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为了保障中缅两国勘界工作的正常开展，应缅甸政府请求，中央军委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出动部分兵力，与缅军协同作战，共同打击盘踞在中缅边境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我参战部队基本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热带山岳丛林地区作战，在军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缅甸国民党残军概况
盘踞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残部，是原国民党军第8军和第26军的部分兵力。
1949年12月初，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率第93 第74军在昆明通电起义后，蒋介石委任逃往云南的陆军总部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指挥驻滇的第8军和第26军，乘解放军尚未入滇之机进犯昆明，破坏云南和平解放。该敌在我桂滇黔边纵队、起义部队和由黔入滇的第17军49师的打击下，于12月下旬逃往云南开远、建水、蒙自地区，企图沿滇越铁路逃外国外，或由蒙自机场空运台湾。1950年1月，蒋介石又令以第8军为基础，扩编成第8兵团，下辖第8 、9军，由汤尧兼任兵团司令，留置滇南作战。
为了歼灭汤尧部于国境内，中央军委令第4兵团并指挥38军之114、151师由广西南宁、百色地区向云南挺进，迂回蒙自、河口，切断敌人逃路，尔后在友军的配合下，围歼该敌于滇南地区。
1950年1月1日，第四兵团先头第13军由南宁经百色、砚山向蒙自方向前进，全体指战员不怕困难，日夜兼程，14天行军900余公里。1月11日，第38军占领河口，封锁了中越边境；16日，13军袭占蒙自、个旧地区，歼敌准备空运台湾的26军主力。汤尧见南逃无望，率部西窜，企图经沅江逃往国外。我第13军 38军和桂滇黔边纵队立即分路跟踪追击。19日，第38军一部在宜得地区歼灭26军残部，桂滇黔边纵队在石屏地区迫使第8军一部投降。25日，第13军在沅江歼灭第8军主力，生俘汤尧及第8 、9军军长以下6000余人。从沅江侥幸逃脱之敌，亦于2月7日至19日大部被歼于镇沅、景洪、打洛等地，残余逃入缅境，主要有两股力量：第8军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率领的700余人和流亡于缅甸车佛南的原远征军第6军93师200余人；第26军93师278团副团长谭忠率领的600余人。4月20日，这两股残军在缅甸东北大其力的一个村子小孟捧开会，打出了“复兴部队”的旗号，李国辉任总指挥兼709团团长，谭忠任副总指挥兼278团团长。一时间从云南外逃的散兵、土匪、地主武装纷纷前来投靠，残军很快由1500余人扩充至3000余人。增设了特务大队、搜索大队和独立第一、二、三大队，成为老缅泰边境地区最大的一股武装力量。
残军的迅速壮大也引起了原本指示他们自谋出路的逃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50年9月，蒋介石派原第8军军长李弥来到缅北，纠集残部，收编各路武装，于次年3月组成“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由李弥任总指挥，下辖26军和4个处，取消“复兴部队”番号，将709团改编为193师，李国辉任师长；278团改编为93师，新派彭程为师长。新派吕国铭、叶正南为26军正副军长，指挥上述两个师。这支新成立的“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直属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指挥，以配合台湾国民党军“反攻大陆”，其主要任务是窜扰云南边疆，挑动民族纠纷，欺骗、煽动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同人民政府为敌，制造暴乱。1951年5月，逃缅蒋军残部实力达到9600余人。
1951年5月下旬，李弥指挥残军5000余人分两路窜犯云南省临沧、思茅地区，执行精心策划的反攻计划，先后占领了沧源、耿马、双江、澜沧四县。面对一路“凯歌”，李弥利令智昏，妄想进一步 “克复昆明”。殊不知解放军早在6月3日就已经作出了以优势兵力开赴机动位置，待敌深入，以歼灭其有生力量的作战部署，一张天罗地网正在悄然张开。6月上旬，步兵117团一部进击占据澜沧县糯福之敌，步兵121团一部进击占据镇康县青搪之敌。这两次战斗均歼敌一部，余敌溃逃境外。6月下旬，第14军军长李成芳亲赴保山指挥步兵120团、121团、123团、基干2团、115团等五个团，合击向耿马、双江、西盟、孟连进犯之敌。残军自知不敌，稍作抵抗即全线溃逃，至7月8日，国民党残军全部逃回缅境，窜犯云南的行动彻底失败，解放军共计歼敌549人，缴获轻重机枪9挺，长短枪83支。
国民党残军遭此打击后，再不敢做反攻大陆的美梦，只好一门心思考虑如何在缅甸站稳脚跟，求得生存。经过一年多的休养生息和台湾方面的援助充实，逃缅残军实力增加到万余人，达到了全盛时期。大致序列如下：“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李弥、副总指挥柳元麟、吕国铭、苏全德、参谋长钱伯英、政治部主任赵玉甫，总部位于孟撒。下辖第26军——军长吕国铭；滇西指挥所——指挥官李文彬；第1军区——司令李希哲；第2军区——司令叶植南；第3军区——司令许季行；第3军、“反共抗俄大学”等部。
