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义乌近三成民营企业资金断链

浙江义乌近三成民营企业资金断链

2008年07月19日 21:23 中国经营报

　　编者按

　　浙江义乌昔日的明星企业“金乌集团”，如今因数亿元巨债面临“土崩瓦解”；企业领军人、当年“十佳青年私营企业家” 张政建如今也远遁躲债、去向不明。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金乌集团的困局并非个案。目前在义乌已经有近三成民营企业资金断链。而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多达数百万之众的省份，类似的问题极为突出。

　　令人不安的是，更大的民企“倒闭潮”正在全国蔓延……

　　上述情况已经引起决策层的关注。近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副总理李克强、副总理王岐山等，以及相关各部委负责人纷纷赶赴各地调研。有消息说，从紧的货币政策在下半年不会出现松动，但针对中小企业进行的信贷结构调整政策已经进入高层的决策视野。

　　民企老总出逃调查

　　7月15日中午，义乌骄阳似火。

　　400多位浙江义乌知名民营企业“浙江娇丽袜业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娇丽袜业制衣”）的工人，正顶着烈日等待发放今年五、六两个月的工资。到此日为止，这家工厂已经停工整整15天。

　　娇丽袜业制衣的母公司“浙江金乌集团”老总张政建的突然失踪，是导致这家工厂停工的主因。

　　据娇丽袜业制衣的工人们回忆，6月30日，工人们接到公司通知，说从下个月起公司开始停产，让工人先待在厂里等待答复，“听说母公司金乌集团出现严重的财务危机”。

　　目前，络绎不绝的银行业务员、法院工作人员和民间高利贷者正在造访这家集团，试图讨回贷款。不过，由于集团老总张政建失踪，讨债人无法如愿以偿。

　　记者了解到，当地企业界对这个昔日的明星企业沦落到今天这般境地的普遍看法是，“实行信贷紧缩政策后，到处都是资金紧缺，金乌集团老总张政建被催逼偿还巨额银行债务以及高利贷，不得不逃逸”。

　　明星企业突然关门

　　7月8日，义乌市稠州北路661号金乌集团总部，三面的大门都已经落了锁，金乌集团总部办公室里凌乱不堪，地上一片狼藉。

　　附近一家店主告诉记者，前几天很多人围在门口讨要货款，一些债主还把一些值钱的东西搬走了，“这几天没什么可以搬的了。连保安都走了，只留下看门人。”

　　该集团旗下娇丽袜业制衣的员工称，目前公司两个月没发工资了，平均欠每位工人3000多元。公司为支付两个月的员工工资，就要准备100多万元。在该民营公司干了11年的杨师傅介绍，义乌劳动监察大队曾表示如果公司解除与工人的劳动关系，400多位工人的两个月工资以及劳动补偿金总计至少要400多万元。《劳动合同法》让这家企业不得不准备出巨资补偿。

　　然而，这仅仅是一笔小数目。据经办多起追讨金乌集团欠款的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某律师透露，金乌集团的债务至少有5亿元左右，张政建的逃跑显然是为了躲债。

　　义乌市城中中路88号，金乌集团旗下准三星酒店山图商务酒店所在地，如今成为一个“上演”催债、逼债闹剧的“舞台”。

　　7月9日下午，记者见到，宽敞的大堂显得杂乱不堪，里面停满了自行车；餐厅厨具也被堆积在大堂一角；30多位员工聚集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打牌。

　　员工们告诉记者，他们也是在6月30日下午5点突然接到酒店高层的口头通知，从此刻开始，山图大酒店停止营业，当天晚上停水停电。

　　眼下，酒店停业已经半个多月了，100多位员工仍滞留在酒店等待发工资。

　　据山图商务酒店员工介绍，2007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债主到酒店找张要钱，有一些债主还在酒店白吃白住。4月份曾有一天，酒店门口停了20多辆包括宝马、奔驰在内的好车，把酒店门口堵得严严实实，车主都是来要债的。

　　“张政建在酒店宴请一批债主吃饭，他亲口对这些债主说自己有七八个亿的资产，还怕欠这点钱不还么。” 一位当时在包厢的服务员回忆。

　　但今年5月12日晚上，张政建被几个债主关在了酒店1010房间，跑不出去。张后来把房间里的电话扔到了楼下，被保安看见了，保安和员工一层一层查找，最后才解救了张。

　　还有员工曾亲眼目睹，张有一次在宴会厅用餐时被几个债主用衣服把头一蒙，塞进车里带走了。

　　据熟悉义乌民间借贷市场的一位法律界人士称，金乌集团欠债不下5个亿，几千万元一单的高利贷对于张政建来说是“家常便饭”。

　　据酒店领班介绍，张政建在2005年7月花了6000万元把老锦江酒店买下，更名为山图商务酒店，重张开业。酒店生意一直很好，100间客房几乎天天爆满；餐厅的营业额在淡季时每个月盈利至少在20万~30万元，旺季时达到40万~50万元。但随着集团债务危机爆发，资金无法回笼，2008年上半年酒店处于亏损状态。

