民运界也非常重视抓叛徒。此事事关重大，但结果往往收效甚微。在中共之外，流亡者所在国的相关政府机构也应该掌握着相当丰富的确凿证据。作为中国流亡者的主要聚居地，作为始终表示愿意积极寻求有效方式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国家，美国能否在此方面惠而不费地略尽地主之谊呢？
如果有人嘲弄我崇美，我可能无意反驳。但是中共的拥趸没有参与嘲弄的资格。中共长期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行为，就是自认不如美国政府的明显证据。如果有人嘲弄我反美，我也可能无意反驳，但是尊重选举价值的人士不应该参与其间。在把选举结果确立为政府合法性唯一来源200年后，美国政府仍然将中国的主权权利持续赋予镇压选举的中共政权，这明显是违背美国主权在民宪法原则的行为，是公然的种族歧视，更是对中国内政的长期干涉。选举结束之前，中国政府暂缺！中国人无权强求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化给予帮助，但是有权利要求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内部事务保持中立。
长时间以来，世人对美国、古巴之间剑拔弩张的激烈冲突早已习以为常了。40年前，古巴甚至险些成为毁灭美国的核弹基地。残酷的现实已经使美国人完全丧失了对"普拉特修正案"的记忆，淡忘了古巴正是从美国赢得的美西战争的胜利中走向独立的史实。
上世纪初，美国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为古巴定做了一部美国式的宪法，然而唯利主义的美国商人却巧妙地把它变成了废纸。精明的商人发现，通过腐败手段控制古巴官员可以轻易获取更高的商业利润。同时，商人们也很用心漂白肮脏利润以便维持体面。他们授意所控制的学术机构和学者炮制各种千奇百怪的新概念作利润包装，还通过所控制的媒体成功左右了美国社会舆论——商业现实利益才是国家长久利益的主要基础。然而，因腐败导致贫穷、进而因贫穷引发革命的古巴，不仅完全粉碎了美国商人在古巴的家族利益，还显著增加了全体美国人半世纪以来所承受的税金负担。
遗憾的是，美国利益在古巴遭遇的灭顶之灾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近日到访北京的庞大商业使团所关心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上看，美国对北京政策和中共的所谓改革一样，都是追逐眼前商业利益，回避长远政治基础。继百年前的古巴之后，美国商人利益的代理们再次发现，通过利用专制制度获利，比扶植中国的工会组织来抑制恶性贸易逆差更有吸引力。来自北京的眼花缭乱的订单，使美国政界越来越欣赏中共政权这块被攥在手心里的吸饱了民脂民膏的海绵。以至于老当益壮的基辛格博士及一些年富力强的美国议员都纷纷公开表示，与以前相比，中共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不再输出革命，而是输出电脑"。
需要提醒基辛格博士们的是，被美国利益认定为无赖轴心的朝鲜、伊朗和古巴军政权，与中共军政权相比，不仅根本不具备输出革命的实力，甚至孱弱得连输出键盘的能力也没有。中共成党80多年来一直都在变，但是中国人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它，因为其本质的部分还从未改变过。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中共政权这类依赖镇压民主选举而存在的军政权，无论它是否还在输出革命，其存在始终都会是美国安全利益的威胁。因为美国利益不仅需要输出电脑，更无法终断对输出民主的依赖。
欧洲冷战转型后，由于在苏联时期发生了严重透支，俄罗斯的军事扩张欲望走入了长期低迷，欧洲得以重归百年前低对抗的旧格局。由此以来，美国对原本有赖于自己庇护的民主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也相应减弱，这从反孔战争中欧美的对立势态可以明显感觉到。与此同时，美国对原苏联庇护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却迎来了垄断期。
美国利用这一新的垄断优势摊平冷战成本，进而兑现冷战利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需要保持清醒的是，这一机会是旷日持久的全球民主化努力的产物，绝非贸易谈判所能达到的成果。如果忽视民主化压力的根本性作用，美国会落入同其他国家进行等级别纯商业竞争的地步，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钝化。如果持续运用独一无二的强大民主化压力，切实促成这类地区的民主转变，美国将保持在该地区的领袖地位，影响力优势会得到固化。