国民党残军在缅北长期赖着不走，且势力不断发展壮大，这对缅甸政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此，缅甸政府一方面派军队进剿，一方面向联合国控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台湾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把逃到缅北的残部撤往台湾。从1953年11月至1954年5月，共撤走李弥总部、“反共抗俄大学”、第26军军部、93师、193师、第4、10、18、21纵队等部5472人，以及家属1030余人。在蒋军残部被迫撤走期间，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民兵、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对敌发动强大政治攻势，争取了2466名敌军官兵回归投诚。盘踞缅北的蒋军残部只剩下3800余人。
残军主力撤台不久，台湾当局又派原副总指挥柳元麟返回缅北搜罗旧部，于6月成立“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辖第3、5、7军约4500人。但此时残军内部派系林立，各怀打算，根本不大理睬柳元麟这个台湾派回来的最高指挥官，一再发生内讧。恰逢此时缅甸政府正集中精力对付本国的反政府武装，根本无暇顾及残军，使得柳元麟得以铁碗手段治军，全力整顿内部，先是打压吕维英，而后又排挤段希文、李文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总指挥。
到60年代初，残军达到李弥率主力撤台后的鼎盛时期，共有部队近万人。总指挥柳元麟下辖5个军：第1军军部位于孟瓦，军长吴运暖，；第2军军部位于索永，军长吴祖柏；第3军军部位莱东，军长李文焕；第4军军部位于孟马，军长张伟成；第5军军部位于孟隆，军长段希文；以及西盟军区和孟白了守备区。各军下辖有2—3个师，师所辖各团兵力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或上千人不等。其军队成员的特点是官多于兵。靠近我边境的为第1、4军。这部分敌人虽然在口头上叫嚷从西南方向配合台湾蒋军反攻大陆，但实际上并无信心和任何准备。其方针是：与我军接触时，保存实力，避免决战，以窜扰、潜入为攻，以避战、逃跑为防；与缅方既敌对又共处，以求长期生存。
入缅作战动因
国民党军残军的存在，是缅甸边境上的一个祸根。同时也影响我国边境地区的安全。1960年缅甸“看守内阁”总理奈温访问我国时，与我国政府在1月28日签定了《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同年10月缅甸总理吴努和总参谋长奈温访问我国，并于10月1日与周恩来总理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为此，须经双方在中缅边界勘定。然而，由于国民党残军的盘踞，双方勘界没有安全保障。为确保勘界工作顺利进行，并根据缅甸政府的请求，经两国政府协定，双方共同出兵打击和歼灭这股敌人。
战区自然地理概况
国民党军残军所占据的地盘正面约300公里，纵深约100公里左右，当地的地理条件同我国云南境内的地理有某些相似。属于典型的热带山岳丛林地区，该地气候炎热，雨季较长，约有半年时间；山区和坝区多雾，能见度不良；此地山高谷深、河溪纵横、水量丰富，道路较少且多为小路，交通十分不便；遍地杂木丛生，苇草、刺藤遍布，路径难行，人烟稀少，居民贫困、语言不通、社情复杂；毒虫较多，疾病流行，环境十分恶劣。地形起伏大，军队行动极易迷失方向，行动速度受到很大限制。但是，由于植被茂盛，地形复杂，也便于军队隐蔽和实施突然袭击。
解放军作战准备
1960年10月，总部向昆明军区下达了预先号令，令其准备入缅与蒋军残部作战。昆明军区接到预先号令以后，立即着手相关准备。11月初，经中缅两国政府商定，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和总参作战部边防警备处处长成学渝等与昂季、山友准将率领的缅方代表团就联合勘界警卫作战进行会谈。4日，双方签署了勘界警卫工作协议，规定：对盘踞在勘界工作地区的国民党残军，由中缅双方共同围歼。中国负责清除中缅边界旧30号至旧62号界桩地区，即云南孟遮至南腊河与澜沧江交汇点两侧的国民党军残部，可进入缅方20公里遂行作战任务。根据此协议，我军入缅作战纵深为20公里，这条分界线即为“红线”。两国军队既要协同作战，而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同时又要受到这条“红线”的制约。这样，我军的作战时间、机动范围、敌情侦察、地形勘察和群众工作、后勤保障等都要受到很大的约束，给我方作战行动带来很多新问题。
11月14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军委正式下达我军入缅歼灭残余蒋军的作战命令，向部队强调：此战意义重大，只准打好，不准打坏；要打歼灭战，不打击溃战；断后路，包围住，先围而后歼；部署以孟马、孟瓦和三岛地区为重点；行动要保持突然性，注意选好攻击点，应有攻坚准备和适当的预备队；作战行动严格控制在协议范围内，如敌人向老挝境内逃跑，不准追击；遇到新情况，必须与缅方达成协议后才行动；不准误伤当地居民。
昆明军区党委受命后，决定以13军39师、14军40师各1个团、云南省军区思茅军分区3个团计39个连约6500人参加入缅作战。各部受领任务后，抓紧进行政策纪律教育，严密细致地侦察敌情和地形，抓紧战前练兵，充分准备各种物资器材，做好各种战前准备工作。为统一指挥入缅作战部队的行动，昆明军区组成了由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任指挥、第13军副军长崔建功、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任副指挥的前方指挥所，于1960年11月上旬在佛海开设完毕。
第一阶段作战
我军第一阶段作战正面为300公里，纵深为20公里，主要目标是打击残军1、4军军部和2、3、5、6师师部及其所属的8个团部和8个行动组，约800余人，占有22个据点，大体分三线部署。我国国境线附近为第1军及其所属的第3师，共约150人。分别驻扎在孟瓦、孟育、孟景、景康等地，除景康据点外，正面都以南洛河为屏障，背靠黑山森林。各据点筑有少量土木质工事和交通壕。通往我方道路上埋有地雷，并且设置了行动组或情报组，担任警戒任务。第二线为第4军，布防在孟勇以东和以南地区，其中1404高地驻有第4军所属35团约200人。第三线为孟白了和江勒地区的柳元麟总部。其中孟白了地区为总指挥部，有教导队、警卫团、通信营等共约450人。江勒地区是后勤总部和教导一大队，约200余人。其装备既有外逃时携带的老式武器，也有后来台湾补充的美式装备。