　　目前，金乌集团旗下多家子公司几乎面临停业，并出现拖欠工资现象。

　　记者了解到，创建于1994年的金乌集团在义乌当地曾是民营企业中的明星企业，集农、工、商于一体，主要从事袜业、服装生产、加工，化纤棉纱等纺织原料批发，酒店餐饮、农业综合开发等，是义乌市大陈镇“前五强”民营企业。该集团总裁张政建先后被授予金华市“十佳青年私营企业家”和浙江省“青年星火带头人”等荣誉称号。2003年，金乌集团上缴国家税收1100万元，居义乌市大陈镇首位。

　　市场艰难加剧资金需求

　　“金乌集团的债务危机是在2008年春节前后集中爆发的。最早是银行索债上门，后来担保公司、部分债主闻讯也都找上了门。”据一位民间借贷人介绍。

　　2007年12月底，金乌集团在某银行的2000多万元贷款到期，那家银行的行长亲自多次上门追讨。最后，张以4分的利息从一家担保公司那里紧急融到了2000万元才应付了这次危机，但刚过完春节，新借款又到了还款日。2008年春节后，有人找到上述民间借贷人，想以4分的月利息借1000万元周转3个月，这在当时还算是个不错的“甜头”，但他后来打听到是要借给金乌集团就没敢答应。该人士介绍，这几年，张政建经常是拆东墙补西墙。

　　熟知金乌集团的义乌商人何先生介绍，张政建原本是义乌大陈镇金山村农民。上世纪80年代，张政建在河南、河北等地经销袜子生意，积累了经验。1991年，他回到义乌创业，经营袜业批发生意。很快生意做大了，张政建在1994年办起了浙江娇丽袜业有限公司。

　　1998年，张政建组建了浙江金乌集团有限公司，包括“浙江娇丽袜业制衣”、“义乌万盛化纤”、“金华江南农庄”、“深圳狄加贸易”、“义乌山图贸易酒店”等10家在国内的子公司。

　　“娇丽袜业制衣旗下有两个品牌‘山图’和‘梦丹莎丽’，是浙江省著名商标和金华著名商标。‘山图’、‘ 梦丹莎丽’当年名气很大，但现在在市场上都快要销声匿迹了。”据娇丽袜业制衣的员工介绍，由于近年出口形势不好，娇丽袜业制衣的出口额开始下滑，加之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前几年企业情况好的时候，年产值超亿元，每年上缴国家利税千万元。但2008年初开集团会的时候，集团公司给娇丽袜业制衣定的年销售额只有2000万元。”

　　据娇丽袜业制衣人士介绍，张政建本来是想把娇丽袜业制衣工厂搬到金乌集团在当地北苑开发区占地100多亩的工厂区去，后来出现了资金紧张就没有搬。记者见到，工人所说这家新工厂已经建好，但大门是封住的，厂内还堆积了很多没有运走的建筑垃圾。据附近其他工厂的工人介绍，这个工厂建好已经大半年了，但一直没有开工。

　　面对国内外服装销售连年不景气的局面，最终，张政建决心把资金投放到其他领域。

　　“张政建在2005年左右在迪拜建造了一个面向国内企业招商的‘龙城’商贸城，共有500多家店铺。集团在迪拜的几个公司有200多员工。”知情人说，，张在阿联酋迪拜设立了阿联酋金乌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阿联酋山图贸易有限公司、阿联酋山图装饰有限公司、阿联酋山图餐饮有限公司等4家海外子公司。为了维持海外项目，张政建压缩了其国内企业的资金，甚至包括金乌集团最核心的资产娇丽袜业制衣。金乌集团曾为娇丽袜业制衣准备的新工厂也因还不起某银行贷款而最终抵押出去了。从此，娇丽袜业制衣等子公司业务更是一蹶不振。

　　但是，海外业务情况并没有让张高兴起来。由于最近几年大批温州、义乌商人到迪拜去投资商城等房地产项目，张政建的迪拜生意受到激烈竞争，由于国内资金支持越来越有限，张政建只得从国内银行或民间融资，据说迪拜“龙城”项目共花费张政建两个多亿，这其中很多钱来自贷款和高利贷。

