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乱枪杀黑胭脂色，可留狐裘为比肩。
--自题
八十一
如果我们看一下发生在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的事件，可以初见端倪，即是政府部门未能解决地域内部的各种利益纠纷，最后将警察力量摆上了台，希望能够通过暴力威慑而控制局面。而地方民众则希望通过挑起冲突，把地方政府的盖子揭开，以寻求高一级，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而解决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利益纠纷问题。
这种情形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地方政府管制水平极为低劣的今天，即使在地区利益冲突白热化导致大规模群体事件，民众对政府系统，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心仍然很强，这就给予了中国政府一个难得和可贵的时间缓冲，使中国政府可以从容的解决地方政府管治能力的普遍问题，而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整体动荡。
理解这个问题很关键，这样才会得出对中国这个社会的现状和发展一个理性的思考，而不需要过激的反应来解决并非致命的问题。在现在中国政府的两个施政重点上，一个是发展，一个是稳定。这两个重点本身就是矛盾的，稳定要求的是少变化，而发展则是带来最大的变化，但是变化就会造成不稳定。反过来，不稳定就会阻碍发展，没有发展，社会虽然静如死水，但也就安稳了。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所以造成的变化之大，可想而知，要求中国政府事事都能未雨绸缪，提前规划，似乎有些强人所难。对没有先例的大事情，只能在小步骤上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现实的做法似乎应该是清楚的明白快速改革和发展带来的问题一大堆，把它们的轻重缓急弄清楚，不得不解决的大问题，如环境污染，通货膨胀，基本民生，贫富差距拉大，当下重药，摆上日程，而对第二等的问题，如就业机会，政府管理水平，贪污腐败，公权力无制约等问题，可以放到第二步。对小程度的地区性的乱局，不需要过度紧张，就像人经常得小感冒一样，不断的可以增强免疫力，而不致于突发重病。
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但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表面上的和谐而忌病畏医，采取高压手段来寻求一个虚假的稳定。在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口号下，造成经济生产四要素的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对当地政府来说，自然知道那些比较稀缺，那些比较过剩。当一个穷地方，想吸引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们来投资，自然不得不做出某些方面的牺牲，才会令这帮吸血鬼跑过来。如果不是在这些穷地方可以逃避更严格的环保法规，更健全的劳工保护，这帮混蛋干嘛飘洋过海，穿山越岭的过来创业，冒这么大的风险？而当地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不计算官僚们经手的好处费，自然是通过土地，人工等方面的克扣，来使这些外来投资可以为当地经济添加活力，创造出繁荣局面，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最后为自己升官建立政绩。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很明白一个官员的屁股会坐到那一边。你觉得他会去得罪物以稀为贵的投资外地商人，还是多得赶都赶不走的外地民工？这从整体上可以在一部分民众未能得到其应有的经济利益为代价，但就对整个社会具有积极作用。要解决这个矛盾，一个办法就是放弃以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开始平衡思考发展中的民众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协调，即胡锦涛号召的科学发展观，采取重质而非重量的方法，使经济发展可以趋缓，但是当地的群众则可以真真实实的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避免一个高速的GDP数字，而人民中只有少数人受益，反而造成大家的碗里饭多了，可是想烧政府大楼的情绪却激化了。
八十二
中央政府可以做到的是，进行一个标准的人民民意普查，通过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人民生活，政府水平五个方面按期收集民意，作为对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评判标准。而地方政府则应该逐渐有意识的退出经济发展的参与角色，不再直接介入当地的各方利益纠纷，开始扮演一个中立和中介的仲裁角色。警察力量要变成维持社会次序的力量，而不要变成各方力量角力的先锋。而且对一个地方的有限的乱局不要过度反应，乱用重典。恶人需要恶人磨，苛吏，恶官，这类所谓的“国家罗汉”，也必须由暴民，刁民去制约，大不了烧几个地方政府的大楼，事后对违法犯纪的官吏和暴民同时秋后算账，反而对长治久安有好处，打完这些官民两边的害群之马，理性的温和的当地势力才可能抬头。
如果看一下中国近期的发展，大致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沿海地区如珠江三角洲，投资商来自香港，劳工来自内地。当地人要么通过亲属关系帮香港老板亲戚做管理阶层，或者偷师学艺成功，自己出来当老板。当地政府的功能很明确，让市场机制处理外地劳工的薪酬问题，而全力保障外商香港老板和本地二老板和管理层的利益。因为这些被剥削的外地劳工都是外地人，所以缺乏当地政府的人际关系，所以没有组织和人脉可以向当地政府进行挑战。再加上即使是微薄的低工资，由于沿海和内地的巨大差距，居然要相当于半年的内地工资。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工人的欠薪（在经营条件好，世界经济活跃的前些年不成为问题）和因为工伤引致的残废赔偿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市场体系相对完善，各类企业来自世界各发达国家，也带来对什么是公平待遇的不同解释，加上开始有来自商家对熟练技工和工人对企业认同感的需要，市场机制开始调整工资水平，以减少频繁的跳槽带来的产出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中央政府对农业税的减免，和一些早期的熟手工人开始回到家乡，用几年的血汗钱开始建立自己乡下的企业，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劳工短缺现象，使工人在生产要素的方程式中有了更有利的竞争位置。而在中国经济下一步必须调高产业换代，由发达的沿海地区向高附加值产业链提升，强制保护工人利益，为中国创造出可以和日本竞争的高技术工人阶层，就必须有新劳动法这样的法规出台。
这个新法规立即就会推高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工成本，迫使这些地区从低利润的服装，制鞋和玩具的外来代工，至少换代成中利润的电脑，机械和通讯设备的外来代工。而随着工人和质量管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只要知道所有的世界名牌产品都在中国生产，就知道工人技术不是问题，工人工资进一步上涨，中国的企业就无法再以产品代工的身份去赚取品牌的高附加值，就必须靠联想，华为之类的品牌与人竞争。这是一个必经之路，因为最好的制造工人都在中国，一旦名牌产品如索尼，思科必须走到越南等地去寻求低工资，他们的产品质量就不会超过中国自己的品牌。竞争就变成了销售，包装，广告和服务这些软活儿。
中国政府在新劳动法上一定要坚持住，不然的话，中国的发展将走入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