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夏末，加州長堤威爾遜高中的二○三號教室裡，坐著三十幾個高一新生，全是非洲、亞洲和墨西哥面孔。他們不是加入幫派、吸毒販毒、剛從少年 監獄出來，就是來自貧窮的破碎家庭、有學習障礙或墮過胎。除了從小就被貼上「無法管教」的標籤，他們還有三個共通點：恨老師、恨學校、也痛恨彼此。
他們的英文老師是剛從大學畢業、第一次站上講台的艾琳．古薇爾（Erin Gruwell）。正如預期，這個沒有人願意教的班，給古薇爾一個挫折的下馬威，要讓她一個月以內辭職不幹。出身中上階層白人家庭、加州名校的古薇爾，這 才發現她和學生們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裡。但理想主義的她，卻不想輕易放棄。她嘗試用這些學生的語言和興趣，去接近他們。
她更震驚的發現，學生會畫一張具有強烈種族歧視意味的漫畫取笑同學，卻對納粹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歷史一無所知。儘管他們自己就是被美國主流社會、教育體系歧視的對象，儘管很多學生身上都有遭槍擊的疤痕，都有親友被槍殺的死別經驗，但他們卻習以為常，視為命定。
古薇爾決定打破這個惡性宿命循環。
她兼差籌錢爭取帶全班去參觀大屠殺博物館；去觀賞描述暗中幫助一千多名猶太人逃過死劫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她帶領學生閱讀猶太少女安妮．法蘭 克（Anne Frank）寫的《安妮的日記》。她告訴這群從不閱讀的孩子：「也許你會在書裡發現你自己。」安妮為躲避納粹追殺、躲在閣樓裡的心情，果然觸動了這群長年受制於自己出身和膚色的孩子。
「不管學生犯過什麼錯誤，我要讓他們把閱讀當成一個改變的機會，」古薇爾在《自由寫手的故事》一書中回憶。
有了歷史的景深，古薇爾把學生拉回現代。她親自掏腰包，購買更多由青少年紀錄戰爭經驗的書籍，送給這些「從未聞過新書味道」的學生，其中一本是波 士尼亞少女莎拉塔．菲力波維克（Zlata Filipovic）寫的《莎拉塔的日記：塞拉耶佛烽火錄》。莎拉塔因為波士尼亞戰爭被迫住進地下室，並且目睹好友無故遭到狙擊手射殺。戰爭剝奪了她的童 年，她被迫長大。莎拉塔是現代版的安妮．法蘭克。
這兩本書連結了不同時空的年輕靈魂。每天掙扎在暴力、凌辱、失去親人、學習挫折中的學生們驚訝的發現，這兩位在戰爭中成長的少女的感受、想法和經驗，和自己的如此類似。透過閱讀，他們更知道自己並不孤單，體會到寬容互信的重要，也看到寫作的力量。
問題學生，開始寫日記
學生對這個重要議題和自身處境關聯的興趣愈來愈濃厚。古薇爾又安排住在加州的集中營劫後餘生者、《辛德勒的名單》作者和學生面對面討論。更重要的 經驗是，她邀請到住在歐洲的蜜普．吉絲（Miep Gies）和莎拉塔去到學校。吉絲老太太就是二次大戰時冒著生命危險幫助安妮全家藏匿的關鍵人物。
古薇爾不但和學生們合力募款，並要求每人寫一封信給她們。由於這一老一少都成為學生心目中的英雄和好友，許多學生卸下心防，寫出自己的掙扎和希望。他們的信感動了年逾八十的吉絲，她稱讚這群學生是「真正的英雄」，並期許他們將安妮的訊息傳遞下去。
這群從來就被放棄、從來不敢有希望的孩子，因此得到極大的震撼和感動，決定把自己的故事和心情，像安妮和莎拉塔一樣真實地寫下來。他們逐漸相信，自己可以make a difference。