　　据知情人士称，主业萎缩、投资其他产业获利少、高利贷到期，是金乌集团资金链断裂的主要原因。

　　“财神”断贷促老板“蒸发”

　　据一位银行业人士介绍，几年前义乌的银行信贷政策宽松时，一个企业只要正常运营，并且能保持有较好的效益，有一定信誉，就能从银行贷到款或者从民间借贷人那里借到钱。一般而言，这个企业投资其他项目后，赚够利息差后就要还借贷款。

　　据了解，金乌集团的娇丽袜业制衣固定资产有3个亿，前几年企业生意好的时候，年产值上亿元，每年上缴国家利税上千万元。张政建凭借这些资产和原来从银行积累起来的信用，近几年从银行贷款不下1个亿。

　　“张政建仅从金华市商业银行稠城支行至少贷款3000万元。”上述民间借贷人说。

　　记者7月8日在山图商务酒店采访时恰好碰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送来“送达回证”，上面“受送达人”写的是 “张政建”。据这份金华法院案号为“（2008）民二初字第135号”“回证”显示，该案案由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起诉人恰恰是“金华市商业银行稠城支行”，记者致电金华市商业银行稠城支行，对方不肯透露内情。

　　知情人透露，一些银行的内部人平时也参与民间借贷活动，因此，银行对企业是否有借高利贷的情况也都了如指掌，“平时没出事，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银行不太深究企业的信用问题。但是，今年不同，年初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违规放贷案件案发，该行一位信贷主任放贷几千万元给一企业，该企业转手又将这笔钱放高利贷赚利差，导致银行的钱收不回来。该案促使义乌监管部门对银行系统加强了监管，再加上银行收缩银根，义乌金融系统彻查现金使用管理情况。由于知晓金乌集团确实存在借高利贷行为，几乎所有银行都步调一致地拒绝放贷给张，并纷纷开始向张索债，使得张疲于应付。最终在今年实在扛不住，逃掉了。”

　　记者了解到，与张几乎同时失踪的，还有以前给张做过担保的几位民间借贷人。因为，他们的钱也是从其他人手中融来的。

　　逾200万浙江民企告急

　　记者了解到，在义乌，出现资金危机的并不是金乌集团一家，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无论是义乌响当当的中型民营企业，还是众多小私企都陆续倒闭，企业老板也大多下落不明。

　　义乌市南门街353号是一个5层楼的建筑，记者9日前往采访时，这里正被装修为一个婚纱摄影店和两个儿童服装店。而半年前，这里还是义乌著名的快餐连锁“一帆快餐”的主店。“一帆快餐”老板夫妇因债务危机于2007年年底逃逸。2008年5月，义乌法院将“一帆快餐”房产拍卖1600万元。

　　“一帆快餐”是义乌最早发家的快餐店，后来发展成餐饮、住宿为一体的企业，曾被评为“中华餐饮名店”、“浙江餐饮名店”。

　　义乌一位放高利贷的人士称，“一帆快餐”发展的项目过多，资金需求大，不得不借高利贷，结果还不上了。他举例说，“一帆快餐”在赤岸镇搞了个“豪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面积达2000余亩，集种植、养殖、加工、储运、观光旅游、休闲娱乐于一体，但回报很差，“把钱投进去，却被圈死了”。

　　另一个样板是义乌市保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今年6月18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6600万元的底价将这家公司的112亩土地使用权和部分房屋拍卖偿债。这家在当地被称之为“义乌运输车销售巨头”的公司，也是因为扩张过快，资金跟不上。在2008年6月传出债务危机后，公司老板叶荣兴就下落不明了。据介绍，保兴汽车借了超过5亿元的高利贷。

　　“目前，已经有近三成义乌企业资金断链。”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义乌某行业协会负责人介绍，义乌各类生产企业有1.8万家，面临倒闭的大概有5000多家。

　　而记者了解到，不仅是义乌，浙江的温州、台州等很多企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由浙江省经贸委、中小企业局、外经贸厅、省企业联合会等部门共同完成的《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调查报告显示，浙江全省200多万家民企处境微妙，大量中小企业生存面临危机。据温州市经贸委对26个工业重镇23470家企业调查，目前处于停工、半停工的中小企业有1486家，占6.3%。一些企业认为，现在是“不生产等死，生产是快死”。

　　义乌玩具行业协会李樟新会长告诉记者，中型民企资金链断裂，会波及上下游，尤其是下游的小企业，这种资金危机会像传染病一样一波接一波扩大。

民企濒死催生高利贷繁荣

　　在义乌，高利贷是司空见惯的。

　　义乌的商贸电视信息频道上，某某寄售行“有大量闲钱、帮你解决燃眉之急”等字眼频频出现在屏幕上；从事民间借贷的寄售行遍布大街小巷，一个县级市就高达200多家；月利息从两三分一路走高攀升至0.1元甚至0.15元……