针对残军的分布情况，军区前指决定以分片包干的原则，采取多路远距离奔袭的方法，先断敌后路，然后分片合围的战术手段，以达到全歼的目的。具体部署如下：
13军39师116团一部和117团攻歼孟马之敌4军军部，第6、第2师残部和第5团、17团及4个行动组，共有敌人439名（实为334人），我军作战兵力为2646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7.9。
第14军40师118团攻歼孟瓦之敌1军军部、警卫营、第3师师部、第8、9团以及一个特务站共265人（实为156人），我参战兵力2835人，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1：18.2
思茅军分区边防11团攻歼孟歇之敌第7团和1个行动组，共59人（实为81人）。以边防9、10团攻歼蛮窝敌第5师师部、第14团及其第1团一部与2个行动组，共159人（实为171人），我参战兵力为1158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6.7。
我军根据敌人分点据守的特点和敌人的具体分布情况，为便于统一行动，将所有参战部队分为22路，于1960年11月22日凌晨，越过国境，采用远程奔袭和迂回包围、搜捕聚歼的作战方法，各自奔袭规定的作战目标。
奔袭国民党军曼俄乃据点的边防9团2连和边防10团2连，于当日5时到达指定位置，当发现敌人逃跑后，立即改变作战方案，除留小分队就地搜索外，指挥4个连分别向孟马方向追歼逃敌，在以南10公里处与逃敌接火。我军经过连续打击和搜捕，歼灭了从曼俄乃等据点逃窜的国民党军33人，击毙国民党军5师师长李泰。步兵117、118团及116团1营奔袭国民党军第4军（含第1军一部）于缅方掸邦孟瓦和孟马的各个据点。117团出击分队在39师副师长阎守庆指挥下全歼驻踏板卖据点国民党军第2师部60人，和驻孟歇据点的国民党军第7团团部62人，国民党军第2师少将师长蒙宝业、上校副师长蒙显被击毙。118团出击分队在40师副师长赵世英指挥下分别进攻孟瓦、景康、孟育、孟景之敌，歼敌百余人，第3师上校副师长兼8团团长叶文强被活捉。经过几个小时战斗，全歼残军第2、5师师部和第7、8团团部，部分歼灭第1军军部、第3师师部。但是，由于个别部（分）队对当地的亚热带山岳丛林地行军作战的特点研究得不够，加之少数干部指挥不力，致使6路迂回部队有半数未迂回到位。16路正面攻击攻击部队有7路未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参战部队积极主动，与敌展开激烈战斗。经艰苦奋战，16个攻击目标有6个被全歼，其余大部溃散。部队随即转入追击和全面清剿，又歼灭了部分敌人和拔除了一些据点。至1960年12月20日，“红线”内的残军基本被肃清。此次作战共计歼敌467名，占预计歼敌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四。
蒋军残部被我肃清后，应缅北军区的请求，周恩来总理指示：作战部队留驻缅境，占据有利地形和作战要点，加强戒备严防敌人袭扰，掩护勘界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二阶段作战
残军遭我第一次打击后，自知实力相差悬殊，不敢与解放军正面对抗，转而全力攻击缅军。缅军力有不逮，乃于1961年1月18日晚，向中方勘界警卫联络官提出，请求解放军配合缅军进剿缅境20公里外的孟白了、索永等地国民党残军。中央军委经过反复研究，指示我参战部队使用7个营、6个连、2个便衣队共5800人，于1961年1月下旬立即组织第二阶段作战，越过“红线”向前推进一百里，打击部署在中缅接壤边界缅方纵深，总兵力约3000余人的国民党军残部。23日，昆明军区在佛海开设前指，由13军副军长崔建功任指挥、14军参谋长梁中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段思英任副指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前指首长决心：
117团攻歼位于南昆的敌第4军、第2师残部，第9、10、11师、教导总队第7大队、重兵器大队，敌总兵力为1270余人。我参战兵力2966人，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1：2.3。
第118团攻歼敌南线总部直属队、警卫团、教导总队、教导总队2大队、第3军35团、军官训练团等部共约1200余人，我参战兵力为3012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2.5。
思茅军分区部队边防10、11团攻歼敌索永指挥所，位于八卡的第2军军部，位于大棱河渡口的1军军部、7、8师、3师残部、中卡支队等，敌总兵力约682人。我参战部队为1420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2。
我军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前指命令，于1961年1月25日开始出击。在越过第一次中缅联合作战勘界线以后，分别向湄公河以西、以北地区各自攻击目标进击。柳元麟部察觉了解放军的出击行动，于当天晚上向老挝境内撤退。至26日，我军先后攻占巴西里、索永、孟白了等地的国民党军据点，歼敌一部。之后，我军在作战地区搜剿残余。由于对作战地域缺乏了解和组织指挥上的多种原因，我攻击部队除思茅军分区巴西里一路准时进到攻击点外，其余各路均未按时抵达攻击位置。虽然把柳元麟部赶出了经营了十余年的老巢，毙敌上校政治部主任李自雄，上校团长白湘麟，但仅歼敌274名，大部分残军分路逃往距离我国边境线百公里之外的老泰境内。2月9日，我军参战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第二阶段作战结束。
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解放军肃清了作战区域内的国民党军残余，协助缅方收复了被蒋军盘踞了10余年的3万余平方公里、近30万的人口区；保障了中缅联合勘定国界线的顺利进行；促进了中缅友好关系的发展和扩大了我方的政治影响，部队经受了在山岳丛林地走、打、吃、住的实战锻炼，基本上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但这毕竟是解放军参加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丛林战，经验不足，没有打好歼灭战，未能达到分片合围、全歼敌人的预定目标，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都是深刻的。