与逆差相比，贸易之外的经济黑洞更应该引起美国社会的重视，因为这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更严重。这就是长期居高不下的军备开支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天文数字的耗费。冷战期间，对美国经济消耗最严重的两项战争是朝鲜半岛战争和中南半岛战争，中共政权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是人所共知的。美国在冷战后的军备投入中，相当部分也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共军政权及其辐射效应所产生的威胁。特别是近年越演越烈的核扩散危机，可以说就是彻头彻尾烙印着中共特色的全球性灾难。
随着冷战转型，中共军政权对美国利益眼前的直接威胁由输出革命引发常规战争的方式，转换成了向世界扩散拥有核武器是专制政权唯一安全保障的核讹诈意识。有中共核讹诈战略40年间攫取的巨大政治利益在前，无论是萨达姆不惜满门忠烈的冒死仿效，还是朝鲜、伊朗或其他专制政权的蠢蠢欲动都是难以避免的。特别是尼克松以来，基辛格博士们对中共专制政权的赞美明显加强了中共核死亡意识的诱惑力。凭借拥有核武器而得以残存的中共政权，已经取代前苏联成为了危害美国利益的新祸根。斩草需除根，若想斩断核扩散的裂变链条，关键在于清除拥有核魅力的专制政权。但是美国方式却是从枝叶开始着手收拾，同时还给予祸根特别的优待，导致美国利益相继从越南、伊拉克、朝鲜、中南美等细枝末节上纷纷辗落下来。
100年间，美国参与的一战、二战、韩战、越战等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在民主党人的命令下出征的，而且后两场未能取胜的战争结局也都出自共和党人之手。这显然不能理解为巧合的意外持续，而是驴象的秉性使然。然而从布什父子开始，尤其是小布什先生上任以来，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将民主之战进行到底是恢复和平的唯一途径，也是提高反恐高额投入回报率的唯一办法。
我乐见共和党商贾世家转变成民主战争的专业户，也乐见在野党控制议会的美国传统政局被恢复，更乐见对中共大加赞扬的共和党众议长被佩罗希女士取代。但是，克林顿民主党政府给中国留下的深刻烙印至今仍深深伤害着那里的民众，甚至眼下的中共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为"克共"也不为过。金正日的日本寿司师也曾证言，在克林顿执政时期，金正日过得最畅快，"将军曾喜形于色地说，越过日、韩，直接与美国交往是多么惬意"。冷战转型后，民主主义本应高歌猛进，然而历史机遇下的克林顿政权却操起了变相出售民主价值观和自由信仰的勾当。这样做不会迎来利润丰厚的新经济繁荣，只有美国利益全球破产的新噩梦。
克林顿政策是否背叛了美国传统价值观，美国利益的消长已经给出了明确判断。一直以来，中国流亡民运界也非常重视抓叛徒。此事事关重大，但结果往往收效甚微。在中共之外，流亡者所在国的相关政府机构也应该掌握着相当丰富的确凿证据。作为中国流亡者的主要聚居地，作为始终表示愿意积极寻求有效方式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国家，美国能否在此方面惠而不费地略尽地主之谊呢？
如果有人嘲弄我崇美，我可能无意反驳。但是中共的拥趸没有参与嘲弄的资格。中共长期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行为，就是自认不如美国政府的明显证据。如果有人嘲弄我反美，我也可能无意反驳，但是尊重选举价值的人士不应该参与其间。在把选举结果确立为政府合法性唯一来源200年后，美国政府仍然将中国的主权权利持续赋予镇压选举的中共政权，这明显是违背美国主权在民宪法原则的行为，是公然的种族歧视，更是对中国内政的长期干涉。选举结束之前，中国政府暂缺！中国人无权强求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化给予帮助，但是有权利要求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内部事务保持中立。
(博讯2007年2月10日 来稿)
一、下海的美国民选政客与中共专制落水狗的水面下互动
苏联解体后，克林顿政权误以为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随而，将储备多年的军事技术迅速转变成商品的巨大功利诱惑，成为了克林顿首要的政绩追求。
美国在冷战期间形成的庞杂技术储备中，含金量最高的当属积压在INTEL、IBM、MOTOROLA等军工巨头手里的信息处理技术。由于社会消费能力在一定时期是一定的，政府的货币供应也需要稳定，所以新产业的资金市场占有规模的最大化，有赖于对已有产业的资金占有率实施有效压缩。同时，传统产业是衣食住行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生产规模不可压缩，那么只有大幅压低产品单价一条路可走。由此以来，克林顿的追求就被归结为打造一个提供超低价传统产品的新产地。