　　在民营经济发展中，民间借贷对于缺资金的民营企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但其泛滥无度也引起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负面效应。

　　月息已达0.15元

　　在义乌长春六街71号，吃过午饭的宏磊寄售行陈老板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一桌、一椅、一台电脑外加一张会见客人的沙发和茶几，跟义乌很多寄售行办公室一样，陈老板的办公室再无其他别的装饰。

　　落座、递烟，记者表示想要“融点资”，陈老板立刻从沙发上坐起来问记者需要多少，记者伸出三根手指头表示需要300万元，他连忙表示“有这笔钱、有这笔钱”，随后陈老板告诉记者“时间长点的话利息低点，短一点的估计会高些”。“怎么个高法？”记者问。陈老板说：“贷一个星期、半个月、一个月的月利息0.15元，两个月以上月利息6分。”

　　“0.15元，这么高！”见记者吃惊，陈老板连忙解释，因为听记者口音不是当地人，怕有风险，所以利息会高些，他还告诉记者，即使是熟人，短期的利息也决不会低于0.12元、0.13元。陈老板还告诉记者，在所有寄售行贷款，必须都要有抵押物，并且抵押物一般都要高出贷款的额度，比如你要贷300万元，抵押物必须要在400万元左右。抵押物一般是商品房、商铺、汽车或者厂房，“但即使有抵押物，我们一般都不贷半年以上，风险太大，我们都控制不了。”

　　陈老板说，他之前是做小本买卖的，一年前看到开寄售行“钱来得快”，就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出了点儿资合伙开起来了，“我们还算小的，两个人加起来也不过千把万，规模比我们大的多得是，有的动辄就是上亿元的盘子。”

　　陈老板的寄售行对面就是义乌著名的国际商贸城，而紧挨着国际商贸城的寄售行大大小小有三四十家。而在市中心的江滨路、化工路，寄售行密度更高达七八十家，一些寄售行甚至门挨门。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工商局注册登记的义乌担保公司共有30家，但寄售行至少有200多家，一年多的时间，一个县级市涌现出如此多的担保公司，足见民间闲散资本的巨大。

　　“到银行贷款，需要抵押，审批时间也很长，等拿到贷款，机会已经错失了。”陈老板说。

　　高利贷“企业”

　　在义乌，高利贷的渠道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寄售行、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的形式变相挂牌开办的高利贷机构，另一种是个人通过小圈子私下借贷。无论是哪一种，贷款月息据称至少都在6分以上。

　　一位在民间借贷业浸淫了多年的义乌人姜永告诉记者，很多放高利贷的人采取类似传销的方式发展下线。以个人借贷为例，做这个行当像经营企业一样，本钱就是家底和信用，钱是产品，利息差就是利润。放贷人利用那点家底和信誉作为资本，从上线以2~3分的月息把钱吸收进来，也就是“进货”，然后再发展下线，以6~7分月息“出货”，从而赚取利息差，这就是他的利润。

　　很多情况下，放贷人的上线都不知道钱最终用于哪里。放贷人只要有下线能还钱，他就可以把从上线借来的本金和利息还给上线。经过这样的周转，放高利贷的人就能维持“企业”运转。

　　“钱肯定不能放在一个下线那里，比如说我手头上有1亿元，绝不能把这1亿元投给一个人，我可以拆解成5000万元、3000万元、2000万元，以较低的利息把5000万元投放于较稳定的项目，3000万元、2000万元可以以较高的利息投放给风险大点的项目，如果在半年内我的5000万元本金和利息能收回来，即使3000万元、2000万元仍然套着我也不怕，大头活了整个盘子就活了。”姜永称，现在很多寄售行、典当行、投资公司就是如此运作的。

　　姜永透露，目前许多担保公司也在高利息的诱惑下调整了业务，不再对中小企业进行借贷担保，转而自己直接放贷。

　　“目前担保公司的实力还是比较大的，一般都是有背景的企业或者资金雄厚的个人。寄售行一般都是私人的，几个人合伙，钱不够还可以再从别处借。实力大的公司还能从银行那里贷到款。” 姜永说，“但这种生意风险也很大，给金乌集团放贷的人就已经遇到风险了。”

　　借贷纠纷案件增多

　　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不少，而且往往牵涉到刑事犯罪，比如放高利贷者，为了追讨债务，与黑恶势力联手，采取暴力手段收账。在义乌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债务专业快速清收”的追债公司广告。