首先对战区自然条件给作战行动带来的困难缺乏足够认识。勘界作战地区属于热带山岳丛林地，河多沟深、山高坡陡、林草茂密、道路稀少、语言不通、疾病流行，给部队行动带来许多困难。作战指导脱离了这些客观实际，只按一般山地条件规定部队的行进速度和到达时间，尽管部队竭尽全力赶路，仍不能按规定到达指定地点。如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四路迂回部队在无道路条件下拼命前行，均未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在第二阶段作战中，部队绕过1404高地，离开道路，通过原始沼泽地，芦苇茅草丛生，只得边开路边前进，一小时只能走300米。有的夜间开进，观察不便，迷失方向，到天明一看，还是在原来的山沟里转圈子。战区河流众多、水流湍急，部队虽然在战前经过一定的游泳训练，但仍不能适应当地河流的特点，加之部队经过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很大，被装被雨水、汗水湿透，不利于泅渡，延长了渡河时间，贻误了一些战机。其次对敌情估计不足。蒋军残部在境外盘踞经营十余年，与当地的土司、头人等统治阶层关系极为密切，不仅熟悉地形，而且消息灵通。极力避免与我正面对抗，千方百计保存实力，一旦听到我军行动的风声即隐蔽潜逃。以致战斗中多是歼敌一部，未能全歼。
从主观上看，当时的作战组织指挥、部队编成、战斗作风等方面，都与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作战的要求不相适应。
组织指挥方面，由于准备时间较短，战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粗糙，参战部队指挥员没有根据作战任务认真调查研究战区情况，没有根据战场情况做好必要的物资器材保障和训练准备工作。部分干部能力较弱，素质不高。有的组织战斗不够严密，有的凭老经验办事，把国内作战的指挥经验运用到热带山岳丛林地。有的不会识图用图，不善于按方位角行进，刚出国境不远就迷失了方向，找不着道路，找不着作战目标，更不善于使用向导。有的干部缺乏谋略，只有简单的打、冲、插、追或“给我往上冲”等口令，结果歼灭敌人少，自己伤亡大。司令部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不善于组织和使用机关力量，不善于使用指挥工具，参谋人员不熟悉战时业务，造成首长空忙，指挥混乱，上情不能及时下达，下情不能及时上报，未能做到指挥畅通，贻误了战机。
部队编成不符合实际，干部不熟悉部队。起初的主观愿望是想通过加强指挥，更有把握地取胜，因此在临战前很短的时间内，把部队建制做了较大调整，指挥层次增多。从外单位调来一批团、营干部担任营连指挥，原有干部降职使用。结果造成上下间互不相识、互不了解。特别是上级领导不熟悉自己指挥部队的情况和特点，摸不清“脾气”，不便于大胆使用和指挥。实战检验证明这些凭主观愿望所作的决定，给作战带来很多不利。
部分干部战士由和平环境转入作战，思想准备不足，有轻敌思想，执行命令不坚决，遭敌顽抗时不予以坚决的攻击。如有的连上级两次下达追击命令，竟按兵不动，抗命不从。还有的部分队谎报军情、犹豫不决。加上战区情况不明，遇到问题，心情紧张。碰到困难又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有的干部长期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畏难怕苦，清剿不下沟，搜山不钻林，有的“怕吃亏”不敢分散搜剿，有的怕子弹打过湄公河，不准战士向渡河的敌人射击，等等，都突出地反映了平时的战斗作风培养和战备教育，缺乏明确的针对性，不能适应在复杂情况下作战的要求。特别是没有突出干部这个重点，没有抓紧干部的训练工作。
总的来看，此次作战的经验教训，暴露了部队的编制、装备不适应东南亚地区作战的需要，特别是对热带山岳丛林地的特点不了解，没有研究和进行过在这种条件下的训练。如对热带山岳丛林地的夜间行军、野外生存、识图用图、按方位角运动、泅渡江河、干部的组织指挥等问题。这些都是作战中未能全歼敌人的重要原因。
这次作战，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参战部队不多，但对人民解放军热带山岳丛林地带的作战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作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平时所不容易察觉到的，是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中央军委、三总部、昆明军区对此极为重视。战后，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军区秦基伟司令员、三总部工作组到参战部队现地调研，协助总结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战评。针对暴露出的带共同性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加深了对热带山岳丛林地特点及其对作战影响的认识，确立了在山岳丛林地带作战，部队不仅要会打，而且首先必须会走、会生活的思想。围绕这一思想，进一步研究了相关战术、技术训练课题，为今后部队训练明确了方向，突出了重点。昆明军区将这次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作为改进军区部队各项工作的活教材，作为推动部队建设的巨大动力，各部队在军事训练中本着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指导原则，大胆探索了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作战的能走、会打、会生活等一系列问题，有效地提高了战斗力。这些努力，对于以后昆明军区部队完成援越抗美、援老抗美任务，乃至完成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任务，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缅甸国民党残军概况