显然，数量庞大的超低廉劳力是形成这个新生产基地的主要前提，所以在生产地点的选择上克林顿并无太多的余地。美国商人很早就进入了多党制的印度，但是当地的工会、印共等左派势力封闭了他们对利润的无限想象。由此，中共军政权控制下的大陆成为了利欲熏心者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中南海与白宫不仅在知识和信息方面处于不同时代，双方的政治心理和地位也分别在两个世界。一方焦虑的是对内保权，另一方的追逐是对外赚钱，紧迫性大不一样。所以一如美国商人的预想，更加别无选择的中共还是签下了一份不便对内公开的入世协议。
在肆无忌惮的特权利益驱动下，专制政权必然会积极动用暴力手段，强制维持劳力成本的长期低廉。这一点对各类攘攘逐利者特别具有吸引力，粉饰由此必然产生的大规模人权灾难则属于政界的承担。摆在白宫智囊面前的政策设计要求是，既要确保华盛顿与北京在公众面前保持一定距离，又要为北京维持中共特色劳力供应提供方便。于是所谓的人权对话机制或称人质外交现象粉墨登场了。
设计者以少数知名人士的牢狱之灾置换持续发生的大众化人权灾难，试图有效降低白宫新政策的运作成本。此外，将部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反对派人物流放境外，阻断他们对大众的影响，也便于中共对社会的操控。少数知名人士在镁光灯下出走美国，闪烁的强光在照亮白宫外交成果的同时，也使中国的人权灾难的主体部分陷入了更深的黑暗。加之美国商人利益授意下的民运组织不明就里的频繁渲染，克林顿政权主导的人权胜利的来之不易在世界面前被完美地烘托起来了。妙处还在于，这样不仅便于把人权责难悉数推给彼岸的新经济合作伙伴，还能对全球的中国民运界营造出望美止渴的麻醉效应。
由此也可以判断，克林顿主义虽然选择了走名人路线，却不会支持向中国反对派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中国反对派由此增加的自主性有碍新经济政策对成本的控制。
二、克林顿亲手配置左右产业转移的国际政治环境
上任伊始，克林顿推行了以大幅削减军费等公共开支为基础的国内市场整备，充分享受到了美国在冷战期间对全球民主化投入的回报。但是，对这方面的继续投入被视为过时了。基于对国际政治冲突已经随冷战落幕而结束的判断，克林顿决定彻底转变美国战后的政经模式，也只有这样的大手笔才能满足他自幼年即满怀的执政热望。在第一任期内，碍于64屠杀导致的巨大道德压力，白宫与北京的利益互动只能在有关最惠贸易地位的半推半就所营造的两岸喧闹的表面下秘而不宣。征服北京是克林顿政绩计划的重要环节，但是成功还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
由于相当部分的美国传统产业于六、七十年代转移到了亚太等地，新经济计划中的转移主体将发生在美国之外。这使得美国在转移成本的全球分担中处于优势，但是促成远在他国的工厂发生定向迁移，对白宫的国际政治影响力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克林顿比原计划提早多达5个月，于1998年6月迫不及待地先于其他西方国家首脑走进了64大屠杀后的天安门广场，可谓以身作则。随后，克林顿政权积极与北朝鲜修好，为韩国向大陆实施大规模产业转移提供了政治上的"一平三通"。同时，克林顿的言传身教也促使对北京抱有更多顾虑的日本和台湾加速了向大陆的产业转移。其中日本对华投资和ODA规模在1999-2000年间双双快速达到了历史高峰。
在克林顿公开新经济政策5个月后，美国基金对东南亚民主地区的前新兴市场发动了97大扫荡，应该就是这个政商联合计划发起总攻的前奏。在冷战期间完成的前次产业转移中，政治影响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的是，当时的作用是防范产业向专制国家转移，而此次的作用却是驱赶产业向专制国家转移。在东欧之后，远东残余的专制政权的利用价值远大于摧毁价值，这就是克林顿主义相关政策的利益逻辑。
三、新经济巨额利润要求下的美国逆差问题和中国三农问题
通过肮脏同盟的政治交易，传统产品价格被做到了空前绝后的低水平，挤压出来的可观的投资和消费资金被导向了NASDAQ新兴市场。信息经济产品终以超高定价登场亮相了。从NASDAQ制造世界级亿万富翁的空前神速来看，新经济敛财的疯狂超过了历代海盗。只有借助专制政权制造的贫穷劳力密集地区的"后发优势"，才能把新产品利润做到如此超乎时代文明想象的地步。因此，实现新经济的商业利益最大化设计目标的前提，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促成传统产品的生产向人权灾难严重的大陆高度集中。这样一来，原本分散在众多国家的对美贸易顺差也势必会集中到大陆。所以，现在大陆对美国的高额顺差，是克林顿政策的必然结果，早在美国商人的意料之中。