　　据熟悉义乌民间借贷市场的陈先生称，他所知道的金乌集团两大债主一个姓杨、一个姓周。杨、周两人都借给张政建好几千万元。据山图商务酒店员工证实，这两位债主经常在酒店出现，其中杨某有一段时间吃住都在酒店。2008年除夕夜，杨在该酒店点了两桌有鲍鱼和鱼翅的年夜饭，每桌价格388888元，杨吃完后签单而去。而周姓债主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贷给张建政的钱也是从别人处借来的，当张政建失踪后，周的钱也“鸡飞蛋打”，在6月中旬的一天，周被几位上线债主关在酒店某房间殴打了一顿。

　　据浙江东邦律师事务所应旭海律师介绍，现在七成的案子都是借贷纠纷。

　　“2007年2月份东阳的吴英因涉嫌非法集资被逮捕，2007年7月份义乌的毛红霞因涉嫌非法集资被逮捕。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借贷才渐渐被提到社会监控的日程上来。”应旭海律师表示。

　　今年3月，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亿多元，义乌人毛红霞被义乌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30万元，这是继吴英案后当地公开的又一起涉案金额比较大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义乌市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6月开始，毛红霞以投资房产为名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他人介绍、电视广告等途径寻找借款人员，向一些投资公司及不特定个人吸收存款，共计吸收存款10379.32万元。所得资金用于投资房产和放贷，除已归还借款本金的3496万元外，其余所借巨额资金皆不能归还。

　　高利贷的日渐活跃以及缺乏有效监管，导致大量的诉讼案件爆发。来自义乌法院的数据显示，去年义乌民间借贷引发的涉讼金额为8亿元左右，而今年一个季度就已经达到了这个规模。

　　曙光闲话

　　经济粗放政策不能粗放

　　原本是给房地产行业下的药，没想到制造业倒有了不良反应。从2003年以后，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过热现象，国家就开始以抽紧银根和地根的方式加以调控，但由于房地产行业与地方政府及银行业的利益关系太过密切，房地产行业是屡次打压屡次反弹，愈战愈强，房地产行业的顽强加顽固终于在去年上演了一波“房价也疯狂”，招致中央出台更为严厉的货币紧缩手段，存款准备金率达到历史最高位。现在房地产行业是初出现疲态，可房地产惹祸殃及池鱼，制造业企业已经是命悬一线。

　　给房地产业吃药，制造业拉稀，说明我们的政策制定的精确性还有待提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是粗放型的，我国以每年消耗全世界31％的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40％的水泥，却只创造了占全世界4％的ＧＤＰ。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低劳动成本，低环境成本约束等等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要改变这种粗放型特征需要有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导向，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来完成。而我们现在的决策往往以简单应对复杂，以单一应对综合。如对待资产性泡沫和货币流动性过剩，就是以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对。一般来讲这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却忽略了中国企业的特殊性。发达国家是企业自有资金占大头，并不十分依赖银行的贷款。但中国企业不一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企业一出生就是缺乏自有资金的，从计划经济的统收统支，到依赖财政、依赖银行、到现在的依赖股市，企业一直缺少自有资金的形成机制。所以货币政策从紧这根绳一勒，不但房地产企业受罪，制造业企业更受罪，甚至可以说制造业企业比房地产企业更不经打。现在看来，不是大家争论的“是房地产企业先死还是银行先死”，而是制造业先死。而从中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结构来看，恰恰是制造业企业最不该死。因为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制造”是最有价值，也是最值得发展一个领域。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也是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企业技改没有自有资金，当时企业流行语是“上项目是找死，不上项目是等死”。今天企业的流行语则是“生产是快死，不生产是等死”，其实意思都一样。过去是国有企业这么说，现在民营企业还是这么说。

　　当然，对政策的粗放性人们还可以有另一种说法：“这是优胜劣汰，促使企业升级”。但问题是企业没有今天哪来的明天？更进一步讲，由于政策的粗放，笼统的“一刀切”其结果可能是“劣胜优汰”。低质企业来点歪门邪道也许能活过来，光明正大的企业倒可能先倒了。对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就是只见其杀招，不见其支招。说是“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但如何区别对待，怎么有保有压，却不见下文。

　　政策的粗放性还有另一种表现，就是追求单一指标。说是压伤亡，就是封矿井，也不管煤炭供应是否能跟上。说要压事故，就是封路段，也不管运输受多大影响。钱多了，就是一个“紧”字，速度快了，就是一个“降”字。但不是所有行业都应该“钱紧”，所有企业都应该“降速”。中国很多行业和企业现在需要的是“松绑提速”。这就需要经济政策的精细化，这当然是要需要苦功夫，真功夫。但要改变中国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精细化的经济政策肯定是不行的。要以精细对粗放，而不能以粗放对粗放。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利息支出涨了五成

