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造就政府、媒体与民众多赢格局，赢得不绝的掌声

以信息开放为根基，中国在地震中向外展示了善良、团结的巨大能量。在这样的自然灾害面前迅速公开信息，对中国自己的帮助是很大的，比如获得国际救援。另外，正是了解了真相的中国人民在灾难中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

《洛杉矶时报》:《中国正经历巨大政治变化》：‘在八级地震的废墟站起来的中国，是那么令人惊讶地现代、灵活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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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当几千个摄影镜头紧紧瞄准深山中的断壁残垣时，这里层层叠叠没有生息的身躯、亲人绝望的哭喊，和迷彩服身影护住的幸存者，随着画面和文字，传遍了全世界。

这是五月十二日的中国四川。死亡近十万人的八级汶川大地震，为世界灾难史写下被铭记的深重一笔。而来自全球数百家媒体聚集中国震区，在第一时间把真实的灾难消息发送出去，也造就了中国新闻史上一座世纪性的里程碑。

四川大地震后全球数百媒体聚集灾区，成为八九年来中国聚焦全球目光最多的一次。记者之多、言论空间之大、现场直播时间之长、主播眼泪之多，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世纪里程碑。中国媒体与公权力的博弈，造就政府、媒体与民众多赢格局，也赢得不绝的掌声。

截至五月二十一日，四川省委外宣办已向境外媒体发出了三百多张采访证，至少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家境外媒体通过记者证、护照的登记手续深入震区采访。这还不包括带一个笔记本电脑、一个便携相机便自发前往的难以计数的新闻工作者。

而在中国大陆，报道团队更加庞大：中央电视台至少一百六十名记者的采访队伍，带着海事卫星、摄像机，水、陆、空三路深入一线；凤凰卫视、四川电视台出动了新闻组的全班人马；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南方人物周刊》共有一百人次以上的记者入川，《三联生活周刊》、《财经》、《中国新闻周刊》等重量级媒体也都倾巢出动，带回整本的汶川地震特刊。还有四川本地媒体、各省市地方媒体……在每一个震区、每一个救援点、每一个指挥部，几乎都能看到记者的身影。

这次震灾报道记者之多、现场直播时间之长、主播、记者流泪之多都创下纪录。除了使用互联网、卫星电话，传统的对讲机以及无线电广播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这也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开放的一次报道。在资深新闻人的记忆里，这也是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作为新闻主战场，聚焦了最多全球目光的一次。不同于十九年前的，是这一次中国政府的主动姿态。中国以前所未有的胸怀，接纳了全世界对四川的关注和同情。信息公开的背后，是整个中国三十年的体制变革，三十年开放与普世价值接轨，以及三十年成为真正意义上现代国家的努力。

凤凰卫视总编辑吕宁思把这种突破视为‘水到渠成’，而‘不是突然间作出的决定’。‘信息公开的突破，这一次四川地震达到顶点。但这是由近几年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不断努力、新闻报道不断拓宽边界促成的。’

新闻记者与犹疑的公权力之间的博弈，这一次不再是零和游戏，而产生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多赢效果。这种多赢有赖于公权力的清醒自律，另一方面，更自由的空间也督促了中国新闻人在专业精神与新闻及伦理上的自我检讨。

如吕宁思所说：‘门开了，就没有那么容易关上。’站在门口的中国记者，如何与‘老大哥’博弈；而在‘老大哥’逐渐放手时，又该如何自处？这是一场苦难与机会，带给中国新闻界的问题。

五月十二日下午十四点四十六分，新华网发布了国家地震台网的第一条消息：四川汶川发生七点八级地震。消息一出，《洛杉矶时报》驻京记者马克•麦格尼尔便赶往北京机场，登上去四川的飞机，从重庆到成都再到重灾区都江堰，他花了八个小时，在五月十三日便发回第一篇稿件。‘没有阻挠’，马克说，只要道路能通，记者就可以进去。

马克曾采访过伊拉克战争、印尼海啸，这次灾难，中国政府的新闻开放令他印象深刻：‘中国开放报道对记者来说太重要了！’五月十七日，马克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中国正经历巨大政治变化》：‘在八级地震的废墟站起来的中国，是那么令人惊讶地现代、灵活和开放。’

为《纽约时报》供稿的自由摄影师Ryan Pyle说：‘我在中国已待了七年，从未像过去五天这样自由行动过。解放军甚至允许摄影师拍摄营救中指挥官的特写照片，这是非常难以置信的——以往一切涉及军方的场景都严禁拍摄。’