因集中贸易而形成的两地间的巨额逆差数字有利于白宫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便于凭借道德压力主导贸易谈判。此外，谈判对手的大幅缩减也便于降低谈判的政治风险。更重要的是，这个主要的谈判对手国被对外一向软弱的专制政权所控制。只需要在政治制度方面对那里的特权集团略施颜色，忌讳政治变革的北京就会乖乖地回吐利润。将国际问题北京化，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策略，使美国巨大的政治制度相对优势得以充分货币化。由此，新经济计划的目标设定不仅要确保美国商界在信息经济领域独步市场，也为传统产业预设了冲销成本的机会。
事实也正如美国商人的预想，在汇率方面的悉心配合，已经使中共由苏维埃的播种机嬗变成了美国商人利益的升值器。为了切实应合克林顿新经济政策对传统产品超低价格的胃口，中共在镇压独立工会组织、暴力推进全民所有资产定向私有化，以及加大外商经营优惠等传统方面竭尽全力的同时，还有计划、有组织地暗中长期实施了农村萧条政策，以确保向血汗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超低价劳力。善良的人们长期翘首以盼的三农问题，即使在"青天"当政的年代，也是久议不决，甚至妄议者治狱。陈桂隶、李昌平诸公忽视了不惜代价入世是被中共确定为性命攸关的生存战略的政治背景。作为此战略的重要策动者，肉食者朱某同时也必然是三农问题当然的主要始作俑者之一。
四、无视民主政治的安全价值导致新经济成果付之东流
商品价格体系如同难以抵御蚁穴之溃的江堤。既然美国商人决意选购更为低廉的大陆商品，其他国家想在原地维持原价格的生产是很困难的。但是出乎美国精英群体意料的是，新经济苦心策划的成本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落入了本拉登从不触摸键盘的双手。经历长期策划的911恐怖事件的发生，证明克林顿政权一切向钱看的新经济政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彻底失败了。这再次证明，放弃国际政治责任对美国利益的超级大国地位是灾难性的威胁。继百年前虚伪的人权政策导致美国在古巴利益的崩溃之后，私人商业利益欲望扭曲国家利益基础后导致的美国噩梦在阿富汗再版了。
现实表明，克林顿新经济政策对专制势力的活用已经酿成了致命的安全灾难，其对市场规律的整体判断也严重一厢情愿。在恐怖袭击之外，新经济对资金占有率的疯狂追求所导致的全球性重复建设引发的原材料及能源价格的暴涨，及其加重的环境灾难，也足以使新经济政策落入劳而无功的地步。
五、劳力转移对设备转移的比较优势
西方的工厂设备可以拆运到大陆，与之配套的交通、能源、环保等众多设备却搬不走。它们和原来的操作者一同失业了。在大陆重建的新设施的水准比被放弃的旧设施落后得多，其建造和运转都会更严重地消耗自然资源，对全球环境质量造成更大的损害。半世纪前曾经成功的产业转移模式，如今是否仍然符合整体成本要求，值得再探讨。
随着二战的结束，大量青壮年走进了洞房，至使20年后的西方整体上迎来了就业高峰期。目前，西方国家的人口状况与前次产业转移期相比有了根本的变化，人权状况与更早的殖民时代相比更是翻天覆地。由此，发达国家或许可以考虑，以仿效殖民时期的劳力转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引发自然资源巨大耗费的生产设备的转移。
产业转出国可以建立无形的法律特区，以特别法的形式保持输入劳工的低廉成本。但是劳工的收入无论如何也会比大陆血汗工厂的收入好。与专制政权的暴力压制相比，与强调必须服从当地专制法的雅虎的行径相比，特别法可以轻易获得道德和人权优势。以中国劳工为例，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更多保全生命、四肢、健康和尊严的机会，有更满意的收入，大陆社会的消费水准也会出现坚实的平衡性增长。同时，社会还可以得到大批经过现代化职业训练和民主自由价值观熏陶的公民群体，而世界上的青山绿水也可以更多地保留下来。
以劳力转移替代设备转移，可能减少中国劳工直接参与的规模，但是收入总量未必会减少。如上所述，社会效益会更真实、更可观。更重要的是，由于需要依赖于中共专制政权的暴力统治，在苏联之后，新经济政策已经成为了全球民主化新的主要障碍，而全球民主一体化的早日完成可以极大增强人类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终结战后重建这类悲剧，减少世界范围的军费开支，对全球经济的安全与效率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劳力转移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对能源、建材等原材料市场的低效耗费，依法出现的大量外籍劳工还可以为当地服务业提供新机会，便于维持当地就业市场的平衡。至于劳工非法流散问题，如果西方国家有信心防范无孔不入的恐怖分子，顺便把劳工流散问题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应该是现实的。并且，合法的大量低廉劳力的存在，对偷渡规模也会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