　　民企盼望信贷结构改善

　　“压根就贷不到款！”

　　在义乌市商城大道国际商贸城二期南大厅的浙商银行义乌分行大厅里，刚从信贷科出来的私企老板李至成拿着自己的房产证、企业购销合同、信用证等贷款手续又一次空手而归，这已经是他跑的第三家银行。

　　李至成无可奈何地告诉记者，面对融资环境较为紧张的局面，即使手中有地产、房产等抵押物，也贷不出钱。

　　义乌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发展迅速，企业数量多、发展潜力大，一直被当地各金融机构视为“香饽饽”，争相发放贷款和吸收存款。然而，现在几乎很少企业能贷到款。从以前的“香饽饽”到现在的吃“闭门羹”，义乌中小企业正遭受巨大的反差。

　　银行捂紧“荷包”

　　“在2007年1至2月，我们行投向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占全行总量的76%，但今年同期，这个比例估计连15％都没有。”据工行义乌支行一位人士介绍，去年该行，一直把中小企业作为信贷扶持的重点，但在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背景下，义乌各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不同程度趋紧，部分中小企业和个人成为银行的压贷对象。

　　根据人行浙江分行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浙江全省存款余额29030亿元，贷款余额24940亿元，存贷比达到86％，全省资金缺口非常大，人行安排2008年全国信贷增速大体为13.86％（2007年是15％以上），即便考虑到各商业银行对浙江实行信贷倾斜政策，浙江省全年信贷增量预计还是难以超过2007年4180亿元的水平。浙江省一季度企业融资景气指数为104.9，分别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四季度下降12.6和10.9，中小企业融资景气指数更是处于不景气区间，仅为95.9，有21.1％的中小企业感到融资困难，部分企业已经显现资金链断裂的现象。

　　据记者接触到的部分民营企业反映，以往各银行通常在一季度将全年贷款额度的60％以上发放给企业，而大部分企业也是在每年一季度从银行获得贷款来维持或者扩大再生产。由于今年银行一季度贷款总额大幅减少，大部分民营企业难以从银行得到资金支持，因此感到资金压力空前。

　　一边是日益稀薄的产品利润和日益紧张的资金压力，一边又是高昂的融资成本，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被逼到了墙角，很多企业开始尝试高利贷。

　　浙江省银监局今年6月份的一份调研报告，公布出浙江中小企业因借高利贷而倒下的“死亡名单”。在台州市15例因经营失败逃逸的企业案例中，多数企业涉及民间借贷。

　　银根紧缩效应凸显

　　银行信贷紧缩致使本来就存在贷款难、担保难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攀升。

　　根据浙江省“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报告显示，在工业经济发达的杭州市萧山区，一季度，该区规模以上企业应收账款净额和产成品存货增长3成，两项资金占有430.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02.8亿元，流动资金周转天数同比延长8天，资金沉淀导致资金需求大幅上升，企业财务成本和主营业务成本上升近25%。

　　据建行义乌支行一位人士告诉记者，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该行个贷控制趋紧，必须是省行的VIP客户、AA级客户，其次还要求是省级签约重点客户，并且近几年信用纪录良好才可放贷。仅这些条款就把大量中小企业拒之门外。而此前，个贷只要有抵押就行了。

　　据参与浙江省“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调研的一位成员介绍，银行信贷规模收缩后，中小企业信贷供给更加趋紧。今年浙江省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新增贷款由2007年的1487.27亿元缩减为1093.69亿元，减少了四分之一。而在中小企业的中长期贷款中，技术改造贷款占比已从2000年的16.09%下降到2007年的0.97%，下降了15.12个百分点，这导致中小企业贷款结构矛盾十分突出。

　　银行贷款利率上浮过大又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目前，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40%，高的达80%，特别是银行为了防范风险，采取存单质押等方式，使中小企业在银行的综合融资费率达到了11.65%。

　　据浙江中小企业局统计分析，由于受银行利率上调和民间高息借贷等影响，2008年1~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中小企业财务费用增长40.55%，其中利息净支出增长45.18%。温州市800家企业财务费用支出增长51.7%，利息支出增长51.2%。

　　信贷政策怎么调整？

　　7月9日上午，长期工作在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第一线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提出，“坚持从紧货币政策是一个前提，不过也不要继续再紧缩了。央行应该改善和调整信贷结构，满足中小企业对于流动资金的需要，一刀切只会损害我们的经济发展”。