以信息开放为根基，中国在地震中向外展示了善良、团结的巨大能量。为此，中国赢得了来自西方的广泛赞誉。美国《时代周刊》资深编辑苏海（Zoher Abdoolcarim）说：‘我想中国相关部门也意识到，在这样的自然灾害面前迅速公开信息，对中国自己的帮助是很大的，比如获得国际救援。另外，正是了解了真相的中国人民在灾难中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

然而，古老轮盘的惯性不会一夜之间改变。在救灾初始时的短期混乱，与救援结束后的长期重建中，你依然可以看到舆论控制者的身影。如何争取和珍惜更大的空间，每一家中国大陆媒体都深谙此道。

国难当前禁令自动失效

地震发生当天，中国各媒体仍循例收到中宣部的禁令：不许派记者到现场，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可是这次，没人遵守。新闻直觉告诉他们，出大事了，因此他们顾不上什么禁令，抱着发不了稿就当志愿者的心态直奔震灾前线。中宣部并没像过去那样，要求媒体把记者召回。在总理温家宝飞往四川和全国媒体同时倾巢而出的压力下，起初‘不准采访’的禁令成了一纸空文。

成都市委宣传部、绵阳市委宣传部都设立专门部门接待记者，为他们颁发证件，提供采访便利。四川地区的一一四查号台开通专门的抗震救灾热线服务，各震区抗震指挥中心、卫生防疫、部队救援单位的联系方式一应俱全。四川省五月十三日便举行了第一场关于地震灾情的新闻发布会，截至发稿共举行了十五场。

地震发生时，二十六岁的记者龙志在网上看到地震的消息，下午三点，他所在的南方报业集团的近十名记者已经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晚上十一点半，主任打电话问他去不去四川，他为手头未完成的稿子犹豫了一下：‘写完手头上的稿子再去。’不过，他很快就后悔了，‘第二天上班第一时间我跑去找领导，说要去四川，但这时候已经去了三十多个记者！’

龙志没有排上队，只好去湖南采访其他话题。‘我晚上到湖南，第二天早上看网络消息，灾情越来越严重，看到那些图片和故事时我哭了。然后出去采访，发现怎么也没心思，恍恍惚惚，中午回来又哭了……’他说：‘我觉得，这次不去的话，将是我一辈子的阴影。’

没有等到主编调派的命令，龙志终于坐不住了，五月十四号晚上他从湖南赶回广州，五月十五日自费买了机票飞往绵阳。‘道德触动和专业要求，让我不能无动于衷。’

像龙志这样的‘计划外’记者不计其数。互联网时代，每一个博客作者都成了公民记者大军的一员。幸存者亲历地震的诉说、志愿者的灾区服务笔记、救援医生的救援日记，都成了比新闻采访更有热度的第一手信息。‘在现场，没有人阻拦记者或者志愿者。向政府咨询他们也很配合。’龙志说，尤其第一个星期，救人性命是重中之重，政府、民间和媒体几乎不约而同达成这个一致‘口径’。

中国大陆媒体还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大地震和泥石流中，前方的第一现场、第一时间空前宝贵；而后方，是开放的言论空间，没有压制者，只有数不清的竞争同行。

最受关注的是中央电视台，五月十二日下午三点十二分，CCTV开启地震直播窗口，从此时开始，央视凭借其前线约一百六十名记者的庞大队伍、采访‘特权’、以及可随意调取的各省级电视台资源，制作了连续二十四小时滚动直播的地震特别节目接近二百个小时，创造了中国电视直播史上的新纪录。

在中国大陆，直播节目的先河是十一年前的香港回归。此前，由于无法事先审查，直播一直是敏感的新闻操作方式。全程参与央视历史上几次重要直播的著名制片人、主持人白岩松曾对《南方周末》说：‘请外面的人进演播室要层层审批。后来多做了几次直播没出事，领导才稍微放心。’而这一次汶川地震直播，白岩松评价为‘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直播’，他说这次直播塑造了国家新的形象。‘今年五月一号刚刚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直播，就是一种公开。国外的媒体现在都在说中国政府这次体现出透明、迅速。这种正面的反馈会促使这种公开只能往前走，不会走回头路。’

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五月二十日公布报告，截至十八日，中央电视台对抗震救灾进行的直播报道，吸引了超过九亿观众的关注。

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跟着各部委专机与救援军队的军车赶到灾区的同时，全国上下各类市场化媒体和地方媒体也想尽办法搭乘误点的民航，几经辗转，甚至徒步向灾区逼进。