如果把经济全球化置于政治制度一体化的支持下，传统产品的价格可能降不到今天这个地步，新经济亿万富翁的资产不会象今天如此耀眼，但是人类生活的幸福指数会明显提高。虽然少了一时的喧闹，新经济成果却可以具备久远的可持续性和真实的安全性。
六、新经济阴影的全球化
从直接经济效益上看，此次产业转移对转出地的影响与对鼓动者的影响大相径庭。转出国在冷战期间形成的尖端军事技术储备规模远远无法与美国相比，冷战后也就缺乏迅速形成新产业规模的能力。在新经济时代，即便在传统西欧地区，也出现了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例如西班牙、意大利、芬兰等国都在两位数，就业状况的长期恶化也引发了巴黎的大规模骚乱。并且，国际资本与中共专制势力的合作在进一步压低贫穷国家的劳力价格的同时，也累及发达国家的劳工收入的改善。最近，德国、加拿大等国的对华人权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或许就标志着这些国家的利益意识开始反思新经济。至少德国总理选择会见为新经济利益链条最底层的中国农民仗义执言的陈桂隶夫妇绝非巧合，加拿大政府致疑人权对话模式也许另有深意。同时，加强对反恐战争的投入也是利益反思的重要方面。
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还算幸运。至少在信息经济十大巨头中还有日本的一席之地（排名第九，其余皆为美国企业，据2005年销售额）。但是在新经济时代，日本经济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数据显示国家处于历时最长的经济"景气"，另一方面，民众消费水准却持续低下化。这说明，对于缺乏原料且拥有传统产业规模的日本的整体利益而言，在抵消原料支出的增长和传统产品的降价后，信息经济及由此出现的所谓"中国特需"带来的是负效益。影响还不止于经济领域，作为日本文化一部分的手工"物件制作"业也陷入深刻危机。
七、商人私利与专制势力合作的成本
有位东京教授曾公开致疑克林顿，"他在八年中都干了些什么"。对于日本人来说，如此直白的表达是不常见的。对于全球共同利益来说，更尖刻的问题或许是，克林顿忙了八年都留下了些什么？
克林顿上任后，美国经济迎来了冷战胜利赋予的自然增长机遇。保持这一机遇有赖于政府为市场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而继续推进全球民主化是经济全球化必然的安全要求。对民主全球化的巨大贡献既是美国在冷战中保持优势的动力，也是美国在新经济竞争中保持领先的主要助力。然而这一永恒财富在冷战后被迅速冷落了，导致新经济长达八年的积累顷刻间随着世贸大厦崩溃了。这说明，克林顿对国际政治投入的斤斤计较不能支持他对新经济利润的设计。
如果克林顿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比尔盖茨就属于利令智昏。这位新经济的风云人物正为产品在大陆面临的盗版问题所困扰，因为他难以接受盗版泛滥主要是政治制度问题的现实。
首先，盗版泛滥是贫穷问题的反映。专制政治导致严重社会不公，社会不公又加剧贫穷，使盗版产品大行其道。只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制度才能降低社会不公程度，产生富裕社会，进而有效控制盗版的泛滥。其次，盗版消费是一个利益意识问题。镇压选举的中共政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政治盗版利益集团，在其巨大的盗版利益效应的作用下，即使是富裕的消费者或财大气粗的政权机构也会对盗版产品趋之若鹜而毫无顾忌。特别是，这个盗版政权还得到了比尔盖茨的认同与赞美。美国商人只愿享受专制政权暴力维持下的"世界上最自由的资本市场环境"的便利，而不愿承担伴生的成本，这是任何信息技术也难以胜任的虚拟任务。由此可见，经济巨头的垄断本能与专制政权的独裁意识共享着同一个操作模块。
新经济对利润的追逐尺度达到了瓦解自身安全的地步，这无论如何也是对知识概念的亵渎。在经历了十余年的风雨沧桑后，原设计中的产业利润陷阱已经扩散成了公共安全黑洞，任何补丁式的技术性处理都无济于事。对于美国整体利益而言，政治作用在新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进行彻底的系统升级了。
詹姆斯贝克VS布什三世－－逾越心中的神坛之美国（3）
1996年9月的一天，一个惨叫不止的阿富汗男子被拖挂在一辆飞奔的苏制军车后面，他的生殖器已经被行刑者用枪刺剜掉了，喀布尔街道上细碎的砾石只用了十多分钟就磨平了躯体的剩余部分。这就是阿富汗战争失败方的末代傀儡、纳吉布拉时年49岁的生命终点。他的政治生命早在4年前就已经完结了，而矜持的战争胜利者却始终不在现场。