　　“在当前依然维持不适当的低利率的条件下，大中型银行将信贷更多地投向大中型企业。而规模较小的小企业融资相当困难。目前，这种情况已经使得民间借贷的利率直线上升。小银行机构由于吸存能力较弱，经营地域狭窄，资金的回旋余地很有限，尤其是一些发展势头迅猛的优秀小银行，在‘一刀切’的调控面前，只能望洋兴叹了。” 浙江省资本与企业发展研究会理事长、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授应宜逊认为。

　　应宜逊认为，现行的货币政策措施不利于理顺经济关系、抑制通胀，反而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应宜逊给出的解决思路是：首先，迅速纠正存款负利率。例如，设定一年期存款利率不低于7%，活期存款利率不低于3.5%，贷款利率则“市场化”，放开上限。这样，贷款利率肯定会上升得比较高，进而，那些负债率高的企业，如房地产企业、某些大企业集团等，便会因负担过重而使贷款需求下降；小企业和微小企业则由于负债率低，承受得起较高的利率，从而贷款需求仍然能够得到较好的满足。

　　其次，实行差别存款准备率，同时适当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对于那些发放小额贷款的银行机构，应当按小额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例调减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存款准备金率也应适当下调（比如，不超过12%）。

　　同时，对于小型银行机构（比如资产总额不足200亿元的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实行信贷“准规模”控制；仅严格实行75%的存贷比例控制，任何时点均不允许突破。

高层调研民企倒闭潮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19日 21:23 中国经营报
　　高层调研民企“倒闭潮”

　　“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政策将实施

　　“国家对于温州中小企业现状已经有充分认识，并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多部委密集调研的情况来看，国家应该会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出台一些政策缓解中小企业压力。”参加了多次调研座谈活动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

　　浙江有关部门在5月上书给中央有关部门的“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报告中建议，积极实施稳健的金融政策，化解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困境；建议增加中小企业贷款额度，稳定银行准备金率，适度降低贷款利息，优化融资期限结构。

　　大批中小企业亏损乃至倒闭的情况以及当前外贸、金融等方面发展的严峻形势，已经引起高层的高度关注，7月初，一场密集的调研铺开了。

　　7月4日至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江苏、上海；7月4日至5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赴广东考察；7月6日至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赴杭州、温州调研；7月3日至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赴山东调研。除了中央领导之外，相关各部委如商务部、银监会、国税总局等负责人也纷纷出动，多次造访浙江、广东等地。

　　7月4日至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期在江苏、上海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时就指出，当前重点要抓好的工作之一，就是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宏观调控的突出位置，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努力把物价涨幅控制在经济社会发展可承受的范围内。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山东调研时也表示，要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加强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落实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内外部经济环境进一步变化，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进口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但外贸形势变化导致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之前就曾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总体是平稳、快速、高效，还没有出现滞胀的苗头，宏观调控还会继续贯彻从紧的货币政策。

　　对于今年上半年我国沿海一些出口企业大量关门停产的现象，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表示，人民币汇率变化、宏观调控措施、世界经济下行等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对我国企业的出口形成一些影响，但我国出口受各种因素影响所产生的变化仍在合理的区间。我们对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的“两高一资”产品结构的调整，对污染产品的限制要继续坚持。

　　“要‘有保有压’。‘压’的就是这类企业。”仲大军表示，观察一下国内的二元社会结构现实，就可以看到还有许多欠发达地区，许多部门需要资金发展，许多产品也不是在国内没有销路，因此，中国企业外销不行，完全可以用内销来补。

　　报道反馈

　　周期变动的粮价才是最佳调控手段

　　粮食安全问题内涵已经转变

　　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生产固然有不利影响，但同时还存在有利影响，科技进步、基础设施的改进、生产工具的现代化，都有利于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我国改革时期粮食生产增长趋势说明这一点。结合需求方面情况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保障我国长期粮食安全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从需求来看，人口结构和收入增长决定粮食消费。人口专家估计，我国人口达到峰值时可能是14.5亿~15.0亿，比目前13.1亿人口增加约10%~15%，明显低于较早时期预测的16亿甚至更多。

　　我国未来粮食需求总量大概会见顶于5.5亿吨~5.8亿吨，而不是上世纪90年代预测的6亿吨到9亿吨。只要市场化体制不倒退，农业科技不倒退，未来实现粮食产量小幅增长应不存在特殊障碍。我国粮食供给长期绝对紧缺甚至匮乏的传统粮食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新时期粮食问题的实质是粮食市场价格周期变动调节供求关系问题。