盘踞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残部，是原国民党军第8军和第26军的部分兵力。
1949年12月初，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率第93 第74军在昆明通电起义后，蒋介石委任逃往云南的陆军总部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指挥驻滇的第8军和第26军，乘解放军尚未入滇之机进犯昆明，破坏云南和平解放。该敌在我桂滇黔边纵队、起义部队和由黔入滇的第17军49师的打击下，于12月下旬逃往云南开远、建水、蒙自地区，企图沿滇越铁路逃外国外，或由蒙自机场空运台湾。1950年1月，蒋介石又令以第8军为基础，扩编成第8兵团，下辖第8 、9军，由汤尧兼任兵团司令，留置滇南作战。
为了歼灭汤尧部于国境内，中央军委令第4兵团并指挥38军之114、151师由广西南宁、百色地区向云南挺进，迂回蒙自、河口，切断敌人逃路，尔后在友军的配合下，围歼该敌于滇南地区。
1950年1月1日，第四兵团先头第13军由南宁经百色、砚山向蒙自方向前进，全体指战员不怕困难，日夜兼程，14天行军900余公里。1月11日，第38军占领河口，封锁了中越边境；16日，13军袭占蒙自、个旧地区，歼敌准备空运台湾的26军主力。汤尧见南逃无望，率部西窜，企图经沅江逃往国外。我第13军 38军和桂滇黔边纵队立即分路跟踪追击。19日，第38军一部在宜得地区歼灭26军残部，桂滇黔边纵队在石屏地区迫使第8军一部投降。25日，第13军在沅江歼灭第8军主力，生俘汤尧及第8 、9军军长以下6000余人。从沅江侥幸逃脱之敌，亦于2月7日至19日大部被歼于镇沅、景洪、打洛等地，残余逃入缅境，主要有两股力量：第8军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率领的700余人和流亡于缅甸车佛南的原远征军第6军93师200余人；第26军93师278团副团长谭忠率领的600余人。4月20日，这两股残军在缅甸东北大其力的一个村子小孟捧开会，打出了“复兴部队”的旗号，李国辉任总指挥兼709团团长，谭忠任副总指挥兼278团团长。一时间从云南外逃的散兵、土匪、地主武装纷纷前来投靠，残军很快由1500余人扩充至3000余人。增设了特务大队、搜索大队和独立第一、二、三大队，成为老缅泰边境地区最大的一股武装力量。
残军的迅速壮大也引起了原本指示他们自谋出路的逃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50年9月，蒋介石派原第8军军长李弥来到缅北，纠集残部，收编各路武装，于次年3月组成“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由李弥任总指挥，下辖26军和4个处，取消“复兴部队”番号，将709团改编为193师，李国辉任师长；278团改编为93师，新派彭程为师长。新派吕国铭、叶正南为26军正副军长，指挥上述两个师。这支新成立的“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直属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指挥，以配合台湾国民党军“反攻大陆”，其主要任务是窜扰云南边疆，挑动民族纠纷，欺骗、煽动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同人民政府为敌，制造暴乱。1951年5月，逃缅蒋军残部实力达到9600余人。
1951年5月下旬，李弥指挥残军5000余人分两路窜犯云南省临沧、思茅地区，执行精心策划的反攻计划，先后占领了沧源、耿马、双江、澜沧四县。面对一路“凯歌”，李弥利令智昏，妄想进一步 “克复昆明”。殊不知解放军早在6月3日就已经作出了以优势兵力开赴机动位置，待敌深入，以歼灭其有生力量的作战部署，一张天罗地网正在悄然张开。6月上旬，步兵117团一部进击占据澜沧县糯福之敌，步兵121团一部进击占据镇康县青搪之敌。这两次战斗均歼敌一部，余敌溃逃境外。6月下旬，第14军军长李成芳亲赴保山指挥步兵120团、121团、123团、基干2团、115团等五个团，合击向耿马、双江、西盟、孟连进犯之敌。残军自知不敌，稍作抵抗即全线溃逃，至7月8日，国民党残军全部逃回缅境，窜犯云南的行动彻底失败，解放军共计歼敌549人，缴获轻重机枪9挺，长短枪83支。
国民党残军遭此打击后，再不敢做反攻大陆的美梦，只好一门心思考虑如何在缅甸站稳脚跟，求得生存。经过一年多的休养生息和台湾方面的援助充实，逃缅残军实力增加到万余人，达到了全盛时期。大致序列如下：“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李弥、副总指挥柳元麟、吕国铭、苏全德、参谋长钱伯英、政治部主任赵玉甫，总部位于孟撒。下辖第26军——军长吕国铭；滇西指挥所——指挥官李文彬；第1军区——司令李希哲；第2军区——司令叶植南；第3军区——司令许季行；第3军、“反共抗俄大学”等部。
国民党残军在缅北长期赖着不走，且势力不断发展壮大，这对缅甸政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此，缅甸政府一方面派军队进剿，一方面向联合国控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台湾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把逃到缅北的残部撤往台湾。从1953年11月至1954年5月，共撤走李弥总部、“反共抗俄大学”、第26军军部、93师、193师、第4、10、18、21纵队等部5472人，以及家属1030余人。在蒋军残部被迫撤走期间，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民兵、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对敌发动强大政治攻势，争取了2466名敌军官兵回归投诚。盘踞缅北的蒋军残部只剩下3800余人。