事实上，自迫使苏军于1989年撤离阿富汗之后，这个贫瘠偏远的国度就被美国权力精英们从国家利益版图中漫不经心地删除了，如同舍弃一部使用过的一次性相机。此后，被"全球化"遗忘了的阿富汗民众相继遭受了苏联傀儡政权血腥贪婪的4年暴政，及同样持久残忍的军阀混战。终于，在这片绝望的土地上出现了报复全世界的极端力量——恶魔乘虚而入了。继乌干达种族灭绝灾难发生后，血腥的中世纪代码在"信息经济"时代再次复活了——极端信仰分子在毫无信仰的联合国的机构驻地，以其人之道镇压了在此避难的前独裁者。此后，他们在世界的持续漠然中劫持阿富汗数百万人口整整5年之久，后来他们又劫持了3架美国民航飞机。
2001年9月11日历时17分钟的攻击，使1989年后的12年间气宇轩昂地出入美国国会大厦和白宫的那些人，无比强烈地恢复了对那个叫阿富汗尼斯坦的世界角落的存在意识。从詹姆斯贝克先生领导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成员70岁的平均年龄来看，专家们恐怕尽列其间。阿富汗曾经是美国利益鏖战10年后夺取的阵地，然而战败者留下了纳吉布拉，胜利者却什么也没有留下。随后，持续12年的传统式的漠然，成就了美国的百年记忆。但是，由近日成立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成员的构成上来看，导致悲剧的重要帮凶——偏狭的商业利益思维意识，至今仍然笼罩着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
如同布什父子的决断同伊拉克战争走向密切相关一样，詹姆斯贝克先生与苏军撤离后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关系同样紧密。1989年2月苏军撤离后，时任国务卿的贝克先生如果掌握了正确权衡利弊的准则，自然会促使老布什政府再多投入一点点力量，顺势帮助民主价值观在阿富汗确立起来。这样一来，塔利班专制政权将不会出现，基地组织也就难以在阿富汗立足。进而，美国力量由此实现的近距离存在，能否有效遏制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欲望，从而避免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及能否有力促进伊朗变革派力量的发展，甚至规制印巴双方的核政策，都明显具有想象的空间。
3年后的1991年，詹姆斯贝克先生在美国草率终止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决策群体中仍然占据显要位置。美军出人意料的撤离所导致的萨达姆对伊南部什叶派反抗组织的报复性屠杀的规模，远远超出了此前发生在杜贾尔村的屠杀规模，驻伊美军正在为由此产生的种族仇杀承受惨重牺牲。在苏联解体的历史机遇下，美国先后失去了在阿富汗已经得到的胜利和在伊拉克垂手可得的胜利。然而，主导了这一系列决策失败的人们，最近却纷纷出面指教正在为他们的错误承受政治代价的小布什政府。在处置胜利局面上一再举措失当的人反倒有能力应付失败吗？
1989年至2001年，美国在经历了两届政府三任总统长达12年颇具口碑的执政后，阿富汗却由美国利益的支撑点逆变成了反美堡垒，曾经不堪一击的伊拉克也被造就成了吞噬美国利益的黑洞。那12年间持续存在的决策错误，已经从纽约市中心、伊拉克街头及阿富汗荒野夺走了6千多美国人的生命，已经把数以万亿计的国民税金化为乌有，已经使消耗了半个世纪浩大投入的欧洲冷战的胜利光环黯然失色，但是两党制下的美国舆论却对当年的错误决策表现出了集体失忆。
苏联崩溃后，精明的克林顿政府打算利用变化给残余专制政权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恐慌牟利，却对专制政权由此对民主制度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刻骨仇视所蕴藏的风险毫无知觉。执政8年的克林顿先生醉心于同制造天安门事件的北京、制造21世纪大饥荒的北朝鲜撮合低成本高回报交易，将预算的任内平衡视为数字化历史名誉的捷径，误以为自己是摘取冷战胜利果实的幸运儿，对荒远的阿富汗、乌干达持续发生的悲剧没有丝毫兴趣。
投入量比预算结余庞大得多的军事优势被荒废了，柏林墙倒塌后出现的史无前例的政治优势被贻误了，美国利益随后遭遇史无前例的打击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本拉登的攻击计划提前一年实施，总统克林顿将不得不亲手把连任多年处心积虑攒下的"新经济"成果化为灰烬，而副总统戈尔2000年的惜败也不能不说具有先见之明。在伊拉克局势方面，美国在野党的凶猛攻击自觉地仅限于现任小布什政府，承受攻击的小布什也无意动用攻击前任民主党政府的双刃剑。由此，驴象两党在老布什和克林顿两者间找到了平衡，但是国家利益的天平却持续处于岌岌可危的失衡状态。看来是推动第三党确立的时候了。