古薇爾鼓勵他們以匿名的方式寫日記，寫他們每天面對的生活、問題、苦惱。寫作變成一種治療和慰藉。一個住在「槍聲像催眠曲」地區的孩子寫道：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一隻沒有翅膀的鳥，而鳥籠的門是關閉的。籠中鳥之所以唱歌，不是因為牠快樂，而是因為牠不自由。就跟我一樣，只是我不唱歌，我寫作。我幾乎每天都寫，寫詩、寫日記，這樣我才能逃離現實，因為現實有時很難忍受……。」
藉著寫作，他們得以表達自己從來不敢表達的感覺，能夠看清過去，有勇氣突破外在偏見造成的隔離，從而獲得一種前所未有的勇氣和往前走的自信。儘管許多學生承認，要寫出痛苦的生活經驗是很困難的過程，但的確成為宣洩情緒的管道。
他們也學著將日記和同學、老師分享，因為他們知道無論過去如何不堪，他們都會被理解、被接納，因此不再是辛苦地一個人掙扎。二○三號教室變成他們的閣樓、他們的地下室，他們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做從來不曾做過的夢。
寫作也幫助他們專心在學校課業上。因為能夠和同學分享個人的感覺和痛苦，他們比較容易掙脫成長環境給予的沉重負擔，例如有能力脫離幫派等。
「自由寫手」感動全美國
他們自稱「自由寫手」（Freedom Writers），效法馬丁‧金恩博士爭取黑人人權的精神，自許包容多元性和促進和平。古薇爾鼓勵他們用筆取代槍去解決問題的故事，也成為從地方到全美國 媒體的報導焦點。他們的日記穿越了二○三號教室的牆以及個人的困境，變成一個傳達給全世界的訊息，感動和影響了更多人。
更多的人伸出援手幫助他們圓夢：參觀華盛頓紀念碑；全班一起遠赴歐洲，參觀波蘭的奧許維茲集中營、阿姆斯特丹安妮的閣樓、拜訪塞拉耶佛莎拉塔的家鄉；提供上大學的獎學金。他們的日記甚至被集結成書《自由寫手日記》，見證美國社會、教育的痛處。
古薇爾用心、用愛，用一切非傳統的創新教法，讓寫作改變了一百五十位「自由寫手」的命運。他們不但讀完高中，而且還進入大學，很多是家族中第一個獲得畢業文憑的人。
「……回想過去，我不敢相信同樣的那群無法管教、拒絕和彼此交談的孩子，今天變成了自由寫手，這群自由寫手變成了一個大家庭……。這個名稱會永遠跟著我們，它不僅代表每一個個人，也代表一個運動……。
……一群孩子，從大混蛋變成值得效法的典範，他們向所有人、甚至他們自己證明，原來的偏見是錯誤的。」
──第一四二號日記
幫助「壞」孩子走出宿命
一百五十位自由寫手沒有忘記要協助改變教育的承諾。今天，他們有的在長堤地區的各級學校擔任第一線老師，有的繼續深造。他們不斷到各處講授自己的故事，以及那個「第二次機會」，鼓勵更多有類似經驗的「壞」孩子，走出宿命，開創新的人生。
當年誓言讓古薇爾哭、結果引發所有改變的那名「最頑劣的」學生，今天在將他勒令退學的那所後段高中擔任英文老師。他說：「我曾經擁有跟他們一樣的過去，對我而言，那是一項最珍貴的禮物。能夠成為一群缺乏典範的孩子的典範，是我最大的成就。」
愈來愈多美國人發現，自由寫手的成長故事隨時發生在美國任何一條街角，他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沒有希望。在電影首映會上，一位從小目睹表兄被槍殺、父親無故被關進監獄、母親必須身兼三職才能養家的墨裔自由寫手說：「我們今天最大的責任，就是牽起一個孩子的手，告訴他如何找到自己在這個世界的位置。」