残军主力撤台不久，台湾当局又派原副总指挥柳元麟返回缅北搜罗旧部，于6月成立“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辖第3、5、7军约4500人。但此时残军内部派系林立，各怀打算，根本不大理睬柳元麟这个台湾派回来的最高指挥官，一再发生内讧。恰逢此时缅甸政府正集中精力对付本国的反政府武装，根本无暇顾及残军，使得柳元麟得以铁碗手段治军，全力整顿内部，先是打压吕维英，而后又排挤段希文、李文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总指挥。
到60年代初，残军达到李弥率主力撤台后的鼎盛时期，共有部队近万人。总指挥柳元麟下辖5个军：第1军军部位于孟瓦，军长吴运暖，；第2军军部位于索永，军长吴祖柏；第3军军部位莱东，军长李文焕；第4军军部位于孟马，军长张伟成；第5军军部位于孟隆，军长段希文；以及西盟军区和孟白了守备区。各军下辖有2—3个师，师所辖各团兵力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或上千人不等。其军队成员的特点是官多于兵。靠近我边境的为第1、4军。这部分敌人虽然在口头上叫嚷从西南方向配合台湾蒋军反攻大陆，但实际上并无信心和任何准备。其方针是：与我军接触时，保存实力，避免决战，以窜扰、潜入为攻，以避战、逃跑为防；与缅方既敌对又共处，以求长期生存。
入缅作战动因
国民党军残军的存在，是缅甸边境上的一个祸根。同时也影响我国边境地区的安全。1960年缅甸“看守内阁”总理奈温访问我国时，与我国政府在1月28日签定了《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同年10月缅甸总理吴努和总参谋长奈温访问我国，并于10月1日与周恩来总理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为此，须经双方在中缅边界勘定。然而，由于国民党残军的盘踞，双方勘界没有安全保障。为确保勘界工作顺利进行，并根据缅甸政府的请求，经两国政府协定，双方共同出兵打击和歼灭这股敌人。
战区自然地理概况
国民党军残军所占据的地盘正面约300公里，纵深约100公里左右，当地的地理条件同我国云南境内的地理有某些相似。属于典型的热带山岳丛林地区，该地气候炎热，雨季较长，约有半年时间；山区和坝区多雾，能见度不良；此地山高谷深、河溪纵横、水量丰富，道路较少且多为小路，交通十分不便；遍地杂木丛生，苇草、刺藤遍布，路径难行，人烟稀少，居民贫困、语言不通、社情复杂；毒虫较多，疾病流行，环境十分恶劣。地形起伏大，军队行动极易迷失方向，行动速度受到很大限制。但是，由于植被茂盛，地形复杂，也便于军队隐蔽和实施突然袭击。
解放军作战准备
1960年10月，总部向昆明军区下达了预先号令，令其准备入缅与蒋军残部作战。昆明军区接到预先号令以后，立即着手相关准备。11月初，经中缅两国政府商定，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和总参作战部边防警备处处长成学渝等与昂季、山友准将率领的缅方代表团就联合勘界警卫作战进行会谈。4日，双方签署了勘界警卫工作协议，规定：对盘踞在勘界工作地区的国民党残军，由中缅双方共同围歼。中国负责清除中缅边界旧30号至旧62号界桩地区，即云南孟遮至南腊河与澜沧江交汇点两侧的国民党军残部，可进入缅方20公里遂行作战任务。根据此协议，我军入缅作战纵深为20公里，这条分界线即为“红线”。两国军队既要协同作战，而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同时又要受到这条“红线”的制约。这样，我军的作战时间、机动范围、敌情侦察、地形勘察和群众工作、后勤保障等都要受到很大的约束，给我方作战行动带来很多新问题。
11月14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军委正式下达我军入缅歼灭残余蒋军的作战命令，向部队强调：此战意义重大，只准打好，不准打坏；要打歼灭战，不打击溃战；断后路，包围住，先围而后歼；部署以孟马、孟瓦和三岛地区为重点；行动要保持突然性，注意选好攻击点，应有攻坚准备和适当的预备队；作战行动严格控制在协议范围内，如敌人向老挝境内逃跑，不准追击；遇到新情况，必须与缅方达成协议后才行动；不准误伤当地居民。
昆明军区党委受命后，决定以13军39师、14军40师各1个团、云南省军区思茅军分区3个团计39个连约6500人参加入缅作战。各部受领任务后，抓紧进行政策纪律教育，严密细致地侦察敌情和地形，抓紧战前练兵，充分准备各种物资器材，做好各种战前准备工作。为统一指挥入缅作战部队的行动，昆明军区组成了由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任指挥、第13军副军长崔建功、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任副指挥的前方指挥所，于1960年11月上旬在佛海开设完毕。
第一阶段作战
我军第一阶段作战正面为300公里，纵深为20公里，主要目标是打击残军1、4军军部和2、3、5、6师师部及其所属的8个团部和8个行动组，约800余人，占有22个据点，大体分三线部署。我国国境线附近为第1军及其所属的第3师，共约150人。分别驻扎在孟瓦、孟育、孟景、景康等地，除景康据点外，正面都以南洛河为屏障，背靠黑山森林。各据点筑有少量土木质工事和交通壕。通往我方道路上埋有地雷，并且设置了行动组或情报组，担任警戒任务。第二线为第4军，布防在孟勇以东和以南地区，其中1404高地驻有第4军所属35团约200人。第三线为孟白了和江勒地区的柳元麟总部。其中孟白了地区为总指挥部，有教导队、警卫团、通信营等共约450人。江勒地区是后勤总部和教导一大队，约200余人。其装备既有外逃时携带的老式武器，也有后来台湾补充的美式装备。
针对残军的分布情况，军区前指决定以分片包干的原则，采取多路远距离奔袭的方法，先断敌后路，然后分片合围的战术手段，以达到全歼的目的。具体部署如下：
13军39师116团一部和117团攻歼孟马之敌4军军部，第6、第2师残部和第5团、17团及4个行动组，共有敌人439名（实为334人），我军作战兵力为2646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7.9。