对于布什家族而言，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是十足的噩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场父子之间的战争。不论伊拉克是否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论萨达姆与基地组织的关系是否密切，父子之间都至少有一方需要承担责任。但是这一仗是美国终结1989年错误决策恶性循环的唯一起点，是小布什及家族减轻历史责难的唯一机会，坐等第二个阿富汗出现是美国和布什家族都难以承受的。即使2003年的小布什不发动第二次伊战，至迟今日规模更大的战争也会在同一地区打响。在北朝鲜强行核武装效应影响下，两伊及叙利亚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本能追逐及与恐怖反美组织的天然同盟利益，都会一再引发战争。在2003年推动这场在1989年的阿富汗就被注定的战争走向终结，于国于家都是美国民选总统克尽职守的最好选择。
美国在伊拉克迟迟不能得到最终胜利，不是战争决策的错误而是战后控制策略的失败。美国忽视了对拥有最大权力的那群伊拉克人的控制。作为占领者，美国应该当仁不让地秉持主权在民原则，不拘一格地维护伊拉克各族民众的人权利益，保持武力影响的同时更多地运用民主原则的效力，使伊拉克新贵阶层持续处于本国民众应有的压力和切实的监督之下。即便不能迫使他们同万里之外的白宫一样焦头烂额，至少也应该迫使他们在血肉横飞的巴格达每周工作满5天，以减缓他们腰围的膨胀速度。否则伊拉克新生权贵的蠢蠢贪欲会像当年南越的同行们那样成为吞噬美国利益的泥潭。
十多万年轻的美国人不得不再次出现在中东的戈壁荒滩，或者说15年前的海湾战争能够死灰复燃，应该是全体美国的错误。这个国家的权力精英群体中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责任最小者恰恰是成为众矢之的的小布什政府。下届总统的追逐者中，副总统切尼或许最接近美国利益的要求。为2009年大选着想，共和党应该着力维护切尼的声望，使其领导并重组伊拉克问题的应对研究，在主导伊拉克善后事务中确立影响力。想当初改造德国也不过动用了两次战争，而盲信广泛接触政策的詹姆斯贝克先生的商人式浪漫，却很可能带给美国第三次对伊拉克作战的危险。如果不幸如此，布什三世的政治前景也就成为了萨达姆先生的陪葬品，而反战母亲们也将难以避免沦为反战祖母的不幸。
事实上，自迫使苏军于1989年撤离阿富汗之后，这个贫瘠偏远的国度就被美国权力精英们从国家利益版图中漫不经心地删除了，如同舍弃一部使用过的一次性相机。此后，被"全球化"遗忘了的阿富汗民众相继遭受了苏联傀儡政权血腥贪婪的4年暴政，及同样持久残忍的军阀混战。终于，在这片绝望的土地上出现了报复全世界的极端力量——恶魔乘虚而入了。继乌干达种族灭绝灾难发生后，血腥的中世纪代码在"信息经济"时代再次复活了——极端信仰分子在毫无信仰的联合国的机构驻地，以其人之道镇压了在此避难的前独裁者。此后，他们在世界的持续漠然中劫持阿富汗数百万人口整整5年之久，后来他们又劫持了3架美国民航飞机。
2001年9月11日历时17分钟的攻击，使1989年后的12年间气宇轩昂地出入美国国会大厦和白宫的那些人，无比强烈地恢复了对那个叫阿富汗尼斯坦的世界角落的存在意识。从詹姆斯贝克先生领导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成员70岁的平均年龄来看，专家们恐怕尽列其间。阿富汗曾经是美国利益鏖战10年后夺取的阵地，然而战败者留下了纳吉布拉，胜利者却什么也没有留下。随后，持续12年的传统式的漠然，成就了美国的百年记忆。但是，由近日成立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成员的构成上来看，导致悲剧的重要帮凶——偏狭的商业利益思维意识，至今仍然笼罩着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
如同布什父子的决断同伊拉克战争走向密切相关一样，詹姆斯贝克先生与苏军撤离后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关系同样紧密。1989年2月苏军撤离后，时任国务卿的贝克先生如果掌握了正确权衡利弊的准则，自然会促使老布什政府再多投入一点点力量，顺势帮助民主价值观在阿富汗确立起来。这样一来，塔利班专制政权将不会出现，基地组织也就难以在阿富汗立足。进而，美国力量由此实现的近距离存在，能否有效遏制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欲望，从而避免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及能否有力促进伊朗变革派力量的发展，甚至规制印巴双方的核政策，都明显具有想象的空间。