凤凰卫视派出十五个人的报道小组去往灾区，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报道严重考验着这个小规模团队的体力和耐力。《三联生活周刊》制作了办刊史上第一次一百二十多页整本聚焦灾区的杂志。记者在深入灾区的第一、第二天几乎失去联系，主编朱伟在自己的博客里充满焦虑：‘直到周日下午，没有一篇稿子。’《南方周末》的总编辑向熹怎么也打不通前线记者的电话，而徒步七小时往汶川进发的记者也在焦虑，怎样才能回传他们在空寂恐怖的灾区所经历的一切。香港《明报》共有十四人次、五个梯队的记者派往前线。五月十五日，两队记者步行挺进汶川，一队到了映秀，一队到了白花，都赶不及回成都发稿。在映秀的记者通过海事卫星，口述传回了稿件，在白花的记者只能半夜四点走出死境寻找网络……

每一个编辑部的地震故事都不同。《明报》主管中国版的副总编辑张许说，这是十九年前六四事件以来，《明报》在大陆新闻采访上投入人力最多、受到限制也最小的一次，‘我们的资讯非常依赖大陆官方的透明度’。《明报》总编辑张健波也说：‘带受众到现场，危险放在身后——这次地震是我们新闻记者最好的专业表现，也让人看到中国很难得的开放，从政府到民间。’

连体育刊物都表达了对地震的强烈关注。篮球明星姚明在《体坛周报》的专栏中写道：‘八月，在北京主场，我会带着沉重的心情为中国而战。’悲壮情绪与读者心理形成强烈共鸣。

与大自然及内心博弈

在这场报道中，各路媒体虽然暂时抛开了与公权力的博弈，但却遭遇了自然环境的严峻挑战，记者们要在乱石横飞、山路崎岖的灾区中捕捉新闻，这是又一种博弈。面前是惨烈的灾情和艰难的采访形势，背后是对故事的挖掘、对新闻专业的要求，许多记者与主播一边落泪一边采访报道，给观泷留下深刻的印象。

五月十五日以来，一段中央电视台主播赵普在直播抗震救灾节目时哽咽流泪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感动了成千上万网友。在五月十四日下午的直播中，得知一位护士长顾不上自己的孩子被埋校舍内、仍奋战在救灾一线时，赵普两度哽咽：‘为什么我们总是被这样的画面，被这样的声音感动，为什么我们总是看着看着就会眼含热泪……因为我们爱这个土地，这个土地上的人们懂得相互关怀。’他含泪的样子感染了无数的观众，不少人都随之泪下。

长期以来，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新闻主持，播报新闻时失态是不能容忍的。一度有人担心赵普会被处分。但事后赵普说，当时是真情流露，台里领导还因此安慰他，鼓励他。

随着重灾区的交通和通讯陆续恢复，灾区惨烈的画面以及感人至深的救灾故事传回演播室时，不少主播在直播节目中都热泪盈眶。四川卫视女主持人宁远连续三天三夜坚守岗位，流泪播报灾区新闻，被观众称为‘最美女主播’。

在五月十九日全国集体哀悼结束后，湖北宜昌的三峡在线网站适时推出了‘抗震救灾直播中泪洒荧屏的十大主播’，他们是：中央电视台赵普、海霞、张羽、文静和康辉、四川卫视宁远、凤凰卫视陈鲁豫、东方卫视的周瑛和李菡、辽宁卫视的金霞。这个‘十大洒泪主播’帖子被广泛转载，主播们也立刻成为媒体的红人。

尽管中国新闻人藉着开放表现出高度理想主义和敬业精神，但是新闻伦理和专业水平却受到批评。如何处理职业新闻人在灾难中的角色，仍然是个争议的话题。

为了抢新闻，挖故事，有记者在医院，抓着父母已罹难的孤儿问，你爸爸妈妈死了，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在映秀镇，一名女记者不顾直升机抢运伤员的紧迫，硬要挤上飞机，结果与伤者家属冲突；在现场直播中，为增强效果，连线的记者闯进手术室去采访医生和伤者；更有某电视台女记者拦下重灾区开出的救护车采访，甚至要采访里面被困七十多小时才获救、奄奄一息的重伤员；在救援现场，有救援队伍在幸存者即将挖出的时候暂停工作，叫来记者，以便直播电视画面；五月十七日俄罗斯救援队救出第一名幸存者时，救援队长急切挡住了来自CCTV摄像机镜头、可能伤害幸存者眼睛的强光。

亚洲周刊摄影记者叶坚耀在震区耳闻目睹救援队因配合记者延误救人，感慨道：‘中国有管理记者的经验，却还没有不管理记者的经验。’