第14军40师118团攻歼孟瓦之敌1军军部、警卫营、第3师师部、第8、9团以及一个特务站共265人（实为156人），我参战兵力2835人，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1：18.2
思茅军分区边防11团攻歼孟歇之敌第7团和1个行动组，共59人（实为81人）。以边防9、10团攻歼蛮窝敌第5师师部、第14团及其第1团一部与2个行动组，共159人（实为171人），我参战兵力为1158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6.7。
我军根据敌人分点据守的特点和敌人的具体分布情况，为便于统一行动，将所有参战部队分为22路，于1960年11月22日凌晨，越过国境，采用远程奔袭和迂回包围、搜捕聚歼的作战方法，各自奔袭规定的作战目标。
奔袭国民党军曼俄乃据点的边防9团2连和边防10团2连，于当日5时到达指定位置，当发现敌人逃跑后，立即改变作战方案，除留小分队就地搜索外，指挥4个连分别向孟马方向追歼逃敌，在以南10公里处与逃敌接火。我军经过连续打击和搜捕，歼灭了从曼俄乃等据点逃窜的国民党军33人，击毙国民党军5师师长李泰。步兵117、118团及116团1营奔袭国民党军第4军（含第1军一部）于缅方掸邦孟瓦和孟马的各个据点。117团出击分队在39师副师长阎守庆指挥下全歼驻踏板卖据点国民党军第2师部60人，和驻孟歇据点的国民党军第7团团部62人，国民党军第2师少将师长蒙宝业、上校副师长蒙显被击毙。118团出击分队在40师副师长赵世英指挥下分别进攻孟瓦、景康、孟育、孟景之敌，歼敌百余人，第3师上校副师长兼8团团长叶文强被活捉。经过几个小时战斗，全歼残军第2、5师师部和第7、8团团部，部分歼灭第1军军部、第3师师部。但是，由于个别部（分）队对当地的亚热带山岳丛林地行军作战的特点研究得不够，加之少数干部指挥不力，致使6路迂回部队有半数未迂回到位。16路正面攻击攻击部队有7路未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参战部队积极主动，与敌展开激烈战斗。经艰苦奋战，16个攻击目标有6个被全歼，其余大部溃散。部队随即转入追击和全面清剿，又歼灭了部分敌人和拔除了一些据点。至1960年12月20日，“红线”内的残军基本被肃清。此次作战共计歼敌467名，占预计歼敌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四。
蒋军残部被我肃清后，应缅北军区的请求，周恩来总理指示：作战部队留驻缅境，占据有利地形和作战要点，加强戒备严防敌人袭扰，掩护勘界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二阶段作战
残军遭我第一次打击后，自知实力相差悬殊，不敢与解放军正面对抗，转而全力攻击缅军。缅军力有不逮，乃于1961年1月18日晚，向中方勘界警卫联络官提出，请求解放军配合缅军进剿缅境20公里外的孟白了、索永等地国民党残军。中央军委经过反复研究，指示我参战部队使用7个营、6个连、2个便衣队共5800人，于1961年1月下旬立即组织第二阶段作战，越过“红线”向前推进一百里，打击部署在中缅接壤边界缅方纵深，总兵力约3000余人的国民党军残部。23日，昆明军区在佛海开设前指，由13军副军长崔建功任指挥、14军参谋长梁中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段思英任副指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前指首长决心：
117团攻歼位于南昆的敌第4军、第2师残部，第9、10、11师、教导总队第7大队、重兵器大队，敌总兵力为1270余人。我参战兵力2966人，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1：2.3。
第118团攻歼敌南线总部直属队、警卫团、教导总队、教导总队2大队、第3军35团、军官训练团等部共约1200余人，我参战兵力为3012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2.5。
思茅军分区部队边防10、11团攻歼敌索永指挥所，位于八卡的第2军军部，位于大棱河渡口的1军军部、7、8师、3师残部、中卡支队等，敌总兵力约682人。我参战部队为1420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2。
我军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前指命令，于1961年1月25日开始出击。在越过第一次中缅联合作战勘界线以后，分别向湄公河以西、以北地区各自攻击目标进击。柳元麟部察觉了解放军的出击行动，于当天晚上向老挝境内撤退。至26日，我军先后攻占巴西里、索永、孟白了等地的国民党军据点，歼敌一部。之后，我军在作战地区搜剿残余。由于对作战地域缺乏了解和组织指挥上的多种原因，我攻击部队除思茅军分区巴西里一路准时进到攻击点外，其余各路均未按时抵达攻击位置。虽然把柳元麟部赶出了经营了十余年的老巢，毙敌上校政治部主任李自雄，上校团长白湘麟，但仅歼敌274名，大部分残军分路逃往距离我国边境线百公里之外的老泰境内。2月9日，我军参战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第二阶段作战结束。
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解放军肃清了作战区域内的国民党军残余，协助缅方收复了被蒋军盘踞了10余年的3万余平方公里、近30万的人口区；保障了中缅联合勘定国界线的顺利进行；促进了中缅友好关系的发展和扩大了我方的政治影响，部队经受了在山岳丛林地走、打、吃、住的实战锻炼，基本上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但这毕竟是解放军参加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丛林战，经验不足，没有打好歼灭战，未能达到分片合围、全歼敌人的预定目标，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都是深刻的。