3年后的1991年，詹姆斯贝克先生在美国草率终止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决策群体中仍然占据显要位置。美军出人意料的撤离所导致的萨达姆对伊南部什叶派反抗组织的报复性屠杀的规模，远远超出了此前发生在杜贾尔村的屠杀规模，驻伊美军正在为由此产生的种族仇杀承受惨重牺牲。在苏联解体的历史机遇下，美国先后失去了在阿富汗已经得到的胜利和在伊拉克垂手可得的胜利。然而，主导了这一系列决策失败的人们，最近却纷纷出面指教正在为他们的错误承受政治代价的小布什政府。在处置胜利局面上一再举措失当的人反倒有能力应付失败吗？
1989年至2001年，美国在经历了两届政府三任总统长达12年颇具口碑的执政后，阿富汗却由美国利益的支撑点逆变成了反美堡垒，曾经不堪一击的伊拉克也被造就成了吞噬美国利益的黑洞。那12年间持续存在的决策错误，已经从纽约市中心、伊拉克街头及阿富汗荒野夺走了6千多美国人的生命，已经把数以万亿计的国民税金化为乌有，已经使消耗了半个世纪浩大投入的欧洲冷战的胜利光环黯然失色，但是两党制下的美国舆论却对当年的错误决策表现出了集体失忆。
苏联崩溃后，精明的克林顿政府打算利用变化给残余专制政权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恐慌牟利，却对专制政权由此对民主制度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刻骨仇视所蕴藏的风险毫无知觉。执政8年的克林顿先生醉心于同制造天安门事件的北京、制造21世纪大饥荒的北朝鲜撮合低成本高回报交易，将预算的任内平衡视为数字化历史名誉的捷径，误以为自己是摘取冷战胜利果实的幸运儿，对荒远的阿富汗、乌干达持续发生的悲剧没有丝毫兴趣。
投入量比预算结余庞大得多的军事优势被荒废了，柏林墙倒塌后出现的史无前例的政治优势被贻误了，美国利益随后遭遇史无前例的打击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本拉登的攻击计划提前一年实施，总统克林顿将不得不亲手把连任多年处心积虑攒下的"新经济"成果化为灰烬，而副总统戈尔2000年的惜败也不能不说具有先见之明。在伊拉克局势方面，美国在野党的凶猛攻击自觉地仅限于现任小布什政府，承受攻击的小布什也无意动用攻击前任民主党政府的双刃剑。由此，驴象两党在老布什和克林顿两者间找到了平衡，但是国家利益的天平却持续处于岌岌可危的失衡状态。看来是推动第三党确立的时候了。
对于布什家族而言，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是十足的噩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场父子之间的战争。不论伊拉克是否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论萨达姆与基地组织的关系是否密切，父子之间都至少有一方需要承担责任。但是这一仗是美国终结1989年错误决策恶性循环的唯一起点，是小布什及家族减轻历史责难的唯一机会，坐等第二个阿富汗出现是美国和布什家族都难以承受的。即使2003年的小布什不发动第二次伊战，至迟今日规模更大的战争也会在同一地区打响。在北朝鲜强行核武装效应影响下，两伊及叙利亚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本能追逐及与恐怖反美组织的天然同盟利益，都会一再引发战争。在2003年推动这场在1989年的阿富汗就被注定的战争走向终结，于国于家都是美国民选总统克尽职守的最好选择。
美国在伊拉克迟迟不能得到最终胜利，不是战争决策的错误而是战后控制策略的失败。美国忽视了对拥有最大权力的那群伊拉克人的控制。作为占领者，美国应该当仁不让地秉持主权在民原则，不拘一格地维护伊拉克各族民众的人权利益，保持武力影响的同时更多地运用民主原则的效力，使伊拉克新贵阶层持续处于本国民众应有的压力和切实的监督之下。即便不能迫使他们同万里之外的白宫一样焦头烂额，至少也应该迫使他们在血肉横飞的巴格达每周工作满5天，以减缓他们腰围的膨胀速度。否则伊拉克新生权贵的蠢蠢贪欲会像当年南越的同行们那样成为吞噬美国利益的泥潭。
十多万年轻的美国人不得不再次出现在中东的戈壁荒滩，或者说15年前的海湾战争能够死灰复燃，应该是全体美国的错误。这个国家的权力精英群体中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责任最小者恰恰是成为众矢之的的小布什政府。下届总统的追逐者中，副总统切尼或许最接近美国利益的要求。为2009年大选着想，共和党应该着力维护切尼的声望，使其领导并重组伊拉克问题的应对研究，在主导伊拉克善后事务中确立影响力。想当初改造德国也不过动用了两次战争，而盲信广泛接触政策的詹姆斯贝克先生的商人式浪漫，却很可能带给美国第三次对伊拉克作战的危险。如果不幸如此，布什三世的政治前景也就成为了萨达姆先生的陪葬品，而反战母亲们也将难以避免沦为反战祖母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