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
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误区在于，现在某些理论派人士，对民主制度寄予了太大的幻想和期望值过高，以为只要有了民主这个“好东西”，一切疑难杂症都会在这副灵丹妙药之下，迎刃而解。这种荒唐的想法颇似当年文化革命期间有关资本主义的苗和社会主义的草之争。
西方社会通过自己数百年的社会实践，发展出来适合自己传统和文化的西方民主制度，是用了很多的努力的。如果中国人以为可以越淮而橘，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享受人家的成果，那就是真的发南柯一梦。中国人需要做的是老老实实地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不光是西方的，还有东方的如日本，新加坡，我们自己的台湾和香港的各种政治实践，然后针对中国的各种政治现实，进行渐进的，实验性的尝试，不是以建成一个叫什么名词的模式，而是立足于解决具体的问题，最终为自己创造出一个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由于中国文化的多元化，我们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几种不同的模式。当然这个过程是很辛苦，不是一蹴而就，但是没有办法，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个懒惰，不愿意动脑筋创造和辛勤付出的民族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许多人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最大的误解，以为美国是真正的民主社会，而不知道美国的实际政策并不是由民选出来的领袖人物决策。美国的精髓是自由资本主义，而大家都知道资本是不能靠民主来决策，而必须由专业的精英阶层操作。象每个不同的社会一样，其社会制度必须保障认定的精英的利益，比如说美国的资本（金融）家，中国的儒生，以及不同宗教社会里的教士，和尚，喇嘛等等，都必须以社会制度保障他们的利益。
英国在香港的做法就非常直接了当，在继续保持英国人在法律（大部分法官由英国人担任）和银行界（渣打和汇丰英资银行为发钞行）的支配地位后，开始向香港华人开放其他经济领域。在英国人实行的立法会上，为了保障有钱商界的利益，采取了功能组别与民选的方式，使有钱人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当商家人士为他们的代表选举之后，又可以在小圈子里在选一次，以保证在立法会里的一定份额，可以在任何改变法律前，充分考虑到商界的利益，而使香港保持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商界和法律界精英操控，免于陷入泛民主的短期作为的民粹主义。
美国的做法就是，把国家政治里非常重大和关键的经济政策权利，从民选的政府里分离出来，而由私人机构去控制。这个系统就是有名的美国联储局系统，其权力移交和美国的选举无关，其内部运作则是由美国的各大金融机构控制，而且其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定，则不需对公众负责。美国联储局名义上是政府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不光可以不听命于选民选出来的政府，反而可以用专家管理的名义，实行和政府以及民意相左的政策。联储局由十二个分行组成，而这十二个分行则由美国各大商业和投资银行控股，由这些银行的老板出任分行长。这些主要银行估计大家都非常熟悉，如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美林，摩根士坦尼，JP 摩根，熊士丹等等，和著名的商业银行花旗，美国等等。当然总统和国会有权任命联储局的主席，但是这些职位，以及美国政府里财政部长，都是来源于华尔街的专家（如现任的财政部长保尔森就是高盛的前老板），所以最后的美国经济政策当然要以这些金融资本巨头大银行（以及团结在这个核心周围的股票行，交易所，证卷商，行用社，房贷商，保险商等等）组成的华尔街利益集团来决定。
八十六
而在决定经济活动和资本流向，利润分配这些重大决定时，美国的普通公民是没有话事权的，只有华尔街的股民们可以通过道琼斯和标准普尔指数，对联储局表达少数的“有钱”阶层的民意。如果你觉得这些大银行的老板们坐下来，为联储局的下一个货币政策做决定的话，不考虑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话，那就是太天真了。那么可不可以对这些会议的全部记录进行媒体监督呢？不可以。联储局会在一个月后，公布开会的纪要，但是按照美国法律，联储局不会为这些会议保持完整的记录，其受到国家机密保护的程度比中央情报局还要厉害。
基本上，联储局是一个即是政府部门，又是私人机构的怪胎，但就是美国一个真正话事的政府。美国大企业家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美国普通人民今天晚上知道了联储局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不到明天天亮，就会有一场革命。本来，联储局的任务是通过这帮自我约束的保守主义的金融大亨们，来抵制民选政府里的民粹主义盛行的国会和行政部门，对美国的经济进行自我调节的自由资本主义控制，但是当这帮大亨肆无忌惮的只是追求自我的利益，而罔顾普通人民的权益，就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系统崩溃的危险。而美国当前由次贷危机带来的整个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信用危机，和联储局的胡作非为具有极大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虽然美国历届总统候选人在参选时，都会打骂中国来增加选票，因为美国民意中的妖魔化中国，被西方媒体推到极致，使美国的普通人民被洗脑。但是这些赢得了民意的总统们在当选之后，却个个实行和中国合作的政策，不惜与民意背道而驰，其中一大决定因素是因为华尔街的大亨们和中国关系不错，期望能够通过代理中国人口袋里的庞大积蓄，来赚取巨大的利润。当然这种想法无可厚非，而且如果中国人可以通过和他们的合作，得到双赢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中国人需要搞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虽然我们不应该排除美国的大银行以控股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的各大银行的运作之中，同时公平的让中国的各大银行已可以以对等的方式，参与到美国的控股，但就不能由美国国会使绊子，挖陷阱，迫使中国金融机构的参与必须放弃投票权之类的流氓行径。
另一个就是中国的金融改革中，不能完全听信华尔街的大亨们出任的专业顾问的意见，和中国来自香港金融界的买办混混们的建议，所谓让中央银行独立化，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国际化，变成这些华尔街大亨掌控的全球金融自由资本主义的其中一环。中国的中央银行还是必须听命与中国政府的国务院，是其成为服务于中国整体经济的一个宏观调控机制，而不能被私有的金融机构而绑架。
美国另外一个限制民主政治的机制是，选举中对初选制度形成的高门槛政策。如果你想参选，就必须参加进民主和共和两党，受到其利益集团操控的现有格局的严格控制。初选的起始金额是1千5百万，如果你的捐款只是平民来源，而不是富有的利益集团，一个热身赛就会令你弹尽粮绝，无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