　　粮食在最低数量范围内消费需求弹性很小，因而保障国民基本粮食需求满足具有特殊的政策底线含义。

　　随着社会承受能力提高，应有可能更大程度发挥市场调节供求的基础作用。

　　放得开管得住的粮食市场

　　中国是大国，粮食是基本生活必需品，政府管理和调控对保障粮食安全以及避免市场过于剧烈波动都是极为必要和重要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环境逐步转型，粮食体制和政策一些深层问题也需要尽快逐步解决。就建立完善市场粮食开放环境下流通体制角度看，虽然过去十余年市场化取向改革在零售、批发、加工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然而在库存和储备调控、贸易体制政策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和调整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将商业库存和安全储备功能分开，政府掌握一个确保安全、成本相对较低储备数量，应对市场突变或不测危机之需。对于调节季节性市场供需矛盾的粮食库存职能，允许和鼓励更多企业更大程度地承担与参与，这样有助于鼓励竞争并通过企业分散决策发现和形成粮食市场价格，并促使农民在市场中获得更多利益。随着总量调控通胀政策有所见效，应较早解除目前短期粮食贸易限制，以便让粮农和相关企业从新一波国际粮价大行情中获得相应利益，并对全球粮食市场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粮食与农业生产资料对外贸易寡头垄断体制这个长期问题也可以较早提上改革日程。

　　国内粮价尚未到达历史峰值

　　就国内来说，1995~1996年前后粮食生产和粮价达到周期性阶段高峰，随之出现改革以来第三次粮食相对供大于求。伴随产量、进口和库存大量增加，粮价持续八年下降，直到2003年才开始反弹，目前粮价仍处于本轮周期上涨通道。小麦(2162,3.00,0.14%,吧)、稻谷、玉米(1901,-8.00,-0.42%,吧)这三种谷物价格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上涨了8%左右，属于相对温和的上涨，对一般物价的影响比较有限。今年1月份，粮价还有所下跌。现在国内粮价低于国际粮价，比上一周期1995年前后峰值水平也还低两成左右。

　　眼下国际粮价暴涨，国内价格较低，一些地方还卖粮难，这种不协调现象需要引起关注。在开放经济环境下，通常时期，国内粮价特别是沿海地区粮价应该基本和国际接轨。保护粮食安全，最可靠的是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是让农民在粮食价格上有利可图。这倒不是说一定要用财政手段拉高粮价，而是应当让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事实上，粮食供求和粮价的波动是有周期性的。粮价周期性低了，农民种粮收益低了，人为推高成本会非常高；反过来，粮价高了，最好不要人为压低，让农民比较充分地得到粮价市场调整的利益。价格波动是市场应对和调节供求变动的重要手段，没有波动就没有调节。

　　我们现在由于种种考虑，一方面对粮食出口实行较多限制，释放较多库存，这会在一定时期增加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和压低粮价，同时在客观上减少了农民从市场交易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提高收购价等政策补贴粮食生产。一手抑制价格，一手提高价格，政策关系还有待理顺。

　　观察过去30年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不难发现农民粮食生产决策对于市场价格预期存在显著反应。即便没有财政补贴，如果市场粮价上升并使农民相信未来一段时期价格较高，农民就会多种粮食从而使供给增加；价格低了，就调减生产和供给。30年的经验说明，粮食市场确实有波动，然而并未重现历史时期挥之不去的粮食绝对匮乏危机。正是在改革开放制度转变背景下，农民利用现代农业科技等有利条件，分散地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和调节，才使得我们在保障粮食安全目标方面取得历史性进步。

　　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过去采取的一些干预市场政策，虽然主观愿望是好的，然而由于从不同方向扭曲了市场机制运行，也让农民和国家付出了不菲的代价。比如说1996年起粮价持续低迷8年之久，确实有粮食市场周期性因素作用，有宏观经济走势影响，也跟政策过度调节不无关系。1994年和1996年，国家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特别是1996年的收购价比市场高出15%~20%，并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由此刺激1996年粮食生产特大丰收，加上1995年粮食丰收却还净进口了400亿斤粮食，结果1997年粮食过量库存2000多亿斤，推动国有粮食企业新增亏损上千亿元。粮价持续低迷成为那几年农民收入不增反跌、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的原因之一。

　　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农民增收基本来源应当是依靠市场增收，政府补贴作用应当是比较辅助的。如果过分强调补贴作用，可能得不到预期效果。在市场环境下，政府没有义务帮助某一特定产品生产者一定要赚钱，但政府有义务保护各个市场主体在市场上赚钱的平等权利。现在国际粮价较高，农民好不容易盼到一波好行情，应当在政策上考虑允许农民从中获利。放开粮价，减少贸易限制，让国内粮食相对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客观因素作用，有助于促进粮食生产，有助于农民增收，也有助于帮助抑制国际市场粮价“超调”，可收一举多得之利。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何勇采写

中国经营报记者：何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