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我成了植物人
作者：谢盛友
2008年2月份，我收到在国内一本尖端思想表达的刊物任总编的朋友的来信：
早就想跟您谈谈心了，一直不太好意思。但老拖着也不是办法，还是直接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吧。我很乐意传播您的观点，但每次都收到读者反馈，称您的中文已比较生疏，词汇、句式、标点符号都挺拗。另一位海外的作者也有这个问题，与您一样，他的作品在海外也获得最好的文学奖项，但他的中文读着很费劲。我想可能是由于去国太久，用中文太少的缘故。
我回信：
感谢您的真诚真心，说实在，很感激你们。如果不写，中文就更加忘光了。国内能有你们这样的刊物，我少一份自己的“不美”。 再次感谢您的真诚真心。 祝您开心！
一直以来，我在思考：我可能是一个植物人。
我想到海外的唐人街，为什么是清末的样子，因为前辈漂流到海外时，就是清末的年代，前辈们对中国的记忆，就是那时的中国。一直以来，海外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了解中国，第一步就是从唐人街开始，也就是清末时代的中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前辈们、中国问题专家或多或少，都成了植物人。由于我是一个媒体人，我的思想或多或少可能还可以跟得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我的中文肯定是植物人中文了。
植物人（vegetative patient）：大脑皮层功能严重损害，受害者处于不可逆的深昏迷状态，丧失意识活动，但皮质下中枢可维持自主呼吸运动和心跳，此种状态称“植物状态”，处于此种状态的患者称“植物人”。
植物人（vegetative being）是与植物生存状态相似的特殊的人体状态。除保留一些本能性的神经反射和进行物质及能量的代谢能力外，认知能力（包括对自己存在的认知力）已完全丧失，无任何主动活动。又称植质状态、不可逆昏迷。植物人的脑干仍具有功能，向其体内输送营养时，还能消化与吸收，并可利用这些能量维持身体的代谢，包括呼吸、心跳、血压等。对外界刺激也能产生一些本能的反射，如咳嗽、喷嚏、打哈欠等。但机体已没有意识、知觉、思维等人类特有的高级神经活动。脑电图呈杂散的波形。植物状态与脑死亡不同，脑死亡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死亡。脑死亡者，无自主的呼吸与心跳，脑电图呈一条直线。
社会上一般人认为，植物人等于“活死人”，不可救药。其实，植物人不但能催醒，而且有相当部分植物人是可以治愈的。
一直以来，我在思考：能治愈植物人的医师肯定是天下最好的医师之一。
人，留存的记忆和观念，对自身的成长和影响是致命的。
根据文友徐贲的文章《顺从的“觉悟者”：七十多年前的苏联青少年》：塑造一国人民的国民性就象培育一个新物种，只要一次性成功就足够了，剩下的便是它的自动延续，除非环境因素的剧变为它的再度变化提供了条件。斯大林制度绵延不绝的魔力和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在于“渗透到我们心灵之中的斯大林主义。”
以当苏维埃人为最大的光荣，对于没有前苏维埃记忆的青少年，要比对有这种记忆的前辈容易的多。新的一代人从小就相信，他们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种最幸福的人民。米哈伊.尼可莱夫（Mikhail Nikalaev）在1930年代经历了好几个孤儿院的生活长大。据他回忆,孤儿院一直教导他们，苏联是最好的国家，苏联的儿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而斯大林就是这个国家的父亲。“要是我们出生在别的国家，我们早就饿死、冻死了。……他们是这么教的，当然我们也是这么信的。孤儿院怎么教，我们就怎么信。我们的所有关于世界的想法都来自苏联的政权。”
……
读了这些文字后我就想通了很多，明白了一个道理，明白旅居海外几十年的超左墨客，他们为什么会极力维护文革时代的中国，为什么反对中国政治改革，为什么会为十九年前的镇压鼓掌。……
说到那场运动，我一定要说说胡耀邦。
根据胡启立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7日上的回忆录，在胡耀邦任总书记时，他主持开的会议总是最活跃的，开会的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民主气氛十分活跃。胡耀邦身为总书记，可是连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他向年青人提倡每天读二万字的书，一生读一亿字的书。他自己就是一个手不释卷的读书好手。他以自己的亲力亲为，为当时的年青人做出了好榜样。他一生真正践行了那个著名的论断：用全世界的优秀文明成果来武装自己的大脑。好的东西是不分阶级，不分东西，不分民族，也不分国界的。（摘引自：许锡良《怀念胡耀邦》一文）
一直以来，我在思考：能催醒植物人的，恐怕只有读书。
读书，读书，再读书！
写于2008 年6月7日，德国班贝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