中国大陆记者也是如此，他们习惯了与公权力博弈，却没有习惯与自己博弈。《明报》震区记者梁海明说：‘最悲惨的故事最能打动读者，但我不想为了赚取读者的眼泪而让灾民们不停流泪。很多记者只记得采访，忘了做人。’

在惨烈的灾情面前，避免夸大自己，避免‘新闻暴力’带给灾民二次伤害，这些新闻专业与伦理的判断，都是重大的考验。正如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说：‘对一个成熟专业的记者来说，真正的敌人往往不是体制，而是自己。’

灾后重建难题刚开始

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三天举国哀悼的日子，是抗震救灾的转折点。逝者安息，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下去。然而，山区大面积破损，数十个堰塞湖高危，疫情随时可能爆发，数十亿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捐款物资到位，数百万满腔热血的志愿者待命，还有家破人亡、一无所有的近千万灾民——对于全力救灾赢得美誉的中国政府来说，难题才刚刚开始。

灾难降临的一刻，丑陋可以被大爱遮掩，人心能够被人命凝聚。可是之后呢？孩子被活埋进废墟的家长能否没有怨言？稀有的救灾物资分发能否没有争抢，没有特权？全国的好心人能否不关心自己的爱心善款帮助了哪一个灾民哪一段重建？又或者，地震前的鸡鸣狗盗、贪腐弊情，会否因为一次灭顶灾难就消失不见？

关注四川的窗口已经打开，这一次，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似乎必须敞开在公众面前，否则此前人们对灾难寄予的深切感情，对政府给予的响亮掌声，就太容易反向而变成失望和愤怒。

中国政府的步伐，在此刻，显得格外犹疑。

先是五月二十三日，各传统报刊收到来自中宣部新闻局的通知，要求媒体对四川灾区报道积极、正面、向上，不要渲染负面问题。

然后是五月二十七日，各大门户网站收到来自国务院新闻办的禁令，清晰明朗，却让人充分怀疑它的可执行性：比如不许报道倒塌校舍豆腐渣问题，不许声称此次地震已经被一些专业人士提前预测到的，不许攻击政府救援迟缓、不力、救灾物资分配不合理，不许称地震为天怒、天谴等等。

救灾期间，政府与民间口径空前一致：救人要紧，反思可以慢慢来。有媒体胆敢在救援最急迫的第一个星期反思政府救援队伍的专业性，或者楼房建筑的质量问题，便会遭到民间自发的群起而攻之。而地震二十天后，民间反思的声音逐渐增强，政府却似乎越趋保守。舆论与舆论主管者的博弈，也在这时开始。

前《冰点》总编辑李大同在《明报》撰文强调：‘对媒体而言，任何灾难，不管是人为的还是天灾，都需要追问原因和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一次次的灾难获得教益，填补漏洞，惩罚渎职，社会才能更加安全起来。可惜，中国传媒管制部门，总是要将灾难报道转为“英雄赞歌”，突出“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等等，这与灾难报道的核心价值南辕北辙。’

凤凰卫视总编辑吕宁思则对中国政府的进步表示乐观：‘负面报道方面，北京其实很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吃亏在没有及时回应民意，表态被动。无论是豆腐渣工程还是捐款审计，我相信中央和各级政府一定派了很多调查人员在查，可应该尽早把这些公布出来，做一些明确的、大范围的表态来安抚人心。’

目前，除香港《苹果日报》部分记者因关注死难学生家长集会被‘请离’四川之外，尚无其他限制记者自由的情况出现。除了意义模糊的中宣部通知，传统媒体也没有收到明确的禁令。同时，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表态逐渐开始：

民政部五月二十七日表示，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局已进驻民政部，对各项救灾资金和物资进行跟踪审计；

最高人民法院五月二十七日发出通知，称将从重惩处贪污救灾款物等七类犯罪；

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五月二十八日在工作会议上表态：贪污挪用救灾款物天理难容。

但是关于校舍质量问题，打开百度搜索，输入‘地震’与‘豆腐渣工程’两个关键词，出来的结果却是‘搜索结果可能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未予显示’。

门开了，就没有那么容易关上。 吕宁思送给这次信息公开的话，十一年前，白岩松在香港回归电视直播的时候也曾对他领导说过。

新一轮禁令难执行？

十一年前如是，如今也是这样，媒体的进步总是最直接地彰显出这个国家的自信。可以允许不同的声音，可以自信地面对别人的批评，在经历过苦难深重的灾难后，只有这样的进步才能让大家觉得付出没有浪费，透明和公开可以变成习惯，一直延续下去。

《亚洲周刊》张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