首先对战区自然条件给作战行动带来的困难缺乏足够认识。勘界作战地区属于热带山岳丛林地，河多沟深、山高坡陡、林草茂密、道路稀少、语言不通、疾病流行，给部队行动带来许多困难。作战指导脱离了这些客观实际，只按一般山地条件规定部队的行进速度和到达时间，尽管部队竭尽全力赶路，仍不能按规定到达指定地点。如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四路迂回部队在无道路条件下拼命前行，均未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在第二阶段作战中，部队绕过1404高地，离开道路，通过原始沼泽地，芦苇茅草丛生，只得边开路边前进，一小时只能走300米。有的夜间开进，观察不便，迷失方向，到天明一看，还是在原来的山沟里转圈子。战区河流众多、水流湍急，部队虽然在战前经过一定的游泳训练，但仍不能适应当地河流的特点，加之部队经过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很大，被装被雨水、汗水湿透，不利于泅渡，延长了渡河时间，贻误了一些战机。其次对敌情估计不足。蒋军残部在境外盘踞经营十余年，与当地的土司、头人等统治阶层关系极为密切，不仅熟悉地形，而且消息灵通。极力避免与我正面对抗，千方百计保存实力，一旦听到我军行动的风声即隐蔽潜逃。以致战斗中多是歼敌一部，未能全歼。
从主观上看，当时的作战组织指挥、部队编成、战斗作风等方面，都与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作战的要求不相适应。
组织指挥方面，由于准备时间较短，战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粗糙，参战部队指挥员没有根据作战任务认真调查研究战区情况，没有根据战场情况做好必要的物资器材保障和训练准备工作。部分干部能力较弱，素质不高。有的组织战斗不够严密，有的凭老经验办事，把国内作战的指挥经验运用到热带山岳丛林地。有的不会识图用图，不善于按方位角行进，刚出国境不远就迷失了方向，找不着道路，找不着作战目标，更不善于使用向导。有的干部缺乏谋略，只有简单的打、冲、插、追或“给我往上冲”等口令，结果歼灭敌人少，自己伤亡大。司令部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不善于组织和使用机关力量，不善于使用指挥工具，参谋人员不熟悉战时业务，造成首长空忙，指挥混乱，上情不能及时下达，下情不能及时上报，未能做到指挥畅通，贻误了战机。
部队编成不符合实际，干部不熟悉部队。起初的主观愿望是想通过加强指挥，更有把握地取胜，因此在临战前很短的时间内，把部队建制做了较大调整，指挥层次增多。从外单位调来一批团、营干部担任营连指挥，原有干部降职使用。结果造成上下间互不相识、互不了解。特别是上级领导不熟悉自己指挥部队的情况和特点，摸不清“脾气”，不便于大胆使用和指挥。实战检验证明这些凭主观愿望所作的决定，给作战带来很多不利。
部分干部战士由和平环境转入作战，思想准备不足，有轻敌思想，执行命令不坚决，遭敌顽抗时不予以坚决的攻击。如有的连上级两次下达追击命令，竟按兵不动，抗命不从。还有的部分队谎报军情、犹豫不决。加上战区情况不明，遇到问题，心情紧张。碰到困难又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有的干部长期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畏难怕苦，清剿不下沟，搜山不钻林，有的“怕吃亏”不敢分散搜剿，有的怕子弹打过湄公河，不准战士向渡河的敌人射击，等等，都突出地反映了平时的战斗作风培养和战备教育，缺乏明确的针对性，不能适应在复杂情况下作战的要求。特别是没有突出干部这个重点，没有抓紧干部的训练工作。
总的来看，此次作战的经验教训，暴露了部队的编制、装备不适应东南亚地区作战的需要，特别是对热带山岳丛林地的特点不了解，没有研究和进行过在这种条件下的训练。如对热带山岳丛林地的夜间行军、野外生存、识图用图、按方位角运动、泅渡江河、干部的组织指挥等问题。这些都是作战中未能全歼敌人的重要原因。
这次作战，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参战部队不多，但对人民解放军热带山岳丛林地带的作战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作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平时所不容易察觉到的，是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中央军委、三总部、昆明军区对此极为重视。战后，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军区秦基伟司令员、三总部工作组到参战部队现地调研，协助总结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战评。针对暴露出的带共同性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加深了对热带山岳丛林地特点及其对作战影响的认识，确立了在山岳丛林地带作战，部队不仅要会打，而且首先必须会走、会生活的思想。围绕这一思想，进一步研究了相关战术、技术训练课题，为今后部队训练明确了方向，突出了重点。昆明军区将这次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作为改进军区部队各项工作的活教材，作为推动部队建设的巨大动力，各部队在军事训练中本着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指导原则，大胆探索了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作战的能走、会打、会生活等一系列问题，有效地提高了战斗力。这些努力，对于以后昆明军区部队完成援越抗美、援老抗美任务，乃至完成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任务，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